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店（一）》是一本由伊莎白·柯鲁克 / 大卫·柯鲁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29页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07年7月，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里店（一）》精选点评：
●译者连简单句都翻译不好，扣一星。
●“政权是短暂的，地主是永恒的。”
●作者的倾向性显而易见，整体应该比较真实吧。
●挺有意思。
●到现在我完全忘了里面的人人之间关系 好奇老外怎么记得住的
●这是上册，田野观察还未开始。亮点在于使用许多革命文本（纲领、讲话、信件）来和实际运动过程做参照，可叹这场运动还是禁得住这样的印证（有理想化的嫌疑），理论与实践始终处在动态的张力之中，而非僵化推进，这就是社会运动和宫斗的区别啊。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资料价值吧 两个英国共~党~人近距离观察当时的解放区农村在共~党~治下的转变、挣扎、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定成分 他们47年11月才到达的目的地，但调查结果报告抗战前，抗战中和之后的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也属于事后访问补记 也许是用了当时边区~政%府提供的现成资料 而且很明显他们还是不大懂中国农民 很多观察流于表面 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 研究者也许能从中找出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吧 但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太浪费时间了 也许它讲的内容两三页纸就能总结出来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纯共~党~立场 另外翻译实在拗口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革命观察入微，同时怀有深深的认同。至少，视角是传统的，路径是清晰地。为真实的以马克思理论为视角的研究致敬！
●红色意识形态看土地革命。
●线性叙述下，民国年间内卷的乡村在中共分化和整合下得以开始充满勃勃生机。只是这种理想化表述下又掩盖了多少真实？忽视了乡村社会变革中农民的主体性，视野上终归是有所缺失～
《十里店（一）》读后感(一)：读书中“引子”的感觉
读书中的引子，里面现在开始在村中流行的东西，那时候已经很成熟，比如“合作社”“妇女联合会”“农会”和那个时候的“民主选举”。
作者进入村庄开始观察村庄的自然建筑，从自然建筑中去思考村庄的阶级。从村庄的一些历史久远的墙体语言，去判定村庄中的政治发展状况。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从事田野调查或者社会调研的过程中，首先进入一个社区需要细致去观察身边的所见所闻……
待续ING
《十里店（一）》读后感(二)：百龄歪果劳抬
人分三六九等，即使是一个离邯郸很近的小山村，也是如此。
这里1400多号人，可以分成贫农，新中农，老中农，各140户。过去因为抢媳妇积攒下来的矛盾，在1948年人民日报的秀才们进驻，进行土改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小山村的土改，而是一个自觉运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中国史。试问当时的安徽，河南，山东，哪个省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运动，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回忆。
所以这个外国友人柯鲁克夫妇的著作，便是一部值得信赖的经典。
这就是一部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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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术方法，首先是蹲点调查。
老奶奶是人类学的贯彻者，长期蹲点。今年已经104岁了吧，老奶奶身体还挺矍铄，在北京见过他一面，真了不起啊。前段时间他的在四川的考察兴隆场，也被翻译了出来。他也是在华北的阳邑公社，还没有翻译。
而在十里店华北，他们住在当地的农家里，那是一对用自己的血汗，用自己的劳动赢得村民尊重的农户。在朝夕相处当中积攒学术的材料。
然后就是48年的工作组进驻以后，密切观察批斗大会，划分成分，组织农会等等活动。并在活动开展期间进行详细的记录，甚至每个人说什么话都记录了下来，这在这两册十里店里都能看到。
我要说，不仅研究建国以前历史的，可以翻阅这本书，而且了解建国以后大跃进的，也可以在其中找到丰厚的农民思想史，以及农民运动的方式。
《十里店（一）》读后感(三)：所谓的土改，所谓的革~命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资料价值吧。 两个英国共~党~人近距离观察当时的解放区农村在共~党~治下的转变、挣扎、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定成分。 他们47年11月才到达的目的地，但调查结果报告抗战前，抗战中和之后的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也属于事后访问补记，也许是用了当时边区~政%府提供的现成资料。 而且很明显他们还是不大懂中国农民，很多观察流于表面，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研究者也许能从中找出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吧，但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太浪费时间了。也许它讲的内容两三页纸就能总结出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纯共~党~立场。另外翻译实在拗口。 以下是一个笔记： 革~命：组织和鼓动大多数贪婪无知的贫农抢夺少数农村富有者，文化阶层的土地和财产，直至生命。 首先他们让富人多交税，捐款； 其次减租减息，剥夺地主们的收入； 然后是分地主的粮食； 再然后瓜分地主的土地； 其次是财产，住屋，家具； 再后来是给他们定阶级，给他们的后代定阶级，使地主和地主的后代永无翻身之日，使瓜分和抢夺所得不会再受到追索； 最后他们杀人，“押送到有一层鹅卵石的河床下面，用石头把他们活活给砸死了”。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抢夺物和土地就能永远归自己所有。 诚然，站在某~共~立场上，这样的财产再分配确实调动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释放了产能，支援了斗争，所以土改简直是内战胜利的爸爸。没有土改，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对农民来说，他们也许忘了是谁给他们这个权力，而这权力随时都会收回。只是时间问题。你能无理由抢夺别人的财产，别人就能无理由抢夺你的。 于是有了后来的收回，合作社，一大二公，学大寨，农民们终于变成了社会~主义农奴。 当饥荒来临，当他们弥留之际，他们会否回忆起那些被他们用石头砸死的人？ 再往深想，中国一治一乱的历史轮回，无不伴随着土地的分配和兼并。王朝后期，世家大族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多，小自耕农手里可以交税土地却越来越少。而此时王朝正在臃肿化，越来越需要税收。于是盘剥加重，官逼民反。天下洗牌，万千人头落地，一切财产再分配。当新的秩序建立，新皇上无不计口授田，于是又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山呼万岁盛世如愿。然后皇上的子孙们，世家大族们又开始膨胀。 ——这是个死循环。 我们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
《十里店（一）》读后感(四)：伊莎白：一个世纪的丰盛人生（非书评）
走进伊莎白的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房间里都至少有一面墙安放着书架，上面外文书居多。99岁的伊莎白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从青春少女到白发老者，从一名人类学家到一名教育家，在中国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伊莎白经历了丰盛的一生，“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共产主义信仰者”“外语教授”“人类学家”……种种看似不会有什么关联的身份组合成了她人生的“关键词”。伊莎白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但中国却是她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她说：“我很高兴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如果我当时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小标题）最喜欢人类学家这一身份
1915年，伊莎白出生成都，她父母都是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当时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伊莎白童年一半在成都，一半在加拿大。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去四川山里游玩，接触到很多少数民族，伊莎白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上大学，尽管她自己想修人类学，但还是在父母的要求下读了儿童心理学专业。大学时，伊莎白开始对世界政治感兴趣。当时正值德国法西斯纳粹崛起之际，“刚上大学的时我还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后来偶然在宿舍里看了一份报，讲了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情况，我很感兴趣，以后就开始看报开始关心政治了。”
1938年，当时的中国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硝烟四起，硕士毕业的伊莎白还是选择了回到中国。“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伊莎白开始在四川阿坝理县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子做社会调查。从那时起，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关注与调查，持续了伊莎白一生，中国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过她的足迹。
伊莎白最为有名的社会调查著作是《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那是她和丈夫柯鲁克1947年在十里店的考察成果。
伊莎白回忆说：“当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西方非常流行，但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有些情况已经过时了。于是，我和丈夫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书。怀着这个想法，1947年夏天，我们途经香港和上海，再到天津，最终来到冀豫交界的武安县西部山区的十里店村开展社会调查。”
在十里店，伊莎白和柯鲁克对中共土改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们和当地村民一起，参加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开座谈会，田间地头也有他们的身影。据《武安县志》，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忆说：“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
在当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有村民回忆：“他们见到我们总是问寒问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从采访、笔记整理、誊写打印、装订分发文件、照相、冲洗到提水、扫地、通讯联络，都是他们自己操劳。”
伊莎白和柯鲁克对十里店的人和事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本来可以在边区政府的食堂就餐，但出于对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兴趣，他们选择了找机会去各家各户吃饭。小米、窝窝头、杂豆面，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有村民回忆说：“那时我们十里店的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都无法和大城市相比，有些户没有煤，而是烧柴禾做饭。对于这些他们都不介意，反而很感兴趣地体察和品尝。”
上世纪80年代，《十里店（一）（二）》中文版相继在中国出版，并多次再版。该书以十里店为例，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一个村庄土地制度的变迁。书中没有冗长的社会学分析，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告诉读者土改过程中的点滴。它们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之外，补充着历史的丰富性。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归于“组织上的安排”。一直以来，她自己的兴趣在人类学研究，而丈夫柯鲁克的理想则是做一名记者，但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他们去教英语以便为中国培养外事人才时，他们欣然答应了。“当时先说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新华社做对外宣传报道，二是去教英语，我们选了新华社，老柯想做记者嘛。但后来又说，因为外事活动中外语人才缺乏，还是要求我们去教英语，所以我们就去教书了。”就这样，伊莎白和柯鲁克在英语教育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成为是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如今，他们的许多学生活跃在中国外交和英语教学领域。他们的孩子也相继在中国出生长大。采访中，伊莎白中文不是很流利，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用英语表达，而她的儿子柯马凯则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尽管已经是著名的英语教授，伊莎白最喜欢的身份仍然是人类学家。教学之余，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夫妻俩曾于1959年1960年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经历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4年，农村掀起“学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两次。退休后，伊莎白还一直以重庆璧山大兴镇为例，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
（小标题）纯真的共产主义者
在伊莎白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幅画像。“他们都很伟大的两个人”，伊莎白充满崇敬之情地说。她说，毛泽东的画像购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头，已经在墙上挂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细读毛泽东选集，她告诉记者，在她心目中，毛泽东是一名伟大的社会学家。
伊莎白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但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她说：“我虽然从小受的是基督教教育，但我一直关心的不是教义，而是人。特别是那些穷苦的人。”幼小的伊莎白已经对普通中国人的苦难有着深刻的印象。13岁的她曾有过一个“幼稚”的想法：“我那时看到那么多穷人的孩子很可怜，就希望有一项规定，每个人必须在银行里存上1000块钱，才能生一个孩子，没有钱养育的孩子太悲惨了。”
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告诉记者，尽管伊莎白在一个传教士家庭长大，但她的母亲却是一个热爱阅读各类共产主义书籍并同情共产党的人。“我母亲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和同情，应该最初是受了姥姥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在理县的社会调查期间，伊莎白看到了很多红军留下的标语，也听说了不少了红军长征的故事。农村贫困的现状让伊莎白很不满，但她那时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不赞成暴力革命。直到遇到她后来的丈夫柯鲁克。
柯鲁克出生在英国一个的犹太家庭，家里因一战后经济危机破落，长子柯鲁克去美国谋生。柯鲁克在纽约当过工人，后来又在哥伦比亚上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还参加了支援煤矿工人罢工等活动。柯鲁克1935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1939年认识了正在重庆璧山县大兴镇做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关于社会变革方式，伊莎白和柯鲁克有过争论，但最后柯鲁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服了伊莎白。“假想你患了一种重病，动手术可以很快治好，如果不开刀，病就变成慢性病，然后就要长久受苦，这样你乐意吗？”
儿子柯马凯认为，母亲伊莎白最终加入共产党，来自她丈夫柯鲁克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认为我父亲是对她专门进行了‘教育’，他还约我母亲去泸定桥，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事迹呢。”
对伊莎白来说，共产主义信仰一旦认定就是一生的追随。在经历了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文革时的冲击、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之后，依然如此。她始终对中国红色革命充满深情。
1941年德国侵犯苏联后，法西斯的阴影正在当时的欧洲蔓延，伊莎白和柯鲁克双双前往英国。柯鲁克加入了英国空军，二人随即结了婚。婚后，伊莎白开始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并和这家工厂里的其他英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后来伊莎白加入了加拿大妇女军团。二战后，他们来到中国。本来打算考察一段时间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就回英国的，但最后却在当时的中央外事组的挽留下，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感情，他们开始在中国教英语。
文化大革命期间，伊莎白和柯鲁克都受到了冲击。伊莎白被隔离审查三年，和丈夫孩子被迫分开。而柯鲁克则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谈起那段经历，伊莎白显得相当平静。谈到每两周换一次的专门看管她的人，她甚至用感激的语气说“她们有时很友好”。当记者问到她当时有没有害怕时，她说：“我不担心自己，我没有做什么，他们查不出什么，我自己担心三个孩子，担心他们看到父母无辜被关押，思想上对党对组织产生不好的情绪。”
和诸多外籍人士一样，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周总理派人照顾我们的孩子，还安排我们的孩子到工厂去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孩子们回到英国念书，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自己赚的钱就够学费和生活了，我们没有资助他们一分钱。”伊莎白客厅墙上的那副周恩来半身画像，就是文革后因为感激挂上去的。
（小标题）豁达的百岁老人
柯鲁克已在2000年去世，如今伊莎白一个人住在那套他们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公寓里，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睡觉，过着简单规律的生活。已经99岁高龄的她，仍然在不间断地阅读。
伊莎白一直坚持锻炼，只要空气过得去，她早上都会出去做操，2012年5月摔跤前，她一直一个人上下三层楼。在她家的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保姆素珍讲起那次摔跤，“她当时一个人在家，听到门铃去开门时，不小心摔倒把手臂摔断了。她还坚持着给她儿子打了电话。她儿子在外边开会，立刻联系我，我赶紧过来时，看到她还在地上躺着。”
伊莎白的坚韧让素珍印象深刻：“她摔倒那天是周末，胳膊两天后才接上，我看着她都觉得疼，不过她完全没表现出来，好像又疼又不想我知道似的。她真的很能吃苦……胳膊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不错了，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医生说她能把手举到嘴边上就不错了，但她现在手都能摸到头顶了。”听素珍说到这里，伊莎白把曾摔断的那支胳膊抬起摸了一下头，看着我们笑了笑，有些得意又有些顽皮的样子。
谈起丈夫去世前的那段时间，“老柯肝有问题，我和马凯都不让他喝酒。有时素珍会让他偷偷喝一点，我们很感谢素珍，她听老柯的话不听我们的话，让他喝酒，让他最后的日子能够好受一些。”谈起丈夫的生病去世，伊莎白一直显得宁静平和，并且为丈夫离世前能常常“如愿”喝到酒而开心，即使她知道喝酒对丈夫的肝不好。“最重要的是让他开心一些，情绪好一些。”或许，这正是一位老人历经一个世纪丰盛人生后对生命的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