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蒙活动》的读后感年夜全

话题：中国启蒙运动 读后感 

　　《中国启蒙运动》是一本由[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启蒙运动》精选点评：

　　●懵懵懂懂恍恍惚惚红红火火。

　　●登高，坡顶自有青天！中国最优秀的一代青年群像，以及被选择性读取的“五四”。

　　●整本书都在试图建构——解构一个完整的图像，只碍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实在庞杂得很，念想始终迷蒙不清晰。。。。

　　●很棒的书，感到作者相当敬业呢！

　　●史实不清，论述混乱

　　●渐入佳境的一本书。

　　●还是老外看五四人物更全面客观。

　　●材料用得很到位，对于五四的两代人的区分也明确且得当，论述相当充分

　　●很有帮助。

　　●2019.7 重读 对脉络把握更清晰了，前面刚开始看觉得划分和论述都稍显简单，越看后面越明显感受到作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念 新潮社和国民社 都应打上重点号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一)：关于三辉白皮书

　　这套三辉白皮书的整体水平还不错。我最早看的是其中杨联陞先生的书，他应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吧 。一套书共十五本，汪荣祖先生占了两本。但我感觉这套丛书里有几本归类得不对，像是完全不搭，比如王元化先生那本《文心雕龙讲疏》。三辉的书都学术味比较重。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二)：关于‘救亡“与”启蒙“的一个八卦

　　这本书围绕“启蒙”去解释“五四运动”，同时不断地论述“救亡”对“启蒙”、乃至知识分子的干扰。

　　“救亡压倒启蒙“，更众所周知的表述在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不过王若水曾经就此在海外发表过文章，说李泽厚在本书作者留学中国的时候，有过思想交流和对谈，窃取其意，率先为文，以至影响深远。

　　舒衡哲此书翻译到国外是很迟的事，好像之前有片段地翻译。

　　剽窃之说四处都有呀。

　　舒衡哲是由历史到思想，而李泽厚是由思想到历史。从阅读体验来讲，李泽厚的讲法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特别是那个时期的阅读期待，但如今看来，失之过于简单和浮泛，缺少深入论述。

　　在这点上，舒衡哲的书体现了价值与意义。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三)：历史是老师

　　中国的今天与一百年前——20世纪初期同样面临着启蒙的时代命题，也可以说，经历一百年之后，启蒙的任务仍未完成，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复杂。而且由于现执政党执政后对历史的歪曲和刻意掩饰，大部分人不清楚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今天那些渴求“民主”“自由”的青年，他们因此而有虚无之感，或是虚妄的自负、悲壮感。

　　历史是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穿过迷障去认识那时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会心的欣慰和力量的鼓舞，因为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和困惑，他们早已遇到过、思考过。

　　譬如是激进的变革还是渐进的改良、建设；譬如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和角色；譬如主义与问题；譬如对前辈的学习与突破；譬如对传统的和西学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他们已经有过相当深刻的论辩和思考。今天我们应该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而不是从头开始。

　　遗憾的是，我们远不具备他们那时的学识和自由，我们即对传统文化知识和思想陌生，有对西学缺乏系统的了解，而且还有着被愚民教育毒害的影响。可以讲，今天的我们还属于起步的一代，我们还是星星火种。

　　高兴的是，我们要看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了思想传播前所未有的机会，尽管有禁锢，但反抗的力量在增长。终有一天，民意会交流而形成巨大的力量。而另一个巨大的机遇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以前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更快更理性地成长起来。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四)：启蒙运动与言论暴力

　　文/杰夫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犹如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一历史事件一样，被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用各类语言和视角进行解剖和阐释过了。

　　可是，大概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最通常地被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这场运动中受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贯穿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常常被比作“文艺复兴”。即使在最近的有关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的文章中，官方的评论员们依旧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评论为，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了以下的比附：“如果说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曾经使西方文明引领世界风骚，那么，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也使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但在亲历五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心里，却完全不认同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在后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胡适，在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混同。他在1960年的《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讲话中指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他只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作为“大幅政治化”的五四运动，在他心里却成为了妨碍完成中国文诸君，均先后对五四运动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或者进行了反思（例如，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为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和其它激进的行为，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而陈独秀则对苏维埃革命和民主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和阐释）。

　　五四运动在学生的引领下，用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之前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理性批判的新文化运动，这恐怕是陈独秀等发起和组织者并未能意识到的。而这场所谓的爱国学生运动尽管最后在唤醒民众良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维系和坚持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的宗旨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而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秉承理性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掩盖，最终未能完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本该完成的任务。由此，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力量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和着帝制传统遗留在民众思想内的窠臼，发酵成为了各类暴力意识滋生的土壤。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如费孝通者，也认为，由于近代小农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传统的社会体制也被打乱，但是新的信仰体系和秩序体系尚未在社会内部得到建立和生长，因此在政治团体的推动下，某些激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因此，不在民族国家民众价值观中树立起理性批判的思维习惯，就无法根治民众暴力问题。

　　为此，舒衡哲先生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在邻近的韩国，同样具有一样的民族思维问题。同样因为历史上尚未进行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民众缺乏理性思维的习惯，自然在遇到社会问题和矛盾时，民众容易采取极端激进的方法来应对，而网络暴力的泛滥自然就是这种现象在网际间泛滥的结果。而不解决民众的“教育”问题，那就会出现下一个“崔真实”，国家制定再多的“崔真实法案”都没有用，因为在思想领域，制度恰恰是最无力的。

　　《中国启蒙运动》读后感(五)：启蒙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启蒙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读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张洪彬

　　其实，这是一本老书了。1984年该书的英文版首先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面世。1989年，李国英等人翻译的中文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学界关注。不过，这个版本在市场上早已绝迹。此次新星出版社出版刘京建译本，也正可补市场之需。

　　一听舒衡哲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很多人以为是华人，其实她是犹太人。舒衡哲原名Vera Schwarcz（因此李国英译本译为维拉?施瓦支），生于罗马尼亚，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韦斯利安大学历史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1980年，她曾以首批美国留学生身份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着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等学术专著以及诗集《一勺光》行世，不过，除《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申府访谈录》之外，其它都还没有中文版面世。

　　毫无疑问，中国的启蒙源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中，舒衡哲女士认为这样两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开端：中国文化最普遍的弊端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有什么缺陷？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的就是梁启超。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提问者不再把中国的落后主要归咎于外来侵略者，而是更多的躬身自问，因而更多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及中国人思想的缺陷，启蒙者要做的就是把国人从礼教传统中拯救出来。顺理成章，这几乎必然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启蒙就是反传统。而且，正如甘阳所观察到的，近现代中国的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高度重迭，反传统依靠的是新思想，而新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因而，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着独特的压力，那就是面临着数典忘祖的骂名。

　　不过，启蒙者们到底还是顶住了这种压力，秉持着“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信念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乐观主义情绪充满胸腔。然而，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刺刀与子弹下很快就显出其脆弱的质地。1926年段祺瑞政府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当时也在游行队伍里的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执政府大屠杀记》，文中写到，鲜红的热血从压在他身上的人身上滴到他的手臂上、马褂上，他努力从人堆中爬上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想起从死尸上越过的事，仍不寒而栗。白色恐怖把启蒙者的阵营冲得七零八落，知识分子们被迫以新的眼光观察革命，他们认识到革命不再是全民族的共同斗争，它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而已。相应地，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1927年以前，社会问题还集中在“平民”这点上，如今知识分子们开始探讨“我们这类人”（朱自清语）的问题了。1926年至1927年的冬天，知识分子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发现自己是革命的包袱，是多余人。知识分子一度相当沮丧和颓靡，开始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于是，知识分子主动与平民运动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是其表现。然而，就在当时，鲁迅就已经告诫这些知识分子，不要对大众阿谀奉承，他要知识分子不要为了让大众认自己作“先生”和“向导”，就急于去讨好大众。鲁迅担心无产阶级文学会“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不过，鲁迅这个告诫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竟一语成谶，后来革命文学的发展的确有迎合和媚悦大众之嫌，文学附庸于政治，文学的独立性丧失殆尽。

　　张奚若当时也指出：知识分子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人家是否打倒他，而在于自己不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于自己心甘情愿做一个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有名无实，即使人家不打倒他，知识分子存在着也没什么用处。在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市场边缘化，被知识生产体制牢牢捆绑，以致知识分子耻于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今天，重温一下张奚若这段话，恐怕不无裨益。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空谷足音，知识分子的精神仍有一丝残存，启蒙的精神并未被彻底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五四运动中的参与者，还是赞誉者，都是五四遗产的具体化身。舒衡哲谈到，她多次与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等五四元老访谈，她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形塑了他们的思想。五四启蒙精神仍然回荡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八十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也与之遥相呼应。因而，舒衡哲认为：五四运动还未终结，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

　　该书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在李泽厚之前就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尽管舒衡哲女士没有这样表述。但是她指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和其它中国人一样，被民族危机的激情所控制，相形之下，启蒙的信念显得苍白无力。不过，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本身就肇始于救亡的需求，几乎从一开始启蒙就从属于救亡，尽管后来启蒙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还是不宜过高估计。

　　[美]舒衡哲着《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