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是一本由傅衣凌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精选点评：
●后一本尤其细致
●还是扫盲用。借以了解明清江南一带商业市镇发展情况。如有更专门的书，请友邻们推荐。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56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傅衣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经济
●古代经济史我最爱的部分T.T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 当时官营那么发达 民营也有很好的发展机遇 可惜后来闭关锁国全毁了
●2019.3.21。傅先生的社会经济史，草草过了一遍，着实惭愧，看得有点欲睡，大抵我的修为还是差之千里啊。史料极其足，有些内容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话语熟悉，但是如今历史界似乎没有那个时候抽取理论的能力了。
●满满都是史料
●买不到新书，看旧书
●膜一发祖师爷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读后感(一)：私的经济——商人与商业
就像陈支平在《前言》指出的：“读过他论著的人，或以其堆积史料为嫌，却又不能不转引他发现的史料；或与他意见相左，却又不能不承认确有见地，寓有新意”。年少轻狂之时，总以为傅先生比不过梁方仲先生，社会学pk不过经济学，而且很多他找到的史料现在并不难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且不说史料珍稀与否，真正去参与到傅先生从事的领域中去，譬如商人商业，除了徽商和洞庭商的研究，其余各商帮的研究，都完全绕不过他的作品。而且，他不长的对于史料的解说，竟然包含不少极有启发性的意见，譬如洋铜商那篇。真是受益匪浅！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读后感(二)：神作，绝对是神作
这是将傅先生原来的两个集子合在一起出版，从成本上来讲，是合适的，封面装帧也说的过去，不过我印象很深的是1956年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那种淡黄色的封皮，上面简单的线描画，我觉得那个封面设计得太棒了。
傅先生的研究实在是不敢置喙，何况有陈支平这么牛的大佬在前面做序做讲解，借了两三遍，反复在读，诚如老冯说的，里面几句话，现在就可以作一篇大文章出来，洞庭商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史料和眼光，这两者到底如何结合，看了梁方仲，看了傅衣凌，看了瞿同祖，之后都在想这个问题，他们的文章很平实，并不因为曾经接受过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而暴露出希腊腔来，我们现在总说如何从中国自己的逻辑来思考中国，我看在他们这些先贤那里，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但至少在论文形式上，是挑不出问题的，没有后代文章中那些吓死人的概念与理论——其实到底谁接受的理论训练更深呢，这种融会，不仅是需要学习的，也是需要思考的。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读后感(三)：厦大傅衣凌，一叹
这本书含有的两篇集子，都出版于50年代中，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可能开启了国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不过很奇怪的是，作者的后记中说第一个集子是在就46年之后陆续写成，应该不那么带有建国后学术以政治为指导的烙印的。可惜的是，与粱方仲的文章比起来，傅衣凌在这方面的痕迹浓重得多。
这本书论证明清时代[主要是明代及清代早期]的商业化程度，包括对各地区商人的描述。引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但大都是举例引证，可能是国内历史学的路子，不是如粱方仲那样的经济史的路子。有很多引证读起来就像定性研究，很有意思，但是由于有些时候论点过于宽广博大，引证往往失之于严密，读来存有疑问的地方颇多。主要是说明明清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商业资本的发展问题，其中关于洞庭商人、东南洋铜商的sketch在其他地方很少见（似乎只有彭慕兰提到过东南的铜商）。其着力于“私的经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p.206）的视角，确实跟粱方仲、黄仁宇等偏重财政赋税的角度不一样，有其独到的地方。
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的质量颇高，从契约文书入手的研究方法和所载的诸多契约资料，值得注意。比如《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及《清代永安赔田约的研究》等篇，记载了很多资料。其《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也有一些质量很高的论文，比如关于福建金融史料、清末厘金起源、太平天国地方团练的讨论，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或有启发。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读后感(四)：笔记（加粗字体为原文）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傅依凌，中华书局，2007年版）
这本小册子是在1946年以后陆续写成的，当初我想从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位及其所起作用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于是我就先从搜集史料着手，作成长编式的初稿，律在具体的史料里，能够一个一个地来解决问题。本书所收辑的各篇文字，即根据这个要求，在漫长的年月中累积出来的。虽然，其中所提的论点，尚待商榷之处甚多，但对于中国商业资本是怎样地替封建制度服务，以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从丰富的史料里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同时，复因明清时代中国已是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于是遂使本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又充分地含有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特点，对于旧生产方式具有分解的作用，这也都在史料中得到印证。惟本书严格地说，只能算是一本论文集，其中对于问题的分析说明以及在系统性上都是不够的，又以各篇写作时间相距颇长，所以前后论点，在个别地方，可能稍有些出人，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这都等待着今后的继续努力。
一、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
但比较地说来，使得中国商业规模的扩大、商人财富的累积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则在宋元时代中国封建经济的发达、地主阶级的豪侈生活、特别是中国的广大人口所造成的消费市场的相对扩大，以及国外市场的开拓，确曾把中国商业资本带到一个新的阶段，举凡大商业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机构，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详言之，在商人之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各产业部门都有他们在活动。P4
商民曾奋起反抗统治者，为争取贸易的自由。
明代初期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就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前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其在工业方面，则明清时代关于冶铸工业和纺织工业等都有一套较完整的具系统；重要的，是他们能利用天然动力，作为推动工具的动力。这可说是中国原始机械的萌芽。P9
在明代，这种硙碓水车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是表示这种进步的生产工具，已逐渐从封建贵族的手中解放出来，⑤而推动民间生产事业的前进；更重要的，这种硙碓、水磨虽然还不能说己完全具备着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三部分的原始机械，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逐步形成完整的机器体系，作为产业革命的出发点。P10
所以和这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出现同时，在农村和城市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就是商品化作物的种植逐渐在农业生产中提高了它的重要的地位。P11
这种商业性农业发展的结果，必然的会扩大地主的贪婪胃口，而更进一步的吞并土地，形成土地的高度集中。……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土地的集中，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土地，形成广大的流浪的雇佣者层，促进社会分工的发达，把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特别自明代以后，手工业的生产，已开始脱离农家副业的性质，而向着工场手工业的道路前进，并在生产系统上逐渐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构成。P13-14
不过由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个变化，就在一定程度内促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引起国内市场的形成，促进城市人口的增长。…… 这种江南市镇的人口，自明嘉靖以后一直在继续增长中，正是工商业发达的具体反映。这都给我们证实了当时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经济是在解体过程中。虽然，.这一过程是在缓慢而复杂中进行着，但已造成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尽管这些分离尚是很不成熟的，然已大大地促进商品生产的发达，商业都市的存在，因而也促成广大商人层的出现。P24
商人财富的累积过程：一、买卖差额的赚取，
其次，我们还要知道商业资本利润的另一个来源，系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商品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这也是中国商业资本的扩大的一个来源。像大家所晓得明清时代中国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程度，但在其历史条件限制之下，商人和商业资本基本上都是替封建制度服务的。这一个封建性也就反映到商人的社会构成本身来。明清时代无地可耕的农民是雇佣劳动者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中国商人的一个来源，特别是中国商业上的雇佣者—伙计制度的主要来源。P32
但在中国，商人尤多利用商业资本联合和支配乡村小生产者的家庭手工业，就是我以前说过中国存在有大量的小商品生产者，这些生产品都不是集中的，由城市手工业所得来的。绝大多数是中国无数的农民遭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为负担高额的佃租以及其他种种超经济的剥削，迫得农民必须从事副业生产，因而长期地保持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同时，中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墟集，也更助长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我们知道墟集是一种季节性的商业活动，它在中国经济上的作用，不仅是完成了商品的输送;其对于生产，一面是维持分散的家庭工业，限制手工业的独立化，一面，也阻碍其往大市场发展。P38
当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一定的发展，并出现有自由商人，这就引起封建政府的嫉视；而清政府复基于狭隘的种族观念，为政治上的猜忌，对于海上贸易限制尤严。……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封建的统治机构对于较大的商业又强力的维持商人和地方之间的紧密关系，以确保实物地租的生产。P41-42
因而中国商人为取得其商业活动的自由，不是采取斗争的方式，而是依附于封建势力的庇护之下，和封建官僚相勾结而取得的。P46
二、 明代徽州商人
所谓徽商，盖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P48
徽州多商贾原因：人多地少；赋税重；……这高额的农民负担，大量货币和实物的外移，自大大地影响于徽州地方的人民经济而成为一种威胁，遂迫使农民必须从事其他的事业。P50……从地理上看来，徽州适处东南经济要区的苏浙的中心，交通便利。以前徽州人为贩卖自己的手工业品，曾获得不少商业上的经验，现在则为这许多的有利条件，更容易诱导徽人从事于商业的活动。P52
盛产徽墨、澄心堂纸、徽漆、印刷工业、雕工、木、茶（松萝茶）、
徽商的活动情形及其地理分布： 一、关于徽人之开始从事商业方面的活动，其最早的时期，依我的推论，当始于宋。P53二、淮扬的盐业，几为徽商独霸的天下；缺米转为粮商、木商、海商、典当、仓库旅馆兼业商、墨商、书商、布商、茶商、陶商。
末后，尚有一点须加说明，即是我认为徽商能够顺利地扩大其所经营的业务，占有明代商业界的优势地位，至少，当有几个理由。其一，据我所接触的资料中，曾见到徽商多附带地经营金融业务，接受外界存款。P67…… 其第二个理由，亦与此有关，即是徽人的商业道德，颇为时人所称道。P68
徽商的活动地点：首为金陵、苏州与扬州，这都是明代的商业区，亦为徽商的集中地。P69。其次，则两湖也是他们的集中地，湖南常德、浦市诸地，均有多数徽商从事商业活动。P72北则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诸省，也都是徽商的活动地区。南则以闽粤两省居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徽商曾自言之。西南则滇、蜀两省，亦各有徽商活动的足迹。
徽商的历史地位及商业资本类型：
第一，我们根据前引文献，已知徽人的走向商业活动是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背景，但其促成徽州出现有大量的经商者，则系由于封建的低下生产力所造成的人民生计难题;为弥补农民家计的不足，维持高额佃租的存在，依这历史条件的决定，遂使徽商的.发展，渐带有一个极落后的性质，把他们对于商业行为的扩大欲求，限于糊口，而不在经济扩张;换言之，只是消极的谋乡族集团的利益，维持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不热心于以商业来控制生产的活动。P78……最后，我们还看到徽商资本，不仅和封建的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对中国的奴隶制度的残余还起了维护的作用。徽州奴隶之多，曾著称于江南各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使用在商业上面的。P84
总之，从本章所提供的许多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到明代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且产生有不少新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P88
三、 明代江苏洞庭商人
洞庭商人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在极狭小的土地之内，能生产出价值较高的物品。也就为了这个环境的关系，于是乃渐引导洞庭人趋向于园艺耕作的发展，耕田树果，漪花种树，殆无寸地隙。P91
原来，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蚕桑则是农家副业的手工艺品，两者同是需要输出的。这一个条件，实对于洞庭人在商业界的活动，给予莫大的方便。再者，这两种生业，在资本的累积过程上也远较单纯的农业收入来得容易。下面便是一个很具体的例证。P92
洞庭人依此凭借，又适在交通枢纽的吴县，所谓“居货执艺，比屋而是；四方商人，辐揍其地，而蜀妒越舵，昼夜上下于门”(引吴宽语)，更容易从事商业方面的活动。故洞庭人稍有资蓄，便去而为商。P93
经营范围：布商（布料买卖大，同时明代江浙一带为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中心，松江实为其枢纽之地。）、其他
第一，我们要明白中国为一个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一般说来，他们在各个区域里的生活，是可以做到自足自给的地步，而不必十分地需要依赖外来的供给。因此，中国商人的出生地，大部是出于土地贫膺，农产不丰，或有特产品的地方;而在欧洲则骑士领主的遗产，只能传给长子继承，次子是不能分得土地的。他们一面寻求新的土地、战利品、荣誉，热烈地参加任何一种战争、任何一种掠夺的远征;一面则积极参加商业的活动。故欧洲的商人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特产丰富的地方，如汉萨、威尼斯。由于两者的创生的社会环境的不同，是以欧洲的商业资本家对于乡土的观念较为淡薄，每多能从事于扩大经济方面的活动。
而在中国的商业资本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商人和伙计之类的阶层，他们受着封建制度的束缚，在地方上是不易获得生活资料的，于是便不得不远赴各地，取得衣食，维持其个人或其家族的生活。所以他们对于乡土的留恋仍深，且在中国的地主经济之下，土地尚是可以亲近的东西，于是洞庭商人也和其他地区商人一样，血族聚居颇为普遍，乡族势力颇为牢固，对于上述理由，似亦有相当关系。
第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其较有希望的生产事业，如盐铁、矿冶等，非为政治所统制，即被封建官僚所独占。……而至其资金的回到乡村去，中国商人的出身地区，大半系属贫膺之地，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工业的条件亦不具备，其中最主要的，厥有三点:(一)原料缺乏;(二)人工不足;(三)运输困难。其实，在这一个地区里，不单工业的发展有其困难，就是连集中较多人口于一个地方工作的起码条件，尚不可能实现。结果，他们虽始终留居市镇，而和地方经济并不生怎样的关联。最后只有把其增殖的资本留止于中介而已。洞庭商人经营典当业之多，于此，当可得到解释，或则加紧与官僚资本相结托，P99-100
四、 明代福建海商
明初海禁，又因福建人多地少，遂永乐、宣德后，沿海商业又兴盛起来。明代中叶，特别是成弘之后，福建商人不再只是被动参与海上贸易活动，而是积极的投身于海上经济贸易，并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的范围。
商又逐渐地兴盛起来。至十六世纪初叶，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刺加与吕宋为根据地，逐渐地伸张势力于中国沿海，先到粤东，继至浙、闽，由于福建地理环境的利便，这般欧洲人的东来，颇刺激福建海商的活动，使他们的活动地盘，从国内南北商品的交换扩大到把本国的土产输送于海外各地，来换取海外的奇珍异宝。而贸易的对手，在落后的土人之外，有欧洲人、日本人等。P104
大体上言之，明代福建海商分布之地，以漳、泉为多，福、兴次之。就中，以漳州的地位最称重要。漳之始通番舶，实在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以葡萄牙人的东来互市，为广东官吏所阻，于是海外诸国皆往福建行商。
再据记载，当时漳州附近有一村落，全靠经商行劫为活。他们一面是海盗，一面是商人，正是中世纪商人的本色。P109
福建海商甚是发达，中国的海船遍布于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贸易活动。比如去吕宋经商的中国商人，致使吕宋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福建海商长期的斗争结果是锁国到开国，同时海商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并且影响到国外的竞争对手，如日本、暹罗等国家纷纷采用中国先进的技术，吸纳中国人才。
弱点：第一，福建海商资本的形成与扩大，整个地说来，它是远较宋元为进步，具有自由商人的条件，但其和封建的地主官僚之间的关系仍深。一、海上贸易是需要有较大的资本，如一船之费，即需千金；二、在封建制度下的明朝政府，对于海上贸易常是采取压迫的方针。三、中国的商人大部分都是受迫于封建的社会关系，而从农业上挤出来的人口。P130-132
第二，从商人的构成分子加以考察，这一个社会性质的究明，对于海商资本的进步性和落后性，有重大的决定作用。（构成：传统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和地方传统关系有亲密结托的人物）P136
第三，就明代中外商品的输出输入情形考察其对本土经济的作用，根据上述文献，我们晓得福建海商曾累积有巨额的财富，然而却不能在地方经济上尽其历史任务。P147
中外进行对比
五、 明代陕西商人
形成过程：紧挨山西，受山西商人影响甚大；人口压力大；交通便利；原始阶段依赖于农业上的积蓄。
政府针对于陕西征收实物——棉花，因陕西非高产棉之地，获取大量棉花非易事，同时西安军用布花的需求，进一步催生布料的贸易消费。因此，陕西商人多是布商起家。
局限：在陕商的地区里，还要指摘的一点，即其走上商业的活动，其一般的社会背景，大率都为家贫子多之家，他们不是儒商兼业，就是农商世家，或则为吏为医，他们的一切，都是照应着全家族的利益，为代表家族的一种行动。P165同时奢侈的生活，予以商业不少打击。
六、 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
铜钱的使用，加大了对铜矿的需求，应对措施之一，为消极的，.即厉行铜禁，销榕旧钱、铜像、铜器等，以救济铜钱的恐慌。P168其另一个解决的方案，为积极的，内则增加铜产，外则采运洋铜，以充鼓铸之用。清代铜商应运而生。
他们纷自南京、宁波、普陀山、厦门、漳、泉、广东等地出航，于此情形之下，是以在当时东南各省的铜商及洋商中，乃逐渐发展着一种以专办东洋铜斤为主要业务的商人团体—洋铜商。他们有的成为官商，在政府的直接扶植之下，开展业务。P171
更具体点说:这般洋铜商虽有所谓官局与民局，官商与民间二额商之分，但同样地，都受着政府的控制。第一，他们的资本，是由政府发给并由政府收购的;第二，其经营铜商者，须先得政府的特许，领有外洋照票，方许采买。P173
那末，为什么清代洋铜商多集中于江、浙两省，细说起来，亦有二因。盖一以上海、定海、温州、乍浦向为洋商聚集之所，而宁波又为中日贸易的主要港口；一则清代政府限定洋铜船进口，俱于江、浙二海关收口。于是一般承办洋铜的商人，多集中江、浙两地，转运洋铜。173
前说清代洋铜的构成分子有二，一为内务府的宫商及盐商等;一为东南
沿海的洋商。P174
铜商财富的累积过程……这不得不指出清代洋铜商是一个典型的官僚资本，他们的获利，拥有巨额的资本，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活动的结果，无宁说是靠着政府特权的赐予。第一，他们是得有独占权的。第二，铜商的资本，大抵都由政府预拨帑款充用。第三，铜商的另一个特权，就是免税。第四，铜商的累积巨额财富，还有一条极重要的途径，即在于他们靠着政府的特权，每多兼营其他独占性的商业，因而构成巨富。P181-183
铜商没有做大的原因：封建势力束缚、洋铜进口价格昂贵、与政府关系甚密，导致政府干预过多，勒索更多，反之，日本铜商独占制度就有很大的优势（与日本比较）
七、 清代前期厦门洋行
但是厦门的发达，却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被镇压以后，以闽人资海为生，施琅、金世鉴等群请开放海禁，于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帝始正式开放海禁。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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