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情人们》是一本由周彦敏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萧红的情人们》精选点评：
●作者太感性了
●生死场 需要借来读一读。爱情，对于萧红来说，得是一辈子的念想。可惜那个人，辜负了他
●不仅仅是野史吧 有很多心理学的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是抱着八卦的心态去读的，但是这部书其实还蛮考据的，感觉作者是真心“爱”着萧红啊-，-
●作者太感性了，对于人物关系和情感的解读有时候显得有点“过了”
●起初分析得入理，后边就明显是偏袒萧红了
●里面有些观点，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作者行文太信马由缰，抒情的句子太太太多……情感不够节制，比较适合娱乐性的阅读。
●一本正经的讲述意淫中的萧红。
●为了看电影，我也是蛮拼的。电影还没看，下周有时间会把这本书理一下
《萧红的情人们》读后感(一)：一部别样的萧红传记
一部别样的萧红传记
——读《萧红的情人们》
周彦敏的《萧红的情人们》一出版，似乎就遭受了不少非议。非议者大多还没来得及阅读原书。初听书名即开始叫嚷，都说作者或出版者有炒作之嫌，或者直接说是为炒作。
我第一次听说书名时，也有觉得这是出版方在炒作，待到看完全书才发现，用这个书名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是否恰当，当是见仁见智了。毕竟，情人除了可作“恋人”解释外，还有“感情深厚的友人”之意，甚至泛指“有情之人”也无不可。
连续用几个周末来读这一样本书，在我是刻意为之，每一个周末都仿佛是萧红一个生命阶段的终结或开始。从某一阶段开始，萧红将走向另外一种生活，或遇见另一个“情人”，从父亲张延举始，至骆宾基终，那些出现在萧红生命中的男性，或亲人，或友人，或爱人，成了解读萧红短暂一生的一把重要钥匙。本书作者在写作时也直言：萧红短暂一生中的情爱史则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萧红在情爱的路途上一再陷落，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辗转流离，虽然伤痕累累，却一直乐此不疲，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读懂了“一个又一个男”，也就差不多读懂了萧红的一生。所以，我看本书，是把它作为萧红别样的传记来读，没有正统传记来得严谨，写作之中作者自有偏爱，也难免八卦——一个经历充满传奇的女作家，也难免被后人八卦。是故，将本书作为盛夏消暑读物也未尝不可。
即便如此，对萧红或有不敬。可是现在，对萧红不敬之言行何其多，从萧军始，其实在萧红生前就已经开始。萧红临终所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是我们现在无法视而不见的。当父亲的冷艳、弟弟的误解、萧军的家暴，萧红的悲怆，在生命的最后44天里，和骆宾基道出了几许。即至在死后，如萧军之流还喋喋不休地纠缠，反而端木讳莫如深、守口如瓶，骆宾基晚年极力否认与萧红的恋情……
在萧红生命的“生死场”里，他们扮演的角色，如今任由否认去想象、八卦，即便“那个儒慕的人”鲁迅，不也被好事者解读成和萧红有恋情，而胡风对萧红香港之行说成“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继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萧红“不甘”又何如？
天才作家的一生，无论是当年的爱人友人仇人，还是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解读起来各有立场，有误解，有同情；抱有同情之心的大概会越来越多。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今人有资格去同情萧红吗？或许，该同情的，是我们自己。
《萧红的情人们》读后感(二)：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从父亲张廷举到弟弟张秀珂，从李洁吾到萧军，从方未艾到鲁迅，从端木蕻良到洛宾基，如果胡风也算一位的话。
因为想看一下电影，所以想找本书来大致浏览一下萧红的生平。无论是自己所写的个人传记，还是别人所撰写的人物传记，总归还是有一些不可言说或者附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所以读传记只是了解一个人生平的一种方式。
作者的书名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但如果整本书读下来，会发现其实这个名字也无可厚非。作者依照时间顺序，根据不同的人分类，介绍了萧红各个期间的生活、情感等状态。
书读完之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萧红为鲁迅写的一首小诗“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没有能被人带走”。虽然鲁迅逝世时，远在东京的萧红未能回来，归国后，萧红拜谒鲁迅墓，写下了这首小诗，能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悲痛。
“在现实生活里，她身体的状态是不断地逃离故土，越走越远，永不回头，而她的文字，却隔着山川岁月，一再地凝望和聚焦家乡。”突然让我想到了《半生缘》中，十四年后，沈世钧和顾曼桢相遇，她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萧红离开了家乡，义无反顾，而她的小说，最精彩的文字都是关于故乡，关于亲人的。“出走是为了更彻底的回来。萧红对家庭的叛逆，也许就是为了这灵魂的最终回归。”
“不能相濡以沫，至少守口如瓶”，萧军、端木蕻良、洛宾基三人因萧红而互不理睬，吃的真是“陈年老醋”。不管谁对谁错，这种家务事外人本来就断不清吧。可是端木的默不作声，使得对他的好感，要比其他两个人要好：不管怎样，伊人已逝，争感情（爱谁不爱谁）、争利益（版权），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吧。
阅读过程中，有一点让我感到十分不舒服：一些感觉明显杜撰的风月之事，虽然作者也进行了辩驳，但是这些事情提出来总会给人添堵的，所以不如干脆不提。
1936年，身在东京的萧红在寄给萧军的第二十九封信中说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然而仅在五年零两个月后，她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绝笔。
《萧红的情人们》读后感(三)：悲风从时代的深处吹来（周彦敏）
关于《萧红的情人们》
悲风从时代的深处吹来
周彦敏
2012年秋，我曾经去东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纸媒理论研讨会，见其中有来自哈尔滨的媒体同行，就找机会跟他聊起了萧红。会议期间，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成都一家媒体的首席评论员，才华横溢，见解不俗。听我们谈论萧红，才女立刻凑过来，说自己也是萧红迷。据说她被认为特有萧红风范，才情言行都极其像萧红，她笑言自己甚至曾被撺掇模仿萧红的造型拍照，就是叼着烟斗的那个样子。
听说我们俩对萧红感兴趣，来自哈尔滨的同行竟然有些惊讶，他颇为诧异地说，这年月，谁还谈论萧红呢，没想到除了我们当地人，你们也知道萧红并喜欢她。
我感觉遇到了同好，很开心，追问这个曾经是副刊编辑的哈尔滨同行，在当地，人们都是如何评价萧红的？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让这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同行瞬间改换了脸色，他的表情立刻从刚才的惊喜兴奋而变得有些诡秘黯淡，说，其实萧红当年那些同学都不喜欢她，说她太疯了。然后又颇为神秘地说，萧红跟鲁迅之间绝对很暧昧，鲁迅都病成那样了，萧红去了，他就那么高兴，见了萧红就很开心……
我当下噎住，与才女对视一下，我们俩谁都没有接腔，谈话忽然就进行不下去了。
我小时候生活在北方的乡下，知道那里的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说一个女人“太疯了”，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道德指责，背后的潜台词是说她不安分，跟男性的关系太随便。中国人一向把性视为危险而不洁的东西。一个“太疯”的女子，自然就是太轻浮，没羞耻。可是，这种话竟然从一个文化人的口中说出来，还是让我心里硌了一下。他的那种语气和表情，坚硬得让我至今难以消化。
说起来，萧红的确曾经“疯”过：离家出走跟一个青年结伴去北平读书。在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里，私奔无异于是做了家庭和社会的叛徒，萧红曾经与人私奔，对于她的家人来说，这是一桩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丑闻。可惜，爱是一场青春的焰火，只绽放了一瞬，剩下一地不堪的鸡毛，连她自己都羞于提及，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她从安宁安全的生活中脱轨，命运的河流就此改道，从此失去了家乡和亲人的庇佑。
在踏上私奔之路的那一刻，青年萧红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在她的文章里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述，我只是在她临终前四个月时发表的《九一八致弟弟书》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并不引人注意的话：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也不看。”
按照时间推算，萧红写下的跟弟弟分别的这个节点，或许正是她当初与人私奔时的情景。
有人说的好：没有谁是天生勇敢的人，纵然激情满怀，也压抑不住铤而走险的颤抖。漂泊不定，经历过数次情感变局的萧红，写下这段话时已是遍体鳞伤，千疮百孔，此时回顾当初年少轻狂、奋勇决绝的豪迈，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她临终前曾感慨“半生尽遭白眼冷遇”，在对于命运的抱怨之外，未必没有悔不当初的遗憾吧。
不知道萧红是否读过《诗经》里的《蝃蝀》，我只觉得，这淡淡的眷恋的笔触，细品之下几乎能让人下泪。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沧桑后的萧红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徘徊低回，步步回首，恰如上古那个要私奔的女子，反复咏叹着“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原来，无论在哪个时代，私奔的女子，都是家乡的异类，因为出走就意味着自我放逐，是在身后自动关上了回家的大门。当她在外遭遇遗弃或是风险时，只能独自嗟叹，再也无法得到家人的搭救。
对于出轨的人，人们总是侧目以待。凭什么大家都在秩序里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偏偏就你想旁逸斜出，独树一帜？成功了还好，那是传奇和佳话，可以衣锦还乡，若是失败了，被遗弃了，女人就没有幸运可以得到“浪子回头金不换”式的谅解与宽容，人们在嘲笑之余，都忍不住要上前踏上一只脚。
我知道哈尔滨同行的表情代表着一群人，那是男性的视角，和社会主流的眼光。如果一个女人被这样的眼光打量，她表面毫不在乎，内心也会如坐针毡。萧红曾经这样痛心疾首地说，我最大的不幸，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我不想与人争辩，又无话可说，只能默然，心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来：“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个表情让我明白，时光如梭，转眼就是百年，可世人给予萧红的挑剔与白眼，与她生前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她依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让我很难过。
但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和启发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回到房间，才女终于忍不住了，说，他什么意思？鲁迅喜欢萧红有什么问题吗？一个老头子，身体生了病，可他仍然还是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面对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女作家，惺惺相惜，对她产生某种感情，难道不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吗？
她这愤愤不平的一问，倒是给了递过来一把钥匙，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对于鲁迅与萧红之间关系的解读，我一直都在刻意回避这一点，认为他们之间只是纯粹的师生关系，至少，萧红对于鲁迅，就是当祖父看待的。却一直没有正视，无论两人的年龄相差多大，他们之间的一个基本关系，就是男和女的关系，两个人又都那么敏感细腻，气场相投，可以体察彼此内心的幽微之处，穿过层层迷雾，而直接抵达彼此的心灵，他们之间产生某种吸引，碰撞出情感的火花，又有什么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的？
当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真有恋情存在，我豁然开朗的只是，原来，我一度试图替他们辩解的心情，其实跟那个男性同行八卦他们之间关系的表情并没有什么两样，本质上都是觉得那样不好。可问题是，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说他是从道德上否定萧红，那么，我就是一度想在道德上回护萧红与鲁迅，实际上都没有这一句“有什么不可以吗”的正视无偏见。才女坦然的态度，照见了我内心的猥琐与小器。
有时候，道德意识对人的束缚，竟是这么无声无息，浑然不觉。
《萧红的情人们》读后感(四)：她的名字叫呼兰
她的名字叫呼兰
——评周彦敏《萧红的情人们》兼谈作家与地域的关系
孙怀涛
周彦敏写了一本好书。
好的理由有二：一、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萧红的情人们》基本上厘清了多年来关于萧红情史和情事的种种传说，给了当事人和读者一个认真的交代。可以说，因了《萧红的情人们》的出版，所有关于萧红本人庸俗或者高尚的社会学争论和纠葛，似可了结。二、它为学术界和爱好者研究解读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而作家和地域的关系，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解读作家与作品，提供一种参照或学术路径。
盘点那些身处民国黄金时代的才女们激荡而极富戏剧性的过往，从近乎风干的记忆中，我们可以找出众多命运多舛故事丰满者。萧红绝对不是唯一，但绝对是“这一个”：为了逃婚，萧红19岁从呼兰到了北平，不久又被家人软禁，再度出逃。被未婚夫追回，经历退婚，为此她将未婚夫告上法庭，败诉后还是和他一起在小旅馆中同居，怀孕，继而被抛弃。1932年与萧军相识，一见钟情，萧军帮助尚未生产的她从旅馆逃走。后来将孩子送人，走上写作的道路，受到鲁迅的大力扶持。萧军家暴，端木蕻良走进她的生活。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结婚。随着战火的蔓延一路飘泊到香港，从北到南，最后客死异乡。
呼兰是萧红的出发地。探寻一下萧红从何地出发，也许可以更深入地探寻这位“文学洛神”为什么到达何地，到何地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
萧红的《呼兰河传》开篇是这样写的：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寒冷，这是气象学上关于东北冬日气候表述的关键词，这部作品是萧红在香港以家乡东北和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对这部“回忆式”之作，茅盾曾有一个评价：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种“诱人”的东西，是萧红在成名后与故乡关系的重新确立和认同。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貌似批判，实则眷恋——《呼兰河传》其实是一部向故乡致敬之作。这种复杂的情感，类似诗人雷平阳对云南土城乡的爱，“像针尖上的蜂蜜”，甜蜜而疼痛。诗评家陈超这样解读雷平阳：“回忆或追溯故乡的人与事，是对有关自己灵魂和身体来路之谱系的归属感和自豪的认同。”对于这种“甜蜜而疼痛”的乡愁，前苏联作家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达：“描绘一个人处于一种与世界、与自己深切疏离的境况，无法在现实和他所渴望的和谐中找到平衡，由于远走他乡以及对于完整存在的思慕，使他陷入一种乡愁的状态。”
寻找“灵魂和身体来路之谱系”以及“对于完整状态的思慕”，本质上就是一种因远离而产生的怀乡意绪。这种谱系，既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哈代的“德比郡”,也是马尔克斯的 “马孔多“或者莫言的“东北乡”。这些地名的命名，或是真有其所在，或者只是一个虚构的精神世界，但多多少少都和作家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因为对每一位作家来说,这些真实或者虚构的地名，都是其精神的母地。漂泊或者迁徙,母地对作家作品甚或人格,都有重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或者母地，就有了一种类似宗教意义上的不可言说或神秘莫测。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觉和情感。它是人类对自己心中王国宗主的向往与精神皈依所在。母地或者说地理基因，这种宗教般的皈依所在，对一个人成长和性格影响到底有多大？具体到东北人这个群体，有研究者考证，在道光和咸丰年之前，就有中原的流民不顾朝廷的清规戒律纷纷闯进“关东”，同东北一带的土著和先民融合在一起（萧红研究专家章海宁前不久推断，萧红的祖先就是从山东莘县闯关东的），他们对东北人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者还称，谋生路上的“帮”来自于求生的一种本能，你帮了我，我就会忘不掉你。这是一种地域关系，也是一种人性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蔑视血缘。血缘是氏族部落和家庭延续关系的基础条件，但是闯关东者投奔的却往往是“邻居”、“朋友”或“乡亲”。这样，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同乡”、“同行”、“老乡”信得过，“友情”有时候甚至高过了“亲情”。近年来，国外科学家研究发现，除了神秘的血型、玄妙的出生时空、家庭格局和食物外，纬度的高低对人的性格也有影响。高纬度性格因为寒冷，绝望感和幻灭感就更为强烈。这似乎可以从瑞典著名导演伯格曼的电影中找到注脚——其浓重的终极追问意味，常常让人感到质地十分细密，因而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和压迫感。
萧红的功名，得益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风开放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得益于言论自由和稿酬制度的规范，但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萧红的成长以及后来的文学成就和爱情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性格有关。萧红是从呼兰出发的。呼兰是她的”母地”.她的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地理基因。基因神秘而奇特。在近乎流星般的生命旅程里，萧红对爱的癫狂，与其说是她在某一个时段爱一个人，毋宁说是她的思乡病在某一个时段间歇性发作。她需要一种甜蜜的疼痛，需要爱情毒药甚至需要饮鸠止渴。她爱的是一种乡愁和地域，爱的是一种可以倾听倾诉的乡音。她向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从她的漂泊和迁徙的路径来看,她一直向南,向南,从呼兰而哈尔滨，而北京，而青岛、上海、武汉、重庆、香港，纬度越来越低，温度越来越高，除了由于文学的梦想和不由自主的爱的牵引外,对时令转换的敏感也是肇因之一。她的爱恨情仇所涉，她的朋友圈子，几乎是清一色来自高纬度的东北籍作家。在萧红的价值认同和审美趣味里，无论做朋友还是做爱人，同乡都是可以首先信任并值得托付的。这种朴素的寻找动机和交友标准，本质上也是东北人性格使然。萧红离经叛道，惊世核俗，狂乱不羁，却时时刻刻希望抓住一把救命的稻草，而且惧怕“孤寂忧郁以终生”，这种看似悖论的错乱，实在是白茫茫东北大地一片极寒给她的人生打下的底色。冰与火,爱与恨,温暖与寒冷,批判与眷恋，看似两个极端的“复杂”,再也清楚不过地呈现了萧红母地基因的清晰和不可更改。冰在火中喊渴,火在冰中喊冷，身体越往南飘移,灵魂越向北挣脱.
小说家萨洛扬在谈到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时说：“如果你出生在比特里斯，之后又去了纽约，那么你可以更多地成为纽约人而不是比特里斯人，但是你第一次结识的那个地方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地域可以造就人。我们属于彼此，永远属于。我出生在弗雷斯诺，而不是出生在比特里斯，马赛，伦敦，纽约或其他的地方，这是事实。弗雷斯诺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是我的归宿。我爱它，我也恨它。”地域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萧红是东北的孩子,呼兰就是她的弗雷斯诺，是她血脉相通的根。地域或者性格，或许不是决定一个作家作品或命运的主要因素，但是，从这个角度入手，起码可以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户，一扇可以探究作家内心隐秘世界的窗户。
《萧红的情人们》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这样的窗户。
（《萧红的情人们》，周彦敏著，金城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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