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是一本由[美] 达龙.阿塞莫格鲁 / [美] 詹姆士.A.罗宾逊著作，上海财经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44.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精选点评：
●1)娴熟的文献能力、游刃有余的跨学科分析、强大的博弈论功底与建模能力，Acemoglu大神太让人膜拜了！2)对于“数学化伤害经济学思想”的陈腐论调，该书证明了数学不仅不会妨碍思想的表达，而且简直就是屠龙宝刀，就怕你没能耐耍得恰到好处。
●博弈论后半程教材。虽然只学了税收投票跟革命那几章，但真是太有意思了！
●一种失望的民主。
●人家的主标题根本不是这个！
●我是记得，这本书就没有这个主标题而只有这个副标题的
●应付考试读了一些
●一堆模型给我看懵了。。
●民主的发生
●L
●提出的模型很不错，但是词藻过分华丽，车轱辘话一遍遍说，看得焦虑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读后感(一)：民主与经济的微笑曲线
作者用高度抽象的博弈模型来分析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优点是逻辑关系清晰，缺点是对于具体事件，还要具体研究。
一、民主是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若。
民众人数较多，当组织起来争取权力时，能暂时掌握事实政治权力（实力），并要求得到法定政治权力参与政治。权贵就会在镇压成本与权力让步成本之间比较权衡，当镇压成本太高时，权贵就会政治让步，民主就会逐渐成型。
二、影响民主化和巩固民主的重要因素。
1、经济的不平等程度。
传统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存在很多反例，比如新加坡，所以作者提出更重要的是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民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程度并非简单线性关系。
经济越不平等，权贵更能牢牢掌握事实政治权力，民众争取权力的难度越大，而且权贵让步的损失越大，越倾向于镇压，所以民主的难度很大；
但经济很平等了，民主难度也会加大，因为民众争取政治的收益不高，比如新加坡作为一种精英政治就很稳定。
他们的关系像微笑曲线，两头高、中间低。
2、权贵的财富来源。
财富的来源基本有三种，土地、人力和资本。
农业社会，权贵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容易征税，权贵倾向于镇压；而到了工业社会，权贵财富来源于人力和资本，稳定越来越重要，民主容易诞生。
3、全球化程度。
全球化导致权贵的选择更加多元和丰富，对民主的恐惧降低，更愿意做出让步，民主容易得到巩固。
三、未来
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经济的发展，随着中产阶级在扩大，民主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但是，另一方面，权贵也在此过程中壮大了，他们可以通过更隐蔽的方式影响政治，民主的质量反而有可能下降。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读后感(二)：民主与经济的微笑曲线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
作者用高度抽象的博弈模型来分析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优点是逻辑关系清晰，缺点是对于具体事件，还要具体研究。
一、民主是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若。
民众人数较多，当组织起来争取权力时能暂时掌握事实政治权力（实力），并要求得到法定政治权力参与政治，权贵就会在镇压成本与权力让步成本之间比较权衡，当镇压成本太高时，权贵就会政治让步，民主就会逐渐成型。
二、影响民主化和巩固民主的重要因素。
1、经济的不平等程度。
传统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存在很多反例，比如新加坡，所以作者提出更重要的是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民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程度并非简单线性关系。
经济越不平等，权贵更能牢牢掌握事实政治权力，民众争取权力的难度越大，而且权贵让步的损失越大，越倾向于镇压，所以民主的难度很大；
但经济很平等了，民主难度也会加大，因为民众争取政治的收益不高，比如新加坡作为一种精英政治就很稳定。
他们的关系像微笑曲线，两头高、中间低。
2、权贵的财富来源。
财富的来源基本有三种，土地、人力和资本。
农业社会，权贵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容易征税，权贵倾向于镇压；而到了工业社会，权贵财富来源于人力和资本，稳定越来越重要，民主容易诞生。
3、全球化程度。
全球化导致权贵的选择更加多元和丰富，对民主的恐惧降低，更愿意做出让步，民主容易得到巩固。
三、未来
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经济的发展，随着中产阶级在扩大，民主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但是，另一方面，权贵也在此过程中壮大了，他们可以通过更隐蔽的方式影响政治，民主的质量反而有可能下降。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读后感(三)：笔记
民主出现的可能性—由权贵和民众间的博弈成本决定的。
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诺。
民主—制度—民众拥有的政治权利达到高峰，权贵的政策让步又不可信的情况下出现。
影响民主化和民主化巩固的重要因素—经济不平等，权贵的收入来源，全球化
核心观点：民主是一种对未来权力分配的可信承诺。
民主制度是在权贵和民众的政治博弈中，作为一种可信承诺出现。
政治权利：
1??事实政治权力
把暴力或强制力应用到政治领域。
2??法定政治权力
来源于制度的权力。
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权力—上两种政治权力的总和，掌握更大的权力，就获得更多的利益。
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可信承诺。
创立新制度—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制度扎根后形成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为权贵反悔的成本。
权衡成本和收益，确定政变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行动。
民主化：民众在拥有暂时性的事实政治权力，能迫使权贵作出可信让步的情况下发生。本质上以制度化的形式扩大民众的法定政治权力。
一个社会中公民组织越发达，民主化也就越容易实现。团结的公民组织更有效。
中产阶级很重要—介于权贵和民众之间。缓冲带。增加民主化的可能性。
成本收益的视角：
对民主的出现和巩固具有重要作用的三个因素—
1??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在不平等程度特别低或者特别高的社会，民主化的可能性都会降低。中间水平可能性最高。
民主倒退—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旦民主化，民众会期待“劫富济贫”，实现财富再分配。但是会激起权贵的反扑。（阿根廷，秘鲁等拉丁美洲）
2??权贵的财富来源
农业社会-土地：
不动产容易征税
依赖奴隶制
工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社会动荡损害更大
需要自由劳动力
—民主化主要发生在工业社会。权贵抵抗镇压引爆革命大多数发生在农业社会。
3??全球化程度
权贵更方便地转移资本，逃避税收，对本国实施民主政治的恐惧会降低。
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产业转移，为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穷国提供了经济机会，提高了劳动者报酬，降低了一个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
提高了权贵镇压民众暴动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
全球化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更容易得到巩固。
乐观：
民主的未来总体上来说是光明的。
和平和发展的世界主题。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世界经济一体化会促进和巩固民主。
悲观：
未来民主的质量或民主社会中政治平等的程度，会随着权贵权力的扩大而下降，导致民主不像过去那样保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蜕变成一种令人失望的民主形式。
民主的制度性—参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是权贵仍然具有比民众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游说，行贿等非投票渠道）
全球化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对民主的未来不利影响—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资本流动性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增长—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的议价能力被削弱。—工作机会来之不易，没有底气团结起来向政府要求他们想要的政策，越来越色提出强硬的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诉求。
全球化侵蚀了民主的质量，使得民主这个保障政治参与和大多数人权益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出发点。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读后感(四)：阿西莫格鲁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之比较
（五年前的读书笔记，回头看，还是有一些洞见的。拒绝剽窃，侵权必究。）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的《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从四种不同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展开话题，从博弈论的视角审视民主化的发生与巩固，用几个简单易处理的变量不平等程度、镇压/政变成本来解释不同条件下不同的政治均衡，从而解释革命、镇压、政变的发生与未发生，对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
（一）
如果将其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比的话，能够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在这里，请原谅我大段引用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书里的原话：
在我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 1973)所著的书里，我们曾指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则是制度变迁的源泉。不过，我们当时给的是一个效率上的解释。相对价格变化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之制度的激励，而无效率制度之所以长期存留——以西班牙为例——是因为统治者因财政上的需要而只顾及短期利益，致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背离。而这个特例与理论分析并不完全吻合。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North, 1981)一书中，我放弃了以效率来考量制度的视角。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设计产权，而交易费用则使得典型的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古而有之且一直广泛存在着的产权并没有带来经济成长的现象。不难看出，诺思早期强调相对价格的效率制度论，和之后统治者设计制度的理论，和阿西莫格鲁通过统治者和民众博弈形成制度的理论存在着理论上的演进关系。见表1。
强调相对价格的效率制度论更适合解释历史大尺度的制度变迁，比如狩猎采集到原始农业的变迁、封建庄园制的瓦解。在这里，自利的统治者或是不存在，或是虽然存在，但是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成本-收益”计算足以使其愿意实施和社会福利一致的制度，或者说，新制度的经济收益足以填平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
单纯强调相对价格的制度变迁理论，无疑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低效制度。因此，诺思在新的框架中加入了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国家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建立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使低效但对统治者有利的制度得以维持。
但是诺思的理论中，民众一直是个被动的接受者，即使书中提到了“统治者面临民众施加的约束”。而且，这个理论仍然不够微观，不能解释一些短期的动态的制度形成。因此把民众加进来用博弈论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变迁无疑是在诺思的基础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从时间维度上，强调相对价格的效率制度论无疑最适合解释长期的制度变迁。而阿西莫格鲁的博弈制度决定论中，由于技术水平是外生不变的，无疑最适合解释短期的制度变迁。
（二）
但是，如同阿西莫格鲁在该书前言中所强调的“以经济为基础”的框架特征，他的“奥卡姆剃刀”无疑也凌厉地削掉了社会的很多重要的维度。以至于，如果想将其理论扩展来解释更广泛的历史图景中的政治制度变迁，则变得解释力不足甚至预测错误。
（1）他的理论最大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或者说意识形态不构成对革命的约束。在第五章民主化的理论框架中，民众革命与否的决策是根据革命“成本-收益”的计算得出的。也就是说，民众能够抛开意识形态的羁绊，以物质利益为准绳，而且是唯一的依据。如果在霍布斯丛林的原始社会，这或许是可能的，为了一颗椰子，随时准备敲碎另一人的脑袋。但是只有出现了国家，就少不了意识形态的身影。正如诺思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的国家理论所揭示的，统治者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来增强制度合法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以中国古代社会为例，统治者通过“儒家天道观”的塑造使社会有共识，只要统治者勤政爱民，民众是没有道理推翻皇权的。意识形态上的“君君臣臣”无疑给革命施加了一个经济成本以外的约束。这也是为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民主革命（指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者首先做的舆论工作是宣传西方的民主人权观以对抗帝制，并进行“排满”的民族主义宣传。总之在道义上建立革命的正当性，而非经济利益的诉求。这和强调提高工资、追求八小时工作制等经济诉求的西方近代民主化革命截然不同。因此，他的理论更适合18世纪启蒙运动后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当然可以拓展到接受了民主人权等现代理念的其他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意识形态不构成对革命的阻碍。若扩展到其他年代其他社会，无疑则解释乏力了。总之，我要强调，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一个约束，是进行最大化决策的前提，而不是进入利益最大化决策计算式的一项成本。
（2）另外一点，阿西莫格鲁的框架适合短期分析，不适合研究长期制度变迁。他的理论强调社会冲突的重要性。有人就要问了：到底是政治最大？还是经济最大？好像他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诺思强调相对价格对长期制度的塑造都是正好相反的呀！在这里不要忘了，他研究的是在给定外生不变技术水平，给定社会财富条件下，统治者和民众在某个时间点，如何进行博弈以决定政治制度。他的研究是微观的，短期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了。当然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愿给出一个武断的论断：长期看，经济水平决定政治制度；短期看，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
上一篇：解读欧陆哲学典范读后感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