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象之塔》读后感锦集

《影象之塔》读后感锦集

2020-11-03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记忆之塔 读后感 

  《记忆之塔》是一本由周志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之塔》精选点评:

  ●展现出了作者的思想光芒

  ●读来渐入佳境,作者有大格局,启示甚多。

  ●https://www.douban.com/note/578770558/

  ●大陆版!!!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在我们地时代。他必须认真地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恍惚之间,我心头冒出一条人影。

  ●很少读到如此回忆剖析母校的文章,记忆之刀啊。写齐邦媛和台静农很亲切,充满敬意。

  ●不能读懂,可能对台湾的作家不是很熟悉,对那个时代、他们的文化氛围也没有了解,不过我越发觉出一个学者的自恋来,字里行间透露着傲娇

  ●终于等到了

  ●这使我想起以前在边陲读大学的时候,几个老教师,老云大中文系毕业的,平时喜好写散文,退休后找了香港那边的出版社集成集子,文章内容、立意其实和这本也差不多,但知者寥寥。

  ●三星半。没有不尊重作者和本书的意思,只是觉得有点后悔买下这本书。周志文先生写的文章让我看到一个洒脱直白、极富生命力的台湾文人,迥异于大陆学者。对于世俗百态,世象虚妄可以坦然以对,恣意随性。

  《记忆之塔》读后感(一):岁月沉沙

  “从利泽简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想他这个人,在我一生的某段时刻,曾契入过我的生活,与我发生过一些密不可分的关联,他的死,代表我一生的那个部分已经是过去了,我当时不由得伤痛起来,我的伤痛一半为他,一半也为自己”。

  周志文,藉由个人感受串起台湾当代的历史种种,即真实快意,又不乏故事趣味。读至中段,便思量要搜罗他的所有作品来一一慢读。

  《记忆之塔》读后感(二):度过美好人生的一个范本

  现实的龌龊和不堪往往让人受苦,那种苦不是劳累的苦,而是被践踏、被侮辱的苦。

  十分喜欢周先生的文章,他对于个体的沉浮、遭遇是不在意的。东吴大学老师为难他,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用台湾人的词,叫“超拔”的人生态度。所以他拥有了美好人生,我十分羡慕他这一路走下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或者有伤害,他也不会转化成字里行间的怨怒。这非常难得。

  他对诗歌、音乐的感悟是准确而简练的,寥寥数语就能描绘出音乐的特点。

  他对于学术界的批评也是中肯的,比如大学还是应该以学生为主,而不是以研究为主。

  最有意思的是他对胡适的批评,他说胡适反对传统文化,因为纳妾、缠小脚,他说这样是一种透过现象来做文化批评,这样不理性,也不系统。

  殷海光、雷震都是因为反对总统连任主张选举制而受迫害。

  台湾大学里面也有很多与政府私下联系的告密者,是政府的人,所以后来在学术界发展好。这真是太真实了。

  在这本书里,他诚实地批评了不少人、不少学术界的坏现象。

  他还是保持罗素的观点,对科学、理性、知识抱有希望。因为一百年前,女性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洗衣服、烹饪方面,而科技的发展,妇女有了更充足时间发展自我。

  当然,他也是肯定中国文化的,不然他哪会写那么多有关中国古人的感悟(《时光倒影》)。

  《记忆之塔》读后感(三):周志文的“当局者清”——读《记忆之塔》 文/与畴

  这几年,面对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现状与学术氛围,人们总忍不住叹口气,然后抬眼观瞧──好榜样似乎明摆着,远学美利坚,近思台湾岛。隔着大半世纪的时光和不深不浅的台湾海峡,“民国范儿”被念叨成坊间热词儿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这种期盼高校出大师、育英才,学界重归治学、著述象牙塔的殷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心怀此念者,真该读读台湾学者周志文的回忆性随笔集《记忆之塔》。

  从1961年自台湾宜兰乡下高中毕业,赴台北参加“大专联考”考取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起,周志文的大半生基本沿着求学、教书、写作之路行进。他耳闻目睹台湾的大学教育诸多方面,对初创的艰难、发展的起伏、壮大的利弊等等皆有亲历。本书作为其三本“回忆性质”的书(注:因觉得太正式,周志文不喜以“回忆录”称之。另两本,《同学少年》四年前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家族合照》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之一,侧重记下作者“到台北读大学之后到就业、深造,继之以在各地闯荡,过完了大半辈子的事”。这些文章细致、从容,又感性、直率,一边怀人忆旧,一边议论反思,尖锐犀利之处甚至“枪火四射,也可能伤及无辜”,作者在“自序”中这么说。

  当年这位怀揣求学梦想的少年踏入位于台北外双溪的东吴大学,见到与期望值相去甚远的学校规模和简陋的硬件环境,心里不是不失望的。可是这种失望显然不及此后在课堂上来得强烈,“一切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课程开得不清不楚,教书的老师一个个精神涣散,上课既不准备,下课也无作业,走上台来,总是胡扯一通”……这话说得有些重,可也确实是作者当时的感受。书里写着,兼任教授却能做系主任的洪陆东先生在教授杜甫诗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不讲格律”,“只用他难懂的黄岩话不停的赞叹说这首诗真是好啊,真是好啊”;教诗选的老师上课点名时据此为由大讲黄段子,“例子举得十分轻佻而不负责,只是好逞小慧罢了”;林尹教授上中国思想史的课会先在教室外抽半小时烟,进门就“促销”他写的《中国思想史纲要》,说到得意处从西装内袋里掏出半瓶洋酒开喝……这样的老师与东吴大学教学生“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校训何其相悖,以致作者想到古代圣贤传道授业解惑时的风范,大发感慨,“典型在夙昔,古今对照,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多么黯淡的时代”。

  当然,周志文的回首不都是上述种种。记忆之塔的另一面是在东吴大学、台湾大学求学那些年遇到的不少终生难忘的老师,学识渊博、人格闪亮、诲人不倦。大一时他曾去台大蹭课听,彼时台大中文系的国文老师是叶嘉莹,现代文学则是聂华苓讲授,前者授课的认真与批改作文的严谨、后者在高校学术为大的气氛里强调文学艺术的执着给本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中坦承当年台大一众名教授中最吸引他的还不是前述这些,而是“那时哲学系有位极富争议的人物名叫殷海光”。他在高三时已读过殷海光的《逻辑新引》,后来对殷海光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文章也有所触动,所以一听说台大有殷海光的课可听,自然大感兴趣。那门课叫“理则学”,上课时教室里人满为患。这也是作者初见殷海光的讲台风采,“原来是个头发斑白的中年小个儿”,令作者预期有落差的是,“他上课的语言并不出色,可能有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当时讲课没有麦克风,坐在后面就听不太到”。不过有次下课前,殷海光在介绍罗素著作时,突然高举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英文原书说:“要学他做个学术界的汉子!”这个举动,加上他那些文章,让周志文至今想来仍觉震撼。后来,周志文考上台大的中文研究所,读硕士时的“高级英文”课是外文系的齐邦媛老师来上,虽然“齐老师课上全用英语,每次上课结束前必定举行小考,考题与答案当然都是英文,搞得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都紧张得不得了”,他特别忆及某堂课上齐老师讲授艾略特长诗的情景,对表象的诗意之美与简单诗句下蕴藏的深意的解读让他颇感获益。与这些师长的接触,那些课堂内外的经历,在作者生命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影响与作用都融入自己生命的溪流”。

  周志文是台湾高等教育的局内人,写作本书时他亦仍与此有关联。正因为这样,他在书中流露的冷静和勇气令人感佩。不过,这对他来说却也在情理之内。他是相当纯粹的治学、写作者,个性耿直,不善交际,在彼时的校园和学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台湾向来不乏推崇者,可并未得到与此一致的声名。书中《溪山行旅图》一文写到个插曲:当年他在淡江大学兼课时,该校外文系杨沂教授看过他的散文集后直问,“为什么你没有名气呢”?周志文忙用杜诗“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以对。他也觉得这个回复不太恰当,但那种急于辩解的心情,与其说为了自己正名,莫不如说为了消弭对方的疑惑。他的醉心治学、写作与不够圆融的个性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全了他始终保留着乡野少年般的质朴与性情中人的诚意。这呈现在他的文章中,往往是种不露声色的伤感与淡到无痕的古意,与华丽繁复或是七情激荡绝缘。作家朱天文在为《同学少年》作序时,曾形容周志文的文章之朴实、深沉,“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点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这么被广知,也像”,她也觉得,“深情人是幽人,就像周志文”。

  读完全书,感觉到在那些近乎不留情面的描摹、评判、反思之间,作者无意彻底否定什么,他只是写出积蓄在心里的记忆,还有由此生发的思绪。写到这里,姑且臆测本书封面那个外观华美、根基松散迷乱的高塔别有寓意,记忆如此,求学著书为人某种意义上也如此。这些文章起码能够提供给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一个不以因距离产生的光环所惑的视角,更加客观、生动地了解台湾高等教育乃至台湾社会那些年的变迁,看到记忆之塔的不同侧面。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3

  《记忆之塔》读后感(四):周志文:在幽微角落谛视人生

  其实,谈的是周志文先生的三本书。

  或许是因为个性孤凉,不善交际,写了多本书,而且都很不错,却没有什么名气。我说的这个人是台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周志文先生。最近,他的《记忆之塔》《家族合照》分别由北京三联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加上之前在山东画报社付梓的《同学少年》,构成了这个“老灵魂”的回忆三部曲。

  想我眷村的兄弟姊妹

  周志文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就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山明水秀的湘西,但他的故乡无疑是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因为他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那里。乱离岁月,他不到四岁就失去了父亲,依附军眷身份的姐姐到了宜兰乡下,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眷村。但周志文的身份比较尴尬,他并不是登记在案的眷村居民,而是一个“黑户”。

  不只如此,他的家庭也很复杂。在《家族合照》中,周志文告诉我们,他身份证上的籍贯是从母而来,而不是通常情况下那样随父——多年之后,他才对亲生父亲略有了解。母亲有两次婚姻,生了十个子女,结果只保住了五个,而周志文是唯一的男孩,加上幼年失怙,所以他从小是在女性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对他的性格养成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比这更大的“孽缘”是,大姐、二姐是母亲跟她第一任丈夫生的,而三姐、“我”及妹妹是同父母所生,然而“我”与她们数十年来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大姐生性善良,两度结缡,一生坎坷,从来没有过过舒泰安适的生活,几乎是母亲身世的翻版。二姐天生外向,活泼大方,有着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奈何时世艰难,终老之际罹患失心疯,令人不胜欷嘘。在这样零落的家庭背景下,周志文养成了离群索居的习惯,常常自陷孤独,有时会自伤自毁,敏感、敏锐由此而生。

  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处境,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疏离与孤独,给周志文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他可以,也习惯在幽暗的角落,以卑微的身份,在众声喧哗中静静观察、默默体悟。还是张瑞芬教授说得好,“这种‘浮生’哲学与艺术家思维,取镜异常低调,叙述极其耐心,像小津安二郎或侯孝贤的电影,榻榻米一角电风扇沉默地吹着,时间如同静止了一般。”于是,在周志文的笔下,他们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别漫长。由于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太平山林场附近的眷村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败的阴影,使得他的回忆别有一番风味。

  《家族合照》涉及家庭内外,个人隐私的成分比较多,亲情带来的创伤比较重,整体氛围尤显压抑和悲哀。相较之下,《同学少年》虽然也是灰色调的,但背景苍茫,雾霭氤氲,“完全像梦境一般的迷离”,散发出一抹淡淡的乡愁,是惆怅、忧伤和寂寥。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外省小孩在台湾乡下的成长史,见证了时代的多义性与一个成人‘内在的小孩’(inner child)”。应该还是性情孤僻寥落的关系,对他人来说一个微小的举动,可能会在少年周志文的内心勾起阵阵涟漪,甚至激烈的震荡。所以他才颇有感触地说:“不经意的事反而重要,一件事看起来很短又无声,但不应忽略,也许就是一个人一生呢。”《同学少年》中的不少记忆碎片,就是这种情怀的流露。

  周先生是古典乐迷,这三本回忆性质的书中就有不同篇幅的体现。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梳理一下他记忆中的乐声,借此体察他的幽人性情。周志文大概是天生喜欢音乐,但他的家庭毫无音乐成分,只能在收音机、同学家里聆听。《遥远的音符》一文谈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给他带来的震撼,开首那三长一短,三长一短,然后高低音像回音似的相互应答,终于形成沛然莫之能御的音乐洪流,生命之帆由此昂扬奋发。周志文表示,这首交响曲对他影响很大,而这得感谢同班同学陈启智无意中的引领。《散落与连结》讲了三个跟音乐有关的小故事。其一是幼年听黄自的《天伦歌》,其二是在高中学长目屎阿欉家里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的管弦乐合奏《爱之歌》,其三是上学路上和着雨声倾听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牧师娘客厅里传来的《天方夜谭》组曲。这些聆乐经验零散且不成系统,但就此在他的脑海深深扎根,大浪淘沙之后“所幸那些音乐依旧存在”。

  由此一瞬而得享永久。周先生在《空山松子落》里深自喟叹:“我的这群同学都是台湾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一生平凡,默默无闻,很少有特殊成就,他们存在于世,有点像深谷中的花开花落,无人关怀,无人知晓,但对那棵寂寞的花而言,那短暂的开落却是它真实的一生。”可告慰的是,尽管同学少年多微贱,不论物是人非还是物非人亦非,终究会因这吉光片羽而留存而闪耀。

  一个人的台湾经验

  1961年,周志文考上了东吴大学中文系。能够走出山野,驰骋学海,这时的周志文“对未来充满了意志与憧憬”。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记忆之塔》写的是他二十岁之后的台湾经验,自然会涵盖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诸多变化。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书中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做了很严厉的批评,火力十足,完全颠覆了学院派散文温柔敦厚的传统。有朋友读后评价,书是好书,惜怨气过重。我却不这么看,反而觉得周先生针砭时弊、襟怀坦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先生自己坦承的心路历程。中学时代被孟子那种刚正奇倔的气息所染,成天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高一初读胡适时,五雷轰顶般的震撼,加上当时在学校耳闻目睹的丑闻,感觉胡适所言切中肯綮:中国社会是一个虚伪的、充满骗局的社会,骈文、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等,都是“罪孽深重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然而,随着阅历的积累、思考的深入,周志文发觉晚年胡适整天周旋在“中研院”迎来送往的酬酢之间、青年时期那种直陈腐败、意气风发的胡适之体再也看不见了。

  到了外双溪,周志文感到大学的实际情况跟“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简直有天渊之别,课程乌七八糟,校园乌烟瘴气,根本不像一所大学。面对这副光怪陆离的场景,当时学界流行的存在主义自然而然进入了周志文的视野。而且,萨特与加缪的文学在他身上发生了奇异的救赎的效果。

  回首大学岁月,周志文说:“我在东吴读了四年,我一直记得东吴的事是因为我在那儿所受的伤很重,当然我后来摆脱了那些痛苦,但那些受伤的记忆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就这样,带着受伤的记忆,1965年周志文从大学毕业,随即入伍服兵役。次年退伍,到桃园的一所天主教中学任教。周志文在振兴中学服务了八年,遇到过几个有趣的人,比如范神父、沙究、老秦,他们的人生际遇都不算太好。而人生入戏,戏如人生,周志文后来深情款款地说,他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曾契入他的生活,他们的死,代表他一生的那个部分算是过去了。

  时光年轮转到了1974年。他考取了台大中文系,得以亲炙郑因百(骞)、台静农、屈翼鹏(万里)等大师的教诲,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台大学术空气比较浓,环境宽大,周志文收获不菲。

  1981年寒假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通过了台大的博士考试,但未能拿到台大的全职,他开始跌入繁复的思考之中——辛辛苦苦读学位,到底是为了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之学不免要誉于众,其实都是在追求世俗的浮光掠影。在这种纠结反省期间,周志文于1982年春季拿到了淡江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淡江生涯。后来他移席台大,教了十五年书,直到退休。

  这看似顺遂的人生,其实也是波折起伏。“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林林总总,既有闻人轶事、学界掌故,也有他数十载人世历练的反思与省察。要看小道八卦的,可以读《蒋经国的后人》;想了解战争对台湾社会影响的,可以细读《战争进行中》;渴望欣赏学林风景的,可以亲近《台大师长》;留心台湾新闻媒体演变的,可以从《报业》开始思考。文字不咸不淡,神情亦庄亦谐,周志文还是那个周志文,坚持他的独孤美学,坚守他的边缘逻辑,坚定地同情幽微角落的弱者。

  权且抄一段话,以为本文结尾:“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在我们地时代。他必须认真地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恍惚之间,我心头冒出一条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