《为增长而竞争》是一本由张军、周黎安 编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07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200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增长而竞争》精选点评：
●财政分权、分税制改革、晋升锦标赛...
●中国式分权与中国经济改革之得失
●属于论文集，早年作品，现在的几个作者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了
●前四篇还不错
●还是有点人文关怀的主题比较合我口味。。。。。
●论文集，涨知识
●又收获一大波文（jiang）献（shi），来吃掉我的脑子
●在我看来，中国三十年来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此书，而且如果要学习如何依赖中国经验建模，此书也是最好的入门
●断断续续看了一周，许多现象也有了新的理解，只是数学忘得差不多，分析的地方很多都看不懂了··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竞争锦标赛，地方分权
《为增长而竞争》读后感(一)：历史的动态和复杂性在哪里
现在看来，书里的一些主要思路和论证还是有些问题的，初步感觉是对“分权”二字理解的比较简单，事实上就是就财政分权而言，其中也是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本书得出的为增长而竞争的结论我觉得是正确的，但对其中过程动态研究较少，概念化多了些。
《为增长而竞争》读后感(二)：读书报告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论文集，前言部分就用强有力的逻辑将14篇已在各类权威、核心经济管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完美联系在一起。大致读完这本书后之后，我将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作者收录的论文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解释逻辑，一是财政分权（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二是基于经济增长的中国官员治理模式。
在读本部论文集之前，我很难想象财政分权和官员治理会和这么多内容相关联。中国的经济增长绝非偶然，与苏联U型不同的M型层级制就奠定了经济改革在中国成功的基础，而几千年文明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官员治理模式及其后续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财政分权和官员治理模式在后期也表现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等问题一直以来都为得到解决。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积极的制度变革和机制设计的结果那样，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样也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中国式分权改革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能对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增长而竞争》读后感(三)：一些论文摘要
1. 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1993年
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高，也比国有部门更有效率。如果在中国按非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排列各省座次，那么前五个也是那些增长率高出平均增长率的省份（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
结论是私企的激烈竞争迫使国企也产生变化和创新，另外混改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方式；另外私企更加市场化，如果亏损的话，政府或者银行并没有那么强的义务去补贴资金，有助于减少政府的赤字。当然这取决于这家私企产生的GDP在当地占比。
2. 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化的积极影响包括：创造地方和基层的改革支持机制，为改革奠定了动力基础；允许地区试点，给人们提供改革的实际宣传样板；决定改革的持续性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及在地区间致富竞赛的体制下带来非国有部门经济高速增长。
另外分权化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诸侯经济等。统一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某些地区可以运用自主权，当然所有地区都如此运用时，会造成经济过热。
3.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主要通过资源的配置效率而非引来更多投资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4. 官员异地交流
1978年以来 官员制度改革是体制重要变化之一。
1982年 官员退休制度
1990年 官员异地任职制度
官员异地交流制度有助于克服地方官员的惰性，减少腐败，改善政策和政府的效率，当然强化中央的权威。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推动作用。
5.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提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情况下效果显著，此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
但有一些负面影响：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例如过度上马基建项目，房地产项目，导致环境恶化等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是的地方官员短视（大力发展房地产）；晋升锦标赛是的地方官员是地区间晋升博弈的运动员，同时政府职能要求他们也必须是辖区内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这不能两全。
未来：改变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体系是目前的一种改革思路，由一种单一的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纳入环境质量以及相关要素比如绿色GDP指标。
一种更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进入官员的考核过程，比如引入差额选举的方式，让辖区内公众意愿影响官员的仕途，以及增加考核指标比如居民对房价的满意程度等。
6. 相对绩效考核
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以经济增长绩效为基础的激励方式，最大限度的为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官员的绩效考核主要是考察年GDP增长率。
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公众提供的服务是多任务和多维度的，如果激励有侧重，会导致官员朝这一纬度倾斜，造成努力配置扭曲。实际是地方官员过度注重经济增长率和政绩工程，忽略了增长的质量（比如环境质量以及增长效益）；另外地方官员容易相互攀比，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
8. 中国为什么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显著，地方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分权制和对地方政府正确的激励是主要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了中国的直接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
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有良性互动，而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更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建投资支持，换言之，GDP含金量不高。
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建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
基建投资包含着更大的官员腐败机会。
11.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官员的晋升激励压力使他们选择见效最快的基建投资，而非科教文卫，另外支出结构扭曲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纠正。
只要中国式分权的激励结构不变，地方政府就没有内在动力提升教育和公共服务上的支出比重。还是政绩考核机制问题
12.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分税制改革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财政分权积极作用可能大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
13.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的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做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已经提到了
分权式改革的问题关键是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和企业内部的机制不一样，主要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他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是一致的，即利益最大化。
第二，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政治组织还需要追去i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保，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不能适用计件工资类型的强激励，而往往是固定工资的弱激励。
第三，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美政府无法比较，体系不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由于地方禀赋的巨大差异其实也难以比较。
中国分权式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政府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的确是被证明使用（Li and Zhou，2005）。
现在的弊端是：第一，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比如各地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等，从而不利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城市的经济政策倾向。因为城市的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发展就忽视了，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下降（Lu and Chen，2006）。另外，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非普通劳动者。
第三，由于各地区先天的差异性，或者政策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穷的地方会越来越穷，负的地方越来越富（Lu, Chen and Yan, 2004），而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到底来源于收益递增还是地方政府的努力。现在中西部省份省会过度发展而其他城市衰退是这个弊病的体现。
第四，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数量有限，大部分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落后地区的官员努力了也未必有用，他们也是理性人，在晋升可能性较小的前提下，会寻求替代补偿，比如贪污腐败。这样就会加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级效应。
第五，公共服务不足。地方政府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会更注重能够短期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例如教育和医疗。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些公共服务政府投入反而不足。
另外，政府退出什么经济活动领域应当仔细考虑。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有效；当产品质量难以监督时候，如果通过市场，私人部门生产者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候由政府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而教育和医疗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并不标准化，政府不应该退出。
下一步的改革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放松管制。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低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减少绩效评估的各种代价，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小政府，而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出决定。
第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
由于目前制度不够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手段来创造流动性，包括干预地方银行信贷行为，乱收费来创造预算外收入，通过土地批租来创造资本化收入等。
主要需要：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管理土地批租，严格打击预算外收入
第三，改进地方政府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就是加强地方政府在“软件型”公共品，比如教育和医疗等的提供。改进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引入其他目标权重，比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
《为增长而竞争》读后感(四)：《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读书报告
《为增长而竞争》一书其实是一部论文集，编者张军和周黎安煞费苦心地整理了“中国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成果”，这是编者张军在前言中的原话。在大致读完本书之后，我将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理解为：编者收录的论文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解释逻辑，一是财政分权（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二是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二者分别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财税激励和晋升激励，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做对了激励。这种我姑且将之称为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之下也伴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竞争、宏观调控失灵、司法不公、地区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地方债规模巨大以及忽视基础教育、卫生保健支出等问题。前一阶段被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和体制，在下一阶段可能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于障碍。因此编者张军和周黎安通过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厘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得失，对正确设计合理的改革方略，成功实现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与社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财政分权体制，在前言中编者就下了一个判断，即编者认为自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体制至今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这里的分权指的是由地方担当发展经济和组织投资活动重任的分块结构，编者使用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向读者直观展示了这一点。中国一开始实行的其实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实行这一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就反复进行着财政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钱颖一和B.R. Weingast（1995）发表的论文中就详细梳理了中国1958年、1970年、1979-1993年三次分权化改革的过程，并提出中国经济的成功部分地是由于分权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化过程的持久性创造了条件，因此分权化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同时在分权化背景之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这一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果：比如地方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吸纳生产要素。但他们也发现了中国分权化同时也面临着缺乏统一的大市场、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分权缺乏制度化等诸多问题。
钱颖一和B.R. Weingast在1995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对钱颖一和许成钢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的纵深，钱和许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绩比东欧和苏联好，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中国M型的层级制，M型层级制是中国非国有部门进入与扩张的直接原因，而非国有部门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中国的M型层级制是一种自1958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这种M型组织具有地区性试的改革策略成本低，制度变迁过程灵活等优点，更有利于当时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钱颖一和B.R. Weingast（1995）进一步发现这种M型层级制是在中国分权式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通过对中国内地30个省级单位中的28个自1970年至1993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过程有正的作用这一观点,并且发现除了财政分权外,农村改革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同财政分权体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有正的作用这一观点，但有学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张晏等，2005）。同时他们认为, 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效应存在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在别的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陈诗一和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随机效应Tobit模型，核算和解释了中国各省级政府1978-2004年以及分税制改革以后1994-2004年的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支出效率呈现共同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化不大，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所引起．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
财政分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提出之后，在众多学者的探索与拓展之下渐渐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周黎安提出的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周黎安（2007）认为行政与财政分权理论虽然确实构成地方政府激励的重要来源，但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依赖财政体制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一直在变化之中而地方官员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激励没有改变。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其核心概念“晋升锦标赛”是一种行政治理模式，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是一种强激励模式，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并且这种竞争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长而加剧，同时解决了监督激励依次递减和信息不对成的问题，降低了监督成本。但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如造成政府官员的激励扭曲，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只关注考核的指标，而对哪些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宜测量的结果不予重视， 不惜一切手段去获取经济发展，包括一些不利于培育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周黎安等（2005）使用定量分析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结果显示经济绩效对这些省级官员的晋升有正的影响，且平均绩效的影响较当年绩效的影响更大；在任官员相对其前任的经济绩效对他们的晋升有正的影响，而他们相对于周边省市的绩效则没有明显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中国官员晋升采用的是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它不看官员绩效的绝对值，而是看他们的绩效排序，排序第一就是竞赛优胜者，就能得到晋升机会。这或许就是周黎安提出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实证基础。
周黎安的研究注意到了之前学者忽视了的研究角度，一方面他发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处于不断变化中但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改变，现有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解释不足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敏锐地发觉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特殊心理，除了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这一经济参与人身份之外，作为政治参与人的地方官员更关注自己的升迁与仕途。各地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财税和利润而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因此，财政分权的体制与官员治理模式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早先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强调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如张军等（2007）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之功归于分权竞争和政府治理，他们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改革以及其他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分权、开放、政府体制的改革与政府职业化水平的提高对改进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前文提到的论文也大多将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挂钩。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财政分权和围绕GDP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带来经济增长之余产生的成本。周黎安（2004）在文章中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顽疾，即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产生的深层原因归于潜入在经济竞争中的政治晋升博弈。这种政治晋升博弈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这一零和博弈造成了中国地方官员经济合作的失败，比如大东北振兴和京津冀合作的困难。傅勇等（2007）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通过对本书中涉及到的部分论文的梳理总结可以发现，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与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激励与推动力，推动市场化、地方竞争，铸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这种增长模式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王永钦等，2007），可以说这些就是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因此，接下来要思考的便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到底应该如何达成，从“做对激励”到“做对规则”或许就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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