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新生》是一本由（美）雅法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32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7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的新生》精选点评：
●终于啃完这本七百多页的大书，真没看出多厉害的秘传真理。
● 本来以为是简简单单的战争，发觉根本不是，或者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视角能不能放在中国，能不能不要这么关心邻国的战争。
●重温精阅，百世之师。自然法赋人普遍权利（民生真）→史成互助一致（民族美）→多数授权程序保护前二（民权善），此逻辑之先后。林肯殉难以共和革命战胜了奴隶制“积极善”侵略，是战胜阶级依附→君权神授→极权先进，这以物灭人的所谓科学必然性，使低于神高于兽的人类绝续重生。欧美终朽，林肯永照。
●跟另外一本一起看
●解决了契约论政府的疑问
●第1、2、7章极好
●打通古典政治哲学与当代国家政治、世界政治的关联。由此可以理解洛克—杰斐逊的自然法权传统，现代政治哲学的线索与西方现代主宰世界的缘由一目了然。
●作者很有水准。这样的书也只有国外学者能写得出。需要有一定的政治学基础和西方哲学基础。
●很好很砖头..
●两种州权、两种国家观的斗争
《自由的新生》读后感(一)：美国近代的内战和自由
刚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注意到标题写的是林肯和内战，所以就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拿到手之后，发现内容丰富，涉及的美国历史和欧洲近代法制及哲学思潮内容众多，没有点料实在看的头疼。只能感叹自己才疏学浅，难以透彻理解。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的笔力和学术积淀厚重，书绝对值得一读。
《自由的新生》读后感(二)：美国的历史总是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正义与邪恶的论断，原来仅仅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对于历史对于事实的历史的意义应该如何表达，而这种表达又具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意义，而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某位所谓的权威的论断，而是一种出于理性，经过思考，出去那种对于历史的事实的思考以及对于这样一种历史的真实下的对于现在的人的意义的坦陈的表达，而不是举例论证，也不是所谓的必然性批判，而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历史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就表达这样的一个事实，历史必然是依照某种达尔文主义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简简单单的论断来运作，额，这样的历史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我们的某种行为来做推脱，我们应该学习历史，更要明白的是我们人自己的面目，而不是成为某种模式下的必然性产物，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真实的存在。这是一种理性下的历史。
《自由的新生》读后感(三)：共和政体的道德基础
副标题“林肯与内战的来临”，直白地点明了雅法这本《自由的新生》所欲探讨的主题——美国内战因何而起，或谓内战的意义何在。雅法选择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文本来注疏。在这场演说的开始，林肯讲道：“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以自由为理想，以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天赋的平等权利为目标”，而在演说的结尾，林肯呼吁“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自由的新生”，从而将内战纳入了以《独立宣言》为标志的建国传统之中。很大程度上，这一演说是林肯对自己在内战前政治争议和思想内战中反复表达思想的冼练总结。在雅法看来，林肯以对《独立宣言》所倡导“自然权利”原则的忠诚接续了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开国奠基正统，并进而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共和政治传统。如果注意到美国史学界长期流行着内战是“不必要的战争”的看法，就会意识到，雅法所做的绝非是一项纯粹智识上的辩难，而是以阐发林肯的政治哲学来阐发共和政体的正当基础。在此，我们忽略书中对诸如南部主张分离权利之类问题的论述，集中关注雅法对林肯政治哲学中共和政体的伦理基础的探讨。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照顾到公共利益的政体称为正宗政体，将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称为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1]这一区分有其伦理前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的目的应当是指向最高善——幸福，它应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2]，而城邦存在目的就在于使每个个人和社会全体谋取优良的生活。在正宗政体之下，城邦的善与属人的善相互联结，公民德性意味着不仅追求个人利益，而且关注城邦的公共利益（公正）。德性的践行是获得善的必要和中心部分。而对善与德性的一致看法——友爱（Friendship）——成为连接城邦的纽带[3]。
雅法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对友爱在城邦中地位的推崇，并强调这种对善与德性的一致看法是建立和维持共同体所必须的。他选择性地采纳了洛克而非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从而在社会契约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理论之间搭起桥梁，在社会契约的一致同意原则中发掘了共和国公民间友爱的基础——1780年的《马萨诸塞权利法案》中写到：“通过这种契约，全体人民与每位公民，每位公民与全体人民立约，所有人都应接受[多数派]为了共同利益的特定法律的统治。”[4]而一致同意，在雅法看来必然源于承认人的自然平等，否则即无订立契约设立政府的可能。雅法进而回顾了《独立宣言》中宣称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语气写到：“自由和财产是作为保存生命的手段而进入人民视野的，但它们的持久价值却在于服务于良好的或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单纯的生活。社会从人的自然需要或自然权利中成长起来，这些需要或权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秩序的。”因此，基于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观念，雅法引用文献证明，麦迪逊、杰斐逊以及他们的忠实继承者林肯均接受如下观点：人民主权绝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的权力，它必须受制于善的目的，共和政体仍然是受道德秩序牢固限制的政体。用杰斐逊的话说，“除了道德法则之外”，人民独立于一切（p82）。而“人人生而平等”在雅法看来，与“统治者在本性上优越于或可能优越于被治者”这一成为暴政根源的神话形成尖锐对立，因而无疑是共和政体的一项基本道德法则。当对这一基本道德法则产生分歧时，共同体中的友爱就不复存在，共和政体也就不能存续。而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黑人奴隶制恰恰成为引发道德和政治分歧的激辩焦点，引发分裂之家危机。
内战前的美国公共精神在奴隶制问题上分裂为四派：一派为极端废奴派，要求以激进的方式解放奴隶；一派为林肯领导的共和党，视黑奴制为道德上之恶，主张在宪政框架内逐步废除奴隶制；一派为道格拉斯为首的人民主权派，认为黑奴制之于道德无关紧要，是否应当废奴全视多数意志而定；一派为以卡尔霍恩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南方蓄奴州，主张黑奴制是积极的善。其中极端废奴派始终未能处于主流，其他三派则在内战前后的政治辩论中有着激烈交锋，其焦点是黑奴制度的存废，其潜藏的重大理论问题正是共和政体是否需要伦理前提。
道格拉斯认为，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禁止黑奴制，他反复表示，他不关心奴隶制在选举中是得到支持还是反对，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人民做出那种决定的“神圣权利”(p475)。雅法指出道格拉斯的立场与《理想国》中忒拉叙马霍斯“正义就是强者利益”的观点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对道格拉斯而言，民主制度下，人民投票制定法律，人民意志本身就成为是非标准，人民想要的就是正确的。卡尔霍恩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的“进步”观念，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享有自由权的观点是一个巨大而致命的错误，自由是进步的产物，而非理所当然。同时他也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否认存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社会和政治状态，人所享有的权利就是其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给予他们的权利，再无其他[5]。无论两人有何区别，其共同点都是否定存在先在于共同体的是非标准，而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在道格拉斯那里，是非标准取决于多数意志；在卡尔霍恩那里，是否标准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发展状况所认可的正义。
雅法所推崇的林肯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其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1858年，林肯在最后一场联合辩论中将其本人与道格拉斯之间的议题作了如下界定：“他主张，只要想拥有奴隶，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有权利拥有奴隶。如果奴隶制不是一种错误，他们拥有奴隶也就罢了。但如果它是一种错误，道格拉斯就不能说人们有为非作歹的权利。”林肯肯定了共和政体有其德性基础，是与非的区分先于任何体制的政府，并独立于任何人或任何多数派的意志。不同于道格拉斯将多数统治的权利置于共同体之中，却忽视多数统治为何合理，林肯主张，多数统治之所以合理的基础就在于人作为个体的平等自然权利以及为保护这些权利而建立政府的一致同意，正如他在《皮奥里亚演说》中所讲：“没有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就统治那个人。我说这是首要原则——是美国共和主义的靠山……而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
正是基于这种对立，内战实质上是两种完全相反原则——人人生而平等抑或一部分人当然优越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必然导致某种未经他人同意进行统治的宽泛意义上的君权神授统治。但这一原则分歧并未随着内战以联邦取胜告终而得到最终解决，战场上的胜利并未确立原则的胜利，相反，以虚无主义为顶峰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战胜了《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雅法着力批评了贝克尔影响甚广的名作《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本书的结束，贝克尔以傲慢的态度写到：“要问《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学说是对还是错，并无任何意义。”“这种信仰无法在近代世界严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在整个19世纪，……启蒙时代这一备受钟爱的观念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6]尽管在这本书出版19年后的1941年，面对纳粹德国处于其扩张顶峰的危急局面，贝克尔不得不重新对这些“迂阔而不切实际”的观念做出重新评价，认为《独立宣言》中的政治原则代表着政治自由之善[7]。但雅法认为贝尔克恰恰在是否承认存在可以为理性所认识的作为共同体目的的伦理基础这一关键问题上，依然拒斥《独立宣言》以及《葛底斯堡演说》中的政治哲学。类似的，雅法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伦奎斯特法官的原初意图法理学与卡尔霍恩观点极富亲缘性。伦奎斯特否认宪法有任何先在的依据，他认为宪法中的自由保障措施具有善的属性不是因为任何内在价值，而“仅仅是因为一个民族已经把这些措施规定到一部宪法中了”(p142-143)。因此，善源自被规定这一事实，道德判断除非成为实证权利，否则什么也不是。这在雅法看来，与卡尔霍恩用历史权利取代自然权利何其相似。
雅法写作本书绝非仅为论述史事，他所指向的是现代性对政治和法律造成的影响。现代性伴随的是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瓦解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科层官僚制政府成为现代西方政府的基本形态，带有超自然色彩的法律被工具主义化的法律取代。马基雅维利这一近代政治哲学开启者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诸德性（virtues）之间的统一和序列摒弃，把各种德性视为在不同场合可资利用的工具，从而否定了目的论的统一的德性观。在高贵的失败与卑污的成功之间，马基雅维里推荐了后者，并借一个佛罗伦萨人之口说道：“胜利者从来不会因他们获胜的手段而蒙羞”[8]这种道德虚无主义在尼采“上帝死了”的断喝中得到凸显，超验世界失去了影响，价值失去了价值。与此一致，政治生活不再是在城邦中实践德性的公民生活方式，而仅仅是强弱不同的意志间的对抗。个人生活中的选择也不预含善的目的，而仅仅是无目的的恣意。在个人主义的世界中，原子化存在的个人，割裂了与传统和共同体的联系，自己成为自身道德裁判者，并拒绝任何外部准则。如果说各种意志都自得其所，那唯一无处安放的大约就是是非原则。现代历史学家们无法理解内战意义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在他们看来，理性无法确定道德问题，也根本不存在无法妥协的所谓原则。
雅法基于目的论的宇宙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以及圣经学说顽强抵制现代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抛弃。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笔触写道，林肯通过解释《独立宣言》，将联邦“转换成一个用信念凝成的联邦，就像耶稣对古代以色列所做的那样”(p540)。这意味着对《独立宣言》学说的信念造就了公民之间的友爱，使其被接纳为伦理/政治共同体的一份子。通过为共和政体确立先在的道德边界，雅法眼中的共和政体就不再仅仅是一套政治制度安排，可以说，没有共同善，也就无所谓共和政体，反之，共和政体必然要维护共同善。正是在毫不妥协地坚持人人平等这一共和政体的伦理基础上，内战继承了独立精神，从而造就了自由的新生。至此，雅法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就浮现出来——重申《独立宣言》以及《葛底斯堡演说》中所体现的原则信念，以之匡正当代共和政治实践。
《自由的新生》读后感(四)：【完整版】林肯——两个世界的革命界碑
（传记《林肯誓》前言之下篇，上篇以后发）
2018年5-6月 别鹤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性就是在现在仍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要么，是蓄奴制的反对者们制止住蓄奴制的进一步扩大，使公众认为它正在走向最后的灭亡；要么，是蓄奴制的鼓吹者们继续推行蓄奴制，直到它在合众国各州全都同样合法。——林肯《书信演说集》“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听其自然，她始终将占据上风；真理是谬误的有力对手，她对斗争毫不畏惧，除非被人为的干预解除了她的天然武器——自由论辩——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批驳谬误，谬误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因此，我们必须拿起真理的武器，再次奋勇向前，去为林肯、自由事业而战，一如往昔。——雅法《自由的新生：林肯与内战的来临》目录
绪论：驳斥污蔑林肯的六大谣言
谣言之一：贵族契约论
谣言之二：违宪暴君论
谣言之三：压迫州权论
谣言之四：蓄奴先进论
谣言之五：资产阶级论
谣言之六：黑白博弈论
结论：欧美终朽，林肯永照，共和界碑，百世之师
林肯纪念堂林肯面对很多人一辈子加起来也无法超过的坎坷、悲伤、绝望、诋毁、压力，还要不怀恨意，去完成造物主借他的手为全球铁幕走向共和平等，永铸的良性循环初基，并为之殉难。唯仰止。
全球共和潮流以林肯为界碑，是华夏遗憾，也是华夏光荣——前者因炎黄三代天下为公的传统复兴，在晚明非君的转型萌芽被满清惨断；后者因汉唐光耀东学西渐，激活罗马地权文明原型，使拉丁-高卢-凯尔特-盎撒综合之习惯法，迄林肯-中山而回流、终成。
在这里，让我们从污蔑林肯的六大谣言开始，看清来龙去脉与林肯的地位价值——尤为注意的是，林肯的地位价值不属于西方，而属于“反西方”的东学西渐之旁系产物。这些谣言是：贵族契约论、违宪暴君论、压迫州权论、蓄奴先进论、资产阶级论、黑白博弈论。污蔑林肯，不是攻击了西方人，而是对我们自己的命运进行了造谣。
近几年网上经常出现一类谣言，说南北战争林肯纵容屠杀平民等暴行，“扒光裙子”之类集体三光，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的幸存控诉，而这些谣言又是网文段子的孤证。
美国南北战争这类造谣，只是暴露了立场，这和对辛亥革命护法北伐的颠倒黑白，为“我大清”及其北洋家奴洗白的道理一样。为蓄奴州各种鸣不平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去当奴隶，跪下高唱“就这样被你征服”“我真的还想你们再活五百年”，如果他们觉得排华法案找不回来了，那么涂点红色染成印第安人，或者抹点颜料漂白自己去当白人契约奴，也是可以的，毕竟白奴的历史比黑奴还要长的多。
他们总以为、或故意把当时的南北战争当成一个事不关己的外国事件，而不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走向的界碑事件，甚至YY是为了“州权自由、白人纯洁、白人权益”之战（蓄奴州奴隶主寡头正是这个谎言的制造者和毁灭者），流着口水自我代入“精邦联”，一脸冷峻两行热泪地声讨林肯这个“破坏契约践踏宪政的暴君、白奸”（好吧，这景象太滑稽，但国内确实不乏其人）。从这个角度批判他们的本质，可能比某一两个事件的谣言澄清更为一针见血。 首先，“契约”？美国蓄奴州说奴隶制对奴隶（而且不只是对“深色皮肤奴隶”）是积极的善，要扩张到北方自由州，自己去掉了所谓“自由州权”里州议会的民授条款，如果林肯败了，蓄奴州赢了，当时的美国乃至从那以后的全世界是什么“契约”可以想想，是贵族与平民契约？奴隶主和奴隶契约？欧洲寡头和农奴契约（拿破仑已战败于滑铁卢反动势力）？满清八旗子弟和汉奴契约？而且这个契约下一步就是后来的古拉格红色高棉，反正奴隶制是对奴隶“积极的善”，应该让某些人握有超越人类的神力，让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理性”改造嘛。 然后，“州权自由、白人纯洁、白人权益”？他们跟他们的蓄奴州精神始祖一样绝口不提，即使按他们闭门造车的人种生物学，这个“黑祸”也恰恰是奴隶主造成，蓄奴州混血达到7/8远超自由州（自由州的白人和自由黑人在生活习惯上比较隔离），白奴历史远超黑奴，并且蓄奴州的白人女性的财产权还不如自由州的黑人，而白人自己也不是纯种而是各个来源还基于奴隶制相互殴打。恰恰林肯南北战争，走向了一个“自由的新生”的民族共同体，基于废除奴隶制的历史而走到一起，并且还提供了利比里亚黑人建国的选择路径，即，如果认同“新生的美利坚民族”，就像自由州的黑人一样和白人和睦相处（何况美国独立时13州有5个州黑人投票），不认同的可以选择移民。而奴隶主出于私利，阻碍战后重建的南方黑人按上述两种路径选择，加上60年代极左思潮输入影响瓦解共同体，才逐渐出现了激进的黑人特权运动乃至逆向歧视白人的“黑命贵”（虽然黑命贵原意只是平权而不是黑高于白）。而且林肯早就指出，以肤色定奴役，那么皮肤不那么白的白人，就要沦为更白的人的奴隶，蓄奴州撕毁州议会的民授条款就已经露出这一对付其他白人的獠牙了，而这一现象浩如烟海，这背后都是阶级依附高于劳动权利造成的权力任意性。
所以蓄奴州出于所有立场的所有借口，都是自己打脸的。林肯问奴隶主辩护者你怎么解释奴隶制瓦解了白人家庭（奴隶主造成大量黑白混血后出现无数白人家庭悲剧），他们情急之下说白人女性暂时还不算人。
究其根源，这是80年代以来的一种怪胎——伪启蒙公知，散播的所谓“贵族契约论”（姜戎狼图腾的“游牧自由论”为其变体）。他们喜欢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维护自由契约，想以此来批判已经垮掉失败的苏东极权（并把后者与华夏汉民族传统、所谓“小农意识”等混为一谈），那么他们无法回答（同蓄奴州所谓“奴隶主维护自由”一样无法回答）——罗伯斯庇尔的意识形态极端，为何成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泰勒制，为何被列宁引入，被斯大林变成古拉格？林肯之前的英美寡头制和奴隶制及其“对奴隶也是积极的善”这一结构和理论，为何演变为苏联发明输出、一度焰炽多国的阶级斗争阶级史观阶级专政和先锋队改造论？被拿破仑民法典摧毁之前的欧洲中世纪领主农奴制和神权法庭，及蒙古汗国所有部众无条件服从可汗的全民奴隶制遗产，为何偏偏逃到布尔什维克的城乡二元和思想清洗中生存？
这一切都说明，只要肯定阶级依附的“阶段性先进”（蓄奴州“奴隶制有积极的善，应该向自由州扩张”与之相同），否定人的超阶级、天赋普遍权利，及其为了普遍权利而形成普遍地权、物权、人身独立以及自由契约的熟人社会产物——民族主义，歪曲这些，虚无这些，那么其逻辑路径都是一样的，种种资本主义和红色高棉就是相互转化的。当后者空想和世界阵营破灭后，又迅速变回前者且更加资本化，而这些全是否定了人基于地权财产人身的独立而形成的契约自由和多数授权路径，否定了自然法的普遍民生起点，所以砸掉同一保护伞，次次反噬自身，没有例外。
而暂时的不幸在于，这些伪启蒙公知刚好长期垄断了传媒，以“异议”姿态反反复复造谣传谣。所以这代人一定要跳出网文，独立阅读、系统积累原典经典，并与自身的成长、工作、使命相结合，这个总体消耗的时间精力看似巨大，实际上，远远小于在网络水军的概念陷阱、谣言陷阱里挣扎。
寡头自由论必然导向奴隶制和极权，因为阶级依附的起源是共同的。只有平均地权的线索才是摆脱阶级依附的。
日耳曼体系的自耕农部分就是部落大会和庶政院，游牧部分就是部落长老和贵族院。前者遏制后者，则贵族依靠底层遏制王权，反过来，贵族就依附于王权。
农民为什么要与掠夺地权财产者签订不对等契约呢？或者说，农民工人小商人以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公权力里的善者，为什么要与掠夺地权财产者签订不对等契约呢？这么说，就不会误解是阶级斗争了。恰恰是权贵寡头维护阶级壁垒。阶级壁垒恰恰是反契约的，而且为了维护这个反契约，走向奴隶制，独夫，和极权。 美国蓄奴州说奴隶制对奴隶（而且不只是对“深色皮肤奴隶”）是积极的善，要扩张到北方自由州，自己去掉了所谓“自由州权”里州议会的民授条款，把这个置换为苏联发明的那套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就瞬间豁然了。 为奴十二年里，跑到自由州抓自由人贩卖为奴也是自由契约，皮鞭也是契约，贵族和底层的契约嘛。城乡二元也是盲流和先进阶级的契约？ 恺撒征战高卢之前，高卢凯尔特人的人牲活殉，条顿日耳曼拿活人做森林巫术实验，也是契约，后来的贵族院寡头就是从他们的部落长老来的。恺撒打败他们“奴役”他们还没有6年就把公民权甚至元老院权开放给他们，相反瓦解他们头上无论罗马还是高卢的奴隶主贵族，倒是破坏契约的“恺撒主义”了，西方所谓“古典自由主义”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这条线一直延续到布斯刺杀林肯的“诛暴君”口号，在奴隶主眼里，他们都不守契约。孙文护法不守北洋契约，辛亥北伐抗战不守满清北洋日本契约。 林肯纪念杰斐逊的演讲，相当透彻，精彩刻画了寡头资本。南北战争压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恰恰是普遍地权战胜资本寡头强制劳役（下一步毫无疑问是极权）的国民革命。林肯阐述自耕农传统对寡头资本正是民有民治民享对专政。 林肯对劳资关系的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深度和准确，远远走在马克思的前面。因为林肯深刻体验和理解了自耕农，马克思的闭门造车影响了他的方法论。 所以南北战争根本不是教科书所谓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过来，民有民治民享的超越阶级的自耕农精神，战胜垄断资本寡头—奴隶制—极权先驱的一场打开全人类光明序幕的国民革命。 孙文和林肯就是以自然法维护普遍权利（民生博爱民享）——普遍地权财产权人身权经过自由契约形成一个个相互间一致同意的超阶级的社会契约共同体（民族自由民有）——从中演化出多数授权程序以维护普遍固有权利的自治和整体社会契约的主权的立法（民权平等民治），这个路径为后人立万世法。这个路径也一定是万世法的路径，而贵族契约是依附阶级的，它的路径是寡头领主——奴隶主专政——极权扩张“奴隶制积极的善”。 我这段，今天所有伪启蒙加起来驳不倒。
阶级斗争本质是承认阶级依附，否定人可以摆脱阶级依附进行超阶级构建。只不过要依附到“阶级兄弟”的先锋队里，去打敌对阶级。这种强制裹挟，让抽象的阶级高于人，与资本垄断重商主义——寡头农奴制的财产权高于人权本质一样。 只不过把这个财产权的所有者置换为“公有”即先锋队所有罢了，本质换成蓄奴州的奴隶主、寡头资本主义的托拉斯、被拿破仑民法典撼动以前的欧洲封建领主，或者秦始皇统治下让人民变成螺丝钉的官吏，内核完全一致。 这种就是所谓的贵族契约自由论的内涵，它否认了人在普遍地权基础上的另一种可能，也是事实验证的自由契约共同体——多数授权程序——保护神（道，自然法）赋予的人的普遍固有权利，这个民族民权民生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恰恰在华夏有唯一完整的道统载体，即黄帝陵到中山陵的天下为公，中间虽然是家天下，但有唐太宗以明确的“道先儒次”驾驭了帝制，同时达到了汉高吕文景的拨乱反正文治（民生的普遍固有权利），和汉武帝的攘外驱胡武功（民族的契约自由共同体），所以在帝制路径局限下，贞观又以黄帝权利之道衔接了黄帝陵和中山陵之间的历史元气。这恰恰与阶级依附那套是不同的，黄帝时期根本没有阶级依附而是礼运大同篇，国父更是批判阶级史观主张民生史观，太宗则以均田制和40税1实现了帝王史上唯一一次完整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并通过大唐空前绝后的外战功勋让“执雌持下”的黄帝之道传播到全亚洲，并从那时候中华作为世界领袖地位开始东学西渐启蒙了欧洲中世纪。后来虽然遇到崖山甲申的奴役摧残打断，但西方的复兴，与中世纪阶级依附相对立的拿破仑民法典、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胜利，实际上就是华夏黄帝之道的精神旁系结果。这条线索是准确而无可撼动的，历史必然走到这个方向来。 而这个文明的原型就是平均地权，不是所谓的原始公有制。 从苏联出来的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拿破仑传》里深刻遗憾，说拿破仑征俄失败，导致民法典没能颠覆“鞑靼之轭”留下的沙俄农奴制，这成了列宁主义尤其斯大林古拉格的反动基础。俄国当时打败拿破仑后，到巴黎发现，即使波旁王朝复辟，也无法摧毁民法典，他们去研究惊讶发现，是不同于他们认知的另一个世界，包含了自然法普遍权利，“小农”土地所有制，这个基础上财产人身的独立和契约自由，以契约自由形成民族共同体，个人打破阶级出身唯才是举来捍卫这个共同体，并且这个结构包含了多数授权程序的必然，这部民法典随着拿破仑七战反法联盟而扩散到普天之下，到处废除农奴制和宗教法庭。他们为之震撼，唤醒了中世纪桎梏的人性深处，立刻回去形成了十二月党人推动俄国后来的一系列革命。这就是地权契约对阶级寡头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动员规模，甚至远远超过了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大征服的宗教战争，今天全世界很多国家不一定信仰哪个宗教结构，但无一例外至少在名义上承认自由互助契约和平等多数授权，以及维护普遍权利。这证明，普遍地权的线索是所有依附结构都无法遏制的潮流。 这就是普遍性的三民主义对阶级依附的必然胜利。 前面说的林肯战胜寡头奴隶制的扩张也是同理，南北战争是关乎到世界命运前途的一场博弈，绝不仅仅是主权和州权那么简单，而且如果林肯赞同奴隶制，赞同北方和南方寡头一起颠覆自由州的民授政体（蓄奴州分裂时取消州议会的民授条款就这么做了），那么蓄奴州根本不会分裂。 把那个年代的农民和蓄奴州的奴隶置换，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改造，和奴隶主寡头扩张“积极的善”置换，把孙中山和林肯置换，马上就想通了。所以“寡头自由论”是从来不成立的，贵族契约战胜自耕农地权的下一步，就是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 林肯指出，蓄奴州白人女性的财产权远不如自由州黑人的财产权，甚至白人自由民被长期抓捕为契约奴的事实远长于黑人，这个事实对奴隶制的一切借口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南北战争时就有《白奴》的书。换成马列概念就是，既然要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要极权于先锋队甚至首脑，顶层的自由照样没有保障，如上世纪的“胡服”。林肯说奴隶制根本无法维护“一部分人的自由”，根本没有“积极的善”，相反它就是专制的极端体现，并且与地权资本垄断结合而为专制最大的扩张机器。
伪启蒙他们的逻辑起点就是否认人的主体性。 除了道（神）高于人的基本权利外（收回权利就是死亡），没有别的。而伪启蒙杜撰了除神（道）之外还有高于人基本权利的东西，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它一定是权力，抹杀权利主体性的权力。 还有一些五毛嫌疑的腔调把林肯南北战争仅仅说成“大一统”，抽象赞美，实际矮化，消解其反奴隶制核心。
南北战争如果不是义战，林肯如果不是拯救人类命运的永世圣贤之一，那就没有几个更伟大的事件与人物了。而伪启蒙偏偏解构矮化乃至污蔑这样的符号（而这种现象在西方反而微乎其微），这绝对是有幕后之手，出于利益故意这么散播的。什么林肯纵容屠杀轮j都来了，其实那些段子都是网文编造的，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来源，连奴隶主的回忆录都没有这些。 20世纪真正唯一做到自耕农武装的时机，就是黄埔军校时期扶助农工，孙中山先生强调耕者有其田（不同于后来暴力土改的裹挟和形式上保留实际上迅速收回的苏维埃模式），所以农工支持北伐摧枯拉朽，之前十年护法未成的事业，三年不到就成功了，抗战之团结，也是因为北伐让农工看到了自己作为民族主人翁的希望，是辛亥光复与护法共和的一部分，所以要不惜生命为同胞子孙而抗击日本，留下自由的国度。遗憾的是蒋中正在大陆从来看不到这一点（蒋经国在赣南看到了，迅速风调雨顺，但被国民党精英自己破坏了，这恰恰是蒋经国缔造台湾盛世的前驱模式）。而蒋公到台湾痛定思痛，毅然执行扶助农工，迅速腾飞，虽然有戒严扩大化的冤假错案，但由于建立在平均地权的自耕农社会上，并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支撑，还有民元约法—46宪法的宪政总体格局撑持（如50年代党外人士竞选击败国民党），所以冤假错案并未折腾全社会，没有影响民生主义的全面建设，这是与同时期对岸本质不同的根源所在。 而伪启蒙根本看不到这些，是一团乱麻。 列宁经常给自己贴金说是布尔什维克推翻的沙皇，其实根本不是主力，恰恰相反不少布尔什维克当时还纵容鼓励沙皇农奴制压迫的持续发生，以迎来“革命高潮”，这也是抽象高于人的必然。
宗教是军事与立法起源，图腾力量递减链：道法自然逻辑（华夏黄帝）/泛神论（古雅利安薄伽梵歌、罗马斯多葛）>多神论（地中海城邦人格神、北欧诸神、波斯查拉斯图拉教）>一神教（古犹太教演化闪米特三教）>巫术（唯物乌托邦，阿兹特克玛雅印加凯尔特条顿之人祭，游猎萨满）。佛教科学哲学游移其间。
西方中世纪就如我们崖山甲申及连锁反应。伟大的罗马走出了希腊城邦垄断，恺撒改革虽壮志未酬，仍留下多神教为特征的中庸宽容世界，颇近华夏道法自然，万物有灵与神会和。但犹太游牧献祭一神而政教合一，耶稣欲改被其杀害，条顿、弯刀之游蛮复强化之，至宗教法庭、宗教战争、雅各宾与现代极权。
从黄帝之道，经其启蒙的雅利安原型时期《薄伽梵歌》的过渡（轴心时代各地文明百花齐放的根基），再到古罗马的斯多葛学说，是个一致的过程。斯多葛的奥勒留沉思录原型则是此作，自身与宇宙赋予责任的关系、宇宙与赋予人的关系、自身与人的关系，以不执结果而执着于自觉宇宙责任来体现，安全感与战斗力。
从一生二，走向二生三中，当压制天赋权利的恶性权力出现时，就会有良性权力与之陷入正面和负面的长期博弈。
因为从中外历代来看，有普遍地权才有独立产权以维护天道赋予的人身和发展权，从中形成契约自由并以熟人社会推及为民族共同体，并从中演化出多数授权程序以维护前述的普遍权利和契约整体主权，这才是自然法生出的习惯法大势。所以这是超阶级的自耕农文明发展出工商信息文明，而非“市民社会”这个从贵族城邦垄断到领主资本寡头、相吞演化为专政或蓄奴制、而至许多国家以毒攻毒的现代极权弯路，这一颠覆契约的散沙式阶级依附、权力武断之路。 前者的普遍地权路径，与后者源于游猎的反普遍地权路径，演化出的民生史观与阶级史观之别，也是深层意义的华夷之别，因唯有黄帝奠道之华夏文明，才摆脱了西方与鞑靼的阶级依附结构，并复兴、转型，几百年前东学西渐启蒙欧美，自身因外力多次沉沦而退化。这才是真正的普遍且互助的私权源流。看清这个脉络，才能洞察天下大势，掌握安身立命的节点，然看清者又何其少啊。
南北战争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反抗奴隶制侵略的一场卫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与“废奴主义”有所区别），而不是这些年一部分人不懂装懂、复杂化的所谓“州权自由”甚至“黑白矛盾”，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或资产阶级革命，恰恰是资本主义寡头的战败与平民革命对资本主义及其极权大势的撼动，正所谓，裂开的房子站不住。 如果林肯纵容奴隶制的扩展，纵容奴隶制把合众国所有人变成垄断资本奴隶的这个必然方向，南方奴隶主根本用不着分裂叛乱，而是开开心心去做奴隶主，在一个当时熄灭了全部共和火种的世界里醉生梦死，最终发现没有任何巨手能托住他们，在强制劳役这个元规则的绞肉机里，避免沦为更强者的奴隶，而欧洲之光已被滑铁卢镇压，整个地球都是一个西方中世纪和东方满清的大监狱，那将是人类这个物种最绝望的时刻之一，其黑暗，将不亚于李世民横空出世之前，华夏和罗马同时沦亡于几百年蛮族的那段漫长废墟。 所幸，不是历史长河里终究短暂的美帝国主义，而是人类永恒的林肯，站出来牺牲自己的全部，燃烧了个体所能焕发的极限光芒，扭转了这一切。
至于社马，马列，列斯，确实都有很大区别。不过从马到斯，认为个人是先天依附于某个阶段的某个阶级里（而这些阶段、阶级又恰恰是那些强势的个人臆断的），这是一致的。如霍布斯鲍姆，作为“西马史学家”能走出这个瓶颈，殊为难得，真正能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葛兰西、托洛茨基（后期）、吉拉斯等寥寥耳。
士凌于农商、欲为工之先锋、终亦凌于工，将所有生产和购买关系曲解为剥削关系的两极过程，及起源——部分来自德“浮士德精神-容克普鲁士”，部分来自英寡头农奴制，部分来自中世纪政教合一变成的雅各宾唯理（唯物）主义，三者皆来自条顿-希伯来的游猎传统。从普遍地权才能形成契约民族。
如果要从斯科特案、内考普顿法、密苏里妥协案，上溯到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法案、合众国第一宪法的制宪得失（区别于葛底斯堡演说为序言、13修正案为开端的新合众国宪法亦隐藏的第二宪法）这些关键节点，阐述南北战争的起承转合，篇幅是不够的。下面先把几个常被讹传的问题，所谓“州权自由”、“黑白矛盾”等，做一理性分析： 美国的“主体民族”从来源而言很复杂，有来源不同相互冲突的各国白人移民，也有自由黑人移民（十三州建合众国有5个州的黑人参与了投票），有黑奴，也有白人契约奴，还有黑白混血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时，道格拉斯以防止种族混血为名结果打到自己头上，就因蓄奴州的“黑白混血种族”占了7/8以上，自由州相对没有混血），而那时各个州权之间是独立主体，在独立宣言基于自然法而建国和行宪的法统上，在各州形成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问题上，由于从独立以前的英国殖民者就保持的奴隶制的存在，成为了虚无危机，并且这个奴隶制还在向北方扩张、分裂和叛乱，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釜底抽薪，那么美国独立于英国的合法性和哪怕白人成员的权利，也会很快覆灭（林肯竞选辩论里的两个核心：更白者或智商更高者以同样理由奴役白人、切断劳动换取财产的权利就会用奴役权力代替而打开专制之门，并且，白人农工确实因奴隶制这种勾结外部阻碍关税的巨型资本而大幅破产），这就跟八旗子弟虽然压迫汉人但同时也是满清金字塔奴才一样。 说到底，那时候的“黑人问题”并不是民族问题，南北战争后，13修正案开启的新合众国宪法定位的也是“废除强制劳役”而不是“废除黑奴制”，所以随着南北战争的胜利，当时黑人有两个出路都可以选择，一是利比里亚移民建国、黑白两利计划，二是与战前的自由黑人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成员而成为没有特权、也没有隔离的美国公民。 但随着林肯的遇刺，奴隶主为了短视私利而不顾共同体的利益，阻止这两个计划，既阻碍黑人迁移国外（3K党背景电影歌颂林肯就是从“建立白人帝国”的思路出发），又在国内把黑人隔离为一个劣等阶级（类苏联式城乡二元制，但不是种族，因为黑白都不是单一种族来源，南北战争前的自由黑人的财产权比蓄奴州的白人女性高得多，如上段述），尤其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被左翼影响、极左裹挟，导致黑人成为一个“民族自决”问题而出现（与中国30年代开始在反国民政府“大汉族主义”的同样因素影响下类似，之前虽然也有过类似套话，但之前并不承认多族群，只定位华夏汉单一同化中华民族，强调“汉人之自决”），黑人里的激进派（如主张黑人优越论、ISL国、激进革命的马尔科姆X，他是杜波依斯、黑豹党、马丁路德金等不同光谱之中最代表性的枢纽），以此解构自己的美利坚共同体成员身份，寻求新的成员认同，在奴隶主残余和黑人激进派的两翼推动下，加上把本来诉求平权的“黑命贵”变成黑人逆向特权的白左影响（体现在这几年很多细节，包括007让黑人主演的梗），这就把一个本来已经解决、或至少是走上了解决之路的问题，变成了“种族问题”。 但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美国还不算隐患，我估计美国真正的危机还是在劳资问题的左右平衡上，这是南北战争后被中断的，是宅地法本来已经解决但被奴隶主变形的垄断资本家所阻碍的地权问题，虽然罗斯福新政试图扭转但没真正解决的。
如果人觉得自己是人，是宇宙冥冥的至高存在赋予的权利属性，但不是唯一而是普遍属性，所以自带不朽属性，他就会去寻找能够维护这种属性的方式，这时候有人给他打开了一条路，让他和别人之间能够相互合作，推己及人，源于自由，而合于民族，并且这个维护属性的整体方式能够让他凭借自己的才干获得所有希望，越走越宽，而且他并不比这个整体方式低贱，这个整体方式只是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一个个亲疏契约，并没有阻碍他和宇宙至高存在那直接而又无限接近的沟通过程。那么，他当然会选择这样的人，这样的路，而一群群人这样，会掀起史无前例的狂潮，经久不息。即使他选择的人在血腥中战败孤岩，路在复辟中沉沦窒息，他仍会一次次重生并看到普遍性。
而如果人耽于心魔觉得自己不是人，没有权利属性，只是介于人和宇宙至高存在之间的某种整体东西的一个零件，比其他某些整体要高，但比某一个整体东西要低贱很多，是可以也应该为这个整体东西去付出一切、剥离一切、做牛做马、碾做泥土还甘之如饴的。但他发现，这个整体东西里面，却有别的个体天生高于他，甚至还凌驾于这个整体东西之上，他会惊讶原来这个整体东西并不是至高存在与他之间的纽带，否则为何有这个BUG？他纠结，挣扎，恼羞成怒，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说服自己继续执着，直到完整发现这个BUG原来是常态，最终经过痛不欲生再到泰然涅槃，他抛弃那个东西，直至抛弃他“不是人”的根本看法，如梦初醒回到前者那古老又崭新的原点。
比宗教经典威力更大的，是法典。前者告诉人们什么是神（或道），但无法告诉人们怎样在离开先知、离开偶像、离开代理组织的情况下接近神；后者非但告知了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把神直接赋予的意义告诉了种种关系。所以真正的不朽领袖及其多次生死重组的轮回形态，并不是教主，而是万世法的立法者。
人的统御力大类三种：宗教领袖，军事指挥，立法者，三者又常交替在同一人不同生涯，如黄帝、恺撒先宗教领袖再军事指挥，最后立法者，李世民和拿破仑先军事而立法、宗教，孙中山和林肯则先宗教、立法后军事。潮流宣传组织斗争诸力之比例。
自然法赋人普遍权利（民生真）→史成互助一致（民族美）→多数授权程序保护前二（民权善），此逻辑之先后。林肯殉难以共和革命战胜了奴隶制“积极善”侵略，是战胜阶级依附→君权神授→极权先进，这以物灭人的所谓科学必然性，使低于神高于兽的人类绝续重生。
只要透彻理解了林肯及其价值，就有生生不息广阔自成的精神力量，永远不会被奴役吞没。
人类有这样的人，真是这个物种的幸运。
东方的中山，与西方的林肯同类，民权平等的图腾人物，关乎族类乃至整个人类生死命运的人物。
这个道理理解透彻，就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迷茫了。
20世纪对我们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20世纪一切灾难和曲折，其实在满清定鼎那一刻起就已经奠定了，是作为满清奴隶制的连锁反应的一部分，但我们幸运的是，却有辛亥这个光复与共和的重生遗产，它是后来一切觉醒与复兴的火种，它也是轩辕黄帝大道之行的遗产和薪尽火传，它对于现代中华儿女就是生与死的界碑，所以我们终究是幸运的，是上天的宠儿，这一遗产的力量在长远之中只会越来越强，生生不息，让甲申乃至崖山的所有惯性力量最终归于失败。只要洞察根本就知道，这是没有疑问的。所有悲观，都没有理由。
这一力量的自发生长会超过所有强制的阻拦，为这一力量赋予的责任区始终奋斗，这就是使命——这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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