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哲学导论读后感1000字

话题：历史哲学导论 读后感 

　　《历史哲学导论》是一本由〔英〕沃尔什 / W．H．Walsh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哲学导论》精选点评：

　　●存在决定意识，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客体具有客观性，那么历史认识自然也具有客观性。

　　●通篇讨论历史的客观性与否，最后也没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再也不看了

　　●有些难。。

　　●本书的意义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的在于学术史上的重要性，首次区分了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尽管有人批评这种划分是不恰当的，因为二者都同样具有形而上学的或者道德的等等前提假设）就本书的写作来说，思路还是非常清晰并且容易阅读的。

　　●书中巧妙的比方与精当的举例，显示出尽管遭遇冗长而割裂的译笔，也难以掩盖作者的文采和对相关题材高超的驾驭力。思辨、批判的区分不仅仅成为了全书的结构，更暗含着哲学言说（思考）在进军历史领域后所诞生的两种类别。历史哲学这门学科如今能够摆脱实证主义者的野蛮绑架，得益于柯林伍德的奠基培土。而后者在改造狄尔泰思想的同时，更暴露了自己使历史哲学科学化而产生的疑难杂症。可怜的唯物史观在里面一直被当作反面教材，黑格尔部分真是相当精彩！附论的两篇主要在反驳伯里—奥克肖特的经验材料史学观，提醒史学本身具有超科学的特点，企图脱离价值判断而进行的史学研究不但没有意义而且绝不可能。至于何兆武先生的后记，则对疏通全书起到很好的帮助，第一篇是言简意赅的简介，而第二篇除了介绍外更有独到的批评。

　　●一学期光读这个了，囧

　　●1.这本书很令我感动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好像在告诉我：你在研究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时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那些终极困惑其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我写的这些话（包括引述的那些其他历史哲学家的观点）未必是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但它们对于你的困惑会有帮助。 2.最近看的书（加上这本）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不可知论者...

　　●没有科林伍德写得清楚明白

　　●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但没有太强烈的收获。不读更多的历史研究著作，不去对作者所述的黑格尔、康德的研究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恐怕也难得太多共鸣啊。（外国的史学理论著作，首先要做的是语文功夫，即从那些长从句中以及多重否定中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并加以概括和“转述”。另外，越来越感觉曾经畏若高山的书，也并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历史哲学导论》读后感(一)：《历史哲学导论》简介

　　Walsh这本书并不易读。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作者行文风格所致；作者不习惯开宗明义地清楚交代自己的立场，而习于在行文间交杂了太多不同立场的互相辩驳，并在行文结尾留下悬念——随即展开下一波的论点相互辩驳（因此，开头与结尾都不易看出作者的真正立场）。经由译者何兆武先生的评介，我们较能清楚地把握本书作者的意图。

　　本书的基本架构是，批判地描述『思辩的历史哲学』的内容，指出其意图在于寻找隐藏在零散历史事实背后的历史意义。然而首先，『历史事实』与一般事实不同，是经过历史学者先验地选择出来的事实，这个选择并不能依靠经验对象得出，而是历史学者在接触经验对象之前已经具备。并且，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一般客观事实本身不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判断之外的客观事实（例如，地球本身的存在这件事实），而是一组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例如，凯撒于49 B. C. E. 度过卢比孔河，相对于你今天早上驾车度过卢比孔河，前者是历史事实）。由此可知，历史学者并不像他们想象地那样单纯地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即使是最枯燥乏味的编年史，都有编纂者的意图在发挥作用。因此，朴素的历史学者会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在不批判自己所运用的理论时，却早已运用了理论于他们的史学著作中，却不自觉地宣称自己『单纯让事实本身来说话』。

　　以上，摘引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作为本书的介绍。Walsh还讨论了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历史学的因果关系问题、历史学与形上学的关系、历史学研究与社会结构（例如经济结构）以及重要人物（帝王将相）的关系，等等。从批判思辩的历史哲学开始，到所有以上提到的讨论，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引用本书译者何兆武先生的话，那就是『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要去侈谈什么历史的本质或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

　　《历史哲学导论》读后感(二)：历史学与科学

　　科学：作为企图遵循一套确切的指导原则并以一种有系统的方法论研究一定的题材的结果而获得的一套知识。

　　对科学的解释：（科学思维的四个特点），（然后去寻找历史学中有没有与其相符合的东西）

　　（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

　　（对比：历史学是有着它自己被公认的方法的，那种方法是只能由希望精通它的人加以掌握的。）

　　（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或者至少是包含它们。

　　（对比：对于这一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似乎有着一种明显的区别。因为对历史著作极为偶然的认识就足以肯定，他是不会得出一系列明显可见的概括的。我的理解：首先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肯定是对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并不是对普遍性。但历史学家也有对普遍性阐发的成分，比如“一些历史著作会关注于阐明整个一个时代或民族的气质和特性。”但这其实是表面上看上去是阐明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阐发与科学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它所产生的那些判断，虽然与有关个别事实的陈述比较起来乃是普遍的，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并不是普遍的判断；它们仅仅是对特殊事情的高度压缩了的提要。”p34）

　　（3）它能使我们作出成功的预言，并因而能控制事件未来的进程，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

　　（对比：表面上看上去：“历史学家是为了过去本身的缘故而研究过去，并不是为了期待那种研究可以对事件的未来进程投射一道光明。”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其实“我们研究过去，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将会阐明现在。”甚至研究历史能够预测未来，比如，一个了解过去的人似乎更有地位预测未来。所以，“历史学家也许不是预言家，但是他们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

　　“如果过去与现在完全不相干，我们还会对它有任何兴趣吗？”我的观点：首先这个问题不能假设，因为研究历史对我们现实甚至是未来能够产生一种作用，这个是一种事实，但这种事实并不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根本性的主导目的，历史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或许并没有那么的“功利”，或许只是因为：人的一生太短，而想要了解更长的人类信息，这样一个单纯的出发点趋势了历史学的产生。所以，我认为即便与现实毫不相干，历史学还是会产生的。）

　　（4）如果那情况是：证据已经摆在每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面前，不管他个人的偏爱或个人的境遇如何，他都应当接受它；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是客观的。

　　（这是历史客观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哲学导论》读后感(三)：历史哲学导论

　　作为“导论”来说，Walsh这本书写得挺清楚的了。Walsh以“分析”的立场对解释和批判历史哲学，显示某种调和的意味。整本书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史学的基本理论概念辨析、对思辨哲学以及其他的解释与批判、Walsh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分析。第一部分可以分为五部分，一是历史学与科学。一个首要前提是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记忆—印象理解过去，历史叙述必须会包括主观性。历史著述都存在从编年史向“流畅叙述”的历史学发展的趋势，每个事件在著述中各安其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学并不同于科学，历史学往往关注个别事件，而非普遍规律。但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学存在“概括”，但这种概括是针对特殊事件的“压缩”与“提要”。再者，历史学往往“追述”过去本身，而不提出“预言”。二是历史的解释。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理解具有直接性，历史学家能够直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性质当中探索。通过行为深入到其内部的思想。这在狄尔泰那里就是精神科学。从对表象的察觉过渡到对它所表现事物的察觉。但这种直接的体会往往忽略了历史行为的无意识状态，而在某种群体性观念影响下的历史领域这种直接的体认也归于无效。这种直接的体认还忽略了要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往往需要关于其情境的相关经验以及隐形的普遍真理，也就是普遍的人性。历史似乎不可避免的要依靠目的或者半目的论的形式，在适当的概念下综合各种形式以形成一个整体。与这种“唯心主义”相对的是，实证主义者“分散的”历史观，认为真正的历史存在历史学这个大框架之下的各种细分领域——特殊史，但是其蕴含的隐形依然是一种可理解的整体历史图景，而基础就是普遍的人性观。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书写的基本信念一是来自于“公认权威”——范式，二是一种共情式的经验——与文学类似。而人性实际上来自于某种隐形的前提假设。Walsh还区分了符合论和融贯论的真理，并试图综合这两种方式，提出在通过经验方式对过去构建大致的形象，并在各种信念的融贯性当中检验它。历史思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主观因素，个人好恶、出于不同目的的偏见、历史解释的不同立场以及在道德与人性上的不同认知都会导致历史解释的不同，而根本的分歧就是历史学家在“哲学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这提醒着历史学家要对自身立场保持警惕。关于客观性分为三种理论，一是论证说的怀疑主义，二是配景理论的多元主义，三是客观主义。

　　思辨的历史哲学。康德的历史哲学更多是为道德哲学辩护的需要而衍生的，“教育意义”是其主要特征。康德认为的历史存在着一种普遍人性基础上的自然规划，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最后到世界公民。Walsh认为康德的历史存在着先验原则在实际中并不具有操作性。赫尔德强调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与普遍目的——所谓人道。黑格尔将现实也纳入理性的范畴当中，将各种概念“辩证”地联系起来，逻辑、自然与精神构成正反合的三段式。现实都是“合理”的，历史是自由观念的发展，这一进步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世界历史阶段。黑格尔同时还为世界历史提供一种道德上的辩护，这种道德建基于社会利益之上。Walsh认为黑格尔依然有着强烈的先验观念，这使得他在经验领域得不到支持，当然这种“思辨”的确有益于将历史加工成一个有机整体。

　　孔德的实证主义将依然将历史塞进一个先验框架当中，但是他强调考证并以此为前者服务，这种历史学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社会学话的历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有机整体的思想，并设想一种共产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念。但同时马克思的实证色彩相当浓厚，强调科学性，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在特殊事件当中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突出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但这也就是其继承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整体学说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溯源自维科的理想人类历史，以相当思辨的形式描述整体的历史图景。

　　历史的科学性，历史叙述必然包含着作者的主观因素，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带着“重要性的标准”进入历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意义上是坏的，它只是带有一种预先构想的概念进入历史叙述。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并意味着历史学家要尽可能缩小叙述的范围，而是要不断在与其他时代的比较中寻找到自己时代的特征。

　　历史的因果关系。“原因”这一概念是从日常生活进入到历史学当中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企图通过行动者内部的动力来分析历史，这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但是行动者往往还面对着一种必然性的问题，而两者往往紧密相连。现代的历史学历史的主体不断增多，其内部关系也异常复杂。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学家需要进行更加深层次的分析，这一分析必然降低人的自由的重要性，但并不服从于决定论。历史学家应当意识到理论在处理历史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一种个案化多元化的历史研究。

　　Walsh“分析”又“调和”。

　　《历史哲学导论》读后感(四)：王树人：历史“复活”与历史理性

　　（原载《文景》杂志2009年第三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颇有学术眼光，特别关注外国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历史哲学。近年来，该出版社不惜花大力气与中外学者合作编辑《历史的观念译丛》。这部丛书由耶尔恩·吕森（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与张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编，并有国内外众多编委通力合作，计划将出版三十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译作。今已出版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等十部，并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重要影响。这些译作不仅直接有益于历史哲学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具有开阔视野和启迪创新的价值。本文系笔者读这套丛书的点滴体会，并以此祝贺该丛书的出版。

　　历史研究著述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哲学虽然很重要，但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边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何谓历史哲学？我的理解就是，借助不同哲学观点对于历史和历史研究所作的反思。当下这套翻译丛书，称为“历史的观念译丛”，也点出这种哲学反思的特征。所谓历史的观念，就是对历史和历史研究在反思中给出的种种形上学观念。

　　在中国大陆，以往半个多世纪，由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花独放，而在这种哲学那里又找不到相应的“历史哲学”这个词语，所以历史哲学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即使它在外国哲学的研究中存在，但也在主流之外。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属于历史哲学的一种。但遗憾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独尊时期，其他历史哲学著述也只能被弃之不顾。历史作为往事，是一个消失的领域。在其未消失时，也是灿烂、丰富并且极其复杂。但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或上万年，所能留下的痕迹却变得越来越少，因而对于今人来说，也就显得越来越陌生，甚至很神秘。1以至历史作为信史的研究，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由于领会到作为信史的难产，所以对历史著述的真实性不能不产生疑惑。这种疑惑，突出表现在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提出的一种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历史是往事，今人写往事，不能不有今人不同于古人的思想框架和眼界。或者？？说，任何今人写之历史，都不能不有当代的思想色彩和印记。国学大师胡适之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的观点大意是说，历史像一个天真烂漫女孩子，可以任人打扮。不难理解，正因为历史只留下很少的痕迹，所以史家写史不能不根据极为有限的痕迹在联想中作“复活式”的推论和描述。由此可知，历史著述，确实不能摆脱当代性和作者在当代眼界下所作的联想。但是，我们要问，在这种带有当代性和作者联想的历史作品中，就完全不可能保有历史之真吗？当然不是。由于任何历史作品，都不能没有真实历史的痕迹（文献流传和地下发掘之实物等），并总是从这些历史真实痕迹出发，而加以思索和阐发。因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绝对化。克罗齐也不是坚持这种绝对化的理解。就是说，历史著述有当代性和作者的联想，但又不可完全归结为当代性和作者的联想。实际上，不仅追求历史之真的历史研究著述，能保留相当的历史真实，甚至在总体虚构的小说中，也能保留相当的历史真实。例如，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长卷中，其所反映18、19世纪法国的社会情况，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不仅保有历史的丰富生动性，而且其真实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任何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历史著述。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现代历史哲学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历史研究深化的重要问题。所谓“历史理性”，也许就是游弋于这种包裹着一定历史真实的联想之中吧？但我们学界对于历史真实性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讨论，甚至在有些人那里显得无知和僵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与一位研究历史的先生谈话，其间我提起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观点时，他几乎跳起来并提高声调，连声说：“胡说八道！”完全拒绝思考历史研究的真实性问题，仿佛史家写出的历史作品皆为信史，是历史的完全“复活”，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历史感”与历史理性

　　对于19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文化，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历史感”。其实，说到日尔曼民族与中华民族，两者的共同点之一，似乎也是“历史感”，即都非常重视历史。但必须说，两者重视的角度和层次却不同。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历史理性，在二十四史著述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方面的零散论述，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但主流却是落在经验层次上。一直到毛泽东也主要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人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也是从经验意义上看待历史。当然，这种看待历史，也有其重要价值，不能否定。但是，从理性上反思历史，从而更深刻的领会和把握历史和历史研究的脉络，却是19世纪诸德国思想家通过历史哲学的创立和研究而作出的贡献。

　　现在人们经常把理性挂在嘴上，言谈几乎总离不开理性如何。但是，理性并非单一，而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范畴。这一点，却非人人能够领会。一般而言，所谓理性是指与感性相对应的理性，主要指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人们所崇拜的理性，就是这种理性。一则，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欠缺这种理性，二则，还因为这种理性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科学民主和走现代化道路相关联，或者说，为在各领域提倡秩序、透明、追求合乎逻辑、追求合乎规律等现代化所必需。但是这种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并不是唯一的理性，毋宁说，还属于一种狭义的理性。我们知道，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还有一种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理性，属于一种区别感性和知性的广义理性，如康德的先天综合理性，黑格尔囊括一切的绝对理性或思辨理性。而在现代德国哲学中，海德格尔在批判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时，干脆把以往划到非理性的艺术思维、诗意思维，也都划入理性。可见，理性有广狭之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由于缺乏西方的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所以近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补这一课。这无疑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非补不可。但是，由此而走全盘西化之路，特别是在教育体制上，把中国特有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完全从教育内容中剔除，却给我们的事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深邃的动态整体观传统，如奉行“天人合一”思路，很是宝贵，而且能与西方广义理性之思有所相通。本来，我们应当在自己这种思想文化基础上，会通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创新，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我们却丢弃了具有广义理性的动态整体观思路，而把自己完全陷入狭义的理性，即局限于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理性思路之中。从而，在看问题时，总是以这种科学思维理性和逻辑思维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西方还西方。因为实际上，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批判狭义理性即科学思维理性与逻辑理性的局限性及其异化形态。但是，中国不少“五四”以降的精英们却一味痴迷于狭义理性，而对西方的自我批判不闻不问。甚至，把这种狭义理性的异化形态，即所谓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当作宝贝。2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这种僵化的片面性，就不能不在思想上极大地消弱了我们的原创性思考能力。可叹！

　　所谓“历史感”，就其合理性而言，应当是以广义理性或动态整体观考察历史和历史研究。这种考察，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之研究。或者说，“历史理性”就是要从动态整体的视野考察历史与历史著述。必须说，在整体观上，中西有共同点。在西方，突出地表现为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斯氏的“唯一实体”和黑氏的“绝对理念”，都具有把世界看成一整体的思路。这与中国“天人合一”观，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确有共同点。所谓内涵不同，在于西方一直到黑格尔仍然囿于逻辑理性的思维，而中国则是崇尚悟性的“象思维”。虽然黑格尔的整体观，具有概念演变的动态性，但局限性很大。他看不到思之外的世界也具有动态性，在《自然哲学》中，他的名言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这一点上，黑氏不如赫尔德。赫氏在谈到宇宙发展整体时，还把无机界到有机界一直到人类及其活动包括思的活动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点，受到康德的重视。3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突出特点，恰恰是与“生生不已”的生成动态性的真实世界相应。把握动态整体生成的世界，不能简单地诉诸概念逻辑的抽象和推理，而只能诉诸“象以尽意”在体道中的开悟（使身心融于整体大化流行中来把握整体）。中国这种动态整体观的理论和实践，可在中医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中找到一个生动的和具有说服力的范例。

　　关乎人类历史，主要是讲进入文明后人类可考之历史。在史学研究中，所谓“历史理性”，除了前面提出的历史研究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之外，重要的问题还有：如人们常常提出的历史有无发展？如果有发展其间有无规律性可寻？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历史进步的标志何在？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核心，归结为人本身在历史中如何的问题。

　　作为双刃剑的文明创造

　　从史前到跨入文明时期，一直到如今，历史确实为人类自己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所创造。因此，人类及其活动，就构成历史的核心。历史之发展与否、规律性有无、进步的标志何在、发展曲折性和动力如何，也都应当从人类及其活动本身如何考察之。有一点很明晰，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几万年到如今，人的聪明才智确实有极大开发和进步，以至人如今能暂时离开地球，到大气层之外活动，甚至有可能暂时到达别的星球上。但是，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德行是否随着才智的进步也更进步了呢？从整体上看，似乎没有。人类今日的德行，在与人类早期那种真诚和纯朴敦厚相比，不仅看不出进步，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倒退得非常厉害，几乎可以说：禽兽不如。从两次世界大战之残酷的血腥屠杀，以及其后局部战争的野蛮屠杀，以及近观中国今日贪官之多，腐败之严重，都足以说明人类德行并没有随着聪明才智一起进步。就中国贪官而言，这里仅举一例：江苏省前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他不仅贪污赃款达两千多万，有一百四十六个情妇（这里称“情妇”不准确，应当说多为权财色交易的“性妇”），而且他对中国贪官大行其道的潜规则，非常精通。在他给儿子信中传授这种为官之道时，其贪婪无耻和露骨程度，不能不令人震惊。从这个贪官的为官之道，使笔者想到老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智慧出，有大伪。”4可知，作为创造文明的聪明才智，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许多贪官落马的事实说明，他们并非缺少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却用这把双刃剑捅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掉进罪恶的深渊。

　　不过，老子“智慧出，有大伪”所包含的真理，其普遍意义更在于，这个真理揭示了人类在创造和发展文明的历史活动中已经使自身陷入几乎不可克服的悖论。首先，如果人类没有欲望，就没有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为世所公认。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这种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又变得难以控制，并且现今人类这种欲望已经异化，变成欲壑难填的无底洞。试看今日之世界，一切悲剧，一切罪恶，都无不源于这种欲壑难填。应当说，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活动，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外部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的德行进步却没有发生，相反人类的德行正是在改变外部世界中日渐倒退。如今，在外部世界被改变的亮丽外表下，已经酿成几乎可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危机。何以酿成这种危机？应当说，这种危机恰恰主要是人类德行倒退导致的必然后果。因此，有良知的人们终于觉悟到，善良、真诚、纯朴的人之初，才是值得追求的本真人生之路。从而现在有“回归自然”之说。而所谓“回归自然”，其最根本处，就在于要找回人类已经失去的本真。那么，处于悖论并向深渊沉沦的人类何时能觉醒？何时能知道必须找回自己的本真昵？这种寻找的提出，是理想还是空想呢？显然，这都是非常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史学道术“为天下裂”之意味

　　这里讲史学道术“为天下裂”，乃借用《庄子·天下篇》之词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在庄子看来，正是当时学术从一元道术到多元的转变，他称之为“道术将为天下裂”。当今，史学研究经过后现代思潮的颠覆，也在多元化，甚至出现“细碎化”倾向。通史、断代史等宏大叙事体研究已经不能独尊，并且往昔许多所谓统一之见或规律之见、平衡之见等，也渐被打破。5虽然如此，史学之研究并未因此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所谓细碎化的个案研究，甚至钻牛角尖的研究，仍然没有离开求历史之真的追求，因而也具有深化历史研究的价值，不能否定。

　　在学术研究中，总处在一个视角或方法论下考察和研究其对象，很容易僵化，以至把自己的视角或方法论看得唯一正确。实际上，如果对象复杂且处于动态，如复杂的有机体，对之研究就需要多角度，而且不能固定一种方法论。如果承认历史曾经也如现实事物一样活灵活现过，那么从非常有限资料出发去“复活”曾经的活灵活现，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决不能局限于收集、整理、解释历史资料上，尽管这是必须做的基础事情。但局限于此，还达不到求历史之真的目的。历史之真，在于“复活”已经消失的人的活动及其活动产生的条件，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条件，尽管这种“复活”很有限度。但是，这种“复活”，仍然具有通过有限历史资料与古人对话之意味。所谓历史事情在当时“活灵活现”，就是指那时的人，其活动不仅是有血有肉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在具体思想和情感支配下的活动。因此，历史研究在“复活”人的活动所形成的历史事件时，还要追述其思想情感。那么，当如何与古人对话？如何追述那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这是更为复杂的事情。历史之所以成为克罗齐称之为“当代史”，就在于历史研究者往往用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代替那时人的思想情感。就历史研究需要追述产生历史事件的思想情感而言，柯林武德把历史归结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并非没有真理，而且似乎还饱含深刻的真理。因为，人的主要活动都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的活动。意志、思想、情感既然是个人和人群活动的动因，也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确实找到了历史的某种根本和基础。要知道，进入文明之后，意志、思想、情感已经成为人和人群一切有意义活动的前提。如果把唯心主义作为错误的贬义词，那么单纯从人和人群的物质活动出发解释历史事件的观点，则是不折不扣的离开历史深刻真实动因的唯心主义。相反，柯林武德式的唯心主义似乎可以称为更符合历史真实动因的“唯物主义”了。

　　用“颠覆”来形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人文学科各领域的作用，主要是指它的批判价值，它能打破以往许多僵化的框框。因此，所谓“颠覆”并非贬义。相反，正是这种“颠覆”，具有重要的开启多维创新价值。亦如前面指出的历史研究的“细碎”化，对历史研究深度广度的开掘，也有其积极意义。从方法论上看，后现代主义所“颠覆”者，就是以往的僵化，或者说只能从单向度面对具有丰富层次的复杂历史。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曾经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度把超出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都加以剔除。因此，后现代主义所作的“颠覆”，从积极意义上说，就是“颠覆”对历史和历史研究的简单化。

　　历史著述何以需要不断重写

　　任何重要的历史阶段和重大历史事件之历史研究著述，都非一锤定音。相反，几乎每一新时代到来，都有修订或重写的新作出现。这除了说明，历史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总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有所取舍。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本身看，这种修订或重写之必要，则在于作为历史痕迹的资料，总有新的发现。这些资料，或者能丰富以往的研究，或者能修正以往研究的错误。此外，更重要的是，随着理论的创新，使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开阔，而处理历史资料的手段也日新月异，从而使历史研究著述必须不断更新。而唯如此，才有可能使历史研究不断逼近历史之真。

　　当历史的丰富灿烂已经消失，历史对于研究者就变成陌生、神秘而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加以解密的对象。所谓历史曾经丰富灿烂，就是指历史本来面貌是极其复杂、多层面的复合的动态的整体，就像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一样。历史研究的理想追求，就是写出趋近历史本真的研究著作。对于消失得只剩下极少痕迹的对象，如何通过研究趋近历史本真，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研究趋向历史本真的手段比以往大有长进。C14对实物历史年代的测定，全息摄影术对历史实物原貌的恢复，IT信息高科技对材料处理的速度加快等等，无疑都对历史趋向本真的研究很有帮助。至于传统研究历史所借助的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哲学、艺术理论、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学等等，在趋近历史本真的研究中，依然不可缺少。由此可知，现今的历史研究越来越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教养。6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不能要求这些方面都具有各科专家水准，但具有一般知识教养则绝对需要。7现在，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受到轻薄，实在是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艰难性的轻薄。人们通常批评有些学人浅薄，就包括批评其缺乏历史知识的学养。轻薄历史，必然使人变得浅薄。记得恩格斯说过，人文科学本质上都属于历史科学。因此，过去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不无道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乃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值得一切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者重视。岂可轻薄？

　　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需要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和书写自己几千的文明史，以求在反思历史中找回中华民族振兴和创新的文化的活水源头。历史也不单纯是一面呆板的镜子，其中还蕴涵着取之不竭的文化原创基因。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回归或趋向历史的本真，而且更在于要激活其中所蕴含的原创基因。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谈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赋予了克罗齐这句话以鲜活的现实意义。无疑，当下的中国，非常需要给人们以创新启迪的历史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