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是一本由刘禾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5.00，页数：4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跨语际实践》精选点评：
●言语和文体的旅行与意义。
●冲击反应模式后的推进，从语言词汇现代文学切入，挪用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模式，值得学习。读到祥子那一章，忽然想到这些精致的学术写作对现实生活中、当代的祥子们有什么作用呢？他们依然在土和血中努力与放逐，几千年来似乎一直如此，不由令人气丧。回到这本书呢，在突破原先的成见，试图回到时代，找寻真相，这些真相却也显露了西方眼光和后殖民式的色彩。
●主要是从文学作品展开分析的，案例饱满有趣，但有些地方没太看懂，尤其是我还是没弄懂到底什么是跨语际实践。
●我的谱系学方法启蒙
●导语不错，章节内容缺乏逻辑性，调起高了。附录的表比较厉害。
●“跨语际实践”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清楚，兜了很大的圈子，貌似也不曾解决任何问题。倒是有几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还不错。
●“自我殖民化”，恕不能苟同。
●对外语译介学习的入门者来说是开阔思路的不错的文本。每一章作者都会提出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然而带着疑问去阅读却发现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答，甚至某些结论也略有牵强，经不起推敲。
●作为专著来说不成立，最终也缺乏一个相对周全的结论，但不乏创见，论述还是很见功夫的。
●好几章好像和跨语际实践没什么关系？像现代文学论文，现代文学的文章我根本看不懂。还要写有关于刘禾这些书的文章，怎么办？？？
《跨语际实践》读后感(一)：《跨语际实践》对学术研究的启示
我在本书提出“跨语际实践”的概念，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文字的交往形式究竟有哪些可能性。
——《跨语际实践》
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旧有的说法大概是这几种
1.影响与被影响。西方的入侵一方面使东方经受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让东方有了发展和进步的机会，使东方走上了现代之路。
2.东方实际上是西方塑造的东方，实际上二者并不存在进步/落后，科学/愚昧，民主/专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区分，这一切都只是文本的“效果史”问题：“谁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它服务于何种目的？”（第29页）
前一种观点是殖民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对于前一类观点，很明显是在为西方殖民寻找合法性，然而，后殖民理论难道就是无可指摘的吗？它指出了“文本”的被建构性，诠释性，但同时，也“无意识间让欧洲语言作为本源语言（或者译体语言），享有决定意义的特权。。。通过刷新我们对帝国主义过去的罪恶所保有的记忆，后殖民批评家无意间抹平了以往反帝斗争的印迹，而他或她本该是属于那个历史的一份子”。（第32页）
因此，要彻底解构东西方之间种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后殖民理论存在着盲点，这个盲点与殖民主义一样，将东方变成了一个可以化约的符号。因此，刘禾的观点是：
更有效地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是要准确描述和分析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是说，东西方二元对立在特定的语言中是如何开始具有语境的意义，并获得合法性。
以她对《骆驼祥子》的阐释为例，《骆驼祥子》很明显用了自由转述体等舶来品技巧。但同时这本小说的恰恰是在诠释行为本身当中，它要求诠释并也抵制着诠释，而且表述着作为真理假说而相互抵牾的诠释。然而，历来人们将其解读为作者对个人主义的抨击，这是对小说丰富意义的一种窄化，而这种窄化是怎么造成的呢？
她研究的是翻译，但并非语言学上的翻译。她的观点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并不存在实际的等值关系之上，所谓的等值关系，只是一种喻说。而当我们把一个进行词语，表述模式的翻译时，抑或是进行文学批评时，这种翻译或体制性的批评已经渗透了权力关系，它决定着我们说什么，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回到文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那么就极容易被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所蒙蔽。
这就是刘禾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而她后来的那些精彩的个案分析，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的。因此，这本书的格局很大，其中的文本分析并不复杂，但观点却新意迭出。对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运用都很熟稔。给我的启示是：在我们掌握了易操作，好上手的文本分析方法之后，也许要有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以及历史化的倾向，才能写出好文章。
《跨语际实践》读后感(二)：对“国民性话语质疑”的质疑：读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sunny
《跨语际实践》自2002年在中国出版后，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就我看到的文章而言，对这本书是批评多于赞誉，否定多于肯定。这种现象，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界的一种学术自信。其他学科我不太清楚，但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走过了唯“洋人”（包括华裔“洋人）话语是瞻的阶段。
在众多批评文章中，以王彬彬的《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和《花拳绣腿的实践》这两篇文章最有代表性，最有功力，也最有影响。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著名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上，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简单说，王彬彬认为，“被刘禾当作绝大问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问题；而刘禾以逻辑游戏般的方式证明为‘伪’的问题，则实实在在是真问题”。因此“刘禾对所谓‘跨语际实践’的研究，实在是一场花拳绣腿的表演”。王彬彬治学比较严谨，他对刘禾的批评，很多时候确实切中了肯綮。
我对王彬彬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谈谈对这部著作的不同意见。由于不想面面俱到，因此仅以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为例，谈谈一些简单看法，但这种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全书。
诚如刘禾所言：“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像被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而刘禾所要做的，则是对这个话题进行质疑。质疑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国民性”的“本源意义”是什么？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国民性”话语时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复杂性？当然，在具体行文中，这二者是交叉进行的。
关于“国民性”的“本源意义”，刘禾认为很简单，它来源于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其特点是“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原则”，目的是通过将西方国家的“国民性”定性为高贵、优越等，“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依据”，这“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为了进一步阐述西方“国民性”话语的偏误，刘禾以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为例进行了论证。“当时此书是研究中国的美国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即使到现在，这书还在持续影响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支那人气质》共26章，归纳了中国人的20多种“国民性”，基本是有褒有贬。不过在刘禾看来，由于“欧洲国民性理论的深刻影响”，加之斯密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使得《支那人气质》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不客观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这种“东方主义话语”还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入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撑。
如果熟悉后殖民理论，对刘禾的以上观点应该不会觉得新鲜，可以说它基本借鉴了萨义德在《东方学》等著作中的论点。但是刘禾认为“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斯密斯不同于早期书写远东的哲学和语言学者，因为他的著述曾被选译成中文。……其中牵涉到的问题就与萨义德讨论的东方主义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具体来说，就是萨义德所批评的那些“东方主义者”的“东方主义话语”仅是论述者自己在进行话语演绎，而没有被这种话语所指涉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和认可。而斯密斯等人的“东方主义话语”，不仅得到了中国知识者的接受和认可，而且被他们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追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实行自我批判。从晚清时期的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到1980年代的“新启蒙”论者，莫不如此。换言之，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者都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陷阱，总是以《支那人气质》等为基础和指导，“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民性定调子、下结论上”，而没有意识到那些“东方主义话语”的虚幻性、谬误性、霸权性和侵略性。
对刘禾的以上论述，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支那人气质》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这也是刘禾重点关注的“前提性的问题”。与刘禾不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对中国有褒有贬然而不失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斯密斯虽然批评了中国人的很多缺点，但并没有对中国人恶意攻击和否定。写作此书时，斯密斯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对中国的感情毋庸怀疑，“一个传教士所应该具有的善良和宽容，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和公正，在他的书中都有所体现。”即便斯密斯指出的那些缺点，也不能说全是偏见，而是以一个他者的眼光，提供了很多能够站得住脚的归纳。实际上，斯密斯也承认，《支那人气质》“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图，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既然如此，对于书中值得质疑的一些论断，也就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进一步来说，即便有些论断值得质疑，也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刘禾多次谈到《支那人气质》对鲁迅的影响，但即便从她引用的有限的几则材料，也能看出鲁迅并非没有洞察到此书的缺陷。但鲁迅之所以推崇《支那人气质》，无非是希望该书能够促使国人“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作功夫……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第二，应该如何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对《支那人气质》等著作的接受和认可？刘禾在分析问题时，比较注重“历史前提”，但她在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自我殖民”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历史前提”。或者说，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做出刘禾所批评的那种选择的历史语境。这个历史语境很简单，那就是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1980年代，中国都经历了长期的封闭，而封闭的结果则是落后。这自然会使中国人产生一种观念：已有的传统不能拯救中国，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因此，谋求新生的道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是激烈批判传统，一是急切学习西方。既然是激烈的和急切的，那就不免矫枉过正。但这种矫枉过正，恰恰是中国人的一种有意的选择，而且历史也已经证明，这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比较理想的效果。作为后人，我们当然可以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上，指出前辈的偏误，但应该理解，在当时，他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刘禾认为，像“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人都曾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然而，他们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本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的理论。”但是我认为，“抨击西方帝国主义”与用西方话语对自我民族进行批判，并不矛盾，没有必要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强调以上两点，是有现实所指的。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存在一个怪圈：只要民族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弘扬传统，就要反思西方，好像不如此，就无法建构民族尊严，就无法建构中国立场。又由于“五四”正是以否定传统和倡导西化为思路的，因此在弘扬传统和反思西方时，顺便也就将批判之锋指向“五四”。动不动就说西方话语对中国充满了偏见，动不动就说“五四”知识分子的如何偏激，动不动就要宣扬中国文化本位，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培育出来的学生，对这种论调，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理性上，我都难以接受。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美籍学者，刘禾可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反思西方、反思“五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觉得中国的很多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不够“五四”，不够西化，我们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等等，还没有达到拒绝“五四”、拒绝西化的程度。
第三，刘禾过于夸大了《支那人气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刘禾重点以鲁迅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她看来，《支那人气质》“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鲁迅“根据斯密思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支那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甚至在具体的文学细节方面，鲁迅也受到了《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如果像鲁迅这样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竟然只停留在“将传教士的支那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层次，这“设计师”得名号来得也太容易了，而且这“设计师”以及受他影响的“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也太不值一提了。事实上，早在1907年，鲁迅就提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年，正是刘禾所说的鲁迅第一次使用“国民性”这一词语的年份。也就是说，从接受“国民性”概念之始，鲁迅就没有以斯密思理论为唯一大纛。而自鲁迅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明哲之士”，走得其实都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道路。
刘禾也注意到了鲁迅等人面对“国民性”理论的复杂态度。她认为“从一开始，鲁迅就对国民性理论充满复杂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国民性理论吸引他，因为它似乎能够帮助解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惨痛经验。但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观点对中国人的轻蔑又使作为中国人的鲁迅无法根本认同。”因此，刘禾希望论述出鲁迅思想与“国民性”理论之间的“张力”。为此，她重点以《阿Q正传》为例，“分析故事中的叙述主体如何在西方国民性理论中间制造出裂痕”。然而刘禾所分析出的“张力”，却让人嘀笑皆非。
《阿Q正传》意在批判“国民性”，阿Q又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这在鲁迅研究界已成定论，这种看法鲁迅也多次表示认可。但刘禾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中其实创造了两个重要的主人公：一是阿Q；一是小说第一章所虚拟的那个“我要给阿Q做正传”的叙事者，他虽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中的文人”，但在根本上是未庄这一“想像的共同体”中的一员，身份可能是一个乡村小知识者。刘禾认为，如果未庄代表了中国，那么，说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中国人具有“国民劣根性”没有问题，但不能说以叙事者为代表的上层中国人也有“国民劣根性”，因为这个叙事者在小说中有能力对阿Q们做出分析、否定和批判。既然如此，阿Q们所具有的种种缺陷，就不能说是全部中国人的“国民性”了，而只能说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在刘禾看来，鲁迅就反击了以《支那人气质》为代表的西方“国民性”话语以民族国家为范畴来论述中国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阿Q正传》呈现的叙事人的主体出人意料地凸显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理论中的裂缝，尤其是那个斯密思的一网打尽的理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刘禾的这种分析方式，真像王彬彬所批评的：“匪夷所思”。“以一个虚构的小说叙述者去否定一种影响广泛的非文学性的理论，不能不说是对小说叙事学的滥用。退一步说，即使这个不具有‘阿Q精神’并且能够审视批判‘阿Q精神’者，是一个现实中的中国人，也丝毫不能够据此对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阿Q精神”进行否定。在一堆西红柿里，有一只没有烂，就不能说这是一堆烂西红柿吗？在满山黄叶中，有一片绿叶，就不能说秋天已经来临了吗？”再退一步，任何小说都必须有一个叙事者，即便《阿Q正传》不创造那个虚拟的叙事者，而是鲁迅自己充当叙事者对阿Q们进行批判，按照刘禾的逻辑，阿Q们的“国民劣根性”同样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人的，因为有鲁迅这样一个例外。但如此论述，恐怕也只能称为诡辩吧！
不仅如此，刘禾还进一步认为，阿Q的种种“劣根性”，甚至也不能代表底层中国人的“国民性”，因为阿Q的很多“劣根性”也为他国国民所有。为此，刘禾借鉴了美国学者韩南对“阿Q在文学上的原型”的分析。韩南认为《阿Q正传》与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两部小说非常相似。因此，刘禾的结论就是：“阿Q这个角色是跨国际的”。殊不知刘禾的这种观点和态度，正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在《外国也有》中，鲁迅就批判了那种“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孱头：“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难道因为波兰农民也有“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就不需要批判了吗？难道因为波兰也有阿Q，中国的阿Q们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吗？
不管刘禾是否承认，《跨语际实践》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后殖民理论。对这一理论，我想说的是：不错，后殖民理论是以反思西方中心论为最大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后殖民理论家，基本都是西方人。换言之，他们的反思是“自我反思”。中国人如果借鉴后殖民理论，那么相应地，就应该把反思对象对准中国自己。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后殖民理论者，却也把反思对象指向了西方。结果，在西方国家一种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一种保守主义理论，而且还打着爱国、民族、中国立场等等冠冕堂皇的旗号，行私利己，混淆人心。
对此，我想起了两句名言：
一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一是“中国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最后，我想说，《跨语际实践》的翻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尽管我所读到的已是“修订译本”，但也依然如此。
《跨语际实践》读后感(三)：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实为2018年秋季学期《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章可）的小论文，原题为《颠覆与问题——“跨语际实践”理论话语片论》。
南京的王彬彬啊，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生…摘 要：本文试图透过海外学者刘禾“被翻译的现代性”、“跨语际实践”等已然具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话语的颠覆性，反观其间存在的诸多硬伤与问题。在具体运用理论话语的时候，如果不加省视地随意切入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关键词：刘禾；跨语际实践；话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1995年出版了英文学术专著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很快在国内被译介并三次再版。本文以《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2014年版）为准。如今“被翻译的现代性”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语）已然具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意义，但其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仍需我们警惕。
一、“跨语际实践”的颠覆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跨语际实践”何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呢？恐怕与它的颠覆性有关。刘禾在书中着重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形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
作者在第二至第九章中，逐一考察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不同层面，尤其是思考中国的现代经验如何产生于文学表述的具体形塑，如叙事模式、小说现实主义、文体革新[①]、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现代性的性别化喻说（trope）、内心世界的表述以及精神分析式象征主义的错位等。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从话语研究、后殖民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等角度而言，刘禾将历史性的文学重新历史化，通过对于被常识化和神话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对“新时期”建造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了结构性的破坏和重建，被部分学者推崇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没有宣言的‘重写’”[②]。
刘禾之所谓“跨语际”，实际上不是对翻译技术的研究[③]，目的不是我们怎样接近原文，而是一种以语言译介为研究对象的翻译话语如何构筑或参与现代历史进程的研究。因此，这种历史也不会是一般意义的翻译史或者一般历史目的论的文学史，而是后殖民主义者眼中非连续性的充满斗争的话语进程的历史，她将研究对象置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中西双方的双重角度探索新词语的诞生。而刘禾之所谓“实践”，是一种以翻译话语为中心的实践，话语不只是反映现实，而是促使历史现实的发生，但并非将历史实践化约为语言实践。
二、“跨语际实践”存在的问题
90年代以降，由于一味追随西方思潮、忽视或回避中国本土敏感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正在不同程度地偏离现实，徒具批判之形而无批判之实，成为“空中楼阁”里的话语操练和能指游戏[④]。这些文学理论看似精致深奥或新词叠出，但是由于其与现实的隔阂，有时也显得花拳绣腿。作为方法论的“跨语际实践”也存在许多硬伤与问题。
首先，诚如刘禾在导论中所言：“如果进行宽泛的界定，那么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化的过程”[⑤]。提出以“主方语言”（gue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host language）的区分取代“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着实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维度，但也暴露出很大的问题。
姑且不论这一对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它过分聚焦于使用者的实践需求就会落入以译文为中心的窠臼，赋予译文以无上的权威，这样不可避免会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⑥]，有学者担心这种倾向姑息甚至鼓励这种偏离。也有论者批评其为了说明译语与西方概念对应的偶然性，而极力回避译语的好与坏、准确与谬误。因为谈论译语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无论译成什么样，都体现了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关系”，都意味着中国被西方所“殖民”。顺着她的逻辑链完全可以延伸出这样的结论：译语越准确、忠实地传达了西语原意，便越使得西方对中国的“权力”得以充分地实现，因而也就越有害[⑦]。
其次，刘禾虽然承认中国传统对现代文学构建的价值，并提出要将这一维度纳入研究中，考察现代性诞生的复杂情况，如她在序言中表明：“我并不认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讨现代性是唯一可取的途径……那种预先限定了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在许多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当代历史写作中依旧阴魂不散”[⑧]。
但本书中所选的例子表明，这一维度实际依然被当作一种外来话语的参照背景置于一种比照的位置，在对具体的跨语际的表述模式的分析中，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贡献其实并未得到直接关注，即使涉及，也重提区分的困难而不予深究[⑨]。因而借由“翻译”进入“现代性”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的仍是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思想模式。“西方冲击”下中国现代的知识有没有任何内生性？在翻译的视野之外，中国内在的传统还是不是作为一种活力而存在？
这些疑问的忽视，同样影响到“自我殖民”问题的讨论。这部分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在“国民性”理论与现代文学如何“经典化”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现代话语体系，它们作为话语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说也会参与到现实的构建中，可能与西方话语对抗，也可能是与之共鸣。因此，“自我殖民”在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化。中国的主动学习并不能解除对该问题的思考，中国文化自有的承继关系与外来文化间的互动也应纳入话语实践之列。
此外，刘禾过于强调翻译的“不透明性”，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本质论的天真。如果“普遍性”和“共识”同“文化帝国主义”是完全重叠和铁板一块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拥有一本自己的词典，对“共识”的抵制也就成了一种抵抗侵犯的武器，然而，这也就导致了“交往”的断绝和“翻译”的毁灭。
最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局限都过于强调语言和文化的政治，将其看作人类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而实际上，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并非是由语言、文化、知识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建筑在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话语理论给刘禾带来了深刻的洞见和极端的敏锐，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局限。尤其是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将思考集中于语言和知识所存在的致命的弱点和缺陷，一旦不加语境地运用，很难同其他理论话语、逻辑对话，往往呈现鸡同鸭讲的情况。
三、结语
刘禾的研究目的，是要反思和批判西方话语对东方的控制和奴役，而在进行这种反思批判的同时，却又需要不断借助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为何会出现这样吊诡的现象呢？这可能与“跨语际实践”作为一种分析性范畴有关，它本身是在与要否定的对象比照中定义自身，也是在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完成实践的，这也是为何考察的场所是中西交错，处于西方文化压力之下的半殖民环境。
此外，“跨语际实践”受到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即来自对话语实践构筑历史这一立论的垢病。跨语际的表述模式这一部分，与她的立论话语参与历史的建构其实并无多大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它，这种后见之明的研究倾向曾被形象地形容为“倒放电影”[⑩]。如有论者认为作者无视魏晋对佛经的翻译，“把近现代的翻译孤立和封闭起来，仿佛其他语言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是破天荒头一遭，是亘古未有的新奇事”[⑾]，这种批评难免有些借题发挥的油滑[⑿]。
最后，当我们极力赞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拓宽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边界”，使边界不再仅仅具有文化之间的区分、排斥和对抗的意义[⒀]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好地体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关系，然而在具体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时候，就必需审慎地选择切入的角度，不然的话，知识将永远跟我们捉迷藏。
注释：
① 也有论者表示：“在文体分类上把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划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四种，就断定为是一种完全依循西方文学准则，颠覆中国文学自主格局的 ‘自我殖民’，未免过于武断，不符合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参见冯宪光：《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20页。
② 旷新年，张莉：《<跨语际实践>的重写文学史实践》，《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8页。
③ 她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有关翻译条件以及不同语言之间最初进行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方面的“理论问题”。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3版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5页。
④ 陶东风：《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第6页。
⑤《跨语际实践》，第35页。
⑥ 如杜娟提醒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慎用‘主方语言’的权力”。参见《“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名的理论溯源——兼论刘禾“跨语际实践”的理论困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第106页。
⑦ 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第146页。
⑧《跨语际实践》，第4页。
⑨ 如“这些意义乃是转化成现代表达形式的传统感受力（sensibilities）。然而，一个随即产生的困境是，如何确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参见《跨语际实践》，第6页。
⑩ 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4页。
⑾ 王彬彬：《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5页。
⑿ 刘禾在导论中就指出：“来自中亚、阿拉伯和北亚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他的借用，早在汉代就已经以各自的方式进入汉语，而六朝时代佛经的翻译，更为汉语带来了相当丰富的梵语词汇。但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二三十年新词语的大量融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在语言经验的所有层面上都根本改变了汉语，使古代汉语几乎成为过时之物”。参见《跨语际实践》，第24页。
⒀ 宋炳辉：《文化的边界到底有多宽？——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第163页。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兆麟、郝田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51—54页。
[5] 宋明炜：《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第67—84页。
[6] 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神话》，《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1期，第22—30页。
[7] 董曦：《<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从小标题就能看出写得很水啦，权当敝帚自珍吧……
《跨语际实践》读后感(四)：笔记：跨语际实践
跨语际实践刘禾
序
虚拟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恰恰在批判西方主导论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威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单一的可能性：抵抗。
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欧洲宗主国语言被殖民地本土方言所浸染而获得混杂性，这些方言又反过来讽刺了殖民者语言假定的完整性。 拉什迪笔下那个口吃的印度人西索迪亚
中国文学话语中“现代”与“西方”的合法化过程，以及在这些符号意义介人的（mediated）合法化过程当中中国人的能动作用的暧昧性。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埃德蒙·里奇民族志研究中这个典型的转折点：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际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结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
塔拉尔·阿萨德在其对于英国民族志传统的回顾批评中，将文化翻译的概念置于权力关系当中。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 组成的。——博尔赫斯
尼采在试图摧毁这个幻觉时指出，令不相等的事物相等，这仅仅是语言（自诩能够把握真理）的一种隐喻功能。
双语词典这一繁荣兴旺的行业便依赖于这种驱之不散的幻觉——即它的权力意志。
，A语言中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B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否则的话，其中某一语言就是有缺陷的。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对话》
海：日语里“语言”怎么说？
日：（进一步的犹豫之后）它叫“言叶”（Koto ba）。
欧阳祯称之为“伪普遍性”的学术范畴：比如为什么中国文学没有史诗？中国有市民社会吗？等等。
为什么西方没有断代史？为什么西方没有创造出《诗经》那样的作品？西方有没有和律诗或者杂剧相对等的文类？
英语“self”和汉语“己”、“我”、“自我”以及其他词语之间的“对等关系的喻说”，只是在近代的翻译过程中才建立起来并且借助于现代双语词典而得以固定下来的。（罗宾森）因此任何现存的意义关联都来自于历史的巧合，这些巧合的意义则取决于跨语际实践的政治。
在近期评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自然神学的信函》时，苏源熙（Haun Saussy） 指出，语言之间相互的可译性“只有当is （是）这个系动词已经被剥夺其意义之后，才能得以保证。一旦系动词的存在被取消，那么对于本体论者而言也就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争论了”。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源泉》通过多层面地、历史性地理解西方的自我，试图向批判西方主体性观念的解构主义提出挑战。
反思毛斯1938年发表的《人类心智的范畴：人格概念；自我概念》：尽量克服马丁·哈里斯（Martin Hollis）所说的人格的“历史的和分析性的范畴”所具有的双重束缚。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Tradutore，traditore. →“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罗曼·雅各布森《论翻译的语言层面》
巴别塔的故事本身（《创世记》11：6）似乎预示着圣经翻译的漫长历史，它部分出于早期苏美尔人的传说，并经过改写和翻译，进入希伯莱文的《圣经》之中。
乔治·斯泰纳：一些神学家和玄学论者力求淡化第二次放逐，即从亚当的普遍语法中被驱逐的这个事件
斯泰纳《巴别塔之后》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①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以直接的翻译经验为焦点，从西塞罗公元前46年的《论演说术》以及20年后贺拉斯的《诗艺》一书对于西塞罗“不必逐字翻译”的论点的重申，一直到荷尔德林1804年对他本人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所作的评论。
②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理论研究和解释学研究，它由施莱尔马赫的重要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所倡导，并被施莱格尔、洪堡、哥德、叔本华、爱兹拉.庞德、瓦尔特.本雅明等人所采纳。
③经过这个哲学一诗歌的理论阶段之后，苏联与捷克的学者，即形式主义运动的传人，带来了翻译理论的第三个阶段，他们将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应用到语际间交往的讨论。安德列·费多罗夫的《翻译理论导论》（莫斯科，1953）便是这一协力完成的科学成果的代表作。
④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四个阶段与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科学化的阶段有些重叠，这也是斯泰纳的分期理论无法避免的矛盾。第四阶段的标志是本雅明最初发表于1923 年的文章《翻译者的任务》被重新发现，再加上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新的转向，即把阐释学研究引进到翻译和诠释之中。
如果说汉语仍旧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那么可能的情况是，这种难度恰恰在于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假设的对等词句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不在于缺少这种对等。
在外来词研究领域，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和刘正琰确认了1266个新词语（或者说它们一度是新词语，但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主要词汇的一部分），其中459个复合词借自日语对于欧洲词语（主要是英语）的kanji （汉字）翻译。这一开创性的著作付梓于1958年；语言学家王立达独自统计出588个从日语“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基于这些语言学家的发现，日本中国学家实藤惠秀确定了830 个从“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其中98%为名词（可是请注意，一个中文词通常可以属于两个以上的词类，许多实藤归类于名词的词语，也可作为动词）。谭汝谦对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出版物的研究又在实藤的名单上增加了233个，使得借自日语“汉字”翻译的外来词总计达到1063个之多。正如谭汝谦提醒我们的，即便如此，这个名单远远没有穷尽现代汉语里的外来词，但它有助于阐明19世纪以降改变中国语言的外来语新词汇融入汉语的程度。此外，这些词汇中有许多也在世纪之交进人了朝鲜语和越南语（长期以来方块字书写系统在这些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意大利语言学家马思尼（Federico Masini）最近的研究成果又将这一图景进一一步复杂化了。他指出，曾经一度被视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其总数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实际 上是在中国本土由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的合作者在翻译非宗教文本（主要是英语）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才开始在他们自己对于同一文本的二手翻译过程中采用这些新词语，并且造成他们自己的仿译词和语义外来词。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约翰内斯·费边《语言和殖民权力》对于斯瓦希里语的语言手册以及与加丹加省有关的殖民文献所进行的分析表明，倡导斯瓦希里语，是倡导殖民统治的象征权力的核心部分。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世界语言词汇比较研究》
为什么当德里达或者本雅明被描绘为与西方霸权相对抗的声音时，毛泽东和甘地却常被遗忘？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中国大部分现代作家一开始都是在翻译方面初试身手，然后再转向其他的文学写作。
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 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
“本源语”—“译体语/接受语”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恰如胡志德《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最近指出的，自从列文森1969年去世以后，在“西方的到来强加给中国的创伤性选择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而且十分明显的沉默。这种沉默之所以引人瞩目，恰在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上认为自身的发生肇始于这样一场运动，即抛弃本土的文学语言，转而青睐明显基于西方模式的文学语言”。
大量流入的语义翻译以及“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深刻地改变了它们的意义和地位，打断了这些词的古代含义。
汉语对欧洲术语的早期翻译，很大一部分在中国本土只有相对有限的影响；相形之下，日语的借用倒时常有助于这些词语在中华故土的广^泛传播。事实上，日语在“双程”播散这些中华本土的新词语的过程中，竟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这些词语的一部分竟被中国人视为来自日语的外来词。
众所周知，严复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翻译约翰·穆勒、赫胥黎、斯宾塞、亚当·斯密等西人的著述时，不得不捍卫汉语的词库以抵制日语外来词的流人。马思尼指出，在他所考察的西方文本的早期汉语翻译中，即在严复1898年发明“计学”和“群学”之前，没有发现日语外来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任何迹象。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将证明严复“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创新者，而不仅仅是日语外来词的对抗者”。
在现代汉语中安营扎寨的欧洲一日本的外来词，初来乍到时往往要与直译（音译）进行竞争。附录F和G足以表明，有些新词语最开始是外文词语的汉字音译，或者至少是和欧洲一日本对同一词语的意译或外来词译法同时存在。不久以后，翻译占了上风，取代了音译。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汉语书写系统的表意性，因为这种特性使汉语更适合于意译或借译，而不是根据音节的直译。
突然间，他们发现汉语没有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有些中国人认为没有这个对等词是汉语本身的严重缺陷，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设计新词来弥补这一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焦虑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人们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经过几年地方形式的实验，如吴方言里的“伊”，中国作家和语言学家最终选定了带“女”字旁的“她”。
阴性代词以及动物/中性代词的出现，成功地将原本无性别区分的“他”转化为阳性代词，尽管其不区分性别的书写形式没有任何形态变化。
出于刘半农提及的原因，“伊”作为阴性第三人称代词很快就退出书面白话文，而被广为接受的阴性代词“ 她”所取代，但刘半农建议的另一种发音从来没有被人接受。 定“她”为tuo
人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人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
1949年以后，当中国重新发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围绕着个人主义的意义所展开的话语斗争开始发挥引人瞩目的作用。主导意识形态认为个人主义不是中国的思想，这乃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但结果是，个人主义反过来成为西方的代名词。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中国反西方辞藻的最大功效是使其反对者反复地以亲西方的反抗姿态团结在个人主义的周围。在这些无休止地拥护西方和反对西方的争辩里，最容易被忽视、遗忘或者压抑的，恰恰是在中国内部围绕个人主义话语所发生的那段重大的历史，那长达一个世纪的充满紧迫政治课题的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批评家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的提法，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争以多种方式延续着早期个人主义论战的耳熟能详的语调，当然它还具有一种“文革”式的暴力特点。
国族与个人之间
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正如现代汉语中的其他许多复合词来自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一样。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
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人都曾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然而，他们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本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一国民性的理论。这是他们当时的困境，也是后来许多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面对的困境。
《东方杂志》在1905年至1919年之间登载了大量文章，专门议论或部分地涉及这个问题。
1917年初，《新青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作者署名光升。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我之爱国主义》
蔡元培在为《国民》杂志写的序中指出，中国的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启蒙教育唤醒他们。
知识与权力、西化与传统、精英与民众等关系在这个时期的国民性话语中得到了生动和具体的显现。
五四文学恰恰把国民性的话语转化成一种超越自身历史的话语，而且做得极其成功。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鲁迅最初是在梁启超和其他晚清改革家的著作中接触到国民性理论的。但是他在留学日本期间，看到阿瑟.斯密思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
在当时，中国乡绅对传教士公开敌视，于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最紧密关系只有主仆关系，因此在讲述事例时，斯密思从他自己或他人与中国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快经验取材，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老舍《二马》：“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翻译国民性
《马上支日记》：“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 的影响，还是自已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上层中国人和帝国主义之间存有某种利益交易，对“体面”的言论出于其共同利益者多，为合理解释中国种族者少。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鲁迅曾不止一次说他写《阿Q正传》的目的是描写中华民族的灵魂。
小说的生成牵涉到四国语言：英语（斯密思）、日语（涩江保等人）、波兰语（先珂维茨）和白话现代汉语。
第六章：叙事人以未庄村民全体的眼睛来观察。虽然他跟村民保持距离，也对村民不无嘲讽，但对阿Q去向所知似乎不比村民多。
写作使叙事人获得权势，不识字使阿Q丧失地位。
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和否定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知识的健忘机制：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
第三章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新潮》创刊号陈家蔼《新》：“‘旧’是‘众数’的，‘新’是‘单数’的。……‘众’众到无限，新的‘单’单到无偶。”
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是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意义上的individualism的。
个人主义及其中国化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看法：
A.1916年载于《东方杂志》上的《个位主义》：“我国人惟不知个人本位主义。故其于社会也，惟现一片笼统。只见有家族，有地方，有国家，有其他社会，而不见有个人。”
.1921年罗素《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死亡了，但在中国却存活着，不论这存活的结果是好还是坏。”
尽管个人主义对两位作者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但他们却对各自民族的现状抱有同样深刻的危机感。
李泽厚 维拉·施沃尔兹
安东尼·J·卡萨尔第《现代性的主体》：西方启蒙时期的主体性观念构成了现代性理论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现代的文化是分解了的整体，只有抽象的主体，或其政治上的类同物，独立的国家，才能将其整合为一。实际上可以说，正因为能够给分解了的现代性的主体提供整合的途径，国家才获得自身的权能和范围。”
在《文化偏至论》及《摩罗诗力说》（1907） 和其他文章中，鲁迅是在运用“个人主义=真西方”这一语式来批评那些崇尚财富和军事强权的政治体制。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办于《东方杂志》。在《东方杂志》问世前，个人主义的问题曾是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构想的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杜亚泉接任杂志主编。《个人之改革》： “但吾侪之社会主义当以个人主义发明之。孔子所谓学者为已，孟子所谓独善其身，亦此义也。” 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完全兼容的
1916年《东方杂志》民质划分了“私我”和“公我”两个范畴。公我和私我是互相关联，互为表里，互相增进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公我是不断争取实现个人权利的道德使命感。但是，当他断言公我需“自张其权利，与障我者战”，投身生存“竞争”时，这个“公我”看上去是更近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惠及他人的“无尽灯”了。
《东方杂志》（1916年2期）家义《个位主义》提倡一种西方启蒙式的个人观，并认为个人主义是治疗中国痼疾的特效药。
1917杜亚泉《个人与国家之界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应该小心划分一条界线。
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
个人主义话语所做的可能远不止把个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交给国家：它导生了一个为实现解放和民族革命而创造个人的工程。个人与民族国家的黏结关系，作为现代性的一个话语构成物，总是会寻求某种自圆其说的方式平复其带来的冲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民族国家凌驾个人意志的批判本身后来会如此轻易地被批判的对象所利用。
1915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人民”作为国家的潜在挑战者 “小己”—“大已”
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由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
《新青年》李亦氏《人生惟一之目的》谴责传统中国哲学以个人幸福和个人利益作为礼法和社会道德的牺牲品。相比之下，他激赏盎格鲁一萨克逊人所表现的个人美德，并崇尚他认为是最终带来了权力和财富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 个人主义VS儒家思想
《晨钟》1916李大钊《青春中华之创造》：只有那些敢于以新思想向传统挑战，敢于高扬自我的权利并致力于唤醒自我意识的思想者，才能承担创造新文化的任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 呼唤以能够表现个人真性的形式来取代以文言文书写为主的文体范式。
周作人《人的文学》提出现代文学的主导原则应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他看来是重主观的个人主义。
新文学让主人公成了拥有心理和道德“真理”的意义载体，成了读者可以在其中寻找这种真理的场所。
对于现代作家而言，这个个人的自我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张的，因为这一自我可以使作者创造那种对秩序内的身份具有杀伤力的对话性语言。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做的事情。但同时，这个自我的范畴又十分不稳定，因为个人常常发现自己最终在社会秩序的迅速崩溃中失去了归属。因此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便发生了某种呼应。
《新潮》创刊号（1919）傅斯年宣布西方科学和人文知识对于中国几大知识传统——儒、 道、佛——的优越性，因为这三者无一体现人类生活的真理。
1921《新潮》王星拱的《物和我》反对使用“物理之我”与“精神之我”的概念并提出我们称之为个人独立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陈独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攻击个人主义放弃社会责任，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概念。
1922《东方杂志》邓飞黄《个人主义的由来及其影响》最早之一将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评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经济人” 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库恩的译文比较忠实地复制了汉语原文的叙事模式，而霍克斯的译文则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改写了这一模式，创造出新的文体效果，这种效果比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要更加流畅，也更为接近现代英语读者的品位。这样，他就必然在现代英语传统的文体范围（purview）中，“重写”了18世纪的中国小说。
霍克斯以现代英语对《红楼梦》所作的文体转变，可用来象征性地表达20世纪初中国小说文体本身所经历的变异。
霍克斯的译本它对英语语言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改变，而相形之下，自从近代以来与英语文学和其他语种的外国文学发生接触以后，中国的语言及其文学惯用法却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转型。
解读《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正面触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
作为现代主人公的一个缩影（epitome），祥子在这部小说里被描述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那独善其身的梦想最终毁灭了他自己。但小说随即指出，相反的结论也同样是真实的： 一旦祥子消蚀了自己的野心、独立性以及个人主义，他就会蜕化到可鄙的众生的层次上。
戴维·斯特兰德《北京人力车》
祥子是全然独立的，身无分文，无依无靠，无朋无友，也没有家庭纽带。他似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典型，也是二三十年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且往往被描绘成受压迫者的象征。然而，老舍小说中的祥子真的是受压迫者的象征吗？
为数众多的现代作家（鲁迅，胡适，郁达夫等）利用人力车夫的形象，抗议社会的不公，或者批判性地反思自身的道德立场。
“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后，老舍对其小说的结尾要采取修正的立场。老舍撤回了早期对祥子个人命运的凸显，转而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赞同一种更为乐观的前景，于是这部小说在50年代历经几次修订。有学者称1955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的几个修订本为“ 新版”，而将以往的本子称作旧版。新版对原来的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更改，最明显的是第二十三章的大部分，而整个第二十四章被作者删去了。
在汉语中，自由间接引语与全知心理叙事以及被引用的内心独白的关系，要比它在其他语言中更为暧昧。其文体效果是一种未被打断的叙事流的效果，有点像自由间接语段（free indirect discourse），创造出透明精神状态的完美幻觉。
故事展开时，叙事者的语言越来越从加、数、罗列、盘算以及投机当中，获得巨大的快感。
祥子对钱的迷恋审美化了，赋予它一副人性的面孔，一种超过投资所得的意义，以及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感受力，与曹家女仆高妈管理钱财的理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
现代银行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喻示着契约关系（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先决条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祥子虽然抛弃了这些契约关系，但仍旧坚持利用着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独立与个人自由的许诺。
巴赫金极on司汤达and巴尔扎克
伊安·瓦特on笛福作品中经济个人主义时 马克斯·韦伯—账簿
狄更斯：钞票、合同、契约、遗嘱以及其他财产文件
《骆驼祥子》前所未有地强调金钱、经济个人主义、独立以及劳动的尊严等，这一点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很多相通之处。甚至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认为老舍的主人公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原型，而丹麦王子意味深长地消除了笛福主人翁的功利主义形象。
当祥子梦想通过占有一辆洋车来掌握自身的命运时，作为奴役和剥削的舶来之象征的洋车，便与祥子赋予它以地方的/农民的象征性相冲突。这一冲突摧毁了祥子试图为超越自己身处的贫困、不安全、无家可归、依赖性等不利环境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而他的结局要比开始的时候更为悲惨。小说戏剧性的展开，以祥子把奴役的符号完全误认为自由的许诺为基础。资本主义，同一切有效的意识形态一样，恰恰依赖于这一类误认， 即让个体的人错误地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能够选择自己的从属（bondage）形式。
“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像一个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像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
这部小说的性事件，与其说由于虎妞的自作多情、自行其是，不如说因为她把祥子的身体转变成他自己无法再深信不疑的东西，从而意味深长地改变了祥子的自我认识。这一引诱之举，迫使祥子直面他身体里面不可知而且无法控制的东西。
将女性的性征—污点和破烂
祥子的失贞，致使他在试图一如既往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心智、男性体面与完整健全的状态时，遭遇到连续的挫败。
“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金钱和性欲是按照男性价值界定的，而虎妞对金钱和性欲的占有，既使她失去了女性气质，也使祥子失去了阳刚之气。他们关于金钱、权力、控制等的家庭纠纷，使祥子不能不担忧自己的男子汉气质。“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
虎妞就是男性权势（金钱，地位，性欲）被扭曲的镜像，这一镜像是由谴责她偏离女性常规的同一股力量造就的。她难产而死一种非常女性化的死法——也许是对她的反讽式惩罚，因为她违背了这个社会的性别规范。
曹先生与祥子最后一次见面时，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生活经历。
在小说前面部分，曹先生被描绘成一名自诩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他很受威廉·莫里斯的一点影响。叙事者对曹先生掺杂着钦羡与讥笑的语调，能否是因为老舍对其本人30年代作为小说家和大学讲师的自画像？曹先生以左翼知识分子屈尊俯就的方式同情祥子，老舍与之有很多相通之处，因为老舍为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个矛盾的空间，使下层的劳动阶级有机会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小马儿祖父的智慧非常接近叙事人在第二十三章结尾对祥子的评价。
叙事人以自己的声音来总结祥子的一生，“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295 页）叙事人的评断，以及那位老人的观点，通常被引为作者本人的结论，即对个人主义“末路鬼”的看法，以及对阶级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的需要。
后记
“你知道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吧？我们是新一代的祥子。一点不假。”
第五章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1922郭沫若《残春》爱牟 S 肺结核 白羊 妻子杀死了两个儿子 让利刃穿透心 夜梦
在这个思想话语深刻的时代里阐释行为变成了各种不同理论和话语竞相登场争夺各自合法性与权威的场所。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弗洛伊德主义为施蛰存提供了一套语汇，使得他把古代志怪小说转化成为汉语形态的超现实主义小说。
“梦的隐意（dream-thoughts）和梦的显意（dream-content）就如同一件事物以不同语言写成的两个版本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准确地说，显意好比是将隐意转换为另一表达方式的翻译，而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原文和翻译的对比来发现这种表达方式的字汇和句法。”
施蛰存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语言把恐怖、欲望、命运与迷信的古典文学主题重新带回了中国小说，使魔幻文学变得日趋心理化从而挽救了古代志怪小说。
《魔道》艳遇老妇 女儿死讯 陈夫人
读者可以将叙述者的象征性阅读翻转过来，进而把魔幻之谜放在谜团的根源即叙述者本人身上。
真实界的幻影
郁达夫《还乡记》是一种跳跃式的叙述，由十个短小章节组成，附带了五章后记。它到底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篇散文作品？他的这篇文字把现代的和真实的处境本身变成了虚幻，并且使批评家们妄图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建立文体区别特征的肤浅尝试归于失败。
城市—美女 Jeanne 探望家中贤惠的传统妻子 鞋 劳动阶级—“做牛做马”
第六章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人称代词这一语言学范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la deixis（指示功能）的主要特征引人到普通言说的情景中。像je（我）或者tu（你）这样的代词是自我指涉，而且相互暗示着，它们绝不会指涉语言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和个人，因为je并不与说话的人同义，而是指示着说话人他/她相对于同时被等同于tu的对话人的位置。换言之，“语言的组织方式使得它允许每一个说话人将自身指称为我，通过说这个‘我’字，说话人便把整个语言占为己有。”此外，每一次这样的占有都附带着指示性的关联词，如这里、那里、现在、过去、今天、昨天，以及其他的关联词，如副词、形容词和指示词等，这便有助于围绕“ 言说主体”来组织词语的时空关系。
省略与压抑。 然而这一境况绝不仅限于亚洲语言，因为我们发现在讲法语和英语的人当中，为数不少的礼貌的表达方式可能并不是对某些“最初的”表达形式的精确替代，而是在回应社会文体（socio-stylistice）需要当中产生出来的。
在所有以屈折语形态书写的文学作品中，大概法国作家阿兰。罗伯一格里耶的“新小说”《嫉妒》是克服母语形式限制之最为突出者。读者常常赞叹其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叙事者的如下尝试，即避免任何自我指涉性的言说标志。虽然其效果当然是对以“我”为中心的心理小说进行了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戏仿，但这位作者亦只能以此方式对抗法语的局限。严格说来，他其实无法走出自己的语法，在不严重危及法语语言的情况下，消除自己句子的语法主语，而这一点恰恰是写作汉语者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因为汉语当中动词变位形式的阙如开启了范围宽广的文体学可能性。
现代白话文文本中的“我”至少有两层含义：它在语言中是第一人称单数，同时它还承担着被翻译过的指示功能。因此，它是一个极佳的具有可译性的代词。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斯皮瓦克 “庶民能说话吗？”
沈从文《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1930）有人掘开坟茔，将少女的尸体移到附近小山的洞穴，与之共眠，并在她身上铺满了蓝色的野菊花。但叙事人无法确认他的两个朋友，号兵与豆腐铺老板，究竟是谁做了此事。小说结尾，叙事人描述了进人他自已恋尸狂想像的黑暗世界的痛苦旅程。
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代词（我，我们）之间的滑动构造了根本的叙事语态，它将其本身的指示状态表示成男性的。 班长 “号兵”（后残废） “豆腐铺老板”
不使用姓名的显著功效，就是让读者明显注意到指示关系的在场，而这些指示关系则刺激了这篇小说（主要关涉到包容与排斥）大部分戏剧性事件的发生。
举例说来，叙事人与其号兵朋友便用阴性代词“她”和指示性参照“那女人”，来排斥性地指涉那个无名的乡绅之女。
“我们”：叙事人所属的军队→两个男人形成的小组→三个人
尽管第一人称复数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但此处这一代词却包含着一个恒量：即，叙事人、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以及所有其他地位卑微的士兵。
豆腐铺老板言辞的匮乏和女性化的微笑，象征着他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已被阉割。
“你是废人，我的朋友；我的庚兄，你是废人！一个小姐是只能嫁给我们年轻营长的。我们试去水边照照看，就知道这件事我们无分了。我们是什么东西？四块钱一月，开差时在泥浆里跑……我们年轻，这有什么用？我们只是一些排成队伍的猪狗罢了，为甚么对于这姑娘有一种野心？为甚么这样不自量？”
这一突如其来的爆发，触及到欲望（作为一种阶级叙事）的核心。叙事人以“你”开始，随即重新恢复到“我们”以及“我们的”，从生理缺陷移动到社会的欠缺最终到他本人被象征性阉割的情景。
那年轻女子原因不明（一出秘密的罗曼史）、出乎意料的自杀，陡然缓解了这一不能承受的情境，因为它为三个男人绝望的欲望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听闻她的死讯，三个男人的反应纠缠着欢乐与哀愁的复杂情感。
叙事人及其友人对自身阶级地位的厌憎，以及他们试图借助那年轻女子这一象征之物从而得以超越的渴望，只能在梦魇里终结。无论叙事人还是他的友人，都无法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通过叙事性地调节现在与过去的指示功能，叙事人告诉我们，号兵现在仍是第四十七连的号兵，他还是跛脚，而叙事者本人早已告别与其性情不大相容的军旅生涯，漂流到都市，而又发现都市的生活同样“不大合适”。
忏悔之音
鲁迅对叙事人之回忆的设计具有深刻的性别含义；尤其是这种回忆力图抹除子君的印迹，并将她抛掷在词语之间空虚的场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子君从来没有在滑生的回忆中出现。恰恰由于她的存在让人心神不宁，所以叙事人觉得有必要克服对她的记忆，以便恢复他对自己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已经被她的死讯所削弱。
三个时间层面上，但回忆行为只出现在第一和第二层面。
①第一个时间层面是写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第二和第三层面放置在指示性的过去。
②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从滑生和子君作为夫妻共同生活开始，直到子君的死以及滑生的写作。在此期间，二人时常回忆着他们同居以前的日子。子君沉溺于回忆他们最初约会时的快乐时光，而涓生日益渴望他单身时的生活。
③第三个时间层：面则更远，它回溯到二人同居之前，其标志是没有多少记忆。
涓生的“伤”最终导致了子君的逝，而子君的逝反过来又造成了进一步的“伤”，虽然这“伤”是涓生的写作行为试图医治的。
子君竟与他手中的宠物共享同一种命运。
“叙事的自我”（narrating self）—“故事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
这两种自我都试图从自知之明中逃脱出来，而忏悔式写作正是另一种逃避的企图。
随着笼中鸟这个隐喻的出现，自由陡然间成为叙事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借助一个意象的帮助，涓生开始为自由而战，这个意象有效地解开了他与子君的关系：“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 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读者不禁疑惑，当叙事人在“真实”与“爱”之间设立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时，他与其说是在指控自己，不如说是在维护自己。
女性的自我言说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Sophia拒绝在现代的夫妻关系与传统的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那洗脸台上的镜子一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已也害……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这种自我审察的方式，与日记写作的反思行为是并行不悖的。镜子的作用在于为莎菲的女性写作提供指示性隐喻，在这种写作中，它使我（日记作者）、她（主体）和你（读者）合而为一。富于反讽意味的是，镜子对其形象的扭曲（惹恼她如此之深），同样预示了她自恋式解读自我的缺陷，这便如同日记无法对自我（selfhood）之谜提供解答并最终让她以失望而告终一样。莎菲对写作和自我的态度，反映了女性若要抛弃男性关于女性欲望的书写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在男性主宰的文学语言中寻找全然令女性满意的另类语言时无获而终的结局。
“欧化”的白话文：叙事人大量使用了冗长的连接词和从句，尤其是因果从句一由“ 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以及“尽管”等词语引人的条件的、让步的、时间的从句。
叙事人在沉思其处境时陷人种种“但是”和“虽然”，显示一种深刻的曖昧心态，如她对苇弟的厌倦，以及她对西化作派的凌吉士的强烈渴望。 势民族被西方的在场而象征性地阉割了
莎菲的侵略性与凌吉士的窘态，颠倒了传统的求爱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
不仅仅煨奶的行为，而且莎菲愤世嫉俗的阅读和写作，也可以被视作自淫的文本案例。
“自然，这日记，我总是觉得除了蕴姊我不愿给任何人看。”写作被理解为两个女人之间联系情感的方式，以及对传统的、男性的关于欲望和性之叙事道德权威的抵抗。
她让苇弟读到整本日记的一部分，是因为她想让他了解她的真实面目。苇弟却未能把握这些日记的真义，而只是相信另一个男人，即凌吉士，情场得胜，成为莎菲的情人。
这本日记假想的女性读者还没有机会阅读，竟死于非命。莎菲视蕴姊之死，为传统言情文学的牺牲品。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格里高利·尤斯达尼斯《迟到的现代性与审美文化》考察了现代希腊的民族文化兴起时所伴随的环境因素。在他看来，希腊18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事件，主要关系到精英分子的欲望，他们希望看到希腊整合到更发达的欧洲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去，并使自身西方化，现代化。文学被视为一种将人民社会化的手段，使他们接受资产阶级表述为民族价值的那些象征的和经济的价值。这些象征与表述，取代了希腊人在奧斯曼帝国内部的种族一宗教的身份认同，通过在想像的领域里使地方性的忠诚（local loyalties） 同语言的变体（linguistic variations）融为一体，从而成为新国家的合法性的源泉。民族统一在成为政治现实之前，已经在话语的意义上被体验了。 “迟到的”民族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艾哈迈德《詹明信的他者修辞和“民族寓言”》：“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用生产方式来定义的（分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第三个范畴——第三世界——却完全是用一种外部强加的“经验”来定义的。”
可能恰恰是文学批评的体制，而不是“第三世界”文学，才把一部分文本经典化，代表“真正的民族经验”，并且把它们作为这样的经验翻译介绍给西方，但詹明信从来不曾考虑到这一可能性。
歌德1827年首创“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
安东·伯尔曼：“一个历史概念，关注的是不同民族国家文学或者地区文学之间关系的现代状况。”
“世界文学”并不表示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文学将丧失其个性；恰恰相反，通过准许各国文学进入经济交换以及象征交换的全球系统的等级关系，“世界文学”构成了各国文学。不足为奇的是，世界文学的出现，与世界市场（Welmarket）的出现是同时的。
弗里慈·斯特里奇（Fritz Strich）富于启发地评论了文学与经济相辅相成的关系（symbiosis）
“歌德本人便特别喜欢用取自商业贸易世界的这一类形象，来阐明自己的思想。”（
德国的歌德想像自己占据着世界市场，而所有民族皆为他提供各自的商品，而他在丰富自身的时候，崇高地（magnanimously）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与之不同的是，“五四”作家却大幅度转向欧洲文学，目的是要学会怎样生产自己的国族经典，既值得被世界文学接受，也值得被西方评估。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我们是世界市民，我们是Cosmopolitans，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这是现实。”
1930年国民党政府试图推行所谓的“民族主义文艺”，反对革命文艺的兴起，这一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为此目的，一些新期刊应运而生，如《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发表的作品主要描述英勇的战斗场面和爱国主义的感人实例，而其作者大多是默默无闻者，如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与黄震遐。鲁迅富于洞识地解读了黄震遐描写“青年军人”在中国西北“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故事，他将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黄震遐用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形象，实际上他无意间将自己与“法国客军”相关联。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我们可以知道，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情感，并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此类的事实很多，一时也说不完：如意大利未统一前，全靠但丁（Dante）一部《神曲》的势力来收统一之效果；法国革命以前福禄特尔、卢梭的著作影响很大。从前德帝国之成立，特莱希克说，歌德的力量不亚于俾士麦（Bismarck）；俄罗斯最近的大革命，我们都晓得是一些赤诚的文学家在前面做了先驱的呢。”
《文艺家的觉悟》 《革命与文学》：“我们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就是世界革命”
那么，究竟谁代表受压迫者以及无产阶级？
郑伯奇早期对于“阶级文学”的批评：“第四阶级的痛苦，只有第四阶级的人们自已感受过，自己可以表现。”
“普罗文学”—“革命文学”
郁达夫：“可是生在十九世纪的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 鲁迅《祝福》
性别与批评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讨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往的研究成果时，强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女性可以被提及，但只是被放在历史、社会、传统以及诸如此类‘更大的’标题下。”
林培瑞在《鸳鸯与蝴蝶》一书中提到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2】叶圣陶对他几年前熟视无睹的事情，现在的反应却如此强烈？
指责鸳蝴派小说是文学卖淫活动（literaryprostitution），这种性别化构造，是以其自身的性政治为开端的。
如果说茅盾等其他批评家贬斥鸳蝴派文学主要是因为其庸俗性以及对享乐的强调，那么鲁迅则有所不同，他之所以提出异议，是因为这些作品将男性特质投放到金钱以及男人的购买权之中，与此同时却把女性特质等同于卖淫行为。
民族文学和反帝宣传中最常被使用的形象是被强暴的女性。
萧军《八月的乡村》李七嫂的身体则被国族主义的议程所取代，并且被否认了其特殊的女性体验的意义，因为中华民族决定着这种体验的一切含义：作为母体的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强暴者的污辱。
“革命以后，一个钱不花，你就可以有个老婆！”
白露on《我在霞村的时候》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重读《生死场》
虽然萧红的经典地位与其他大家相比还是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历史地逼到边缘地位，而有些男性却有能力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Suleiman《颠覆的意图》法国先锋派运动的性别化边缘政治）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最初始于鲁迅和胡风。
刘福臣《萧红绘画琐谈》：“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
金枝 李二审 傻媳妇 月英下体 王婆—赵三“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
女在男性中心的历史编纂学中被否认了主体位置以来，讲故事或是长舌妇般的唠叨，成为女性之间传达她们关于生与死之独特知识的唯一工具。
《生死场》中王婆讲述的故事之一，是有关她三岁的女儿的致命的一摔。她自杀未成之后，为替自己的儿子报仇雪恨，她开始教导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女战士。当日军入侵东北时，王婆加人了男人们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的行列。不足为怪的是，从这时起直到小说的结尾，她的权威不断削减，而成为民族战士的男人们的威望则不断上升。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她们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国家的一员并为民族国家而战。男性的情形则全然不同。民族主义不仅给予男性以新的自我定义，同时还重振了他们的“男子汉”之气。
“弟兄们？” “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跛脚二里半同动物之间那种不寻常的依附关系使他的身份更接近萧红笔下的女性
然而二里半最后还是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男性”——小说结束在二里半出发寻找革命军的情节上——但那 是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世之后。二里半从一名沉溺于自身的农民向民族国家主体的转型，再一次说明，成为民族国家主体的关键对男人和女人是有所差别的。毕竟父权一男权的体系是以财产来衡量和确立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而妻子儿女正是男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说中，成为寡妇的女人只可能有两种下场：A.或是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加入到“弟兄们”的行列，但无法分享那些男人所占有的自尊和地位，并最终像王婆的女儿一样被敌人杀害；B.或是像金枝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
1936《失眠之夜》：“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萧红的怀疑主义直指她的情人萧军。
《呼兰河传》：“我家是荒凉的”
《初冬》：“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第八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同波斯维尔一样，他爱强调自己在名人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他发表的一些传记片段，如《老舍和我》、《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十件事》、《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编辑忆旧》：“有一次，内山先生送了我几本日本的新书目录。目录中有一套日本创作文学的文库，按时代先后编成完整的一套。当时正值国民党提倡复古运动，叫青年学生尊孔读经；进步的文化人都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才能拯救中国。“五四”运动离开那时不过十多年，但是许多代表作品已不见流传，文学青年要找这些材料同古书一样要跑旧书摊。日本的文库计划触动了我要出版一个“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的念头。”
有一一个引人瞩目的细节，即30年代初“五四”文学已经衰落并且被迅速忘却，这似乎与官方文学史有关“五四”文学高涨的通常说法相悖。
进步的小说家们以出版畅销书打破了这种区别《家》
林培瑞：“作为一个整体，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丧失它在中国市民读者中的主导地位。巴金、茅盾、曹禺这些“五四”作家在当时的学生和其他“新潮”读者中颇有市场。这些“新潮”人物在本世纪最初十年读的可能全是鸳鸯蝴蝶派故事。到1935年大多数城市读者无疑两类作品都读，虽然读的时候心情有些不同。30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相对衰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进攻以及城市民众中随之产生的民族危亡的急迫情感。民意使得包括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在内的一些主要通俗作家毫不含糊地登上了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舞台，这种行动拉近了他们与“五四”作家的距离，后者一致主张文学应当服务于现代国家。”
根据他那时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文化高压政策的担忧。另一种可能是赵家璧从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那里接受了政治抵抗的观点，然后又把它变成自己的观点。
阿英：“五四”文学时代在形式上恰好处于两次革命运动——1919 年的“五四”和1925年的五卅——期间，尽管他并不否定新文化运动所起的先锋作用。
叶文心on邹韬奋《生活周刊》
在上海，文化生产的多变局面，使出版商和书商即使在不利的政治气候下也有可能销售激进政治读物，其中一些企业家知道把资金投入左翼文学是在冒生意的风险，但常识使他们知道，激进政治刊物如果畅销，他们的钱也花得值。
鲁迅：“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骼，但以渔利。有些官原是书店的股东，所以设了这圈套，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版物之情形可以推见。”
1933年橱窗事件与起敲诈
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是1933年6月赵家璧的良友丛书出版了丁玲未完稿的小说《母亲》。5月14日，秘密警察绑架了丁玲和她的情人冯达（自胡也频死后她就与冯同居），并把他们软禁在南京。良友公司及时抓住此事渔利，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丁玲已被国民党杀害。这件事被广泛宣传，许多认定她已遇难的悼念文章见诸报端。赵家璧手里正好有丁玲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一百份作者的署名页，这一百份署名页是作者签署出版合同时，赵家璧巧妙地从她手里得到的。看到丁玲自传体小说的成功，赵家璧立刻签约出版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该书于1934年9月问世。这本书销路甚佳，不得不于1935年6月重印。回过头去看，橱窗事件提高了良友公司的知名度，给它带来宝贵的无形资产。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良友公司是1925年7月由一位叫伍联德的广东人创办的。
他学过英国文学，并听过徐志摩、胡适、潘光旦、罗隆基和其他与新月社有关系的作家和学者的课。赵家璧把自已看作是徐志摩的学生。
“一角丛书” 布封面的《大系》以二十元一套或两元一本的价格上市销售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赵家璧透露，郑伯奇曾经为他说项，并且成功地说服鲁迅改变想法。写序
郑伯奇1932年他化名郑君平进入良友公司。赵家璧是靠了郑伯奇广泛的社会关系才得以结识鲁迅、阿英、夏行、周扬、丁玲、张天翼、茅盾、何为、楼适夷等人。
赵家璧为《大系》找的十位编者，几乎无一例外都与郑伯奇进行过密切的磋商。这十位编者是郑振铎、郁达夫、鲁迅、茅盾、阿英、郭沫若（后来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坚持下，由朱自清取代）、胡适、周作人、洪深以及郑伯奇本人。
郑伯奇曾把郁达夫开除出左翼作家联盟
郑振铎的合作由于巴金的缘故而进展顺利，巴金当时正在北京同靳以、郑振铎一起编《文学季刊》。
郑振铎帮助他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接洽。胡适这时早就同激进政治力量分手，被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拥护现存体制的反动分子。赵家璧不顾阿英、郑伯奇这些人的反感，找胡适来参加这个以左派为主的项目，是因为（按他后来的回忆）胡适的名字可作为烟幕以掩护《大系》免受政府检察官的频繁干预。
1931年2月，国民党政府曾经处决包括柔石、胡也频在内的五位左联成员，这种严酷无情的惩戒导致对一些左翼作品的出版采取日益严格的控制，其结果是在1934年初建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政府要求出版社在付印前把所有要发表的稿件送交审查委员会审批。1934年3月14日，也就是赵家璧收到鲁迅谢绝担任分卷编者的信的9个月前，《大美晚报》报道说，国民党上海党部查禁了上海25家出版社的149种书籍，被审查的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丁玲、田汉、巴金、胡也频、蒋光慈、阿英、柔石、茅盾和冯雪峰。在这样严峻的现实条件下，赵家璧仍然邀请上述被查禁作家中的四位——鲁迅、郭沫若、茅盾和阿英——作为客座编辑，他对左派和右派的巧妙安排能力的确令人叫绝。除郭沫若在最后关头不得不被朱自清取代之外，赵家璧的项目奇迹般地通过了审查而未使编写计划受到多少损害。茅盾所选的小说集最先出版（1935 年5月），除了阿英编选的研究资料卷，其他各卷也都在一两个月内如期出版。由于意想不到的干扰，阿英最后一个交稿，但赵家璧还是设法在1936年2月出齐了全套《大系》。这部书的实际编辑和付梓出版，前后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人们总是从《新青年》说起，文学革命、文学社团的形成、白话文运动、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等等。自从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大系》的其他编者奠定了经典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基础后，这种千篇一律的叙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和欧洲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着。
例如，茅盾提出按文学社团作为组稿原则的建议，在小说卷的编选中得到采用。茅盾自己围绕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编选，郑伯奇的一卷以创造社为中心，鲁迅则将其他各种文学社团的出版物都囊括进来。不属于这些特定社团和文学圈子的文学作品则被置之不理。
然而，对于一种文学形式非常适用的标准，用于另一种文学形式就似乎不奏效。例如，两卷散文就是按完全不同的原则编选的。按照其本来的构想，赵家璧是根据周作人与郁达夫当时所处的不同地域位置来理解其不同的编辑角色的。他以为他们会提出一套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的作家名单，但两位编者自己却对这种地域兴趣或文学安排方式并不恭维。相反，他们更愿意按自己的“趣味”行事，选取的是他们所喜欢的拥有“个人风格”的作家。
《中国新文学大系》由十卷组成，取舍的一般标准来自于人们关于文学的普遍预设（何谓文学），各卷在将这个标准运用于对历史材料的权威性阐释的时候进一步加强 了这种预设。人选的文学作品被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分类使这些作品在经典化尝试中再一次得到合法化。十卷中三卷是短篇小说，分别由茅盾、鲁迅和郑伯奇选编。一般不选较长的作品和长篇小说（只有少量被阿英编入索引），这不仅是因为“五四”时代的作家喜欢短篇的形式，也是因为长篇作品多有独立的版权，不易再版。【3）此外，还有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编的两卷散文，朱自清编的一卷诗歌和洪深编的一卷戏剧。更重要的是，由胡适、郑振铎分别编选的第一、二卷包括了“建设理论”和“文学论争”，这使得“五四”文学的“理论”色彩得以突出。这些“理论”卷和各卷卷首的导言，与蔡元培的总序以及阿英主编的末卷《史料与索引》一起，基本上限定了《大系》所选的作品，自然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阅读评价方式。
良友公司为《大系》做的广告中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把这个项目称为“现代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一1927）”。
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意在对晚清和现代文学作初步的分期。
30年代初，单独的现代文学史编开始出现。它们包括陈炳垄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 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胡适呼吁文学改良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33年其著作写作发表的时候。）、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 以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4）。
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919年5月4日—1925年5月30日
茅盾：“断代以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为界较为妥当，因为新文学运动从“五四”前两年就开始酝酿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像很热闹，其实作品并不多，“五册”运动前后开始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但也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讨论，并未产生相应的作品；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阶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茅盾的分期严格按照相应的政治事件去理解文学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