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在风中》是一本由王磊光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2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呼喊在风中》精选点评：
●王磊光，生于1982年左右，湖北大别山区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大雾山村王家塆组，陕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2004至2011年，就职于麻城一中担任语文老师，2011年辞职考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读研考博。2015年2月，因《一个博士的返乡笔记》一文爆红网络。2015年5月，考取国家公派研究生并前往美国加州大学留学。2016年1月，新书《在风中呼喊》出版。2018年博士毕业后，执教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至今。
●农村出身的大学生们，看到这本书都应该会潸然泪下
●作者对自己所从属的农村血脉饱含着真挚情感。如果你也出生农村，这本书的许多地方很可能会让你泪水奔涌。许多细节是那些外在的研究者无法穿透的，而作者却可以随手拎来。这本书对于了解农村，对于撤换掉那种高高在上的目光以便真正贴近一方贫瘠的土地，会提供一个参照、一个启迪、一个动能。如果有不够的地方，那就是有时由于情感太强烈，阻碍了理性的判断。这的确是两难，情感力量与理性力理矛盾的两难。那么多矫情干燥的文字也有一大把人打上五星。而给这样一本有生命尽管有缺陷的文字打上五星，难道不是义不容辞的吗？特别是在众人转身漠视它的时候。风中的呼喊，也许还没有被吹散。你听到它的声音了吗？
●这个词条竟然是我建的，2333333
●“乡村生活有一种深刻的悲剧，但这悲剧并没有强烈的戏剧感，而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悄无声息的流逝，默默的衰败”
●2016年7月1日读毕，这本书是作者对生他养他的家乡的观察和记录，个人更喜欢他的观察和记录的白描，不大喜欢他的评论和分析。此书引起我的反思有：（1）作者对板栗等农作物市场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需求定律，这容易发生误导，使农民一直陷在一个错误的市场中。（2）作者认为农村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逻辑造成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农村是不是存在资本主义，这个解释有点牵强。（3）社会调查作者最好退居幕后，让调查对象表演展示真实世界，过多的加入调查者的感情，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很真实 很心酸 有共鸣 看了两遍
●『漫山遍野的桐花没有衰败，就纷纷往下飘落，落花成野，芳心涌血，仿佛山神正在组织一场重大的祭祀。』
●开头的几篇写得很好，后面的一些无法感同身受，不过农村问题也的确值得好好研究，希望早日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问题都能够解决
●这本乡村调研报告写得很优美，篇篇都是文学性很强的散文，写人的、记事的、夹叙夹议的，大部分都写得充满深情，好几次读得我落泪。看得出作者很喜欢海子，附录里写的诗歌也有几分海子诗歌的韵味，粗粝质朴，能激荡心灵。
《呼喊在风中》读后感(一)：《呼喊在风中》读后感
首先，我在凤凰网的“读书”栏目中提前阅读了《呼喊在风中》的简介，随后书名便在脑海中萦绕不已，购买此书的念头不断闪现。对比“淘宝”、“当当”、“亚马逊”等网站，我发现该书降价的幅度很小，按全价购买又觉得有点贵，于是一再拖延，直到上周我才决定网购。通过搜索“淘宝”，我选定一家以23元销售此书的网店，性价比挺高，可又担心欺诈，反复和店方沟通。他们又是截图又是承诺所有售书，皆为正版。我抱着尝试的心理，订购此书，并跟踪整个销售流程。三天不到，此书终于到手，期待已久的心情终于释然，于是赶忙给店家点了赞，并发自内心给予好评。
一连几天阅读此书，到昨天下午读完，中间因一些琐事不能手不释卷。尽管阅读过程并不连贯，但是该书的大致内容还算了然于心。
封底内页交代成书的缘起，其实这来自一个“媒体事件”，作者王磊光无心插柳而柳树成荫。他在2015年春节前夕，应朋友之约而做了一个题为“近‘年’情更怯”的演讲，后来稿子被传到网上，媒体以《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题发表，一时引发热议。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三农问题”一直是舆论的热点，这个针对当下乡村的思考备受各界关注。于是，在出版社的再三相邀之下，王博士整理一些旧文，汇集洋洋洒洒22万字，并以“呼喊在风中”作为书名而出版。
书中既有记叙平淡的生活，也有对现实的思考，这是当下中国文化的横切面，从中可以发现广袤乡村大地上无处不在的问题。作者忧虑知识的无力感，关注一位乡村教师的命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乡村教育的重视。对家乡板栗的悲哀，对表哥亲事的痛惜，对二父生活窘迫的哀叹......字里行间浸透底层的艰难。和众多反映乡村“沦陷”的作品那样，书中谈到了环境污染，人心不古以及潜在的灾难。很显然，这本书包含浓浓的乡愁，而乡愁乃人类寻根溯源的文化现象，从古至今，从未中断。乡愁早已成为游子思乡精心构筑的一处精神圣地。乡愁犹如一条涓涓细流，携带往事一路流淌，浅吟低唱，在漂泊异乡的每个人心中汇聚歌谣，成为永恒的精神家园和储存文化记忆的一方版图。有故乡的人对乡愁体会最深，一句乡音可能触碰心中最敏感的部分，可能引发对过往无穷无尽的追忆。
这本书纯属作者的个人视角和生活经验，夹杂着一些感受而写成的。书中既有对故乡的思念，也有对故乡的抱怨。书中所述人物和事迹差不多局限于他的家乡和亲人，通过他们的遭遇而引出的种种思考。这些文字很接地气，尽管讲述的是大别山深处的事情，我觉得豫东平原地带同样存在。作为农民的后代，毫无疑问，写作就是站在小农的立场，对于当下发生的不合理事情，加以分析和批判。作者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呼吁不一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他仍然要呼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声音被风吹散，也要坚持为民请命的做法。这不由让我想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古圣先贤，他们面对强权神色不改，如今的知识分子能够独立于权力之外保持独立的思考，何其难也。
坚持底层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富矿，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以挖掘，形成文字之后，值得思考和珍藏。这两年我对此类非虚构文学很感兴趣，不仅关注了梁鸿的“梁庄”，还关注了白俄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们直面现实的勇气让我心生敬佩。尽管我的写作不能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是我也要坚持表里如一，怀有一份真诚去忠实记录平凡的生活，向琐碎而珍贵的时光致敬。
《呼喊在风中》读后感(二)：为土地而书写
为土地而书写
——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
周锋利
读完磊光兄的新著《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与磊光是同乡，两家相距数百米，他在书中所记录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那些人和事，于我都是熟悉的。我们的经历大致相似，都是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从农村走向城市。因此，他的所思所想、苦闷忧愤，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
磊光在自序中说：“我与他们，到底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但我，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他们”既包括那些出身于城市，且一直享有较好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的人，也包括那些离开农村后就逐渐遗忘故乡的人。城市生活不易，多数农家子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仍在为个人的前途、小家的幸福奔波忙碌，可能较少顾及远在家乡的父老乡亲。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磊光则不同，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虽然自己在物质上并不宽裕，用他的话说——“越读书越困窘”，但他对那些弱势群体——孤独无依的老人、老无所养的民办教师、漂流的“城市鱼”，充满了同情，并为他们呼喊。他的平民视角和乡土情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弥足珍贵。
磊光的文章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家乡亲友的真挚情感。在重读父亲的书信时，在姑爷的葬礼上，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在第一次发现父母的白发时，他默默地流了一场眼泪。他的哭泣，既有对亲人深沉的爱，也有对民生之多艰的哀。他写表哥的亲事，写二父的住院，写在武汉打工的四叔，写已经去世的二哥，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写他们的善良淳朴乃至老实巴交，笔端流淌着感情，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都是平凡的农民，一辈子辛苦劳作、默默无闻，他们想象不到自己的故事有一天会被写在书上。他们也是磊光最亲的人、最熟悉的人，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磊光的血脉，我手写我心，唯有真情最动人。
磊光说，我的内心是黑暗的。他眼中的乡村是“满眼的破碎与凋零”。我理解他的想法，但不完全赞同。我眼中的故乡，既不是鲁迅先生笔下“萧索的荒村”，当然也不是武陵人奇遇的世外桃源。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面前，乡村的衰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农村农业人口的减少、自然村落的不断消失，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磊光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物质主义的盛行、乡村文化的衰败，也是农村真实的写照。然而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我自己的体验，必须承认，近十几年来，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绝大部分不用为温饱发愁。在我的老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由于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打工，这些年耕地面积是在减少，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又重新披上了绿装。以前作为经济作物的桐树，现在变成了观赏植物——不少人在每年4月桐花开放的季节慕名而来。时代总在变化，这变化的过程也许伴随阵痛，但我愿意相信未来。
磊光的这本书题名为“返乡笔记”，除了一些口述实录之外，更多的文章在我看来接近于散文。《母亲的初夏》、《乡村动物记》、《无声的乡村》以及回忆祖母的那些文字，让我想起了《呼兰河传》。萧红的这部自传体小说，风格接近于散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写祖父的那些文字，那是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磊光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祖母，祖母讲的那些故事成为他最早的文学启蒙。磊光曾说过：“我希望有一天能将自己的笔墨伸展到家乡的深处，让自己的心魂贴近家乡的秘史。”他正在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前行。高密东北乡成就了莫言，谁能说我们的故乡就不能成就磊光呢？
《呼喊在风中》读后感(三)：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悲伤
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悲伤
——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
柳琴
2015年的春节，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引起巨大的舆论轰动，这不仅是因为作者作为文科博士这一身份引人关注，更是作者作为乡村生活的观察者用文字在瞬间引爆社会情绪，击中无数读者痛点。自此，“返乡体”获得时代的命名，作为一种现象级题材风行天下。它被更多的人有意无意地效仿，近年来不同地域的作者从各自家乡的人事出发，呈现出各具特色又满含悲情的乡村叙事，持续引起公众关注和热议，甚至是个别造谣的帖子也能引起广泛反响，这说明即使其他地方的乡村不比作为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L县那般穷困，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相似的问题，从而证明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困惑和悲伤，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中国的另一面”。
没想到，一年后，这位写单篇“返乡体”的博士出书了！作者王磊光的新作《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以下简称《呼喊在风中》）已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相较于单篇文章只呈现其乡村景观的一角，这本书得以多角度、系统性、有高度地描述了其家乡的全貌。他不仅用满含深情的感性笔触记录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乡亲们的卑微生活和残酷命运，包括寂寞无依日日念经的留守老人、常年教学却老无所养的乡村教师、背着婚姻漂流的年轻男女、渐渐消失的乡村动物、低廉的农村经济作物等，也用带有专业化思考的眼光在重新审视“知识”在农村的界定、“劳动”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断裂以及农民在当下社会失去主体地位后所丧失的做人的体面与尊严等等问题，哀民生之多艰，最可怕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衰败萎缩，农民所拥有的乡土知识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象征，而农民是没用的人。所以作者才会用犀利的语言写道：“他们却被认为没有文化，他们的知识被贬低为不是知识，以至于让他们也自我认为‘没有文化’……没有人想着要去为这无数的劳苦大众‘解放知识’”。
而走出大山走向都市成为文科博士的作者一时也难以改变家乡甚至是自己家庭的困境，他从湖北L县的某偏僻的乡村走向繁华的大都市，就像是从中国的前现代走向后现代，自然也无法忘记自己身后的乡村，不仅无法忘记，而且正因为他走向大城市从而获得回望乡村的视角、对比的参数，获得一份更加自觉的发现和深思。而作为一名走出大山求学都市的文科博士，他也时刻感觉到“城市根本不属于你，家乡又回不去了。那么，我们读书又到底是为了什么？”的苦楚，这恐怕是作者对自身在城市一时难以安身立命的朴素表达，城市即使在空间上慷慨地接纳了你，也不会让你轻易融入进她的呼吸和血液，这也是我和作者同作为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的同感，心有戚然，相信能代表一部分同类人的共同感受。巨大的城乡差异就这样在社会现实中复活了人们对于“阶层”等概念的重新认识，那种倾全家之力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往往家境最艰难。而在城市，“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一由自我身份焦虑所带来的心理失衡迫使作者思考在这阶层急剧分化，社会贫富日益扩大的当下农村，即使通过高考哪怕研究生考试也难以跳出“农门”。
可见，《呼喊在风中》是沉重的，作者是忧愤的。他动用了自己最深切的情感洪流，其笔下那一个个卑微无依、艰难生存的亲人们，在缺少社会保障下的生老病死，可爱可敬又可怜。作者还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悲剧中剖析其背后的种种宏观原因，为乡亲们的不幸与悲剧鸣不平，同时又给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被遮蔽的人们和衰败下去的乡村又提供了一份生动具体的调研案例，而所有的人都应该直面这份真实存在的“触目惊心”：农村的教育环境和质量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善，相反是倒退了、家乡一二十年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在我的家乡，农民的平均寿命不是在延长，而是在减少。
可以说，作者的发现是与众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反常态的观察让有些人批评《呼喊在风中》只是乡村的片面记录，不能代表乡村更不能代表中国，这样以偏概全，以极端个例代表普遍现象的写法并不可取，顶多只是一家之言，况且这样的苦难叙事与底层概念是和中国向前发展的滚滚大潮是不相符的，然而即使是这样最负面的评价也不能抹杀作者对乡村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带有专业化深度的思考，怎样描写当下的中国是个浩大的工程，所有的描写顶多只能穷极一面，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王磊光作为自己家乡的代言人以饱含深情的写作引起社会对其家乡对中国乡村的持续关注就已足够。个例固然代替不了整体，但所谓的主流也不该遮蔽这片失语的土地，这片充满苦难的大地。何况作者也并没有哗众取宠，只是不平则鸣。
于作者自己，面对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也许把她真实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对她最好的回馈，他为乡村亲人所遭遇的苦难呼喊、叩问，他的发声是忧虑的悲伤的甚至是激愤的，而书的原名《葬声于风》就是作者对自己创作心态极端矛盾的表达，是一种明知呼喊无益还要发声的悲壮心境，恐怕一切呼喊都会随风而散。
与此同时，作者对农村的思考并没有被自己浓郁的情感所冲昏而走向城乡二元对立，他一方面也跳出来对农村现状与危机做了严肃理性的学术思考：“农村问题，压根就不是农村本身的问题，而是被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生产出来的，因而，我们恐怕不能够从农村内部找到出路。”作者也说：“说到底，重建乡村，不仅仅是为了乡村更美好，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城市病’。”他在满含同情的注视农村衰败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维度，最后说：“乡村，让城市更美好。”这份超越了作者个人情感和立场的理性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最后，愿所有的呼喊都能被倾听被关注，乡村可以衰败，但乡村里的人可以走出来，都能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文学报》）
《呼喊在风中》读后感(四)：乡村到底是发展了还是沦陷了？
乡村问题是一个“关系”问题
（本文是为“城市化运动中乡村与人的命运讨论会——以《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例”而准备的发言稿。）
王磊光
大家知道，2015年春节前夕，我在罗小茗老师主持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做过一场名为《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演讲，文章被澎湃新闻等媒体冠上《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名字传播。随后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邀约之下，我开始写作这本书，并于去年9月份向出版社交付了《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的稿件，但由于程序上的一点耽搁，到今年5月中旬才正式与读者见面。
在叶主编最初的计划里，这个会议应该是一个更大的会，且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和王晓明老师初步做了商量，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一些老师和青年学者来讨论。主要邀请者的名单也差不多拟好了。但一想到杂志社和出版社要为此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当即就退缩了。尽管我很明白“我是不重要的，我的书也是不重要的，我的文字所涉及的那些社会问题才是重要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会也并不只是针对我个人的研讨。然而，我还是觉得我好像会因此欠下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不仅在物质上，更是在情感上——尽管我也非常清楚，没有人会要我偿还什么的。也许，我还是常像我的父辈那样去思考问题吧，如果觉得一笔债务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是绝不会去借的。于是我就列出了几个很笨拙的理由，告诉叶主编和复旦出版社的李又顺老师：这个会还是不开了吧。其实最隐秘的理由是这个，但我没有跟他们讲。
我从小就爱写作，坚持写了很多年，但一直默默无闻，一篇不经意的文章却突然让我获得了一些名气，然后又出了书，一向非常糟糕的运气怎么就突然好起来了呢？这真让我有点困惑。所以在跟王晓明老师解释为什么不打算开这个会的时候，我给出了一个在大家看来可能十分荒唐的理由：一个人的福报是有限的，不能一下子就把它给用完了。
但是，叶主编坚持要做好这件事，而且打算以我这个书为开端，做一系列这样的活动，给正在起步的青年学人以帮助。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个规模要小（其实已经非常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且只邀请在上海的老师和朋友来参加的讨论会。
1、关于《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这本书的基本写法
在动手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就在考虑书的最终形态如何跟其他关于乡村的书区别开来。 当我在家乡糊里糊涂地摸索了一番，一方面掌握了很多事实和细节，但另一方面，我发现原先看得清的东西，现在反而不清楚了；一些清晰的思路也模糊了。有一段时间，我极力想寻找一种关于乡村的“整体感”，但我发现越是去寻找这种整体感的时候，我的写作就会跟其他关于乡村的书越接近。
这个事情让我有了一个反思，也让我意识到：当今很多写乡村的作品，作者在进入对象之前往往就有着对于乡村社会和三农问题的比较强烈的“结构性认知”——尽管作者本人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结构性认知”不仅构成了他们做社会调查时的内在指导思想，也构成了写作的隐含性结构。
这种“结构性认知”有极大的好处：可以让作者带着一个清晰的思路去做社会调查；有利于分析的展开，思考的深入化；有利于写作的顺畅；可较为容易地让读者获得对于乡村的整体印象，但缺点就在于作者先入为主的一面在理顺和深化很多东西的时候，往往也可能会遮蔽很多东西，可能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削弱了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在做调查和写作过程中，就尽最大努力放弃以“结构性认知”勾连事实的做法，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反的写法：通过记录各种事实和破碎化的细节来引发读者对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认识。
在这个思路之下，我追求的是写有温度的文字。
因为有些朋友总把我的博士专业“文化研究”等同于“社会学”，于是想当然地用专业的特性先入为主地想象/限定我，认为我写的是一本类似于社会调查的著作，同时又对于我这本书中很多不符合社会调查规范的地方提出批评，比如作为调查者和作者的“我”没有退居幕后，比如问题意识要鲜明地表现出来等等。我想借此说明下，我是从创作和学文学出身的博士生，我的专业文化研究跟社会学也是两回事——尽管它向包括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征用了大量的资源。（顺便提一下，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国虽不足二十年，但在欧美却是显学，是当下人文学科的最主要的学术生长点。在欧美大学的人文学院，你会发现，绝大部分课程是文化研究课。文化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主要是运用了文化研究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用笔记散文的手法去记录生活。
所以，我想说：《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虽有社会调查，但却不是一部冷静的书，它更有作者个人眼中的细节、生活的真实、强烈的情感、大量的思考等等。我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它提出了很多问题，但的确不能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我对此也向来特别警惕，任何看似能解决乡村问题的单一方案，一到现实中就经常是失效的，甚至会产生反作用。我们的农村已受过一而再的折腾，经不起再而三的折腾了！
2、“我们”是在消费农村吗？
前些时日，方旭东博士对我说：我以前觉得好些对于《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把你的书读了之后，觉得很多批评是错误的。方兄把对于乡村的书写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观看的乡村，一类是作为生活的乡村。但是人们读到的文字以及对于乡村的理解，更主要是停留于前一种，也往往是根据前一种来批评后一种。
我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真正脱离过农村，所以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表达出他们的心声，传达出他们的基本需要，是我的立场。然而，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我不是没有过一些担心。我害怕再次遭受这样的指责：你并不是农民，你代表不了他们，你说的话算不得数！只有农民自己的声音才能说明农民自己！政治觉悟极高的人甚至说：所谓的返乡记就是从文化上对乡村进行另一种殖民！老实说，先前我多次被这样的质疑唬住了，瑟瑟发抖，觉得作为农民的子弟，我对于农村生活的那一点点知情权和自信心也被无形地剥夺了！然而，我又想：上下五千年了，除了农民活不过来要造反的时候，你何时看见过他们发声？他们发声了，你又何时听见过？我们这些从泥土上走出来的读书人，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为他们说话，谁还更有资格？
我始终记得几年前在上海地铁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一个农村妇女在上海街头卖活鸡，被记者发现了。面对镜头，那个妇女不断地躲闪，并请求：不要拍了，我不卖就是了。然后记者就去采访了一些市民，在镜头中，市民无一不表现出愤慨和指责。我在这里举出这个例子，完全无意于评论卖鸡者、记者和市民，只是想说：如果是在内地的县城街头卖活鸡，那能叫一个事件吗？想一想，有多少农村人死于贫穷或冤屈，根本就没有得到人道意义上的关怀，更不用说变成新闻。所以很多高高在上的人所倡导的“让农民自己发声”，其最大效用就是不要他们发声。
很多农村人不懂得即使是网络媒体也具有巨大的选择性和偏向性，因而对网络抱有极大期待，认为只要将他们的遭遇发布到网络上就会产生效果，甚至是把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两年来找我写东西的人很多，从我的亲戚朋友到不认识的群众到政府部门的普通科员，但其实，我能帮他们做多少呢？比如，有人向我反映基层的腐败问题、领导把下属不当人的问题，敢不敢写是一回事，而能不能写又是另一回事——这类事情，虽然你本人完全可以相信它的真实性，但没有证据的话，你是无法根据一面之词来写作的（除非写成小说），不然就成了诽谤。还比如，有些事情写出来了，也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媒体来发布，有些即使在媒体上发出来了，常常也不会引起关注，因为它不具有新闻效应。
经常面对这些事情，不是激发了我的斗志和写作热情，而是让我感觉到很厌倦，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我很想做更多的事情，但又常感觉到自身力量的微弱，这也就是我所谓的“知识的无力感”的一种表现。
3、书中没有重点写到的一个问题
在最近二十年来，乡村有三大问题触目惊心。这三个问题也基本上是按照一种时间的顺序凸显出来的。
首先是大家都熟悉的农村儿童问题。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留守儿童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出的问题太多了，因事关国家的未来，所以被媒体报道得非常多，受到的关注也是最大的。尽管留守儿童的状况依然非常严重，但实事求是地说，与十几年前相比，已有了极大改善。一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关怀和经济投入增多，二是因为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改善，父母有能力给予子女更多的关爱。
儿童的问题稍微好转之后，老人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中国正在进入老龄社会，有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亿多，其中空巢老人超过五千万。因为农村物质基础薄弱，儿女又不能守在身边，再加上孝道文化的全面衰落，所以很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当然，国家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当下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中，有很大一方面就是要解决农村贫困老人无人赡养的问题。
从儿童问题到老人问题，然后就是青年问题了。农村青年失婚的情况，我觉得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隐忧，它的后果在不久的将来会凸现出来。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超过了120，男性绝对处于过剩状况。有资料显示：中国农村剩男达到3000万。这是比好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大的数字啊！未来哪些人没有机会娶到老婆？不用说，肯定是那些经济状况和能力较差的农村青年。青年人生气勃发，好像有着使用不完的劳动力和无穷的未来，很容易让人们在话语层面就把娶妻难的问题消解掉了，而对于掌握着经济权和话语权的社会中上层来说，他们有婚姻的选择权，不用担心讨不到老婆。正是如此，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于底层青年失婚现象重视得非常不够。然而，青年的婚姻问题也不可能通过政策和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农村五保户没房住，政府可以投钱帮忙造，但是底层青年找不到老婆，政府总不可能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个吧？
千万不要以为农村失婚青年的问题，仅仅是农村内部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城市问题。最直接的理由是：这无数充满原始强力的青年，虽然出生于农村，但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段，一定是卖给了城市。
我无法想象这些底层失婚青年，心里会充满怎样的悲观与绝望，会给未来中国带来怎样的隐忧和破坏！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当然可以用道德去谴责他们，用法律去制裁他们，但是当我们这样做之时，我们是要充满原罪感的。因为制造他们命运的力量，并不仅仅只是他们的出身、自我际遇、聪明和努力的程度，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社会都参与到了其中。
很可惜，在写作这本书时，因为一个身不由己的耽搁，我没有来得及对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做调查，我的文字只是有所提及这个群体的状况，却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内心。
4、最可怕的事情是人心坏掉了
自从我的《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文传播开来之后，很多师友给我的定位（或者说想象）好像是我写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指向那些具有必然性的现实，或者说得明了点，就是指向体制的批判、现实结构的批判。
然而，我是没有办法照这样的思路去认识和理解生活的，更没有办法这样去写作。葛兰西早就告诫过我们：如果你把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波动都看作是结构的直接表现，其实就是犯了原始的幼稚病。我的文字除了现实的批判，更包含很多日常的生活、偶然性的因素、命运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它们并不直接指向结构、体制，但通过这众多细节，我们可能更容易看见乡村的状况，看见人的状况，更容易感受到支配着人的思维方式的那种文化。
乡村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与体制有莫大关系。但是每当有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读书人围在一起讨论，讨论到最后，结论从来没有出乎意料之外：这是体制的问题。当然，这，是体制的问题。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讨论每次都是这样结束，于事恐怕也无补。当我们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最大的作用不是批判了体制，不是批判了现实，而是为自己找到了解脱之路。这时候，每个读书人都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回到朱光潜，他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这话是七十多年前说的，似乎现在还经得起检验。
制度是死的，制度要通过人来起作用，人心一旦坏了，再好的制度也会变成糟糕的制度。比如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等，都是非常的政策吧？但是在今年轰动全国的杨改兰杀子事件中，贫困如此的杨改兰家却被取消了吃低保的资格，精准扶贫的对象也没有她家，反而是条件好的、有关系的人成为扶贫户。那么，你怎么能仅仅把这样的事情归咎于体制呢？类似的事情不少。比如，有的村老党员几乎个个吃低保，老党员大多是村里的强人，怎么会轮到他们来吃低保呢？因为当初选举村干部时，这些人“功德无量”，然后，又由这些老党员来投票决定村里哪一个低保户应该取消掉。结果会怎么样？大家完全可以设想。乍一看，这个事情里面不正好涉及制度的问题吗？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是还是人心。
所以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我写了这样的话：物的败坏尚可恢复，而“文化精神”一旦败落下去，要挽救回来，恐怕就难以计算时日。我这里所说的“人心”，就是文化精神，不仅仅指那种黑白鲜分明的善与恶。
5、乡村到底是发展了还是沦陷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太多，不管是“发展”论，还是“沦陷”论，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
认为乡村出现了巨大危机而引起知识界的讨论，有两个时期，一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另一个就是1990年代后期至今。我们可以比较下，这两个时代的乡村的处境，其实有很多相似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来审视今天的乡村现状呢？
在我看来，乡村究竟是发展了还是衰败了，不是一个物质财富增多或者减少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问题：农业和乡村在整个城乡结构中，在整个国家战略里，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乡村人在整个时代变局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支配着乡村运转的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201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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