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是一本由（美）艾恺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儒家》精选点评：
●第二遍。
●乡村建设有意思。
●艾凯写的很好~
●功力不够，读不太懂
●N年前读过，犹记梁公晚年曾说:“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百年之后不知会怎样？
●一本很有料的人物传记，透过书页，我可以窥探百年前的深邃思想，在他孜孜不倦地思辨与反证过程中，我看到他青年期间痛苦的根源——对现实深深地无力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取去问题，或者说我们文化自身的存在危机，一百年前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做出选择。可是到了如今，困境依然没有改变。相反，它们披着全球化的外衣让你防不胜防，更无可指责。
●感觉过多的修饰性叙述叫我完全没有摸到梁这个人
●快點講完梁漱溟讓我鬆一口氣吧
●佩服梁先生的坚持，我想这是我们最欠缺的，但是由一个外国人来写中国人的传记，看着还是有些挠痒痒的感觉
●敬仰梁漱溟先生！硬骨头不是练出来的， 是修出来的。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一)：西方的眼睛看东方学者
一直偏爱用西方研究方法讲述中国历史的学术作品，从黄仁宇开始，逐渐涉猎了史景迁、孔飞力等一些名家的作品。读艾恺的这本《最后的儒家》是源于对梁漱溟这个人物的好奇。作者秉承西方历史文献一惯的注重史料分析的风格，对这个一生95岁的思想家所行所思仅仅通过史料去加以理解、还原、建构、分析，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工作啊！作者从60年代初对这个人物感兴趣，直到1979年付印出版，历时近20年。第二版还加上了有幸访问梁漱溟本人后对文中观点及事实的更正，最后所列的参考书目长达611号。让我想起了那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且不说他文内对梁的思想历程的分析和观点的总结是否到位，单就是这份治学严谨，着实令人敬佩。
当然，作为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作品，对梁的思想解读有很多地方应用了他们熟悉的西方理论和观念的类比。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基础的读者多少有些生僻。有部分内容是过于学术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但总体来说对梁的评介不失客观和深度。
值得推荐的一本严谨著作。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二)：孰能圣贤
儒家是个很难描述的问题， 内含着众多哲学的思辨和历史的变迁。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谈儒家， 更是难上加难。难过在美国民众中推广我们的麻辣火锅。因此， 我更喜欢的是书本的副标题：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1. 圣人万能？ 从明代的王阳明开始， 圣人就是一个普遍概念， 所谓“满街皆圣人”。 儒释道都可以做圣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儒家。即使是做了圣人， 却也不是万能的。原因是即使是圣人， 他“一旦掌权，就会和社会分离”， 梁公的结论是作为统治者而言，“就是圣人上台也不行！”(p201)。 于是道路只有唯一，那就是圣人必须要有依靠和凭借--“王者的善政”， 才既能保证自己的清高和独立性， 也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一难题就成为所有圣贤的悲哀。儒家更是终生必须背负着这种命运， 孔孟亦逃不过。"内圣外王“的理想， 成为一个流逝的命题。
2. 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艾恺先生概括为“ 传统和风骨”。 儒家的致命缺陷永远是在世俗层面上的定义。孔子是个承上启下者， 是个总结者和描述者。真正的儒家精神的描述零碎而散漫，可以反溯到远古的理性和体验。 宋代之后因为释家的引入， 儒家更是在众多散片当中强调“功夫”， 但是功夫千万种， 成圣成贤的道路也相应是千万种， 标准和参照到底在哪里？ 王阳明在此万般头绪中， 晚年终于提出了“致良知”。 参照物是人的内心。这就是梁公在高压下， 还能言到：我再一次发言，是想考验一下我自己(p3)。 言下之意， 与世界已无关联。
3. 对比。艾恺先生眼中父亲梁济一直是种启示。 儒学的传承， 在父子这种家庭关系里闪烁着无比的魅力和光芒。53年梁公表现出来的殉难的姿态， 犹如当年的梁济。 只是世界在火热变迁， 亲朋相继离去， 再没有人问梁公：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一切不妨碍艾恺先生信手拈来写到：毛泽东和梁漱溟相比区别之一在于“没有梁济这样的一个父亲” （p321)。 艾恺先生将梁公和毛公，梁公和胡适之， 做了一系列横向的对比。但是每一个儒者都有其独特性(和西方宗教下的人群不同），儒者的真谛是在于各自的实践和保有的信心， 由此推开去， 任何的比较都没有特定的参照， 比较背后的意义混乱而暧昧。
4. 圣人。 什么样的人才是圣人？ 大戴礼记中有孔子的回答：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於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 很想以此段请问梁公，只能面对虚空，在此抄录。
由关儒学，妄言一二。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三)：王宗昱：他不只是学问家，也是实干家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05日 24 版）
《最后的儒家》：（美）艾恺著；王宗昱 冀建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在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之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艾恺作品《最后的儒家》的中译本，这本书由艾恺本人审订，为社会各界再次认识梁漱溟尤其是他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次新机会。几年前出版的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录成为当时的畅销书。2011年，艾恺又在荷兰出版了关于梁漱溟宗教思想的英文新著。很多人也已经从电视片《泊客中国》上了解到艾恺深入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文化的经历。
《最后的儒家》对于今人认识梁漱溟有着重要意义。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这本书是相当深入的一部。在冷战时期，艾恺能对一个远在东方的对象作出深入准确的把握，主要来自他对原始资料的搜集。《最后的儒家》的参考书目皆是研究梁漱溟的学者们值得依赖的基本资料。艾恺通过阅读这些资料与访问故旧，力图对梁漱溟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他的这种“竭泽而渔”的搜集方法我们并不陌生。艾恺曾在答《光明日报》访谈时谈到自己的研究过程。他的研究态度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目前学界大部分论文的主要缺点就是资料不足，这样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恐怕立不住脚，这样的研究者也难以具备真正的研究能力。
尽管梁漱溟在中国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但是我们今天似乎还是需要跟着艾恺学习如何认识梁漱溟。艾恺最近又强调梁漱溟说过的一句话：“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人”。他特别强调梁漱溟的历史价值在于他的社会活动。对照艾恺的研究，我们最近20多年对于梁漱溟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我们过分强调他的思想著作及理论内容，而忽略了他从事的社会实践。我们几乎都把他和他的社会活动割裂了。
艾恺也并非没有利用流行的方法，例如他分析梁漱溟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出现的精神危机，就使用了比较新的宗教心理学的理论。但是，艾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梁漱溟精神的变化过程，详细梳理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后近十年间梁漱溟和社会上各种团体及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他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对后人有着深刻启发。他描述出来的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夹在儒家册页里的书签。梁漱溟的学问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要直接作用影响于社会实践。
艾恺用了超过1/3的篇幅，对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张的社会改造运动作了全面分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深入分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设想以及实施的项目。当我们跟随艾恺从外向内观察中国20世纪的历史时，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解读方式，我们会看到在梁漱溟背后存活着的另一个中国。艾恺看重的不是梁漱溟个人的威望，也不是梁漱溟参与创建的民主党派，而是希望透过梁从事的乡村工作考察中国乡土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此书序言里，艾恺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艾恺认为，这是梁漱溟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因为他从不坐而论道，相反，他总是思考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以检验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确。此外，梁漱溟自己也说，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思想与道德是一致的。我想，这也许是梁漱溟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
关于这本书的题目，可能会引起一点小小的误解，其实，“最后的”并非指以后便不再有儒家出现，艾恺在序言中也做了解释，之所以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是因为在艾恺看来，近代中国只有梁漱溟最保持了儒者的传统与骨气，他的一生最有孔孟之风，四处寻求理解与支持，以实现心目中的为人之道与改进社会之道。不管梁漱溟的主张是否尽皆正确，至少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最后的儒家》读后感(四)：梁漱溟的两难
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已决心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离开家前，碰到来与他讨论欧战新闻的梁漱溟，问道：“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徐志摩在纪念文章中说：“梁济的自杀是一种特殊价值，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用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梁漱溟也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的，并且坚信自己需要活着。
抗战时，因组建民主同盟，担心被当局迫害，他转移到香港。但香港很快被日军占领，他只好与一群难民乘渔船逃往澳门，途中有日军炮火，九死一生。后来有记者问其当时感想，他说：“我是要有大担当而尚未完成的人，倘若今天就死去，中国大地，山川将为之色变！”
梁漱溟以儒家道统自负，坚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有三部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文化要义》（1945）、《人心与人生》（1975）；实践上则倡导乡村建设，并在山东邹平进行试验，试图以教育农民，重建农村来发展中国，在当时的乡村建设潮流中，持续较久，成效也比较显著。
《最后的儒家》出版于1979年，是美国学者艾恺写的人物评传。本书出版前，作者没有见过梁漱溟先生，之后却有机会与他作两次访谈。主人公自己对这本评传是比较认同的。
作为评传，本书夹叙夹议，大体从四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讨论：
1. 一是家庭，主要考虑梁济的选择对梁漱溟的影响；
2. 二是思想，主要围绕《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与它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3. 三是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派的各种思路，并讨论在邹平的具体实践；
4. 四是抗战期间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主要评述梁漱溟的政治参与与疏离。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与其它落后民族，比如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类似思想作比较。
显然，面对自己落后的客观事实，各民族一方面都要求进步，另一方面也坚持自己在“精神”上的优越性，以及这种优越文化必将解决列强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拥有光明未来的信心。
作者在副标题中所谓“两难”，主要即指此而言。用作者的话说：
当这些文化单位面对现代文明时，他们就把它理解成“异族文化”，于是就在“进程”和“道德”之间产生了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的那种张力。
为了坚持这种优越性，梁漱溟只能以他对西方社会的简单想象，和对西方思想家的一些言论的片面理解，来完成其阐述。当然，作者论及这个问题时，笔下是满含宽容与同情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直把梁漱溟和毛泽东进行比较，暗示中共的农村路线受乡村建设派的影响，甚至毛泽东的一些思想也是受梁漱溟的影响而来。就这个问题而言，大概我们读起来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照理说，作者也没有必要往主人公脸上贴金，只能推测，作者对中国农村发生的土地革命，以及后来的合作社运动，特别是其社会经济背景，可能了解不多。
以今人的眼光看，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固然包含一种“现代化的两难”，其乡村建设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
乡村建设实践一方面是梁漱溟先生思想的延续，期望实现一种“温情的儒家社区”；另一方面，也是他政治选择的延续。梁漱溟早期参加同盟会，后来感到政治肮脏而决意退出，希望从乡村建设开始，一步步实现中国的发展。
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这种乡村建设实际依赖于外部输血，无法持续，更难扩展，建设成果也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比如当时搞得比较好的丝织业，在日本棉纺织业的冲击下瞬间覆灭。而日本侵华，更使这种乡村建设彻底失去可能。
许多人评价梁漱溟先生在政治上“天真”，一方面固然指其宁折不弯的气节，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用于评价他这种乱世之中避开政治，所谓“踏实做事”的选择。军阀纷争，虎狼环视，哪里容得下他慢条斯理的建设呢？
与需要外部输血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反，中共的农村路线是为了建立更高效的组织，提供更强大的动员能力，以支持革命斗争、抗日战争、乃至于后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作者把农村路线与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比较，并暗示其相似性，可能并不合适。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政治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而在思想上，梁漱溟先生所谓“温情”的儒家社区，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过，未来恐怕也不会有。他所期待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实践中当然是要碰壁的，那些接受培训，准备深入农民之中的学生，很快就变成新的官僚，在城市里面为了老婆孩子而积极钻营。
而乡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部分，主要无非借助技术引进、使用新的农业品种，以及组织军事训练，减少匪患而已。与儒家精神的教育与倡导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乡村建设实践在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说“两难”。
历史的潮流浩荡，数十年后的我们，回顾当年先贤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具体事情而言，当然容易有不同理解，不同判断；而就精神意志而言，却不能不生出许多景仰，许多敬畏。
《最后的儒家》这本书，持论中肯，观点颇有启发性，语言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是值得一读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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