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读后感1000字

胡润百富榜读后感1000字

2020-11-17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胡润百富榜 读后感 

  《胡润百富榜》是一本由【英】胡润 / 【中】东方愚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润百富榜》精选点评:

  ●本来想找点启发的 结果发现这怎么那么武林全史的感觉。。

  ●13

  ●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到现在的胡润百富榜,喜欢回顾近代中国经济、企业的发展历程

  ●张华的作品,追捧一下。

  ●当时和《激荡三十年》一起看的,两套书结合起来,对了解1978-2008年这三十年的事情很有帮助,角度都很客观。

  ●胡润杀猪榜,竟然还想杀任正非,可惜老任的智慧岂是这个外国人可以揣测的

  ●只看了自序和目录,其他没啥好看的

  ●了解下

  ●随便读读吧

  ●不可复制的成功。

  《胡润百富榜》读后感(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财富史

  养鹌鹑,收废纸,开杂货店,卖紧身裤……起家方式形形色色

  目不识丁,下乡知青,海外归来,刑满释放……出身境遇不尽相同

  自杀他杀,上马落马,阴谋阳谋,东山再起……终局命运波诡天壤

  一卷卷财富“列传”, 一幕幕中国富豪悲喜剧,

  一课课政商关系学,一册册“发财”圣经

  专业而生动地呈现在眼前

  《胡润百富榜》读后感(二):浮光掠影的财富崇拜

  对于对中国财富贵族的介绍作品,应该说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这些抓住一波又一波历史契机的勇敢弄潮儿,理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胡润榜也好,福布斯也好,在当代贫富分化严重,而大部分被公布的人士为并无世代深厚背景的民营企业主的中国,其实是一把锐利的双刃剑。好的地方在于借助媒体的广告效应,为企业的实力加以证明;问题也是大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中国,第一代新富发家之路多少都会走一些擦边的、灰色地带,有些不是那么合规。所谓“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而这正是给了很多人可乘之机。而且,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毕竟还是“背景”有限,在一些黑暗的势力斗争中,缺少保护。所以人们戏言胡润榜,成了“杀猪榜”。在胡润出榜之前,常会走过场一样地征求企业家们的意见,基本上少有人愿意上榜,也谦虚地说他们的财富没有那么多。可是不论企业家们什么意见,胡润都会一如既往地把他们的目标人群和“粗略估计”的数字登上棒单。

  还有,在对每一位富豪的介绍上,也多止于外界报道和听说。对他们的经营理念、模式探究的太过表面和浮光掠影,总是习惯用神化的目光去仰望,用“戏说”的口吻去表述,因此缺乏对外界的指导意义。

  更多的,应该是借此之名,宣传“胡润”的影响力。名利场这口大锅已经够光怪陆离的了,可能也不差这一勺菜。

  《胡润百富榜》读后感(三):财富背后的故事

  虽然封面上写了中英两位作者的名字,而且胡润在前,不过看罢全书非常怀疑文字部分都是东方愚在捉刀,娴熟的文字流畅而深刻,如果外国人能这样运用中国字分析企业家的成长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关系,那可太让中国人汗颜了。

  胡润的百富榜甫一推出便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十年下来,虽然和福布斯分道扬镳,影响力依然不减——其实胡润百富榜的十年历程本身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

  全书貌似采取编年体的形式,但并不是简单从每年榜单中拉出十人放置其中,而是配合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在从十年来的榜单中择取合适的人物,也许并不是该年榜单上的榜眼探花,甚至可能未进百富榜,但其所在企业经历的成功、失败却可能是该题最好的注脚。

  本书比百富榜本身意义更深刻,甚至感觉十年方出略显遗憾,但也许时间短了就无法从更宏观长远的角度分析问题,也许经历多了再回头看历史才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榜单本身只是记录富豪们的财富状况,而本书透露了更多背后的故事,与若干企业家的接触并没有浪费太多笔墨——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些对人的感性认识,而是更多地把企业的发展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解析,特别是对政商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被推上最前沿阵地。应该说胡润百富榜以来的十年已经是环境非常好的十年,各方面条件逐步完善、更为公开透明的环境日渐形成,但在中国复杂的国情下,仍然有许多不适宜白纸黑字表达的潜规则,体制的限制和政府的态度永远是企业无法忽略迈过的门槛。这当中,不少企业出了问题,单纯经营不善的并不需要多讲,引起关注的自然还是那些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导致企业最终失败的案例,这当中有资本市场运作出问题或贪多贪大的,也不乏由于和政府博弈最终败下阵来的。官商勾结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倒下的官员虽然可能没有企业家的数量多,但近些年也已屡见不鲜。不过在实际情况中,更多的并不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私利,而是地方政府为求发展而对企业带来的影响,比如对产权的控制或地方贸易的保护等。

  本书难能可贵的两点,一是能够非常客观的看待问题,并没有为迎合民众或市场的口味而出现不客观的倾向性,始终能够对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包括对媒体的态度也提出了很诚恳的意见;二是非常在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对于慈善事业给予了持续的关注,而又能够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中一贯保持客观,比如对地震灾情中王石面临的问题的评价。

  百富榜对于富豪的财富统计可能不尽完全,传统中国人并不爱露富,对于一些没有上市公司或没有渠道了解实际财产的富豪恐怕民间还有不少。但如果不是把眼睛光盯在到底哪些人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将其作为了解中国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载体的话,可能胡润百富榜才真正显示出其意义所在。

  《胡润百富榜》读后感(四):在自家菜园《南方周末》里写了缩略版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颇有一丝感慨。在本周的《南方周末》里,写了一个缩略版,是书的内容的一个缩影,供参考与批评。

  首富变迁 十年悲喜

  南方周末记者 东方愚 发自广州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1999年11月,胡润制作的首届榜单“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西方人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过过嘴瘾那么简单。

  此前一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连续十年,这个被称为“富豪”的群体从横空出世的第一天开始,便成为公众的焦点。他们的钱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演化”的?在中国的“富豪”十周岁之际,南方周末试图回答这些一直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发传真给欧美等国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6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经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今。

  尽管“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一代企业家,但1999年至2002年间的富豪中的大多数,其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的财富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一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是‘中国太空探索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于2003年胡润百富榜后的评论。

  尽管这一评论有娱乐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2003年被判刑再度引发“原罪”话题的争议,但与世纪之交那种大都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这也是胡润从2003年开始除了推出一年一届的百富榜外,同时推出“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IT富豪榜”系列子榜单,以及后来持续发布“慈善榜”的缘由;万科掌门人王石从来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国房地产富豪推崇,这便是“榜样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经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5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6年前后其实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它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聪明的企业家们越发关注商业模式的变革,理智的企业家们以稳健为核心理念,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趋势,而莽撞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

  沈南鹏与好友先后创办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离如家上市还有一年,他又开始执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转做创投,与其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持续飞奔背后的阴霾。江西赛维的年轻掌门人彭小峰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未来核心产业之一的太阳能。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有人嘲讽道:“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中国曾经有过500强,可传下来的只有宅子。”

  这一年的10月,A股市场气势如虹冲破6000点,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间涨了几十倍。尽管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国经济必经的阶段,但在普通民众甚至不少企业家财富管理技能匮乏的情形下,这种财富盛宴不过是吹起来的大泡泡,或说是“少数派的游戏”。

  当2008年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作乌龟而不是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联想起2001年7月***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将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多数企业家开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变为“刘式”坦然,甚至主动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期盼的更多刘永好式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了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有一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甚至到他上海的家门口“蹲点”,给他施加压力。

  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所谓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杀;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此类事件令有关部门非常震惊。《中华工商时报》引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年初的一项调查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过,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报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场信徒,他声称中国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之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十年间这一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江苏商人严介和是第一种类型。他从创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承接的几乎全是政府项目,他说:“和政府打交道没什么风险,你要想着真正为政府分忧,并且去做了,就会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然而他最后也是在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舰业务公司从江苏迁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资掌门人张荣坤和原茂盛集团掌门人刘根山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两位上海商人虽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与上海社保案有关。

  因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张刘二人的经历和手笔让人惊叹。张荣坤以13亿财富登上2002年胡润百富榜时为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他的真实年龄只有29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

  台州商人邱继宝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为“国宝”的缝纫机大王。今年年初,邱继宝执掌的飞跃集团资金链就已非常紧张,但在3月份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他还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大谈“自主创新”。5月份飞跃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后,坊间大惊。然而,各级政府部门都乐于伸出援手,从椒江区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务部,均非常“踊跃”。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性企业家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黄光裕十年间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但他始终毫不张扬。

  愿意作乌龟而不愿作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与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有关;做一只快乐的鲇鱼,要冲突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他们的成熟与未来

  财富社会的主角并不单独属于富豪这一群体,普通民众的见闻感受是社会财富观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

  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韧。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

  然而,民众不是电视观众,他们要精神激励,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们常以底层平民甚至以穷人的身份率性地表达着自己对富人们的艳羡、嫉妒,在很多时候,这种情绪对富豪们形成了一种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龙纸业的掌门人张茵。当她以270亿元财富成为2006年中国首富时,她感到浑身不自在,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紧盯着她的行踪、她的工厂,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间团体一项名为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将玖龙列入了“内地血汗工厂”的黑名单中,张茵大怒,称这一组织为“无良组织”,遂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张茵最后“软了”下来,承认自己的企业有不完善之处;尽管张茵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众的力量正在于此,他许多时候鞭策你以一种开放而非排斥的心态面对质疑。

  《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一家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要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王败寇的思维……做了希望小学,我不敢说,说了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虽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慈善家,他们确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比如黄如论乐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连续五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始终名列前茅,历年捐赠额超过3.7亿,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团掌门人周庆治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卖给万科,自己获得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体系机制陈旧,需要对其信任度先打个问号。其实所谓的慈善,并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相比,两者分别于两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个人财富的绝大多数,这种魄力全球也鲜有能比肩者。大多数中国富豪需要做也能够做到的,是从哪怕小社区、小捐赠开始,培养一种持续责任心,当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创新”,就最好不过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学共捐了30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值得关注的是他们设计了一套名为“等比配”的机制——浙江大学不能直接从这一基金中拿到钱,只有当他人每在浙大捐赠1元项目建设费,等额捐赠基金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配比捐助,等额捐赠基金单笔项目出资将不超过100万美元。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网易对应的是微软,国美对应的是沃尔玛,而中国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毛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比如当年万众期待的“非公36条”颁布两年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民企进入垄断行业的夙愿依旧如镜花水月。

  而当去年虚拟经济的泡沫退去,今年内忧外患重重,中国许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于十年前。看来,中国富豪即使想做鲇鱼,也得先学会做只顽强却善于变通的乌龟,当然,此乌龟不是十年前的彼乌龟。

  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81009/PageC14C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