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 读后感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是一本由姚洋著作，38.00元出版的2008-11图书，本书定价：263，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精选点评：
●初读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理论模型非常漂亮，实证也一点也不马虎。
●非常差。
●a moderate liberal
●对理论涉及比较多，讲得也比较深。p200系统梳理了经济特区有哪些优惠政策，看了之后发现优惠力度远远超过如今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毕竟是2008年出的书，对改革的情况介绍还是有些旧了，对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大背景也没有论述。
●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泛利性政府。但是在现实中好像看不到。
●哈，我翻译了一半哦！
●写得很差。其主要卖点是奥尔森的泛利性政府，政府成为帮助之手，却无视现实中的掠夺性政府。完全无视公共选择的观点，也没注意奥尔森后来所说的“流寇”与“住寇”之区分。其认为中国政府也是东亚模式，倒是可以看看黄亚生《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批评。关于分权的讨论也毫无亮点可言。
●一般吧……读（没）得（公）懂（式）的部分感觉就那么回事，泛利性政府那部分感觉写的也相当浅……
●泛利性政府、务实主义、制度互补——一个领域的市场化提高另一个领域市场化的收益，最终导致所有领域一致性地向着市场收敛 ”中国的务实主义是有意识的探索和设计，不同于’大爆炸'转型方案，它偏重于强调小的变化而不是整个系统的大变化。…大爆炸的理论支持者都同意哈耶克‘市场是自发秩序所形成的结果’的观点，但他们却跌入了哈耶克所称的’致命的自负’的陷阱。相反，中国的务实主义领导人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在关于他们知道什么以及在短期能做什么的问题上，却表现的非常谦虚…也许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了经验教训”
●貌似还行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读后感(一)：2019#阅读记#27《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
本书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总结出理论依据，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所谓的特色的制度创新旨在阐明 1.地方与中央的分权。分权为地方经济实验提供了制度基础。 2.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泛利性利益，即我国政府是一个泛利性政府。泛利性政府确保生产最大社会收益的实验能被推广。 3.我们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务实态度。能保证改革不断向前。 这三者的互相作用导致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巨大作用。 最后总结还表达了如此意思：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对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所持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促进中的正面和必不可少的角色。 阅读过程中其实觉得很多方面值得商榷，但是有什么好多说呢？每个人对过去40年都有自己的评价和想法。 So你相信以上理论，可以详细阅读此书的。至于我，有很大保留意见。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读后感(二)：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这本书并没有细读，主要是自己觉得不值得细读。姚老师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但此书真是让人大失所望。他解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演变的三个因素是：地方分权，泛利性政府和实践的务实主义。说实话，这种解释很让人犯迷糊。地方分权暂且不论，Hayek，Tiebout，Weingast，钱颖一以来，这都是流行解释。但此书对分权的讨论也没啥新东西，说得不好听点，文献功夫都没做足。实践的务实主义不知道是啥，看起来怪模怪样也不像个经济学理论。
泛利性政府真是让人不知所云。“泛利性政府是指其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大致重合的政府”。这用到北欧去还差不多，可咱们的日子没有这么幸福啊。中国政府俨然成了帮助之手了，这不还是延续着新古典经济学那套“仁慈，万能，无所不知”的政府假设么。而这套假设已经被公共选择批得体无完肤，不知道姚老师为何不讲下这个。他似乎也没注意到Olson在《权力与繁荣》中所提出的“流寇”与“住寇”的区别。说白了，政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的，若他们没有这么干，准是有什么制度约束住他们的掠夺之手了，逼不得已才装好人。而姚老师完全不谈那些制约政府的制度，真不知为何。书中所列举的中国政府成为泛利性政府的因素，对政治基础的关注（其实是关注政治合法性），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不利，儒家传统，近代的屈辱史，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阶级结构，可能也有点道理，但不足以服人的。书中对于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轻描淡写，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讲过。比如，农村改革那一章，基本上都是讲90年代中期以前的农村，对于城乡差距，基层政府乱收费，征地等都没有认真的分析。
书中还讲到中国的政府和东亚模式中的政府一样，也是发展型政府，市场促进型政府。有兴趣可以看看黄亚生的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认为中国并不是发展型政府。
发发牢骚罢了，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讨论，我也不想花时间来讨论本书。所以有不当之处请勿激动。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读后感(三)：“中性政府”昨与今
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
保持平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顺利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中国特殊论还是仅仅归功于经济发展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回首这一场盛大的人类社会科学实验场，点检经济改革成败，各家众说纷纭。林毅夫曾一度断言人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就是中国经济研究，谁能最终解释中国经济改革，谁就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抵从张五常开始，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激励机制来解释中国经济变迁已经成为比较一致的主流思路，并且从庙堂高阶深入民间巷陌。无论从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到90年代的分税制，分权带来的财政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形成了微妙的有效互动，而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与预算约束最终促进了从试探性的姿态到全国铺开的政策路径，钱颖一曾直接命名之为 “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
饶是如此，经济理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总是乐此不疲。在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姚洋看来，“如果说分权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那么泛利性政府则为这些创新被最终采纳以提供了保障。”所以，除了地方分权之外，他认为中央政府的作用更少举足轻重，尤其是中性政府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演变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尤其前者更是在他的新著《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得到大书特书。
所谓中性政府，也就是“Disinterest”,源泉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泛利性（encompassing）”的利益集团概念。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兴衰与僵化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如果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重叠较多，那么利益集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对社会利益的改进，那么这就是“泛利性”的统治集团。
在解释中国经济之时，姚洋则将奥尔森的概念衍生到“泛利性政府” ，他认为东亚各国的政府、尤其是在其发展的早期多为泛利性政府，而中国政府的泛利性源流甚至可以从儒家传统以及屈辱近代史谈起。在书中，他归纳了一个泛利性政府的基本特点：首先，它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其次，泛利性政府能有效抵御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标准来制定政策。第三，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泛利性政府不受民粹主义的干扰，不追求给大众立竿见影的好处，而是给他们提供可持续性的收入增长。
近日，姚洋将分析从泛利性政府过渡到后来频频谈起的中性政府，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姚洋总结的中性政府最大特点就是关注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关键对待社会不同组织阶层比较中立。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一个政府特别在国内，在市场中很难作为一个中性因素存在，而往往介入利益、规则的方方面面，扮演着扶持、掠夺、无为等等不同角色。
不可否认，从理论探讨到现实世界总是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姚洋在他的模型中谈论的中性政府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并非好与坏的道德判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性政府也许基于形势的一种务实的策略选择：在改革初期，一方面利益集团尚未形成，另一方面面临地方政府的分权的有效制衡，那么中性政府的选择也是理性之举，很多对大部分人有利的经济改革政策推出也更为顺利。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曾言制度不过是社会的日常规则，时移事往，社会环境在变，约束条件也相应变化。如果中性政府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随着改革驶入深水区，中性政府的基础发生变动之际，经济解释调整也不可避免。下一阶段，中国面临崩溃危险还是继续增长？值此金融危机微妙时刻，再来总结中国 改革 历程，我们也许能够从过去得到更多教训而非自满。
《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读后感(四)：泛滥的泛利性
泛滥的泛利性：对姚洋“泛利性政府”的评论
李华芳
解释中国30年来的经济绩效，有两条大致的路径。第一种是遵循经典增长模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对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进行计量，以解释这些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企业绩效好、出口创汇多、FDI大量涌入、廉价劳动力等等，都是其中的分支性解释。
第二种是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缓慢甚至相对于快速增长的GDP而言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考虑其他方面的要素，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绩效。这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变动不多的情况下，引入对人力资本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恢复高考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而即便在贫困年代，中国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也没有减少。所以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很明显，中国在人力资本上投入的总额太小，实证结果也表明即便人力资本的产出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也只能解释中国经济绩效中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解释是对制度的解释，也就是说，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而人力资本提升又无法解释剩下的增长时，制度就浮出了水面。而抛开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更贴近实际的观察可以说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都涉及到政府定位的问题。姚洋在《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一书中，就将解释聚焦到了政府问题上。
姚洋借用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的概念，来喻指中国的政府部门。姚洋给泛利性政府的定义是：泛利性政府是指其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大致重合的政府。当然，姚洋对“社会福利”做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社会福利既可以指全社会同意扩大生产，或者说全社会同意搞再分配等。但总而言之，泛利性政府的目标与全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是一致的。姚洋借用这一泛利性政府的概念，指出中国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政府”（姚洋也在其他场合使用“中性政府”的概念），因为其包含所在社会较大部分，并且政府的动机显著不同于那些仅代表社会较小部分的集团的动机。
例如，一个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可以让货币当局相对轻松的实现经济稳定的宏观目标，然而，如果在当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必然会导致人民币升值，从而不利于出口部门。而出口部门集中了大量劳动人口，其数量要大于因为人民币升值而获利的人口，因此坚持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有利于底层民众，同时也不妨碍其他民众的收入增长。姚洋认为这恰好体现了中国政府是一个“泛利性政府”。
但这个例子让人充满了疑惑。首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与人民币升值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其次，即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是不是一定低于其坏处又是不确定的；最后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何以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方案？很明显的，假设上述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进口部门的利益会因为人民币没升值而受损。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例子的误用问题。但姚洋对中国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经济特区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的分析，都应用了这一分析。但每一个例子都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两面性。
姚洋认为可以从政治基础、利益集团、信念体系、和外部竞争四个方面来理解为何中国政府是一个“泛利性政府”。政治基础或者说政治合法性要区分不同性质的政府，对于民主政府而言，其具有“基于民主程序的政治基础”；而对于集权政府而言，其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基于经济表现的政治基础”。姚洋所做的这个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姚洋所说的泛利性政府是因为改革三十年间中央凝聚了“增长共识”，正好符合全社会的福利目标。但集权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阶段是有效的，例如说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成立，当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人们会更关注分配而不是扩大产出。事实上，即便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分配方案也得到很大的关注。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不是全部可以放在这一个“特定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得到确认的阶段”，也就是说社会福利并不主要关心分配而是集中在扩大产出的阶段？这同样是存在疑问的。因为社会福利目标的选择，并不是说目标表现出来的选择就一定符合社会福利目标，而关于这一目标，必须经过一套“民主的程序”。正是在这一点上，姚洋背离了奥尔森开始的定义。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姚洋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并没有偏向社会中的任何阶层或集团。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巩固其执政地位的最优选择是采纳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府可以被称为一个“中性政府”。这可能也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事实上，特权家庭以及精英联盟利用垄断地位谋求利益，恐怕才是与中国改革共生的现象。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一利益集团掳获了，其地位并不是超然的。
姚洋自相矛盾的地方还在于对信念体系的分析，一方面姚洋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是贤人治国模式，其核心思想来自于“儒家”传统。但另外一方面，姚洋又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对中国政府的讨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讨论”，同时姚洋认为从3500万党员人数增加到7000万，其增加的主要是精英分子，更有可能符合贤人治国的要求。但这里的问题是，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与儒家传统是全然不同的信念体系，贤人治国的模糊概念不能弥合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异。
只有在外部竞争方面，中国政府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没有发生很大的偏差。不论是冷战格局之下，抑或是追求国富民强的时期，外部竞争都是促成中国将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目标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能消除关于“泛利性政府”的疑问。
总体而言，把中国政府定位成“泛利性政府”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单纯就泛利性政府的概念而言，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促成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善，意味着挑选社会福利目标的过程与挑选政府的过程应该是同一个过程，或者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挑选社会福利目标的政府可以符合泛利性政府的特征。挑选社会福利目标的过程可以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集权的，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言，两种机制可能都存在。姚洋用很大篇幅论述了泛利性政府的各种限定条件，并将中国政府定位为泛利性政府，但在论述中国社会福利目标的选择方面，缺少有力的论证来支持泛利性政府。
事实上，对于像一个国家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而言，要使其目标符合社会福利目标，其机制通常不可能是集权的。正如哈耶克反复论证过的那样，计划或者集权体制会出现信息失真扭曲等巨大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得集权制度不能保证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一致。退一步说，即便表面上集权政府的目标符合了社会福利目标，也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与用一套机制去保证大规模群体的福利目标成为政府目标的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撞大运背后的潜台词是“极端不确定”，而无章可循要决断社会福利目标，总免不了被少数人劫持，而这恐怕是难以为“泛利性政府”背书的。
姚洋著：《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38元。
下一篇：《脍炙豪杰》读后感锦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