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专题六讲》是一本由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17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考古学专题六讲》精选点评：
●张光直，中西兼通的人类学、考古专家，在那个时代的演讲犹如普罗米修斯盗火。他在文中讲到分类的重要性，以及把中国的事情与西学社科的一般原则结合起来的作法，具有再次启蒙的意义。
●作为门外汉一直觉得史前考古很无聊，张先生讲的深入浅出，居然也能让我看下去。为写课程论文mark之
●中国仍需这样学贯东西的大师。
●基本论题
●张光直先生最大的贡献大概就在于在中国考古学界和西方考古理论和方法还处于隔离时代时，作为沟通的桥梁，将西方考古学的发展输入中国，在若干问题上引入西方的观点和视角，是为专题六讲。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书，现在看来，仍是大有启发。
●一开始是为了期末考古学概论的作业读的，所以增订部分还没读，暑假决定再读一遍。这本书出版也三十年了，但其中很多观点仍很值得一看，很有洞见很有也很严谨。书中很多观点和行文间表露出来的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也都值得借鉴学习。看完这本书成了张光直先生的迷弟。
●对“文明”的界定令人信服。
●张光直先生一直致力于找夏，可惜当年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具备，读《四海为家》的时候特别盼着他能身体康健，顺利找到夏！！！多数小册子价格虚高名不副实，这本小册子名至实归，对新时期中国考古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之无愧！
●好棒！
●我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羞愧。。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一)：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开始慢慢接触考古学而读了这本书，读完书深深被张光直先生缜密而清晰的逻辑和用通俗易懂的言语阐明专业知识所折服。
该书分为六讲。
第一讲述说了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以萨满式文明的例子为切入点，将世界划分天地神人的方式进行说明，同时先生将世界史前史的转变方式分成西方式的（突破性）和世界式（连续性）的观点很新颖。读这一章的心得是了解了中国史既与世界史有相似之处，同时也有着自我的独立性即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世界史的一般观点和经验启迪中国史，同时中国根据自己在研究中所获的法则可以更有力地揭示世界史。
第二讲阐述了世界上常用的一些理论构想和常用的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史的启示性作用
第三讲为泛论考古学，使我对其定义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除了之前对所了解的考古学关于考古的对象，技术，方法等"限定式的静态"定义外，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对考古者自身，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灵活性，多样性。此外，懂得了考古方法的步骤可为（类别）分类——（文化社会系统）框架——（年代）比较——关系与规律。
第四讲细说考古分类，重点说比较法，阐明什么是有意义的分类。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某种分类有无意义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分类是的两个原则：其一为标准的明确，客观，可比性。二为有特点目的的分类。
第五讲谈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聚落考古的单位划定为个别建筑物，村落内，村落间。聚落的单位的时空界说，是空间的连续性和时间上的稳定性。
第六讲是三代社会的特征。讲明了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间的联系，从三代都制，物质等方面看文化异同。看了这一讲对先生先前所述的的"连续性"理论有了更好的理解。
感觉这本书很好的诠释了"短小精悍"这一词，页数不多的一本书却有丰富的内涵。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二)：关于中国文明的考古学
考古学专题六讲 两河流域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中国是东方文明的摇篮。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萨满式的世界观，世界分天、地、人、神不同层次，巫师通过特别方式负责沟通不同层次，后来巫的职责逐渐专业化，与政治权力结合，财富通过政治手段而非技术和贸易手段积累。 西方认为文明的条件包括：金属工具、地缘关系取代亲缘关系、文字、城乡分离。文明有两种形式，一是世界性的、连续的，以玛雅和中国为代表，包括世界多数地区，人与自然连通，自然秩序规范人类。一是西方性的、突破的，发源于两河流域，以西方为代表，人突破自然的秩序。 农业的发明对文明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早的农业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定居生活使人们对野生植物认识深入，加以利用。中国境内有很多区域文化，交互作用，一脉相承。 考古学发掘古代人类制品遗存、古代工业制造遗弃品、动植物骨骼根茎、古代物品实验室分析、古代文字资料，狭义考古学只针对人类制品。以技术寻找资料，以方法分析资料。通过分类认识古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器物分类是基础。 聚落形态考古通过居民生活方式看文化，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做考古研究，参考地理学和民族学蓝图。步骤：聚落单位的整理、聚落单位的连接、各聚落单位在时间上连续成串、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要确定同一时间的聚落，聚落布局与亲族关系相关，聚落群有游动性的，也有固定的季节性的。 三代考古的事物联系是关键，但材料不一定能显示。商周青铜器的动物纹样是巫通天的工具，以维护政治地位，政治、宗教、艺术结合在一起，艺术与军事等在维护政治地位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三代都城皆有迁徙，名称与地理有关，都有各有不变的圣都，是追溯祖先的宗教中心，还有追逐青铜矿物的俗都，是政治中心，三代文明大同小异。 中国文明起源有不同看法，早期有西来说不攻自破，后来有本土产生并受西方影响说。中国文化可分不同区域，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界定文明要确定文明的成分和成分出现的时间，狭义的中国文明成分包括文字、青铜器、城市，所以华夏文明是最早的中国文明，但中原只是中国文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早期各文化各自独立，到公元前四千年开始互相接触。古代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财富的积累，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财富积累的表现。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三)：写写此书，也写写自己
这几日准备着保研的面试，各断代考古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以及读几本专业大拿的书，知道面试是一定会问这些的。这本呢，是大一刚入学时，偶然在书架间看到的，算是专业书中读的较早的了，两三年过去，印象几无，只觉得张光直先生真是好看。
要准备的研究计划也是写写停停，我大概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少了将所有散乱语句连接在一起的那条线。读罢此书，竟也将那份计划完成了。
说来，这本书给我最大启发的有两点：一是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二是聚落。
前者不用多说了，从打开国门开始就是二者的交流和碰撞，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觉得碰撞出多大的水花来。不知道那一年张光直先生做这几场讲座的时候，下面都坐着哪些人（刚看赵辉老师的一个访谈，他也提到了这几次讲座），而他讲的这些东西，又在他们心中激发了哪些想象。光直先生说，要用中国的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假说，适应的，可验证假说，不适应的，就可修改和完善它——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谈西方理论，老先生们会讲说，西方理论是现成的，拿来用多方便啊（暗示着这些人太懒了），可是吧，我还是想说，西方世界由于政治和语言原因，基本上可包括整个世界。比方说，他们研究农业起源，是立足于美索不达米亚、中美、南亚等各个区域相比较而言的（看崔格尔不是也写了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嘛），比较的基础是了解，中国研究农业起源，盯着长江和黄河，小范围的对比，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啊。
讲第二个，聚落考古基本上是光直先生引介到中国来的（看今天的山大），这一讲就是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讲新考古学下的聚落考古了，“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下作的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之下，对遗迹的强调改变了以往只注重遗物的眼光，将遗迹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强调的是社会的动态过程，手段为地理学与民族学，前者提供可用模型，后者提供存活案例。但先生也说，聚落考古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我对此并不认同，他这里说的手段应是狭义的（广义上来说任何考古学都是手段），崔格尔对其评价颇高，聚落考古学是考古研究的一大范式转型，其地位堪比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提出。
我自己是一直对聚落考古感兴趣的，想起那次和某老师说起时他的回应：“聚落考古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真是扎心），但是，我总觉得，聚落考古所强调的系统以及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仍然是研究一个遗址的基础，聚落一词传入中国，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戈登威利的说法是“人们栖居的方式”，但中国的聚落研究，基本上是指有一定范围的，长时间人群聚集的地方，类似于一个村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料的选择，一些堆积较薄不成范围的遗存很容易在这种概念中被忽视，但从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比较来看，其也有可能是季节性营地。此外，聚落考古学强调的长时段的演进历程，是符合考古研究的特质的——这种特质给了研究者一些信心与安慰。
研究计划写的畏畏缩缩，因为知道国内的学校一般是不太关注这些的，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聚落考古是否真的“没啥可做”，还是应该另找切入点，这几日心情在烦躁过后，竟像看透了一样淡定下来。
光直先生依旧是我最最喜欢的大佬，想起昨日在一篇文章里读到的，他说他自己看不懂克拉克，真的很可爱了。
《考古学专题六讲》读后感(四)：中國考古學的基本問題
在當代學界，余英時、許倬雲和張光直這三位從事中國研究的台灣學者，雖長年身在北美而始終密切地關注中國，對北美中國學和中國國內的文史研究都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年歲相近（余、許兩位都是1930年出生，張比他們小一歲，不過很可惜，張已於2001年逝世），是二戰後此一領域華人學者中的傑出代表。其中，余先生的著作我比較熟悉，許先生的作品和回憶錄也曾翻閱瀏覽，他們兩位雖然在學術制度最為完備健全的北美一流大學執教多年，卻也沒有捨棄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本分與職責。在我看來，他們除了身為大學教授并產出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英文論著之外，更是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大問題和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學術的發展念茲在茲、須臾不忘。他們的研究領域廣泛，視野上注重將西方文明作為參照來理解中國，方法上也追求恰當地使用現代學術理論研究古代中國。我覺得余英時、許倬雲雖然可能無法像陳寅恪先生那樣彪炳千秋、萬古不磨，但是其人其書的影響力絕對遠超一般專家學者。這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出類拔萃，更是因為視野、方法是在研究中比對象、結論更為長遠和重要的內容。學術研究的對象可能因時而異，結論更是會後出轉精，而值得提倡的視野和方法則可以長盛不衰。
這三家中的張光直先生，領域主要在早期中國考古。我的主要興趣是以傳世文獻為載體的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向來對他的著作關注有限。這次因為機緣巧合得知《考古學專題六講》篇幅較短、非常易讀，便也找來看看。這本書共有六講，是八十年代張先生在北大的演講稿，除了貨真價實的淺顯易懂，連我這樣的考古學外行閱讀起來也不吃力，我還驚喜地發現張先生絲毫不拘泥於自己的專研領域，而是也如同余英時、許倬雲一樣視野開闊。雖然探討的是考古學問題，張先生也時時惦記著如何在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的視野之下考察中國文明、如何恰當地運用西方理論，甚至關注起考古學家的社會角色。這讓我聯想到日本學者有一套《中國史學的基本問題》叢書，探討各時段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這本演講錄，雖然沒有具體而微地羅列各種問題，但可以說是從視野和方法的更高層次，揭示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任務。
下文就按照講稿順序來具體地談談，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在此篇中，張先生談到，中國考古學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當然要運用西方的理論（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但是，西方理論如果有不適宜之處，也不必畏手畏腳，大可以“從古代史和從中國古代史發展本身看到法則，來豐富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這是“中國古代史家和考古學家們的重大責任”。這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到余英時先生的夫子自道：“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邊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見三聯版《余英時作品系列》總序）
張先生繼續說：
中國擁有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構成的文獻史料，又由於史前考古和歷史時代的考古，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的歷史資料，並把中國歷史又上溯了幾千年。在全世界，很少有哪個區域的歷史過程有如此豐富、完整的資料。既然如此，在中國這樣大的地域，這樣長的時間內積累起來的眾多資料中，所看到的歷史發展的法則，是否應該對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即對於社會科學關於文化、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具有真正新穎的啟示，或有所開創？這是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學者們的一個重大任務。（p. 3）然后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一个概括性地阐释，他舉出古代曾經有一個時期，人人可以做巫者，和神靈溝通。後來通天地的手段逐漸為具有政治權利的少數人所壟斷，也就是所謂“絕地天通”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和階段的發展與演進的特點：
經過巫術進行天地人神的溝通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徵；溝通手段的獨佔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的一個主要現象；促成階級社會中溝通手段獨佔的是政治因素，即人與人關係的變化；中國古代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過程中主要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變化，即技術上的變化，則是次要的；從史前到文明的過渡中，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連續性。 (p. 13)因為西方文明（歐洲文明）的演進，往往是伴隨著技術上的突破，是由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變化而帶來的。中國的方式則與此明顯不同。
有了這樣的實例，他又提及瑪雅、埃及、印度河流域等地的文明也是如同中國一樣，具有很大的連續性。因此，張先生認為，西方通行的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即封建社會）演變過程的三種方式：“古典的”（即歐洲的）、“亞細亞的”（中國的）和“其他的”，可以修訂為兩種分類：
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連續性的]西方式的[突破性的]借用印度學者Dipesh Chakrabarty的書名Provincializing Europe，這是“把歐洲復歸原位”的意思。既然理論是實際情況的總結，那麼就一切從實際出發，西方理論自然極為重要，但是理論不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可以根據實情去增刪修正。這是對理論最客觀最學術的態度。
當代的中國研究，除開不了解的考古學領域，在略有所知的文史領域，我覺得大部分的學者會使用西方理論，少部分的學者則傾向於堅守傳統，較少受到西方的影響。這樣的現狀自然有合理性，也有不少學者，包括余英時，呼籲不可以把西方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實際。在西方的學術霸權之下，有人硬用理論，也有人妙用理論，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用中國的實際去修正西方理論。其實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即便修正之後的理論無法立即取得西方學界的普遍認可。
正因如此，張先生相信“研究中國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國史”。
此講還有兩處值得注意：
在提到瑪雅文明和殷商文明的高度相似時，張光直說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中國和南美不可能有直接而頻繁的交流。因此，他猜想在二三萬年以前，印第安人通過白令海峽從亞洲到美洲，就帶去了很多的文化內容（具體來說，中國和瑪雅相似的是：通天的巫術以及巫師使用的工具，包括法器、葫蘆、酒之類，p. 21）。即是說，二三萬年以前的人類文明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複雜和高級得多，那時候的亞洲文明就被帶往北美而南美，同源的亞洲文明和南美文明獨立發展了一兩萬年以後，依然高度相似。他將其稱之為“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這一推論，雖然是解釋了中國和瑪雅的相似性，但是其結果依然有些匪夷所思。試想二三萬年前的文明如果達到了那樣的高度，為何考古遺址中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雖然遠古時期的社會變遷遠不如現在來得快，但是一個同源文明在分離一兩萬年之後還能夠很相似，似乎也難以說得通。
另一處則是張先生的洞見，他在談到“野蠻”概念的時候提到：
我認為“野蠻”和“文明”這兩個詞是不合適的。蒙昧（savagery）、野蠻（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是摩爾根在《古代社會》里所用的名詞。在英文中，Savagery和Barbarism兩個詞的意思相近，都是不文明的意思。但在實際上，原始人的行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動物的態度等，比所謂文明人要文明得多。我們也知道：戰爭、人和人之間的暴力關係只是到了文明時代才愈演愈烈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倒是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的順序顛倒過來才算合適。因此我覺得，這些詞無論是翻譯還是原文都有問題。這些名詞給我們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容易造成我們對自己祖先的成見。(p. 18 注釋)這一段不僅是對學術概念的分析，而是通過對線性史觀的批評進而上升到了反思人類文明發展的層次。
這一篇總結了考古學的內涵和幾個重要的概念，其中的內容，似乎不只適用於考古學，對整個人文學科也有參考意義。
考古學的三點總結：
1. 考古學從實質上說就是歷史學；但是它有獨特的物件和獨特的技術、方法，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學。2. 考古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是富於變化的，而且不是孤立的，他要與許多其他學科做點上或面上的接觸。3. 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訓練，也應是有靈活性的、多樣性的；所受的範圍訓練越廣，工作的範圍就越大，對歷史研究的貢獻也就大。考古學方法論中的幾個重要概念：“資料”、“技術”、“方法”及“理論”。
1. 資料是指古代的遺物、遺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關於古代環境、古人生活的全部資訊。就人工製品而言，可以把他們分成遺物、遺跡、遺址這三個層次。2. 技術。從考古學的觀點看，技術就是產生新資料的手段。從地底下挖出新資料的手段是技術，從舊資料中擠出新資料的手段也是技術。3. 方法。技術為我們提供了材料，但資料並不等於歷史；“資料主義”無論如何不是推動歷史研究和促進瞭解歷史的最終手段。我們今天當然不會像20年代那樣，僅僅把澡資料作為我們的工作宗旨。我們同時要注意研究這些資料的手段，就是我們的方法。考古方法基本上包括三個步驟a. 分類。分類是考古學的基本方法。b. 用分出的類別構成文化社會系統的框架及其內容。c. 在建立各個不同的文化社會的框架之後，就可以將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框架按照年代先後加以比較，來考察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考察他們變異、發展的情況及其規律4. 理論。經過逐級逐級的具體分析，我們對古代的文化社會得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將這些認識加以總結，就形成我們對社會、歷史、人類、世界及宇宙的看法。這些看法，一般是指對這些現象的規律性與動力的看法，就是我們考古工作者的理論。總結來說：資料是研究歷史的客觀基礎，技術是取得資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資料的手段，理論是研究人類歷史的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並反過來指導具體的研究工作。(pp. 54-58)這一講談到考古學的重要步驟：分類。既有普遍性的論述，也進行了舉例，而對我啟發比較大的則是普遍論述的部分。
張光直從實際生活開始入題，說中國人吃飯有主食、副食之分，可是這個分別在外國不存在。外國一頓飯（meal）分為開胃品（appetizer）、主菜（main course），沙拉（salad）和甜食（dessert）。而澱粉質的食物，即中國人所謂的主食，並不佔有特殊的地位。(p. 61)
就我的閱讀經歷而言，談論分類的差異性而又兼具趣味性的，無過福柯在《詞與物》的前言所說的：
博爾赫斯作品的一段落，是本書的誕生地，本書誕生於閱讀這個段落時發出的笑聲，這種笑聲動搖了我的思想（我們的思想）所有熟悉的東西，這種思想具有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地理的特徵。這種笑聲動搖了我們習慣於用來控制種種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並且將長時間地動搖並讓我們擔憂我們關於“同”與“異”的上千年的做法。這個段落引用了“中國某部百科全書”，書中寫道：
動物可以分為：一、屬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馴順的；四、乳豬；五、鰻螈；六、傳說中的；七、自由行走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九、發瘋似的煩躁不安的；十、數不清的；十一、渾身有十分精緻的駱駝毛刷的毛；十二、等等；十三、剛剛打破水罐的；十四、遠看像蒼蠅的。福柯的著作雖然是社會學、思想史領域的，但是他也把握到了“分類”的本質，即分類是基於特定的時代和地理特征的（也可以加上文化、歷史、社會等等特征），張光直在此講也談到了類似的意思。
其實，分類的本質，是要將研究回歸到對象所在的歷史語境，要盡可能去除現代社會給我的帶來的偏見和枷鎖，去充分的理解所研究的“歷史世界”。
以上是閱讀此書給我帶來的一些啟發。此外，我也讀了張光直另一本書《考古學——關於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再思考》中雖非討論學術，卻也很重要的最後一章《考古學與現實世界》。
他提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只有大約百分之一給了考古學，“職業的考古學家應當因此而責怪大眾還是可憐自己在公眾意識中這種可憐的地位呢？”他說，考古學家與其自怨自艾，不如反思“考古學家曾經為普及考古知識做了什麼”
他又說：
在科學院的院士們看來，考古學家整日忙來忙去，一年一度向他們申請項目，強調其研究生死攸關、至關重要，一俟批准，即風馳電掣般奔赴野外，直到申請下一個項目時才疲憊不堪地趕回來。(p. 125)此書成於六十年代，講得是半世紀以前美國學界的狀況，如今倒也是中國學界的寫照了。
作為理性的學者，張光直也說了一段感性且感人的話：
歷史的細節早已模糊不清，而歷史的資訊卻異常分明。面對考古學的歷史劇，個人是無足輕重的，你是誰？我是誰？但是那盛放在石棺裡的死屍卻是確實的，是巨石墓地A的543具人骨之一,而盛放他的骨灰的陶罐現在正被我用作手中的煙灰缸。擺放在試驗室裡的那一排排骷髏，都曾經是活生生的人，熱情或者冷淡，聰明或者愚笨，但是他們都曾經忙碌著，為了養活他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而現在，我們卻把這骷髏捧在手中，用它來講述一個文明的命運。(p. 127)很有滄桑感，也說出了我讀書的意義：了解古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甚至和古人做朋友。
我不是學考古的，以上的一點感想只是外行的胡亂發揮，但是，由此也可以見到張光直先生為學為人的視野和境界。余英時先生在追懷他的文章中提到，“他早年一直有一種嚮往，即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樣的話似乎同張先生的書給人的印象有所不同，但是，當我們知道張先生有過這樣的想法，再去看他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現實關懷，便也更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