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 读后感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是一本由方德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5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精选点评：
●注意经济数据，注意细节
●其实我只看了英文版的第一章，但从其他人的书评摘引的内容来看，这本书，问题恐怕会很大。方德万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他的评论也不“科学”。或者说，他的叙事可能感人，但他的确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去分析他所要面对的历史迷雾。 最近才匆忙读完。部分章节内容可以给四星五星，总体上存在不少问题。 另外，结论部分批评史费模式。不得不说，被麦卡锡带歪了。所谓史费模式明明是为美国开脱，和国际共运没什么神秘联系。
●“重读史迪威”一章是重头戏，有新意，不落美国学者的窠臼。
●看了第一章，就有种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的感受，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不一样的历史
●第三章以后写得不错。
●系统地了解蒋介石时代暴力与战争史
●翻译得有些拗口，但最近还是有兴趣重读一遍
●【上海图书馆】
●重点不是还原了多少史实，因为在当前看来作者的研究已非前沿，也谈不上多精彩。而是对人性和历史复杂性的多面感受，在史迪威一章中尤为明显。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读后感(一)：中国抗战的位置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对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和以英美为中心的叙事视角的超越，读罢此书，最大的感受便是“坚实”二字。读完有点小疑问，作者在书中说蒋介石选择在淞沪与曰会战是引敌南下的战略转变，借助上海的独特地理区位以期通过顽强抵抗获得国际同情与援助。但我看王奇生的论文《抗战初期的和声》里说从蒋的曰记里很难看出这一点，援引曰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军早有向华南连军的企图，淞沪会战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的，仅备一格。后续书评待补……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读后感(二)：中国抗战的位置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对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和以英美为中心的叙事视角的超越，读罢此书，最大的感受便是“坚实”二字。读完有点小疑问，作者在书中说蒋介石选择在淞沪与曰会战是引敌南下的战略转变，借助上海的独特地理区位以期通过顽强抵抗获得国际同情与援助。但我看王奇生的论文《抗战初期的和声》里说从蒋的曰记里很难看出这一点，援引曰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军早有向华南连军的企图，淞沪会战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的，仅备一格。后续书评待补……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读后感(三)：剑桥汉学家的抗战史视界
中国抗战史绕不开的人物
在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中，“醋乔”史迪威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跟二战时期美国媒体对他众星捧月般的吹捧相比，战后这一领域的历史著作也不逊色，纷纷云集在他的麾下，尽管其因胃癌早在1946年去世，时至今日，估计他旗下的作品数量抵得上半个出版社的规模了。尊崇史迪威的作家不在少数，包括梅开二度的普利策奖得主巴巴拉·塔奇曼、美国军队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战时中国，1901-1949》作者爱德华·德赖尔、《中国近代的军事与战争，1795-1989》的作者布鲁斯·艾勒曼、以及大多数学院派历史学家，这些人都是史迪威的门生，致力于发展一种为我们熟知的“史迪威”模式。旌旗漫卷，却尽是往一边吹。
主流的“史迪威”模式也渗透到《剑桥中国史》中关于国民党及其行动的篇章，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剑桥大学第十任汉学家方德万的著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出版的意义便彰显出来。作者方德万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在二战的大命题中，从解析中外关系，尤其是从中美关系着手，借助上千种国内外文献，如行动计划、战斗报告、命令、通电等原始资料，对中国的抗战及民族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别样的解读方法。
对这个“最优秀的战士”（周恩来语），方德万给他的定位是库尔兹，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又译作：《黑暗之心》）中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一位脱离白人文明来到非洲腹地被土著奉若神明、尊为领袖的传奇式人物。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商榷，结合下文“他深为中国人特别是蒋介石所不喜。他相信中国人不能拯救自己，坚信只有他这个懂得现代战争的人才能拯救他们。”考虑一下，“被奉若神明”应该是史迪威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说是他的理想，库尔兹是他的偶像，他要成为他，否则语意矛盾，不合逻辑，是方德万的疏忽以致表述不清，还是胡允桓先生翻译时的笔误？除此微瑕，全书表达条缕清晰，不模棱两可。不论自知不自知，史迪威“殖民主义”的心态并非乌有，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呈露，从他在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的作为可见。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纠葛
众所周知，史迪威以力抨蒋介石的国民党而闻名。其基本观点是国民党军事无能、腐败、与共产党无力纠缠、专制主义。这种论调奠定了彼时和战后绝大多数人对国民党抗战失败的看法。用方德万的话来说，“模糊了国民党反对日本侵略和动员自己的社会面对入侵者的这一事实。”蒋介石和史迪威最大的分歧是关于缅甸战场，据方德万提供的资料显示，马歇尔认为“不可能为了在中国或缅甸的职责而抽调美国地面部队”，“重新开辟中缅公路”是“把中国拖在战争中的”最佳方案。要补充的是，这条美国利用中国军队遏制南亚及东南亚日军而置中国战场于不顾的公路今天仍以史迪威来命名。在缅甸，史迪威一意孤行带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大半遭到挫败，却借助于美国报刊将其在美国国内打造成抗日英雄、树为楷模，荣登《时代》周刊封面，而中国遭到了日军报复，1942年浙江被日本人夷为平地，国民党一个大型空军基地被摧毁。“一个公共关系的噱头，而中国则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军事地位受到损害。”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深陷缅甸战争泥潭，不能顾及日军在中国的进攻，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时。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是当时缅甸战争的参与者，彼时情景可参阅其著作《北缅之战》。国民党一再拒绝入缅作战遭到史迪威诟病，至史迪威被解职前，蒋介石和史迪威交恶，甚至连陈纳德的第十四空军大队在没有备件和石油的困境下，申请1500吨物资，也被负责美国援华事务的史迪威断然驳回。
史迪威的解职和其任职一样有悖常规。时值1944年美国大选，欧洲反攻遭到挫折，美国的太平洋行动遭到顽强抵抗，罗斯福的竞争对手杜威以此威胁罗斯福下台，认为其应该对中国的危机负责，或许还有国民党的失败。10月份的民意测验表示，对罗斯福的支持率在下滑，杜威的呼声却很高。出于政治目的，在大选接近终点之际，罗斯福最明智的做法是为在中国的军事战略失误找一个替罪羊，身为美军在亚洲的最高长官的史迪威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美国记者们把史迪威描写成拯救中国而尽了力的英雄，只是被蒋介石反掉了。布鲁克·阿金森在《纽约时报》上把史迪威被召回说成是“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以及蒋介石“以惊人速度四分五裂的中国的胜利。”至此，“醋乔”史迪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他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解读却影响至今。关于史迪威其人，方德万的评价正中肯綮，“史迪威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军事领袖，由他负责的行动也无足轻重。对史迪威褒也罢贬也罢，都高估了他对战争的意义。还应该记住，在关乎国民党最有争议的决策背后是美英两国的战略考虑。”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让我产生兴趣的还有其书名，点出了“民族主义”这个热门词，自从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后，中国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辩就没有停歇过，当下的中国学界亦然，方德万这本书同时也可视作一部记录中国民族主义发展里程的典籍，通读全书，大致可以对中国民族主义所经历的阶段有个明了的认知。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读后感(四)：超越“史白模式”，重构国军历史
方德万开篇就批判了史迪威-白修德模式，这种模式的叙述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有独裁，抗日的是富有活力的“民主”的zg，而大英雄则是史迪威。这种模式倾向于把中国描述成一团漆黑，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国民政府甚至蒋介石本人，而自己则总是正确的。实际上史迪威并不特别富于军事能力，这一切仅仅是吹嘘的结果。蒋介石需要史迪威来争取美国的援助，而美国人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下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一个英雄。但实际上史迪威把中国的精锐部队浪费在缅甸，由于中英之间的猜疑，与英国的首鼠两端，这场作战本来就没有胜利的希望，而史迪威的进攻战略加剧了恶劣的战局。当史迪威试图控制中国军队的时候蒋介石无法忍受了，而史迪威也被作为一号作战失败的美方的替罪羊而被解职。应该说他过于注重东南亚战局，而把中国军队在本土的力量削弱了。总而言之，美国记者们倾向于把史迪威塑造成与军事独裁者蒋介石搏斗的英雄与大师，虽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道义上他都难当此任。
在对史迪威以及相关舆论现象予以批判后，方德万梳理了国民革命以来的中国军事。他对北伐的评价不高，并且认为这使得暴力被抬到了太高的位置上--虽然枪杆子里出政权本来就是乱世的真理。北伐的胜利并不是结束，之后地方军阀们依旧掌握着许多土地与兵力，并且与蒋介石分分合合，中间有过血腥的内战。不过，虽然军事导致了一系列巨大的财政负担，蒋介石正是通过军事化的方法推动现代化。保甲制度与裁局设科、集中权力的改革都带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反映着重建秩序的努力。新生活运动也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宣传具有军人风格的所谓传统美德，力图塑造民族精神。可惜的是，这个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927-1937的经济建设成果得到了肯定，虽然依旧相当落后，但是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增长。
在经济建设的同时，蒋介石并未放弃军事的现代化。部队太多、太杂，他无非完全掌握。德国顾问无非法解决军阀问题，只能力图建立一直精干的现代化中央军。 然而这一企图仅仅完成了一部分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德国顾问还强调了徐州的重要性，并且建议把四川作为总基地。国民政府也确实把四川看的相当重要，蒋介石本人就多有相关言论。以四川乃至西南作为后方的决策显然是因为这里相对封闭而富庶，同时也有国际考量，希望借这些省份接近英法殖民范围的位置规避日军的大规模攻势--这一点至少在太平洋战争前行之有效。因此方德万也相当强调枣宜会战失利宜昌丢失的危害，湖北的长江上的要道的丢失对四川形成封锁与压迫--这似乎是他人没有强调的。
把九一八视为抗战的开始有些过早（虽然它确实使得第四次反围剿成功了），因为之后双方处于摩擦、打打谈谈的状态。显然，战争需要准备。可耻的是失去故土的东北军却发动了对领袖的兵变，这是被对手先打击后谈判的策略制服了。不过就抗战而论，这个事件反而加强了蒋的地位。1936年的蒋已经把毕生大敌比如死角，又和平解决了两广事变，经济发展也体现出来。这一次事件使得他的声望体现出来。
蒋必须处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他本人就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对力量对比与国际形势有着良好的判断，而且他必须付起责任。所以他说不可能随意喊打喊杀。就本国而言他着力加强战备建设，就国际来说，他力争让日本在短期与苏联冲突、在长期与英美冲突。这一总体战略实现了，而且证明其正确（虽然带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他并不觉得国联与英美能够让中国不必抗日，不过他必须努力寻求支援。他曾经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文章试图劝阻日本人的侵略，并且蕴含着持久战的方针，不过日本人并没有听取。
1937年战争爆发时他并没有准备好，许多工事也未完成。然而华北的事态日益严重，宋哲元无法对付过去了--他本来相当擅长在中央与日本中间走钢丝维护自己的利益。蒋介石以主力在淞沪发动了攻势，试图把对手推下海来形成对抗登陆的态势，可惜没有成功。这个决策是为了采取主动，同时避免北方日军长驱直入，而非所谓打给外国看，虽然这确实足以成为外国人看到中国英勇的窗口。这一战最大的损失实际上是大批基层军官和现代化部队的损失，他们的牺牲使得中国军队失去了骨干，这是作者的一个遗漏。南京的暴行现在是民族的记忆，不过当时的南京守卫纯粹是个英勇的必死姿态，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早已迁移到重庆、武汉。作者相当强调徐州会战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一战的失败宣布了武汉的沦陷。不过中国军队依旧打出来台儿庄大捷，并且成功利用雾气与日军的兵力不足让对手夸下的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海口成为空谈。即便如此，这一战也让台儿庄的胜利将至幻觉消失，人们变得更加悲观。他们随后依旧十分努力的保卫武汉，但还是失去了她。
而在北方战况同样不妙。关键是军阀们并不如现在某些宣传那样是胜过中央的爱国者，相反他们更加注意保存自己。宋哲元是一个代表人物，不过七七之后他的表现相当不错。鲁韩却表现不佳被枪毙了。而与他有来往的刘湘在1938年病死，作者暗示他收到何应钦的恐吓而死。这为中央接管四川扫除了障碍。阎锡山却盘踞山西，并不坚决抗日，而是在“日蒋共”中周旋自保，迫使蒋让卫立煌的一战区监视他。虽然蒋介石希望战争在北边打而引起日苏直接冲突，但并不成功，虽然他确实得到了经由西北的苏联援助。
总体上方德万肯定了抗战前期的成就。进入相持以后情况却没有什么好转，因为基本假设存在问题，工业化了的日本事实上比农业的中国更加能够消耗。宜昌失陷加剧了危机。据说，国产子弹只能让士兵一个月打5发。即便如此，国军依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比如冬季攻势、上高会战与三次长沙会战。如果得当的利用，中国军队可以胜利，虽然他们存在许多弱点，蒋介石自己和德国顾问都有相当到位的点评--比史迪威和记者们精到的多。参谋的不专业、各个师之间难以协调，使得人数的优势难以发挥。拙劣的单线式布局也让许多部队一点被突破后全面崩溃。
实际上人数多可能是负担，他们难以有效的攻击而拖垮了经济。战争初期农业依旧水平很高（好天气和kmt努力都重要），但之后无奈的垮塌，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也使得部队的军饷毫无购买力。部队不得不自己种田，或者进行非法勾当。cks努力进行道德教育，甚至在绝望中说出饭只要够不要饱的话来。所以说最后的抗战变成了勉强的支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提供了转机，虽然先欧后亚的战略以及英国人的不配合削弱了这一点，中国军队的许多精华被浪费了。当史迪威谴责cks的时候他似乎忽略自己的重视缅甸的战略也是本土乏力的因素。魏德迈做的好的多。在太平洋战争早期中国被强加了太多的责任，而晚期时她却被认为不重要了，以至于收到一号作战那样的惨败。
即便如此太平洋战争依旧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难以单独耗死日本，只是几乎不可能恢复。（作者对号称持久战的军队并不赞同，暗示他们即使不是与日本合作至少也无法构成威胁）。说到底依旧是国际关系的胜利，只是，主张收复一切至少达到满清大小的民族主义虽然在二战胜利后达到高潮，却很快发现，北方的敌人根本无法阻挡。于是，一切胜利都成了失败。这则是作者没有论及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读后感(五)：全景透视的尝试，世界和专业视角的解读
看这本书之前，本以为此书只是齐锡生先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一书的补充，看完之后才发现齐锡生的700页的大作反而成了方德万先生的补充。
这本书无疑有太多的缺点，简单列举下
1.中方抗战的一手战争档案资料基本来自87年出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和若干80年代《民国档案》上刊载的论文
一本2003年出版的书，居然没有引用诸多90年代出版的书籍、档案和论文，比如台湾出版的二十多卷本《抗日战史》一书，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日军侵华的资料只见到一本翻译自日本防卫厅出版的《缅甸攻略作战》，比齐锡生找到的资料都还单薄.....为理解日军的作战行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最后此书对抗战相持阶段的描述基本全来自中文的资料，这也是我认为本书存在的最大缺陷
3.翻译，这是最令人吐槽的，一本历史专著，找了位研究英美文学的人来翻译，语句的始终让人觉得这书透着一种无法捉摸的“后现代味道”，不能按照常见的汉语排列来进行理解，断句、词语搭配都非常的另类，为阅读造成了着实不小的障碍。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此书在400页的篇幅内达到了我非常满意的一种可以叫做完美的状态（我的要求不高，大家请谅解），为什么这么感觉呢，同样简单列举下：
1.过程的细节化
很难以相信，作者为了详细描述抗战的进程可以不厌其烦的从1923年国民党改组一直讲到1941年抗战的相持阶段，其中对于 西安事变、77事变、淞沪会战、1939年国军的冬季攻势，1942年的第一次缅甸战役，1944年的第二次缅甸战役的分析和细节描述可以具体到某一天
真理（更准确的说是相对正确的结论）只会存在于真相之中，方先生如此精细的还原，就让自己的立论建立在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之上，也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真实的细节和复杂性
2.多角度的专业化
作者在评论淞沪会战的时候，详细引用了一个荷兰观察员和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的报告，这样对国军作战的描述和评价就非常有针对性，不会动辄拿无能、蠢笨来做出评价
现在市面上的书对40年国府抗战的一个批评就是残暴的征兵制度，但大家的证据全部来自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在1944年的一份报告，如果征兵制度真是如此的无情和残暴，任何正常的一个人都无法相信这样的国府还能撑过八年抗战。
作者在评价1941年以后的征兵制度时，大量引用了1941年以前（甚至是30年代的）和后期的役政资料，引用了更多的一手报告，让我们更为全面的了解了当时的兵役制度的演变，征兵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的残暴和不近人情，制度效果的恶化自然和人的阴暗面有关，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资源的枯竭。
这样就让我们对国府的评价开始脱离单纯的道德谴责
专业化的一个例子还在于作者引用了美军在1939年和1943年的动员数字，看似无关的资料却和滇缅战场有着莫大的关系，1942年10月1日美国对欧洲战场才派出了66000人的部队，可以想见这时候的滇缅战场美国能提供的部队和战略物资都极为有限，而史迪威的任命不过是对美国国内的一种宣传姿态
这里我最感兴趣的视角就是地理，宜昌沙市一线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丢失之后，东西水路运输中断，南北公路运输中断，湖南战区与河南战区的联系完全中断，河南一省成为的孤悬在外的孤岛，宜昌的丢失直接导致整个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样的透视之下理解1942年的那个冬天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3.资料选取的认真
作者引用了不少的二手资料，不少的其他人的著作，但在选择上作者是仔细且认真的。
比如说蒋介石的日记，作者就是通过黄仁宇先生的英文著作进行的二手阅读，但作者能引用其中的一手日记资料而不是黄仁宇的评论，电文、报告能用就用一手的资料，由此在解释力和分析上就非常有说服力。
尽管不能像齐锡生先生那样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把史迪威，魏德迈、马歇尔、罗斯福、陈纳德（甚至是居里、霍普金斯）的个人档案一网打尽，但是方德万还是搞到了这些人来往的电文资料，尽管在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程序上远未做到像齐锡生那样的细致，但主要的过程还是尽可能的做到清晰。引用的蒙巴顿和史迪威、马歇尔往来的电文，甚至补充了齐锡生先生的不足
此外为了对抗战时期的粮食生产、征兵制度有详细的了解，征引了大量二档的粮政史料、役政史料
在阅读此书之前，无意之中居然做了不少准备，比如有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黄仁宇的《地北天南叙古今》，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卞历南的《制度变迁的逻辑》，齐锡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对抗战前期的中德军事合作，国民政府企业的内迁，军事工业的建设，战史中美关系都有了解，再读此书发现胡德万将这些都融会贯通，一气呵成，专业化多角度的融合，这样的读起来那简直是一种莫名的幸福感
将此书和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合起来，个人有以下的感受：
一、31到41年的国民政府给我们的启示
1931年到1939年之间，意识形态上并不太极端、内部派系林立，领导人个性突出的国民政府在那么恶劣和困难的环境中还是做出了一点成绩的，尽管这点成绩小到可以忽略掉，但考虑到那个孤立无援，强邻环伺的国际环境，与49年进入和平时期经济政治一团糟糕的境况相比，还是难能可贵的。（同样的评价也适合1914年到20年代的北洋政府）
尽管有上面的感受，但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褒扬国民政府，我想强调的是在传统思维开始崩溃，极端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如宗教教条统制内部的民国时期（必须指出的是常凯申和不少国民政府的高官也很左倾，也相信国家的力量），国民政府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其中的一些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在看来较为正确的举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30年代末甘乃光主持的行政合理化改革，战前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对私营经济的强调），而49年之后极端的意识形态一统全国，带给经济的缺失灾难，与49年之后那些彻底扼杀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将大部分农民逼向绝路，将工业生产畸形化的胡闹对比，这些选择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折腾了20多年之后，70年代末我们又回到那个起点，真是觉得无比的讽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11到37年那个极为动荡的20年，经济上的那些进步并不是来自于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而是来自政府统制经济能力的欠缺、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抗战意义的重估，题外的补充
看了齐锡生的书之后，对中国战场悲催的地位感同深受，确实是很无足轻重，不免对这场战争的认知相当淡漠，反正都是被日本虐、被英美苏轻视的国家，这场战争唯一作用无非是压死脆弱的国民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看了国民政府在31年到45年之中种种为了应对入侵和彻底失败危机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有些无用、蠢笨到可笑的地步），不由的感到一种同情与悲壮（我并不避讳常凯申在战中与日本种种谈和的努力），战争的态度最后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合法性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一悲情真是让人无比的同情和感慨。
从感情的层面来说，面对一个现代化的敌人，以准近代化的军队和残缺的国家毅然应战，坚持了八年，真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明知无法战胜对手也要应战，想到这点就觉得这种勇气值得敬佩。
最后是在几乎丢失所有重要国土的情况下，打赢了近现代历史上第一场世界大战，其意义很可能并不是本篇书评所列举的那些书籍所能告诉我们的。
所以就这场战争的意义，需要书籍之外的补充，我很幸运找到了这个补充的一个角度，那就是钓鱼岛。
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钓鱼岛所涉及到的所有条约，我们细心去看日本外务省对这一问题所坚持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抗战胜利的意义就在这里，八年惨重的代价不是没有回报，它让我们能以一种至少表面平等的机会进入国际的舞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价还价，这一点很难用金钱、物质资源来予以衡量。（与这个意义相比，钓鱼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无非是这一权利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问题）
不过同样让人悲哀的是，抗战遗赠的这份宝贵的财富，却因为内部的纷争、意识形态的偏激、党派权力之争的片面丑化而被我们彻底忽视和遗忘了，当初拼搏4年好不容易获得制定规则的权利成为了教科书、法律、宣传的禁地，是的，为了树立一个腐败、贪婪、残暴的对立面，我们不能明确提及他们的任何努力和带给我们的任何好处（可惜世界上哪有占尽好处又不承担责任的道理），以致于现在在这个小岛上我们陷入了既没有实力敢叫板，也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可以讲的可笑境地。
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和真诚的态度去正视民国政府通过八年的抗战带给我们的财富
越不去正视，思维和灵魂的断裂会愈加严重，就越难以真正融入世界，很多事情看起来就越可笑。
还是那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就写到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