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学之魂》读后感1000字

话题：大学之魂 读后感 

　　《大学之魂》是一本由智效民著作，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80元，页数：2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学之魂》精选点评：

　　●不知为何没有写蔡元培。书中提到的几位大学校长都是提倡通才教育，反观自己的大学时代人文社科类的知识是何等的匮乏，健全人格才是教育之本。

　　●每次睇介绍民国嘅书都会对现今发出一声叹息

　　●从几位大学校长的事迹之中可深切感受到在那个动荡年代中知识分子对于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

　　●1929年7月，中国公学十八级学生毕业，胡适致辞：”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着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竭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也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

　　●高山仰止。

　　●一直在看深圳商报的连载，没载完结束了，非常感动，振奋，，莲花山跑步间隙在中心书城读完。

　　●唔，今人无故人之风采啊...

　　●风采奕奕

　　●人，不要选错道路。读历史，当有一天命运的选择放在前面的时候，选错的机会就会小一点。

　　●文字不大喜欢 人都是好的

　　《大学之魂》读后感(一)：大学之魂

　　初见此书时便在想，何谓大学之魂？我们说，当一个人失去了追求和理想，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这人便失了魂，没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目标和动力。同样的道理，若大学也失了魂，知识、思想便无法继续传递下去，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便会陷入乌烟瘴气的混乱之中。

　　那何谓大学之魂？本书并未直接点名道破，只是真实地记录和讲述了民国时期八位校长的办学故事。中国民国时期是一个毁灭与创造共存的时代。“西学东渐”的思想层出不穷，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借鉴吸收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是一个热血的时代，更是一个奉献的时代。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曾几度热泪盈眶，为先辈们高尚的精神品质所感动、所震撼。同时为今日“失魂落魄”的学术风气痛心疾首，为这个时代感到悲哀。我渐渐感到，真正“传到授业解惑”之师如今已成稀数，鲜少有人为教育而为师，多的是唯利是图、敷衍了事之辈。没有人敢踏出勇敢的一步为自由之思想伸张正义，全贪图暂时的安逸，宁愿做体制的奴隶。

　　我庆幸着，也痛心着，甚至梦想回到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回到那个灵魂尚存的大学时代。

　　书中所列的八位校长均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各人治校方针虽有所不同，但追求民主、自由之精神万变不离其宗，提倡通识教育，因为“有才无德，只会沦为小人”。

　　梅贻琦先生曾对大学作出精准的概括，“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美国学者罗威尔则道出了办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

　　我想，大师和品面包之道，便是大学之魂了。

　　《大学之魂》读后感(二)：解读民国大学之“魂”

　　王绍贝 □媒体人，广州

　　智效民先生这本《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的小书，通过八位民国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介绍和梳理，呈现出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窃以为大学之“魂”不仅是指大学的校长们，更重要的是指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要理解这种大学精神，必须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解读。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的民国时期，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鼎建时期，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古人云：“多难兴邦”，“然而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苏步青）。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感慨的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

　　那个时代的师生们几乎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混战、国共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而民国时代的大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动荡和夹缝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学术大师，也奠定了新中国日后的学术基础。国家虽然内忧外患，但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和八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谱写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悲愤而后有学”，北大校长蒋梦麟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

　　在夹缝中发展的民国大学虽然艰难，却也享受了好处，那就是思想文化界前所未有的“自由”。书中这八位校长的办学经历和理念虽有差异，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成功办学理念———“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即使是“国立”大学的校长，拿着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教育经费，也敢于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甚至像胡适、任鸿隽一样公开批判国民党的思想政治灌输：“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在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去当浙大校长时，竺可桢提出了这样的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正是因为民国时代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才有了民国时期学术的大繁荣，不管是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民主精神也好，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的理念也好，民国时代的大学都取得了可供今日借鉴的宝贵经验。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大学是一个民族教育水平的标志，思想不自由，教育如何能发达？教育不发达，民族岂能有希望？竺可桢说：“大学教育之目的……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的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今之办学者当三复斯言也！

　　《大学之魂》读后感(三)：八位民国校长夯筑大学“灵魂”的求索

　　八位民国校长夯筑大学“灵魂”的求索

　　——读智效民的《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禾刀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

　　艾瑞予的感叹，其实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将目光回溯至大师辈出的民国大学，而谈到民国大学，就不能不提那些夯筑民国大学“灵魂”的老校长们。

　　相较于今日高校物质的空前富足，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质高度匮乏、西式高校教育模式在中国尚且处于摸索的艰难时代，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无疑决定着大学的未来。作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智效民，专门撷取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共八位民国老校长，从他们身上努力打捞民国大师之所以辈出的历史“密码”。

　　虽然八位校长在具体办学方式上各有千秋，但在“大师”式办学理念上趋于一致。梅贻琦曾套用孟子之语指出，“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和出版人钟秀斌在经过统计发现，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同样，张伯苓、任鸿隽、罗家伦等人无不广揽优秀教职人才。有的还不拘一格，如钱穆和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沈从文的正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他们得以走上大学讲台，虽然历经曲折，但如果放在高校自主招生尚且质疑重重的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在教育实力推进方面，胡适的“十年教育计划”颇具前瞻性，胡适的这一计划着眼当时捉襟见肘的经费，从长远角度重点培养十所具有国际一第一流的大学，他甚至不赞成花太多的外汇公派出国留学。

　　今天，关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口号特别响亮，在国内一些课题小组满腔热血的排名中，一些大学在排名中似乎也有过上乘表现。然而，我们无法掩盖这样的尴尬事实，连清华北大这样国内一流的大学，亦无法避免沦为哈佛这样国外大学的博士培训基地。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是学术论文生产的绝对大国，但论文引用率却远在百名之后。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当社会上为大学培养不出大师而深感悲哀之时，一些著名大学却以培养出诸多富豪沾沾自喜。大师，越来越像是一个仅供观瞻吊仰、早已布满尘埃的历史符号。

　　除了对“大师”式教育极力推崇外，民国老校长们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仅尊重而且努力为高校学术“独立”营造良好的氛围。胡适指出，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梅贻琦极注重推进制度建设，比如教授治校。而有着“中国私立大学之父”之誉的张伯苓，为保证南开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在抗战胜利后复校之时，与民国政府“约法三章”，按照先“国立化”，然后经费逐年递减，最终回归私立性质。甚至上，在复校之初，南开并不愿在大学头衔之前启用“国立”二字。胡先骕则提笔对好友胡适的文章大加挞伐，毫不留情。当然，对于这样的学术批评，胡适并不在意，二者友情如故。

　　民国老校长们的个人人格魅力也令人倍加尊敬。虽然他们手执教学还有人事、财金重权，但权为教学所用。像而立之年便当上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不仅向由实权部门把持的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刀，还拒绝关系领导和部门照顾输送教员的诸多游说。清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梅贻琦，在他逝世后，当人们打开他倍加珍惜的破旧皮箱时，发现里面不过是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支的明细账目。

　　回顾这八位民国老校长，他们为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有的还奉献了毕生精力。为给南开大学筹款，张伯苓游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南开服务数十年，却晚景凄凉。梅贻琦自从1915年踏进清华大学的门槛，至死都在为清华大学（1949年后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操劳。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时下一些高校领导扎堆，一些教授要么绞尽脑汁迫不及待地切入仕途，要么疲于跑课题，要么乐于到社会上接项目……像民国老校长们这样长期或终生为一所高校服务的现象极其罕见。

　　从这八位民国老校长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太多极其宝贵的经验，哪怕时过境迁，依然熠熠生辉。挖掘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当然是为了医治滋养今天弊病丛生的大学教育。从他们艰苦求索的历史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办好大学并不真就是登天的难事，关键在于要让大学场所回归于学术，而非权力机心博弈之所。

　　书名：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作者：智效民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定价：￥32.8

　　《大学之魂》读后感(四)：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武人们主要精力专注于军事，这给大学提供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富有爱国之情的大学校长们，本着振兴民族教育的梦想，在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淋漓尽致地展示各自的治校才能。民主精神、自由意志、教授治校、通识教育和大刀阔斧的教育革新，构成民国大学的整体风貌。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他们为建设现代大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仍给今天的我们以宝贵的启示。

　　何谓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是一个在知识界争论不休问题。我们把时间的长卷徐徐展开，回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新出版的《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作者智效民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民国时期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啸八位大学校长的往事。了解这些校长的办学理念和育人思路，对于全面认识大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自由办学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何办好大学，校长起着关键之作用。校长的学识眼光、人格魅力和治校才能，决定着大学的命数。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这个时期的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三种，这三类大学办学各有优势，如国立大学办学经费充足，教会大学师资雄厚，私立大学学科设置灵活。

　　北大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对大学自治和治自有独到的见解。他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起来。他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文艺的复兴，他希望通过五四运动“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人成为活活泼泼的公民。在他眼里，大学就是一个独立的团体，不喜欢、也不情愿统治者介入大学管理事务。另外，他还倡导“学生治自”。让大学生“治自”，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培育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学生治自”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求学生一味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蒋梦麟的这种治校理念，其实深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中，胡适名气最大，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两任大学校长，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第二次在北大。民国时期的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胡适尤其如此。相比学历而言，他更看重学力。在中国公学时期，他聘请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任教。沈从文不善言辞，第一次登台上课，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使得课堂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坚信自己的眼力，沈从文后来果然在文坛、教坛纵横驰骋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统领北大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强调“无为而治”，这种治校方式其实是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文理分科在大学已经盛行的事实，胡适认为：作为大学，文理必须沟通，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校长的人格魅力是大学的财富

　　梅贻琦校长无疑是清华大学的名片。他虽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务实进取、廉洁奉公。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他的经典名言。殊不知这句话后面有其历史原因。清华办学经费充足，他刚任校长时，清华大兴土木，购买大量图书仪器，为了建设大学这无可厚非。梅贻琦提倡花费有度，把更多的钱花在引进人才方面。在他看来，一百栋大楼抵不过一位学术大师的影响力。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时，主动放弃了校长的几项特权：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佣人和免费拉两吨煤的待遇。他用自己的薪水买办公用品，绝不动公款。由于他自己廉洁，也要求学生平时穿布衣布鞋，不沾染纨绔子弟的习气。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又主动把自己的福利让给别人。他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绝不给子女补助金。由于家境清贫，他的太太为了补贴家用，自制点心，瞒着梅贻琦到昆明街上去卖。梅贻琦的安贫乐道和廉洁无私，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何感想。

　　与北大、清华的优越性相比，南开大学似乎就有点寒碜了。南开大学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为此作了很多努力。私立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张伯苓天生就是融资高手，他四处化缘，实业家、基金会、社会名流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其中也有张学良、阎锡山两位军阀。张伯苓的教育理念都包含在南开大学“允公允能”的校训中，他这样解释：“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功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民国时期的南开，其育人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顺民。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

　　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浙江大学的声名鹊起与校长竺可桢治校之功密不可分。他任校长时曾给国民政府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一位学者有勇气向政府提出如此苛刻之条件，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种待遇的象征，他认为教授是 “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一群人。他曾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任鸿隽主持的四川大学、罗家伦主持的中央大学和胡先啸主持的中正大学，同样是杰出的高等学府。

　　通过阅读本书，我感受到了民国时期大学的朝气与活力。当然，不能把民国时期的大学与今天的大学进行简单比较。首先是那时候大学师生人数少，最少的两百来人，最多也不过一千多人，今天大学人数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知识分子多了则口味难调，管理起来有难度。其次是那时候战乱不断，统治者精力主要在军事方面，对大学疏于管理，这在客观上给大学发展的自由空间，而今天社会制度稳定，大学处于固定的运行机制之中，大学校长即便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逾越体制谋求发展。

　　民国时期优秀的大学校长远不止书中罗列的这些，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重要的人物，书中没有进行专门章节介绍，不无遗憾。书中提到的大学校长们，都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丝毫也不能磨灭他们为中国教育发展所作的努力。这八位校长都是“私塾”一代，国学功底扎实，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具有海外游学经历。这种中西兼修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都是本着教育救国的宏大构想，克服国力贫困、战乱不断与党派纷争的干扰，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的教育理想被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斩割，但是为现代大学建设所作的种种探索，成为中国教育史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陈华文

　　来源：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2-06/15/content_20872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