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Spycatcher 读后感
《Spycatcher》是一本由Peter Wright / Paul Greengrass著作，William Heinemann出版的392图书，本书定价：Hardcover，页数：19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Spycatcher》读后感(一)：第一章
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开始说起。当时我正在艾塞克斯郡（Essex）大巴多（Great Baddow）位于组合屋的实验室内，雨点打得铁皮屋顶咯咯作响。我的身份是海军科学家，被派往马可尼公司（Marconi Company）[注1]参与研究工作。我正为示波器显示的跳动波纹头痛不已，工作台上散布着潦草的计算草稿。当时的目标是设计出一套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侦测出潜水艇伸出潜望镜时产生微弱讯号的精密雷达，这个计划难度很高，而我已经投入许多年了，此时突然接到我父亲摩利士·莱特（Maurice Wright）的电话，他当时是马可尼公司（Marconi Company）的总工程师。
注 1：由于无线电先驱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于英国投资了一堆相关企业，在20世纪电子与电信产业的激烈竞争中，有的公司陆续被转售，也有的与其他公司合并，由于作者在原书并未交待哪些公司，在本书中一律以马可尼公司带过。
他说：「佛雷迪·布朗居特（Freddie Brundrett）[注2]要见我们。」
注 2：全名是腓特烈·布朗居特（Frederick Brundrett），英国数学家。
佛雷迪·布朗居特（Freddie Brundrett），照片取自网络。这对我们父子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布朗居特曾任皇家海军科学服务部门（Royal Naval Scientific Service）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个人在我研究计划的后期表达出强烈的兴趣，并且现在已经到了要决定是否生产原型样品的时刻。生产原型机并不便宜，二战后英国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国防研发经费的是场拉锯战，而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吵架的准备。
我喜欢与布朗居特当面会谈，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二战期间父亲跟我都曾在由他所领导的海军部（Admiralty）的研发部门服务，也许他这回能够帮我换一个新的工作。
第二天，我们冒着绵绵细雨开车前往伦敦。我们把车停在位于斯托利门（Storey's Gate）街上靠近布朗居特办公室的地方。灰蒙蒙的白厅（Whitehall）[注3]看起来老旧不堪，古色古香的廊柱及雕像与现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首相克莱曼·艾德礼（Clement Attlee）虽然提出了免费牙医与配眼镜（Teeth and Spectacles）[注4]的社会福利政策，但今年冬天大家仍因维持战时的粮食配给制度，社会上普遍弥漫一股浮躁与不安的气氛。1945年二战胜利的喜悦早已被愤怒的情绪所取代。
注 3：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街名，此街为英国重要政府机关的集中地，也被作为英国政府的昵称。
注 4：原文有误，此项社会福利政策系1951年才提出。
我们在布朗居特的办公室外面向他穿着整齐的秘书自我介绍。从扩建的建物中传来一阵白厅特有的涵蓄讲话声。看来还有人比我们更早抵达，我向一些熟人打招呼，他们都是来自各实验室的科学家。我想这又是一个例行性的大型会议吧。
两人之中一个较矮的冒昧地对我们说：「你们一定是莱特父子吧。我是陆军部（War Office）的马尔康·康明（Malcolm Cumming）上校，旁边是我同事休·温特伯尔尼（Hugh Winterborn）。」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过来，康明上校接着介绍：「这是约翰·亨利（John Henry），在外交部上班的朋友。」康明上校使用一种奇怪的代号，政府机关使用这些代号来区分机密的工作人员。我想，不管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有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的人员出席，绝对与我现在从事的反潜工作无关。布朗居特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请我们进去他的办公室开会。
他的办公室就如同他的声望一样高大。在高耸的天花板与偌大的窗户前，他的办公桌显得矮小不协调。他领着我们到会议桌开会，桌面上已整齐摆设了吸墨器与墨水瓶。布朗居特是位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的人，二战期间，他与腓特烈·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亨利·梯萨德（Henry Tizard）及约翰·克罗夫克（John Cockcroft）这些学者一起整合英国科技及科学界的力量报国。他曾是海军部（Admiralty）科学研究部门（Scientific Research）[注5]的副主管，之后担任皇家海军科学服务部门（Royal Naval Scientific Service）的主管。他在大战期间延揽大量的科学家进入政府机构服务，虽说他并非从事科学研究的料子，但他深知科学家能在战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他的政策是尽可能拔擢年轻人，利用他被政府高层的信任作为优势，尽可能提供所需的资源，好让年轻人施展他们的才华。
注 5：原文疑似有误，应为科学研究与实验部门（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Department）。
40年代末，战后百废待举且疲惫不堪的英国不得不再度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而选择布朗居特担任振奋科学界的智囊是明显的最佳选择。他被指派为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注6]的代理科学顾问（Deputy Scientific Adviser）。1954年，他接替约翰?克罗夫克（John Cockcroft）成为科学顾问（Scientific Adviser）[注7]及国防研究政策委员会（Defense Research Policy Committee，简称PRDC）的主席。
注 6：虽然英国国防部早在1947年就已经成立，但当时尚未统合各军种部会。
注 7：原文误记，应为首席科学顾问（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布朗居特等大家入座后，便直接破题说道：「诸位，从去年柏林危机开始，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了。」
讽刺漫画，北极熊张开双掌要「熊抱」柏林，图片取自网络。他明确的表示苏联封锁西柏林与西方利用空运援助柏林物资一事，对英国传统国防思维产生了剧烈的冲击。
他总结道：「这场战争跟以往不同的是，不是靠士兵，而是靠间谍，至少短期内将会如此。我已经与军情五处的处长波西·约瑟夫·西利托（Percy Joseph Sillitoe）讨论过此事，坦白说，局面对我们不利。」
军情五处第四任处长（1946~1953）波西·约瑟夫·西利托（Percy Joseph Sillitoe），照片取自网络。他明讲现在面临的问题：目前已经无法派遣情报员前往铁幕（Iron Curtain）[注8]后方搜集情报，而我们现在对于苏联及其盟友的意图全然不知，此时需要靠科技的帮助来弥补这块情报上的漏洞。
注 8：铁幕指欧洲共产国家，包括指苏联及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国家。除了欧洲的铁幕外，还有一个亚洲的竹幕。
1946年的每日邮报漫画讽刺乔大叔（二战期间英美对斯大林的亲切昵称）筑起了铁幕，前首相丘吉尔趴在地上试图偷窥，图片取自网络。他继续接着说：「之前我已经与你们中军情五处的马尔康?康明（Malcolm Cumming）上校与代表军情六处的彼得·迪克森（Peter Dixon）谈过此事了。我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同时评估科技并且开始着手研发，我同时也建议军情五处的西利托处长由一位年轻科学家来协助他进行研发。我有意提名彼得·莱特（Peter Wright），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认识他，他目前任职于海军的服务电子研究实验室（Services Electronics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SERL），他可以先兼差帮忙，直到我们理出头绪再说。」
他看着我问到：「彼得，你会愿意帮忙吧？」
还不等我开口回答，他就接着转问我父亲：「G. M.[注9]，我们当然也需要马可尼公司的协助，所以我也把你拉进这个委员会了。」
注 9：G. M.为马可尼公司的昵称，源自于马可尼公司的创办人Guglielmo Marconi姓名缩缩写。由于作者父亲长年代表马可尼公司与海军合作，海军也以此昵称称呼作者的父亲。
这是典型的布朗居特作风，他擅长以命令的语气提出让人很难拒绝的邀请，甚至还能左右英国政府的决策。
我们用了下午剩下的时间讨论许多点子。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代表始终保持缄默，我想在外人面前，他们会本能地保持沉默。在座的所有科学家都即兴地将自己实验室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在情报工作上进行了讨论。显然地，要对情报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技术需求考察是很费时的，但可以先确定一点，窃听是目前情报工作最亟需的科技，这种科技可以让情报人员从外面获取到情报。由于苏联的保全措施极为严格，除非是利用房屋两侧与邻居的共享墙或者趁着使馆重建的机会才有机会成功窃听，否则单靠人员秘密潜入并顺利窃听的机会微乎其微。到了午茶时间，我们已经找出了20项可望有成效的建议研究领域。
布朗居特指示我草拟一份评估报告，然后就散会了。
正当我离开时，任职于邮局[注10]科技部门（Technical Department）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走过来向我自我介绍。在刚刚的会议中，他谈论了一些关于邮局正在研究窃听器的事情。他说：「我们以后会一起工作的。」在彼此交换电话后，他说：「我们下星期再找时间好好谈谈吧。」
注 10：英国邮局当时也兼营电报与电话业务。
在开车回大巴多的路上，父亲跟我兴奋地谈论这次的会议。这次会议如此突然而且令人感到光荣，在二战期间，政府常常做些令人无法预料的事情，但战争结束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我一想到可以摆脱反潜这个研究工作就感到兴奋；而我父亲则是认为我家又可以继续延续以往与情报单位的合作关系，毕竟我家已经与情报单位合作长达45年之久[注11]。
注 11：由于情报单位的机密特性，为减少泄密并落实背景审查，偏好从军警、情报圈或其他熟识的圈子（如︰共济会）内找寻新人，毕竟对内招募一个熟悉家庭背景的人总比对外找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士来得保险，而45年的情报界合作资历，意味著作者家庭早在他父亲之前就已涉足情报圈了。
目录：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Spycatcher》读后感(二)：序
星期日泰晤士报关于此书的报导，英国政府曾经试图禁止此书发行，不过并未成功。取自网络。多年来，我一直在幻想着离职前的最后一天会是什么情形。在1976年1月，我终于离开了军情五处，结束了这个长达20年的工作，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伦敦地铁的尤斯顿广场站（Euston Road Tube Station），冬季的阳光照亮着沿着高尔街（Gower Street）朝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前进的方向，走了50码后我转进一间没有任何标示的大楼，这栋大楼旁边是伦敦大学学院的附设医院及其艺术学院，从外观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英国的反情报总部[[注1]]。
注1：高尔街140号，原址早已拆除，网上竟然连一张图片都搜不到>< 。
我向站在接待室的警察出示证件后，便搭乘一个直达七楼高阶主管办公室的电梯前往办公。出了电梯后，安静的沿着走廊走向我离军情五处处长办公室仅一墙之隔的办公室。
这里所有的办公室都是静悄悄的，远处楼下传来载着通勤族前往西区的地铁声音。打开办公室的门锁，一进门对面是情报主管的基本上班工具：一张办公桌、两只电话（其中一只是拨打外线的防窃听电话）、一个大保险柜。挂起大衣后便开始机械式地交办最后的事情，我看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喜欢在宴会上套取一些密闻或是八卦消息来消磨时光，而我只想彻底脱离情报圈子，搬到澳大利亚，在牧场养马务农。
我转开保险柜的密码锁，打开沉重的柜门，里面有大量标记最高机密的档案，在这堆文件后方还有一堆小保险箱。多年来我曾经手上千份的公文档案，手边现在还有最新的情报员定期汇报、信息部门的最新报表、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实力分析报告，这些公文都需要批示，但我心中没有任何答案。一名年轻的情报官送来一份最新的苏联外交档案，我认识他吗？顶多算面熟吧。这份外交档案是关于一位双面间谍的案子，他在多年前曾经被我们放弃，这几年又再重启调查，面对此案我也没有任何答案。当你刚进入军情五处时，每件案子都有不同之处，可当你要离职的时候，每件案子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我谨慎地签署这些公文，并交给我的秘书送往档案室归档。
吃过午餐后，我开始整理小保险箱内的东西，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取出。第一个保险箱存放着无线电麦克风与接收器的技术细节数据，这是我在50年代身为军情五处内首位科学官的杰作，我将这些东西整理起来送到技术部门去。一小时后，技术部门的主管亲自跑来致谢，他是一位典型政府机构内的科学家：有着整洁、谨慎和贪财的个性。
我对他说：「这些都是零星的小东西，你们应该用不太到了。现在已经是卫星时代了，对吧。」
他尴尬地回答说：「喔，没有拉，我只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由于个性截然不同，我们相处并不融洽，我是战争世代，有着热忱、耐心、像橡皮筋般的坚韧个性，而他只是像一个凡事事不关己的包商。我们握手道别后，我就继续整理我的保险柜了。
其他保险箱装着1964年后我加入反情报部门之后的文件，当时正是追查英国情报部门内奸的高峰。手写的注释与缮打的备忘录涵盖了间谍的流动、嫌疑名单、指控的细节、通敌行为以及最后的判断。在这堆永无止尽的追查文件中，所有案件在刚开始调查时都非常可疑，但总陷入谜团重重中，如今这些调查都将伴随我的情报生涯一起结束。
我的秘书走进办公室，交给我两本蓝色笔记本。她说：「这是你的日记。」直到准备下班前，我们一起撕毁这些日记，并且丢进办公桌旁待焚毁的袋子里。
我走到机构的办公室（Establishments Office），轮值的值星官交给我一份文件，里面有张我目前的机密授权指示（Indoctrinations）。我开始逐一签名，第一项是我目前持有的电讯及卫星情报，后面则是一堆我目前持有的案件机密授权指示。虽说机密是靠个人搜集的，但机密的外泄却是官僚政治的痛。当我签名时，每多签一个笔划，机密大门也就关上了更多。半个小时内，我多年来奉献的机密世界已经永远向我关闭了。
傍晚，我搭出租车前往军情五处位在伦敦梅费尔（Mayfair）的旧总部莱康特大楼（Leconfield House）[注2]，军情五处目前正在搬到新大楼，但员工酒吧（猪与眼俱乐部）仍位于柯曾街（Curzon Street）的旧大楼里，而我的欢送晚会也将会在这里举行。
注 2：位于伦敦寇松街（Curzon street）及南奥德利街（South Audley Street）口的东北角，目前该建筑改作美术馆使用。
莱康特大楼的现况照，取自网络。我走进旧总部大楼，就在这里有着柚木地板上和屋檐的办公室内，我们曾追捕著名的剑桥五人组[注3]间谍，这些间谍包括：金·费尔比（Kim Philby，曾任职于军情六处）、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曾任职于BBC、军情六处、外交部等机构）、唐那·麦克连（Donald Maclean，曾任职于外交部）及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时为伦敦大学艺术史教授，并兼职皇室收藏画作鉴赏部门）。也是在这里，我们对第五名间谍进行调查，这是军情五处有史以来最机密的行动，当时的嫌疑犯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军情五处的罗杰·亨利·霍利思（Roger Henry Hollis）处长，但最终我们并未掌握到明确证据来证明此事。而霍利思的朋友对此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大家都像是中古时代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热情与偏见所驱使着。
注 3：剑桥五人组实际上可能不只五人，但确定的只有四人，这些人30年代就读剑桥大学时，因同情共产主义而与苏联接触，毕业后被苏联吸收成为间谍，因为他们的天赋、教育程度及家世背景优越，很快地在政府官僚体系中崭露头角，成为英国的大患。
影射剑桥五人组的电影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的宣传桌布。电影The Good Shepherd截图，由Billy Crudup饰演影射金·费尔比（Kim Philby）的Arch Cummings。英国谍报电影The Fourth Protocol（台译：北极光）的德文版DVD封面，这部电影一开场就出现了金·费尔比（Kim Philby），图片取自网络。在原著小说中，金·费尔比（Kim Philby）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但在电影里...一出场就被就被KGB请去领便当，可见电影编剧有多痛恨这位英奸。军情五处第六任处长（1956~1965）罗杰·亨利·霍利思（Roger Henry Hollis）照片，取自网络。到了七零年代，随着昔日的主角们一一退休，军情五处也迁往新的办公室，象征着这场战争正式结束。可当我走在莱康特大楼（Leconfield House）的走廊时，我仍可感受到当年那股背叛、追逐与厮杀的气氛。
我的欢送宴会平淡无奇，大家都讲些台面话。军情五处的现任处长麦克· 博文 ·汉利（Michael Bowen Hanley）上台致词，我收到了许多手写的道别卡片，其中军情五处管理间谍的克兰默里斯男爵（Baron Clanmorris）[注4]的写到：「一个可悲且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我的离职是军情五处的损失，但实际上受到损失的是我。
军情五处第八任处长（1972~1979）麦克·博文·汉利（Michael Bowen Hanley）照片，取自网络。注 4：本名约翰·迈克尔·沃德·宾汉（ John Michael Ward Bingham），系第七任克兰默里斯男爵， 此人曾是小说家雷卡勒（John le Carré）在军情五处的师父，也是他笔下的主角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的原型。
图右为亚历·坚尼斯（Alec Guinness）扮演的的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图左为其原型约翰·迈克尔·沃德·宾汉（ John Michael Ward Bingham），可看出两者神似的程度，取自每日电讯报。当晚我睡在高尔街的办公室里，偶尔被尤斯顿广场地铁站传来的噪音所吵醒。第二天一早，我穿上西装，拎起空荡荡的公文包（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下楼走向前门。我对门口警察说声再见后就走向外面的街道。我的情报生涯就此结束，对我而言是个可悲且无法弥补的损失。
目录：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Spycatcher》读后感(三)：第三章
1949年在佛雷迪·布朗居特（Freddie Brundrett）的办公室开过第一次会之后，几天内就接到了邮局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前往伦敦一趟。他提议约在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 Park），当天我们在白金汉宫对面的桥上见了面。我们走在鹈鹕和鸭子之间，边散步边聊天，偶尔停下来看着池中自己的的背影。对我来说，用这种方式来讨论国家安全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泰勒身材不高，留着小胡子，有张苍白而犀利的脸庞。北非战役期间曾是蒙哥马利将军的通讯官之一，如今虽然是邮局的技术人员，但依然保留了那股军人气息。他目前是隶属于邮局的特别调查部门（Special Investigations Unit），并且利用位于多尔利斯山（DollisHill）[注1]邮局的实验室，负责替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进行研发工作。泰勒特别强调是由他「负责」，他直接了当的说，除非只是短暂的去军情五处的总部莱康特大楼（Leconfield House）拜访马尔康·康明（Malcolm Cumming）上校，否则其他所有时候我都必需要透过他作为中间人。泰勒阻止我询问未来办公室的话题，他淡淡地解释说我未来的头衔是外聘科学顾问，而且是无给职的。这样的关系维持了好几年，我们每个月在圣詹姆士公园见一次面，讨论我提交给布朗居特委员会的秘书克劳德·威廉·莱特（Claud William Wright，此君后来当上了国防部副部长）技术领域的书面报告。
注 1：位于伦敦郊区的一个地名。
泰勒和我就研发内容进行分工，邮局方面负责红外线侦测的研发；而我则利用海军的电子研究实验室（Services Electronics Research Laboratory ）的资源进行窃听用新型麦克风的研发。这个麦克风需要能在声波在办公家具反射的环境下，还能接收到清晰的声音。由于之前累积了研发反潜系统的经验，使我熟悉研发麦克风所使用的共鸣技术原理。当声波碰撞到窗户或档案柜等质地坚硬的物体时，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干扰到原来的声波，关键就是要找出声波的最小失真点，以便收录能让人听懂的语音。
1951年的某日，我接到了泰勒的电话，他听起来非常激动。
他气喘喘地说：「我们被打败了。今天下午可以出来见个面吗？」
当天我就在外交部对面的公园长椅上跟他见面。他描述事件发生的经过，一名英国派驻在莫斯科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在办公室用高频接收机监听苏联军机的无线电通讯时，突然接收到派驻大使馆的空军武官（British Air Attache）大声而清楚的声音，他意识到这名武官已经被人用某种方式窃听了，他立即向上级报告此事。我们随即讨论对方可能使用的窃听技术，他随即安排外交无线服务部门（Diplomatic Wireless Service，简称DWS）[注2]工程师唐·贝利（Don Bailey）调查此事。在贝利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向贝利大致讲解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找出窃听器。这次事件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情报界是多么欠缺科技知识，甚至连适当的工具都没有。我只好先把我手边的设备先借给他带去莫斯科。经过彻底清查大使馆内部后，并没有找到任何窃听设备，很明显地苏联已经事先听到风声，关闭了窃听器。
注 2：隶属于英国外交部，负责维护各地驻外使馆的通讯系统。
贝利回来之后，我详细询问他整个经过。我很清楚这个窃听器并不是一般的无线麦克风，一般的无线麦克风是将接收到的声音以很强的无线电载波发送讯号，所以容易被侦测出来。我推测苏联人与我们一样，正在实验用某种共振装置进行窃听[注3]。六个月之后，泰勒又紧急约我到圣詹姆斯公园讨论此事，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
注 3：共鸣空腔麦克风（Resonant Cavity Microphone），此技术早在1941年由美国RCA取得专利，但由苏联首先实做。这种技术是靠外界射入高频电波（频率与空腔尺寸及天线长度有关），并以该电波作为窃听器的电源。电容式麦克风收音后将声音转成电波后再向外输出。这种被动工作方式无须外部电源，待命时间长，一但关闭外界电波等于关闭窃听器，不易被侦测。目前的RFID就是利用参考这种技术改良而成，无须额外电源，使用单一天线进行接收与发射。
他告诉我，由于美国国务卿即将访问莫斯科，国务院的安全人员按规定先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部进行「消毒」[注4]工作，当他们使用一台可调式讯号产生器产生讯号时，侦测出回授现象（howl round effect）[注5]，证明已被安装窃听器。后来他们在大使座位后方墙面上悬挂着美国国徽中找到一台小型窃听器。[注6]
现代版的五十步笑百步：1960年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指控美国U2侦察机侵犯领空，美国大使Henry Cabot Lodge则搬出国徽跟窃听器反击，证明是苏联先赖皮偷听的...感觉这个逻辑跟小朋友吵架还挺类似的...。图片取自网络。注 4：清查该地有无装置任何窃听器或其他用来刺探情报的工具，消毒过的场所可用来处理或谈论机密用。原文有误，实际上是在美国大使官邸的书房内被发现的。
案发现场，美国大使的官邸。图片取自网络。注 5：现称为回馈。以老师在课堂上的麦克风为例，麦克风会将接收的声音放大后再从喇叭输出，如果将麦克风靠近喇叭，将使得喇叭输出的声音被麦克风再次放大从喇叭输出，如此不断地被重复放大，导致喇叭发出恐怖的震耳尖锐声。这种声音被称为狼嚎（howl），这种现象以前称为狼嚎效应（howl round effect）。
注 6：这个国徽早就（有1945年一说）被当成外交礼物送给大使，大使挂在寓所的书房内当装饰，因为是国徽，历任大使都没有怀疑或是更换过这个国徽 ，即便书房几经装修，国徽依然挂在书房内为苏联人民服务。
国徽复制品，据说是在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由苏联少先队员送给美国大使的礼物。现存美国国家密码学博物馆。图片取自网络。由于发生回授的频率是1800 MHz[注7]，所以美国人推测这只窃听器的工作频率也是1800 MHz。但经过测试，该窃听器在1800 MHz的表现既不稳定也不敏感[注8]，所以美国人转而向英国求助如何破解这台窃听器的工作原理。
注 7：原文写成MH，毫亨，为电感单位。应为兆赫（MHz）的误写。
注 8：美国人认为启动工作的频率与输出的共振频率相同，所以用1800 MHz的电波启动，也用1800 Mhz去接收窃听器的输出电波，导致得到很差的讯号。
为了方便我研究并且避免泄密，布朗居特在大巴多（Great Baddow）帮我准备了一间安全的新实验室。那只窃听器由泰勒及两位美国人送到这里，外面用一只看起来像装西洋棋的木盒装着，盒内再以脱脂棉将它包覆起来。这个窃听器长约8吋，顶端有根天线插穿金属罐直到里面的的空腔，金属罐内藏着一个金属制蘑菇状的物体，金属蘑菇的顶部还有一片可以调整的金属薄片，蘑菇底部与金属罐是活动的，底部有螺纹与可以调整与金属薄片的距离，薄片外还有一层用来接收声音的薄纱隔膜，上面已经破了一个洞。美国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那个洞是被他们的科学家不小心用手指戳破的。
对我来说，这件差事来得正不是时候。反潜侦测系统正进入关键的测试阶段，需要我长时间的投入。为了解决这个谜题，我只能利用每天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穿过马可尼公司建筑物后方的农田，到我的活动小屋里研究这个窃听器。花了十个星期才解决这个难题。
首先我必须修复这片薄纱隔膜。从这片隔膜来看，这应该是苏联人赶在国务卿访问前急忙造出来的产品。当我用镊子剥离隔膜时，可以看得出苏联人是以超小的夹具安装上去的。经过反复尝试，先将隔膜放好后，再予以夹紧。这样做不如原先那般完美，但至少已经堪用了。
接下来我测量天线的长度，推算出共鸣频率[注9]确实是1800 MHz没错，但当我用1800 MHz的电波启动这个窃听器，并且用音频信号发生器发出噪音测试时，也确实符合美国人的描述，表现很差。就这样耗了四个星期，我突然意识到我们都搞错了，原先认为金属薄片要离金属蘑菇远些，才能增加共振的效果。但其实要距离越近，灵敏度才越高。我调整金属蘑菇的位置，几乎贴到了金属薄片的程度。然后也改变了接收机的频率，试图找出其他更适合的接收频率，在转到800 MHz[注10]时立刻听到了一个尖锐的声音：回授现象。 我兴奋地马上打电话给父亲。
注 9：共鸣频率指窃听器产生共鸣输出的频率。
注 10：原文单位使用Megacycles，为MHz的旧称。虽然此类窃听器早已被各国淘汰，但基于安全考虑，美国官方虽已解密了部份报告，但还有些内容并未公开。Graham Brooker与Jairo Gomez在2013年11月号IEEE A&E Systems Magazine中发表了Lev Termen’s Great Seal Bug Analyzed，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予以计算机模擬分析其实际频率。
窃听器尺寸，摘自Graham Brooker & Jairo Gomez的报告。计算机模擬窃听器内部的磁场变化，摘自Graham Brooker & Jairo Gomez的报告。我告诉他：「我修好了，这个窃听器可以用了！」
我父亲回答：「我知道，我听到那股令我耳聋的声音了。」
我安排了一场示范，泰勒陪着马尔康·康明（Malcolm Cumming）上校、休·温特伯尔尼（Hugh Winterborn）和两个美国人一同前来，我父亲则带了马可尼公司的研发主管肯普（R. J. Kemp）一起观看。我已经将窃听器与音频发生器装在小屋的远处，并在隔壁房间安装了接收器与喇叭，以便可以听到音频发生器产生的声音。
我将接收机的频率调到800 MHz，然后开始解释原理。两名美国人对如此简单的原理感到震惊[注11]，康明上校及温特伯尔尼两人洋洋得意，我很快察觉到，自从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与唐那·麦克连（Donald Maclean）两名英国外交官间谍判逃至苏联后，曾引起美国的不满，任何能挽回英国面子的小把戏对他们而言都至关重要。而肯普表现就像在伺候客户一样，他已经看出英国政府迟早会与马可尼公司签约研发此类型的窃听器。
注 11：此为作者的说法，根据美方公布的资料，美方不少情治机构都对此窃听器展开研究，并且自行改良生产。
康明上校问到：「军情五处最快可以何时拥有一个这样的窃听器？」
肯普与我和他解释，如果想要性能稳定的话，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注12]
注 12：工业产品从研发到生产，一般会经过几个阶段：研发、测试、修正、试产、再修正、调整产线、正式量产...。实验室的原型产品多半问题重重，稳定性不高，因为量少，费用也惊人。
肯普继续对康明上校讲到：「我们公司可以先无偿提供场地，而且拨出一名员工协助彼得制造出原型机。但之后的部份就需要收费了。」
康明上校回答：「你是了解状况的，我们目前没有这个预算，财政部绝对不会同意再提高秘密拨款的金额。」
肯普皱起眉头。这明显是一个康明上校的常用借口，他总想不花一毛钱就拿到设备。
我冒昧地插话：「但...如果政府真心想要为军情五处跟军情六处发展科技的话，还是要正式编列预算，而不是靠私下秘密拨款。」
康明上校摇着头回答：「他们不愿这样做。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个单位在台面上并不存在。」
他看着我，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接着说：「也许你可以帮我们向海军部争取，动用他们的预算...」
这是我涉入争取情报经费的开端。往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60年代。情报部门不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他们的技术需求，还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向军方乞讨经费。在我看来，经费问题是促成战后英国情报能力衰退的最大主因。
我只好着手去说服海军部承担开发新型窃听器的费用。我紧急约了布朗居特的继任者皇家海军科学服务部门（Royal Naval Scientific Service）负责人威廉·理查德·乔瑟夫·库克（William Richard Joseph Cook）[注13]。我跟库克还蛮熟的，他长得瘦高而结实，红发碧眼，喜欢宏伟的计划，擅长组织管理并鼓励思考。我和他最早接触是在战后，当时他打算把我调去协助他进行闪计划（Blue Streak）[注14]的研发工作，这个计划被当时军需部（Ministry of Supply）首席科学家班·洛克史派瑟（Ben Lockspeiser）[注15]先生因良心反对，加上财政问题而被迫取消。讽刺地是，库克自己也坦承基于现实和政治考虑，他也同样也怀疑开发核子武器的必要性。他认为英国在研发原子弹太过仓促，更担心现代飞弹的发展会让皇家海军失去影响力[注16]。我个人怀疑，他也明了面对美国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优势军力，英国在财政吃紧下仍执意花大钱开发这一丁点核子武器的作法实在荒唐。顺便一提的是，英国50年代的基层科学家普遍抱持这种想法。
注 13：英国数学家与政府官员。
注 14：50年代末期英国的中程弹道飞弹研发计划，原本预计1965年取代英国的核子战略轰炸机（战略轰炸机因需要深入敌境投掷核弹，在缺乏空中护航的情况下能安全返航的机率不大），后因财政问题而被迫中断，改与美国合作发开空中弩箭（Skybolt）空射战略导弹，该计划后来被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取消。美国的片面决定让英国非常非常地不爽，引发了英美两国间的弩箭导弹风波（Skybolt Crisis）。几经协商，最终英国自行研发决心级（Resolution Class）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水艇，并搭载向美国采购北极星（Polaris）潜射弹道飞弹，皇家海军重新夺回了核子时代的影响力。
最有名的皇家空军轰炸机当数出现在007电影霹雳弹（Thunderball）这架。这款火神式（Avro Vulcan）轰炸机最后一次参战是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个人觉得这是史上最优美的轰炸机。测试中的的Blue Streak陆基中程弹道飞弹，照片取自网络。相较于用可能有去无回的轰炸机投射，改用躲在发射井的陆基飞弹相对安全得多，图片取自网络。测试中的弩箭（Skybolt）空射弹道导弹，以飞弹的射程提高战略轰炸机的生还机会，此计划最终被美国取消，改采更有威胁性的潜射弹道飞弹，图片取自网络。007电影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中一开场出现的决心级（Resolusion Class）潜舰虚构的游骑兵号（HMS Ranger），据小道消息指出，电影中这艘是决心级（Resolusion Class）的HMS Renown参与演出的。007电影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中出现的北极星（Polaris）潜射弹道飞弹。注 15：英国化学家。
注 16：后来英国则是开发核子潜艇，用来搭载美国的北极星弹道飞弹，空军的战略轰炸计划则被取消。
我向库克解释新型窃听器也许可以对情报工作有意想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愿意资助这项研发的话，未来可因此而受益。他听到我这么直白的陈述理由，便笑着同意了。他将他部下中抽调出六名海军科学家，并且在马可尼公司资助一间实验室从事这项研发工作。
在18个月内，我们已经完成了原型机的开发，并且取名为森林之神（SATYR）[注17]。肯普和我带着原型机前往位于莱康特大楼军情五处的总部进行展示，温特伯尔尼负责接待，带着我们前往六楼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向我们介绍一位穿着细条纹西装、高大、驼背、脸上带着左右两边不对称笑容的男子。
注 17：为希腊神话中为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原本想找几张图片的，但相关资料英国仍未解密，而书中对于诸多技术细节或外观保留甚多，网上无法查到任何或是图片，估计是比苏联原版的更为小巧 。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生硬地与我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罗杰·霍利思（Roger Hollis），今天处长有事不能来，所以派我来代表他出席今天的展示。」
从霍利斯空荡荡的办公桌来看，他显然是一个讲求效率不喜欢啰唆的人，我立刻展示森林之神，一组森林之神除了窃听器以外，还包括一只装在无线电设备的公文包，以及两只伪装成雨伞的天线，将雨伞撑开后成为碟形天线，一只用来向窃听器发射启动电波，另一只则负责接收窃听器传回的共振电波。我们将窃听器放在莱康特大楼靠南奥得利街的一间房间内，然后在霍利斯的办公室操作。这次展示一切顺利，我们听到了从测试讲话到钥匙锁门的所有声音。
在示范的过程中，霍利斯不停的称赞：「太好了，彼得，这简直是黑魔法[注18]嘛。」
注 18：黑魔法指神话故事中带有攻击、自私性的魔法，如：诅咒；相对而言，也有强调防御或治疗的白魔法。
而康明上校则躲在后面偷笑着。
我意识到军情五处的官员们，在二战期间彷佛都窝在自己的总部大楼里，浑然不知科技的发展。示范结束后，霍利斯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以长官的口吻总结了今天的展示。他讲到对军情五处而言今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再提到布伦居特当初成立委员会的心情...。今天的展示，彷佛是仆人在玫瑰花园里，帮主人找回他遗失的钻石头冠，一切都是应该的。
森林之神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注19]。美国人立即订购了12套，而且自行山寨了20多套[注20]。在被新设备取代前，在整个50年代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使用森林之神作为窃取机密的最佳方式之一。对我而言，森林之神的成功确立了我作为军情五处科学家的资格，从那时起，他们就越来越常咨询我技术上的问题。
注 19：如果说森林之神的山寨版是成功，那苏联的原版简直就是伟大了，在西方世界后知后觉以前，不知有多少情报流入苏联。
发明人Léon Theremin玉照，这位仁兄也是电子音乐的发明人。出生于苏联，后移民到美国在RCA上班，然后又跑回苏联，被关了n年之后发明了这款窃听器。图片取自网络。注 20：此为作者的单方面认知，实际上美国对这方面的研究颇深，中情局甚至找了荷兰雷达实验室协助，生产代号为安乐椅（Easy Chair）的改良版的一系列窃听器。
摘自中情局的安乐椅研究报告，这张剖面图可以清楚看出构造是如何的简单，发明者简直就是天才。摘自中情局的安乐椅研究报告，工作原理示意图。康明上校依然是我与军情五处之间唯一的窗口，但我开始对他的部门有所了解。他管辖的A部门分为四个科：A1科负责设备，从窃听器到开锁器都有；A2科负责技术，之前提到的温特伯尔尼就在此科任职；A3科负责与警察联系；编制日益扩大的A4科则负责监视，跟踪伦敦街头的外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嫌疑人。
在技术问题上，康明上校有个根本的缺陷。他认为应该是A部门主导科技，而非让科技主导A部门，这个观念导致军情五处在技术发展上停滞不前[注21]。当我们只讨论特定的技术问题时，双方的合作还算顺利，但除非他和温特伯尔尼完全信任我，告知问题的来龙去脉，否则迟早会面临到我无法帮忙的情况。举例来说，温特伯尔尼经常问我关于电话窃听的想法，我解释说，除非我知道目前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否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注 21：这类争议在商业环境中也常发生，技术出身者总认为应该由技术主导使用者或客户，而业务出身者多认为应该由使用者或客户主导科技。如何平衡双方的意见，则是属于管理的艺术。
遇到这种情况，康明上校总是不耐烦地敲着桌子，似乎对温特博恩提出的话题感到不满，然后表示：「这个话题会牵涉到国家机密，还是到此为止的好。」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负责监视的A4科。50年代军情五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出并跟踪伦敦街头上越来越多的苏联人，而不被甩掉。[注22]
注 22：由于苏联人喜欢派一大票「外交人员」从事外交以外的活动，导致在70~80年代双方还闹到竞相驱逐彼此的外交人员作为报复。
康明上校问道：「彼得，你有什么想法吗？」彷佛我可以凭空想出一个解决方案。我建议先让我实地观察跟踪的作业规模，才能根据问题的根源提供建议。康明上校表示他可以安排看看，不过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军情五处还是认为我是有用的。到了1954年，我每周都要在莱康特大楼待上两天的时间。某天，在经历一场漫长的会议后，康明上校邀请我去他的俱乐部吃午餐，我们穿过圣詹姆士公园，沿着帕摩尔（Pall Mall）街走到进出俱乐部（In and Out Club）[注23]，一路上康明上校习惯性摆弄他随身携带的雨伞。
注 23：全名是海军与军事俱乐部（Naval and Military Club），创立于1862年，原只接受英国军人为会员的会员制俱乐部，至今仍在营运中，不过目前已经放宽资格让老百姓入会了。
取自官网的俱乐部正门照片。俱乐部餐厅现况，取自官网。当我们坐下时，我意识到，即使我已经与康明上校打了5年交道，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公事以外的交谊。他个子不高，也不聪明，但是对军情五处很忠诚，看起来就像是约翰·布肯（John Buchan）[注24]的小说中追逐英雄的警察一样。基于军情五处的传统（最早可追朔到军情五处的前处长弗农·凯尔（Vernon Kell）上校），他之前是一名步枪旅的军官，而我早就知道他是军情六处的首任处长曼斯菲尔德·乔治·史密斯·康明（Mansfield George Smith Cumming）上校的亲戚。军情五处现任处长迪克·戈德史密斯·怀特（Dick Goldsmith White）还是当初他招募进来的。30年代，当时他们参加一个男生露营晚会，怀特对于当学校老师的工作大吐苦水，康明上校则趁机游说他加入军情五处。康明是名聪明又有天赋的情报官员，很快地就爬到比他的师父康明上校更高的职位。待他升上局长后，也没忘记当年引他进门的师父，自然对他照顾有佳。
注 24：苏格兰小说家及政治家，曾任加拿大总督。
康明上校家中的经济环境不错，他在萨西克斯郡（Sussex）拥有许多房地产，在乡下时他是乡绅，回到都市他成了间谍，这种生活符合他的童子军个性。实际上，他在军情五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文书及例行性的行政工作，也因为如此，他与那些二战期间被选入情报部门的大学精英相处的并不融洽。但他确实有一个惊人的天赋：交友甚广。他有一份惊人的名单，除了他俱乐部的好友外，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物，甚至如果军情五处需要一名会讲中文的独脚洗衣妇，他也可以生得出来，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上了A部门主管。
康明上校点了一份鹌鹑蛋，并且询问些我过去的背景。用餐时，他心不在焉地听着我的回答。用餐完毕后，他点了两杯白兰地当餐后酒，然后话题转向他请客的真正目的。
他问我：「彼得，坦白说，你觉得以目前双方合作模式继续发展下去未来将会如何呢？」
我对他的提问已经有些心理准备了，而且觉得这也是到了我表明心意的时候了。
我直接了当的说：「除非你们愿意雇用一名科学家负责解决问题，并且让他了解真相，否则以这种顾问方式走下去，你们将会一事无成。」
服务生送来白兰地时，我中断了刚刚的回答。
之后我继续接着说：「你必须要让他接触到处理案件的人员，以了解实际的状况，而且他也要帮忙规划与分析你们的行动。」
康明上校举起酒杯，轻轻地摇晃着杯中的酒。
他同意地说：「是的，我们自己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个人不好找呀。瑞吉农·维克特·琼斯（Reginald Victor Jones）[注]曾经试图应征这份工作，但如果我们雇用他，隔天他就会想主导这里。」
注：瑞吉农·维克特·琼斯是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二战期间因为与当时的首相温斯敦·丘吉尔私交良好，曾参与许多电战与情报工作，被公认为是科技情报之父。但其影响力是建立在首相的私交上，搅乱政府官僚体系，使得许多政府部门对他不满。随着二战结束与丘吉尔的下台，他再也没有机会能发挥能他的才干了。1954年当作者与康明上校谈天时，时任首相正是丘吉尔，军情五处自然不愿意自找麻烦，聘请这种可直达天听，不尊重体制的大神来当科学家。
老年时的瑞吉农·维克特·琼斯（Reginald Victor Jones），图片取自网络。我同意他的说法。
过去有段时间，我曾经暗示温特伯尔尼，如果军情五处有合适空缺的话，我有意加入军情五处。
我说：「我猜温特伯尔尼已经告诉你，说我有意加入军情五处了吧？」
他回答说：「恩，彼得，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跟政府有过不能挖角的协议。即便你本人自愿，我们也不能挖你过来。」
康明上校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接着说：「当然拉，如果你先向海军部辞职，这事也许会有转机。」
这是康明上校典型的作风。他希望我先提出离职。我提出我的退休金问题，如果我先提出辞呈而不是调职的话，我将会损失在海军部长达14年的退休金，而我也不像他有其他收入可以弥补这笔损失。他轻敲杯边并露出惊讶的表情，彷佛我不该提出这么俗套的问题。
他说：「我相信你很清楚，这对于你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停了一下，然后将话题拉回到他喜欢的主题上。
你必须要先相信我们并非一般的公家机关。所有的经费都是秘密拨款的，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书面的承诺，但当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一些事情，你懂得的，我们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弟兄吃亏。
吃过中餐后，我们从满是皮革与白兰地味道的俱乐部出来，他陪着我走到明亮的毕卡第利（Piccadilly）大街上。
康明上校说：「彼得，如果你决定离开海军部，务必告知我好吗。我会先向其他部门的主管打声招呼的。」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身大步走回莱康特大楼，并把雨伞夹在腋下。
康明上校的邀请正是时候。由于反潜侦测系统的研发工作即将结束，海军部急于把我派往英格兰南部的朴次茅斯（Portsmouth）港参与新的项目工作，而我对那项工作并不感兴趣。在此同时，马可尼公司与英国电气公司（English Electric），签署了合作开发闪计划（之前提到的中程弹道飞弹）的合约，马可尼实验室（Marconi Laboratory）的副主管艾瑞克·伊斯特伍德（Eric Eastwood）挖我过去从事飞弹导引系统的设计工作。在这个月内，我辞去了海军部的职务，并以高级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了马可尼公司。
我发现我对导弹系统的工作完全提不起劲。部份原因是我认为没多久就会加入军情五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都认为导弹系统的研发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这根本是英国一个愚蠢且自欺欺人的纪念碑。既然这种科学是没用的，那为什么要浪费毕生的力气去研发一种你祈祷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武器呢？
我打电话给康明上校告诉他我已经从海军部离职的事情，并且等待他的下一步安排。就这样又过了半年，他约我一起吃午餐，但是表现得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殷勤与慷慨了。
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已经与委员会讨论你的提案了，我们愿意雇用你。但如果是以科学家职位的话，因为之前没有先例，我们会在白厅那会站不住脚，事情会变得很复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们是建议先以普通的官员任用，然后看你的表现再说。」
我向康明上校明确表示对这个提案并不满意。就我目前所了解的，不论是首席科学家或是普通官员的职位，与我目前的资深科学家相比，每年年薪相差500英镑[注25]。除了年薪以外，父亲之前也提醒我另外一个原则问题。
注 25：如果单考虑通货膨胀与消费者物价指数，1954年的500英镑相当于今日的一万多英镑。
我父亲特别告诫我：「如果他们不能以科学家的身份聘用你，那就千万别去，这个时候如果妥协了，那你以后都无法成为一个科学家，在你察觉到事情不对劲以前，你会沦为陷入日常琐事的一般情报官员，直到你离职为止。」
康明上校对于我的拒绝相当讶异，当下没有再继续说服我。他说待会在莱康特大楼还有个紧急会晤，他要先走一步。
一个月后，当我在大巴多的实验室里工作时，被传到肯普的办公室里。我进去后，发现康明上校和温特伯尔尼已经坐在办公室里，而温特伯尔尼不客气地笑了起来。
肯普说：「好吧彼得，看来我终于失去了你。」康明上校愿意雇用你成为军情五处的第一个科学家。
温特伯尔尼事后告诉我，康明上校已经先去见过肯普，询问肯普究竟要付多少钱才能让我跳槽。肯普了解康明上校急于帮政府省钱的吝啬个性，回答说：「合理的待遇，是换作我也愿意跳槽的待遇。」
康明上校对我说：「当然，这还要经过委员会同意，但那只是形式程序罢了。」
我向在场所有人握手致谢，然后回到实验室准备迎接在阴暗中的新人生。
目录：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Spycatcher》读后感(四)：第二章
我父亲从1912年大学毕业后就在马可尼公司（Marconi Company）担任工程师一职，从事无线电讯号的侦测研发工作。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曾经研发出真空管无线电接收器，首次实现了远程无线电通讯的亨利·约瑟夫·朗德（Henry Joseph Round）[注1]。
亨利·约瑟夫·朗德（Henry Joseph Round），图片来源wiki。注 1：无线电先驱之一，他利用新发明的三级真空管，研发出AM无线电接收机。一战爆发后，他协助军方在西线战场及英格兰建立一系列测向站，侦测出无线电的来源方向，再依据三角测量的原理反推德军无线电的发送位置，进而分析德军的布署与企图。1916年5月30日，测向站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移动而实时通报，让英国海军能及时调派优势兵力拦截德国公海舰队，使得次日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中成功能围堵德国舰队，虽然德国损失较少，但从此再也无力挑战皇家海军，主力只能龟在家中，靠潜艇跟海外的一些散兵游勇偷打商船。他也因此功绩获颁军功十字勋章。战后，他回到马可尼公司，并于1921年升任总工程师，1931年离职创办自己的顾问公司，但仍与马可尼公司保持往来。1939年二战爆发后，他被海军部的反潜侦测调查委员会（Anti-Submarine Detectio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简称ASDIC）延揽，开发出侦测潜水艇的声纳。
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系有史以来吨位最大的战舰决战，靠着通讯的帮助，皇家海军能及时集结三处兵力与德国公海舰队对决，图片取自网络。在一战爆发的前两天，我父亲正在马可尼公司位于切尔姆斯福德（Chelmsford）霍尔街（Hall Street）上的旧马可尼实验室（MarconiLaboratory ）研究无线电接收机，无意中接收到德国海军的无线电讯号，他抄下第一组电报后马上送给公司经理安德鲁·盖瑞（Andrew Gray）看，而盖瑞正好熟识海军情报部门（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的主官威廉·瑞吉诺·霍尔（William Reginald Hall）上校。
1919年时的威廉·瑞吉诺·霍尔（William Reginald Hall）少将，图片来源wiki。霍尔上校在一战期间主导英国的情报机构，并在海军部（Admiralty）著名的40号办公室（Room 40）中负责破解德国加密电报。他立刻安排我父亲站在包车火车头的踏板上前往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Liverpool Street Station）。霍尔上校仔细看完我父亲抄收的电报后，他坚持要从马可尼公司征调我父亲替海军建造一系列的监听及测向站。
Room 40内部照片，时为1919年6月，图片来源阿伯丁大学。在一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监测德国公海舰队的动向，并且及时通报停泊在苏格兰北方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英国舰队进行拦截。海军情报部门知道目前德国公海舰队一直都静静地停靠在基尔运河（Kiel Canal）的东端，霍尔上校认为有可能监听到德国公海舰队旗舰的通讯，进而推算出德国公海舰队从基尔运河（Kiel Canal）进入北海的动向。
我父亲设计出一套高灵敏度接收机，并最终开发出非周期性（aperiodic）的测向机。可让监听者在大量杂乱讯号中解调出特定的讯号。虽说后续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正式启用，但这最后将成为对抗德国潜水艇的重要武器。直至今日，所有测向机都是非周期性的。
马可尼公司约1916年于伦敦生产的马可尼?贝里尼托西测向机（Marconi Bellini-Tosi Direction Finder），图片来源科学历史博物馆。马可尼公司约1920年于伦敦生产的马可尼11F型测向机，与上图对比，可看出测向机在那几年之内的发展有多迅速，图片来源科学历史博物馆。在这套系统正式启用前的1915年，我父亲向霍尔上校建议最好在挪威的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注2]也安装测向机，但挪威是中立国，为避免惊动德国也不便装在英国使馆内，于是霍尔上校便要求我父亲前往挪威秘密安装并操作一座测向机。几天内，他就伪装成出差的农药业务前往挪威，他住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小街道的一间旅馆内，并且承租一间够高的阁楼来安置他的测向机，以免引人注意。
注 2：挪威首都旧名，1925年才改名为奥斯陆。
派驻在使馆的军情六处人员为我父亲提供通讯器材与备份零件[注3]，但此举风险仍高，由于他并非外交人员，无法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一旦东窗事发，可能会被挪威政府羁押到战争结束，甚至可能会被德国情报人员发现而暗中对他不利。
注 3：应是透过外交邮包运送，规避海关检查。
测向站顺利的运作了6个月，提供海军宝贵的德国舰队企图的早期预警情报。直到某天早晨，他走到楼下坐在习惯的座位上吃早餐时，意外发现对街贴出一张印有他照片的悬赏通缉启示。
早在派往挪威之前，军情六处与父亲就已经事先规划好撤离路线了。他匆忙吃完早餐，回到自己房间里，将测向设备塞进箱子内再藏在床底下，拿着旅行用文件、护照、海军识别证，然后在屋内留下一大笔现金，希望能用这些现金买通旅社老板不去告发他。
他们猜测挪威当局应该认为父亲会朝瑞典海岸方向逃亡，所以他反而改朝西南方向逃逸，沿着海岸走了10英哩后，他在路旁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上尉走过来确认他的身份，然后带着他登上一艘小船，到外海转搭预先待命的英国驱逐舰返回英国。
许多年后当我准备退休时，我试着去军情六处找出父亲当年行动的数据。我得到当时军情六处处长摩利斯·欧德菲尔（Maurice Oldfield）的允许下，花了一整天时间去档案室调阅我父亲的档案，却什么也查不到，这些数据应该早在多年前就被销毁了[注4]。
军情六处第七任处长（1973~1978）摩利斯·欧德菲尔（Maurice Oldfield），取自每日电讯报。1916年，由于我父亲正在挪威执行秘密任务，母亲只好搬到位于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的祖母家，并在那生下了我。我出生那晚，正好遇上德国齐柏林飞船轰炸附近的雪菲尔德（Sheffield），导致我母亲早产。因战时医院没有空病床，母亲只好拿些装化学品的玻璃罐与热水瓶做成临时保温箱，才让我存活下来。
一战结束后父亲回到马可尼公司上班，他成为老板马可尼先生的核心班底，并升任为研发部门主管。我们全家搬入弗林顿（Frinton）附近的海边大房子去住，可惜几个月后又搬到切尔姆斯福德（Chelmsford）郊外，新家像是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角落里都是装着故障无线电的铁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敏感、容易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师，倒不如说是艺术家[注4]。打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常带我去花园或是艾塞克斯郡（Essex）海边的开阔地，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能花好几小时讲解真空管及晶体（Crystal）[注5]，并且示范如何转动收音机的旋钮，让杂音变成清晰的讯号。他还教我如何做实验，我依稀记得当我在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注6]及约瑟夫·约翰汤姆森（Joseph John Thomson）[注7]面前展示自己粗糙的实验时，父亲脸上那股骄傲的神情。
注 4：基于以下原因，我个人对此故事存疑，所以作者在军情六处的档案室查无实据： 1.艺术家的个性根本不适合只身潜入挪威进行秘密行动。 2.测向机在当时属尖端科技，不可能冒险让敌人掳获，甚至不先销毁就撤离，更不可能让研发人员被俘。而外勤人员多选自有军警背景，加以培训与考核，而非派遣外行人只身涉险。 3.测向的前提是先监听，确认发讯者身份之后再测向。一般会有多人同时进行监听及测向，单凭一人独立完成难度很高。 4.真空管无线电的体积与重量庞大，不易搬运，更不易伪装成农药。与其装在旅馆，不如选在使馆更方便、隐密与安全，利用使馆搜集情报算公开的秘密，只要行动不要太夸张，驻地国多半不予干涉，更鲜少会进入使馆进行搜查。不过在一战期间中立国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在德国撑腰下，强行进入法国领事馆搜查，查获英法企图煽动阿拉伯人起义的接触名单。 5.比对作者父亲同事亨利·约瑟夫·朗德（Henry Joseph Round）的故事，疑点更多，同样都是从事无线电测向工作，甚至还只身犯难，为何没获颁勋章？
注 5：从后文推断，应指早年流行的矿石收音机。
注 6：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注 7：英国物理学家，曾获颁诺贝尔物理奖。
一战结束后，军情六处与马可尼公司仍密切合作，而我父亲也因此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
马可尼公司旗下有一个庞大的海事部门，提供船用无线电，这成为军情六处最佳的掩护。在我父亲的安排下，军情六处会派遣他们的情报员，顶替原来船上的报务员，藉由民间船只作为掩护，搜集他们感兴趣的情报。
霍尔（William Reginald Hall）[注8]上将也曾亲自拜访我家，他会跟我父亲在温室一待好几小时讨论研发的内容。我父亲也认识军情六处的首任处长曼斯菲尔德·乔治·史密斯·康明（Mansfield George Smith Cumming）上校，他的技术与勇气是我父亲佩服的对象。虽然我父亲也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办人弗农·凯尔（Vernon Kell）[注9]上校，但却不怎么欣赏他，甚至还有些厌恶。就如同牛津与剑桥之争一样，人们总有厌恶的一方，而我父亲绝对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注 8：战前为地勤上校，于1917年升少将，1922年升中将，1926年升上将。
军情六处首任处长（1909~1923）曼斯菲尔德·乔治·史密斯·康明（Mansfield George Smith Cumming），图片来源网络。注 9：此人于1909~1940间担任军情五处处长，为英国政府部门20世纪中主官任期最长的纪录保持人。另一位任期超长的情治首长是美国FBI的胡佛，任期超过47年。
军情五处首任处长（1909~1940）弗农·乔治·沃尔德格雷夫·凯尔（Vernon George Waldegrave Kell），图片来源网络。马可尼公司在20年代绝对是全世界科学家最想要进入的公司，大家都称这间公司为G. M.，这个昵称源自马可尼公司的创办人Guglielmo Marconi的缩写，这里汇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并且有勇气砸重金投资以实现马可尼先生的远景。他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全世界第一个指向性短波无线电通讯设备[注10]，为现代通讯奠定了基础。正如同英国许多成就一样，这项发明几经波折，在英国政府及许多当代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反对下完成的。
注 10：指向性是将无线电讯号集中朝一个方向发射，藉以取得更远的发射距离，而短波的最大优点在于利用电离层折射，可避开地形屏蔽而实现远距离通讯。
一战爆发前，英国政府决定在遍布全球的帝国境内建立长波通讯系统，用以取代传统有线电报。这项决策随即因一战爆发而被迫中止。马可尼先生相信发展指向性短波无线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理论上这套系统的传输速度更快，传输容量也更多。尽管无线电优点在一战期间已经被证明了，但在1922年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上，他的远见仍被称为是业余科学，其中一名委员甚至将无线电称为短命的艺术。
马可尼先生向英国政府发起了这个挑战，他愿意无偿发展并建造横跨全世界的无线通信线路，以换取英国政府暂缓发展长波通讯系统，直到他的系统通过测试为止，而且一旦测试成功，英国政府将要采用他的系统。英国政府接受了他的挑战，双方签订一份内容极为严苛的合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一条从林肯郡的格里姆斯比（Grimsby）到澳洲悉尼的无线电报线路，连续12小时每分钟传输250个字，耗电量不得超过20千瓦，而且要在一年内投入营运。
这些规格令人望而生畏。当时无线电仍处于婴儿阶段，发射频率并不稳定，这项研发如果没有马可尼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团队包含了亨利·约瑟夫·朗德（Henry Joseph Round）、查尔斯·山缪·富兰克林（Charles Samuel Franklin）及我父亲。马可尼在用人上颇有天份，擅长找出那些自学成材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例子，他原先在易普威治（Ipswich）一间电弧灯工厂工作，周薪只有几先令。加入马可尼公司后，几年内便成为公司的优秀技术人员。
建立从格里姆斯比（Grimsby）到澳洲悉尼的无线电提案震惊了整个无线电产业，我父亲几年后经常提起，正当研发计划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有天他在百老汇上遇到了RCA的创办人戴维?沙诺夫（David Sarnoff，后来成为RCA负责人。）。
沙诺夫问到：「马可尼疯了吗？这个研发案会让他破产，而且一定做不出来的。」
我父亲回答：「马可尼跟富兰克林认为我们会成功。」
沙诺夫接着说：「好吧，如果成功的话，我就让你在百老汇当街踢我的屁股。」
在那次谈话后的三个月后，马可尼的团队成功了，除了满足合约规定日期内完成，连续运作7天，每天运作12小时的条件外，每分钟的传输字数更高达350字，超过合约规定的250字。我个人认为那是20世纪最伟大的技术成就。我父亲唯一的遗憾是之后没能有机会在百老汇踢沙诺夫的屁股。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令人兴奋的环境下渡过的，我的身体并不好，常常生病。因为罹患软骨症，我到十几岁时都还需要穿上铁制护腿矫正[注11]。但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我父亲没出差时几乎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下课，然后开车带我去他的实验室参观，我在那一待就是好几小时，看着父亲跟他的助手们努力解决从格里姆斯比（Grimsby）到澳洲悉尼的无线电的问题。这让我学到一点：那就是遇到重大问题时，专家大部分时候都是错的。
注 11：请参考电影阿甘正传。
30年代开始之际，对于我们家而言似乎是个光明的开始，丝毫没有察觉到正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当时我就读彼索普斯托福学院（Bishop's Stortford College），一间规模不大但是独立性强的学校，我开始在学业上崭露头角，身体也慢慢健康起来。当我在1931年的
暑假回到家时，已经修满所有的学分，而且下个学期就能上大学了，更希望能够申请到牛津或是剑桥的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所熟悉的世界崩溃了。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以后告诉我们富兰克林和他双双都被解雇了。几天后，等他的情绪平复才勉强向我们解释其中原因，而我要等到几年后才能理解个中缘由。
20年代末期，马可尼公司与其他几间有线电报公司合并，以便取得发展全球无线电事业的庞大资金，但这是错误的一步棋。由于无线电报严重威胁到传统有线电报的利益，这些有线电报公司联合起来在合并后的新公司独掌大权，他们削减无线电的研发经费，并且推延新系统的安装，马可尼本人也因为年纪及健康不佳等因素宣布退休，并且回到意大利。但即便是马可尼本人出面干预，也无法改变新管理阶层的决策。富兰克林、我父亲及其他许多人都被解雇了。在往后的十年里，长途无线通信的发展停滞不前，我们一家也陷入了困境。
失业的几个月后，我父亲已无力负担两个儿子的学费，他也开始酗酒。由于我是长子，加上已经高中毕业，无奈只能放弃上大学的梦想而提早就业。这件事情让我的健康深受打击，更引发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仅仅一个暑假，我便从一个充满未来的学生变成一个前景无望的青年。
我父亲因为我中断学业的决定及健康的恶化而内疚不已，他的酗酒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面对困境，但失去身份及收入的她变得孤立无援，原先的亲友也纷纷避而远之，到最后我家唯一的访客是打电话来规劝我父亲不要再多喝威士忌的护士。
多年以后，当我在军情五处调查这些出身上流社会并在30年代醉心共产主义的英国人时，我感叹人生的际遇无常。当年他们因家世背景而享受各种特权，并接受高等教育时，我家正在承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痛苦，而我更亲身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昔日他们当了间谍；如今我成了猎人，他们却成为了猎物。
那年是1932年，我15岁，在家待业中，工作资历为零，对政治没兴趣。我在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人事广告上刊登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回复我的是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利（Margaret Leigh）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Wester Ross）附近的普洛克顿（Plockton）经营一间名为爱克登德瑞Achnadarroch）的农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决定很简单，我需要一份工作，于是我成了她的农场工人，没有薪资，包吃包住。但在苏格兰绵延起伏的山丘和无尽的天空中，我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健康，并且发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嗜好：务农。
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能将这个农场能经营成伦敦贫民窟男孩的农业职前训练班。不过这个理想并没有成功，她转而决定写一本关于爱克登德瑞（Achnadarroch）农场生活的小说希望能引起大众的共鸣。白天当我在农场工作时，她在写书，等到晚上我做完了杂事以后，她让我大声朗读她白天所写的文章，直到我的口吃病情获得控制。最终这本书以《平凡高地（Highland Homespun）》为名出版，并且获得不错的销量[注12]。
注 12：书名是我乱翻的，但此书至今仍在英国亚马逊销售中。
到了1935年春天，因为地主将租金调涨得太高，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只好从苏格兰搬到英格兰西南端的康瓦耳郡（Cornwall）一个租金更便宜的农场。我当时的愿望是成为一名研究粮食生产技术的农业学家，但在经济不景气的30年代，以我有工作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申请到奖学金的。最终，我靠着玛格丽特的帮忙、自己经手卖掉一些猪只、还有家里与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St.Peter's College, Oxford）院长的关系帮助下，我终于存到足够的钱并申请到牛津大学的农经学院（School of Rural Economy）。我抵达牛津一年以后的1938年，我跟露易丝结婚了，当时大家都认为战争一触即发，这段婚姻也许不会维持太久。
在我在牛津大学念书的那段时间里，父亲也开始弥补过去六年来因为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我母亲的鼓励下，他以顾问身份回到了马可尼公司。也许是他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他渴望回到1915年时那段为国效力的岁月，他主动联系当时任职于皇家海军科学服务部门（Royal Naval Scientific Service）的佛雷迪·布朗居特（Freddie Brundrett）请他帮忙，布朗居特坦白告知，鉴于我父亲过去酗酒的名声太坏，他没办法帮他安排高阶的职位，不过他愿意让以一个普通科学官员的名义雇用我父亲，先试用一段时间再说。我父亲同意了这项安排。我很佩服我父亲这点，他能放下之前担任马可尼公司总工程师的身段，赚得薪水也仅仅只有原先担任顾问的一半，愿意与那些比他小20岁的科学家一起在实验桌前面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他是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而他也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于他以往丰富的扫描[注13]经验，他很快就被指派负责Y监听的科技研发工作：战术监听德国的通讯[注14]。之后，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通讯机构（Admiralty Signals Establishment）[注15]的首席科学家。他又再次回到了他擅长的领域，重拾年轻时的黄金岁月。1943年，他负责制定诺曼底登陆的通讯计划[注16]，这是个难度很高的任务，他每天下班之余，都坐下来花几个小时操作无线电接收机，监听、纪录并分析，好用于第二天的工作上。我常想，戴上耳机、靠着直觉臆测电文、试着理解神秘的电子世界，这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注 13：扫描是指在频道范围中找到正在通联的频道，接着以最短时间判断是否是要监听的对象，所以需要仰赖经验与长期的纪录。
注 14：应指基层或第一线部队作战的通讯，有别于大部队间的通讯，使用频道不同，通联密度也更频繁。
注 15：原名为海军部通讯与雷达机构（Admiralty Signals and Radar Establishment），该机构于1941年更名。
注 16：通讯计划包含各个部队的无线电呼号、频道、身份识别程序等...，既要符合部队现有设备与从属关系，也不能造成彼此干扰，更要增加对方监听的难度，是份复杂的工作。
二战爆发后，我所就读的农经学院被关闭，我的导师史考特华森（Scott Watson）被农业部征召为首席科学家，负责带领部下从事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工作：做好粮食供应以喂饱全国百姓。我的弟弟在海军服务电子研究实验室（Services Electronic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SERL）服务；妹妹则加入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Women's RoyalNaval Service，简称WRNS，一般大众昵称为Wrens）担任监听的工作，她后来与瑞吉农·维克特·琼斯（Reginald Victor Jones）[注17]一起从事电讯情报（SIGINT）[注18]的工作，并嫁给了海军服务电子研究实验室的主任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全家只剩下我没为国效力。我写信给布朗居特，希望他能帮我在海军部安排一个职位，没想到我收到他的电报请我去他办公室一趟。
注 17：英国天文物理学家，二战期间参与许多电战与情报工作，被公认为是科技情报之父，CIA日后甚至以他为名创立情报奖章。
注 18：Signals Intelligence的缩写。相对而言，以人员搜集情报的作法则称为Human Intelligence（HUMINT）。
布朗居特很久以前就认识我了，他对我过去那段务农经历感到好奇，他曾是精明的农夫，并成功地饲养出豪斯敦乳牛（Friesian）。他问我能海军部贡献些什么？我向他解释之前在我父亲身边观察学习了好几年，在电子学的基础不亚于任何科班出身的大学生。整场面试仅用了10分钟吧，他就让我下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Admiralty Research Laboratory，缩写ARL）报到。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的科长是史蒂芬·巴特沃斯（Stephen Butterworth）[注19]，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Sam）。他有一头黑色卷发，身材高挑，不停地抽着烟斗，工作起来像个拼命三郎。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包括像是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刚来报到时，因为我的学经历严重不足而感到忐忑不安，巴特沃斯一直鼓励我。所以不管德国有没有轰炸，每天晚上我都窝在汉普顿威克（Hampton Wick）公寓的厨房餐桌边念着高等物理的教科书。他的缺点也是他的最大优点：他总在幕后默默无闻的工作，让别人去前面出风头。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与谦虚仅仅换来一枚微不足道的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注 19：英国物理学家，巴特沃斯滤波器（Butterworth Filter）的发明人。
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于二战胜利的贡献。实验室诸多贡献之一，是在开战初期帮英国解决了磁性水雷[注20]的威胁。实验室研发出一套有效的消磁系统可以中和掉船只舰艇所产生的磁场，进而保护船舰不受磁性水雷的攻击。由于德国在海中布下大量的磁性水雷，如果没有这套有效的方式防范，英国早在1940年时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注 20：由于现代船只是用钢铁制造的，船只经过时会导致附近水域的磁场产生变化，磁性水雷就是侦测磁场的改变而决定引爆的时机，也因为是非接触式引爆，可以隐藏在水下，增加侦测与排除的难度。
举例来说，1940年德国在敦刻尔克浅水以外的海域布下数千枚磁性水雷，希特勒相信这批水雷可以阻止英军主力从海上逃出德军的包围圈。巴特沃斯了解，德国的磁性水雷是朝磁北极设计的，他建议我们扭转船只的磁性改朝磁南极，以便欺骗德国的磁性水雷。海军部为此展开一项庞大的计划，将所有要前往敦刻尔克的船舰反转磁性，结果非常成功，没有任何一艘船舰在敦刻尔克被水雷击沈。
在混乱的战争中，有时只能仰赖年轻人动脑发挥创意。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我跟另外一位年轻的同事雷·轧西居（Ray Gossage）被指派为韦尔斯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注21]战列舰消磁。当时这艘战舰停在皇家海军罗西斯造船厂（Rosyth Dockyard）的干船坞整修中，预计下次出航要搭载英国首相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会晤[注22]。该舰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注23]建造，其磁场特性是分布在舰身周围，而非从头到尾，并不适用原先的消磁方式，如果按照原先消磁的方式的话效果会大打折扣。
注 21：1941年完工的乔治五世级战列舰，系二战爆发后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同年5月因拦截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而负伤，后于1941年12月10日遭日军轰炸机击沈。
小时候在模型店哈好久的韦尔斯亲王号模型，不过身为德粉，最后还是买了俾斯麦号（Bismarck），图片来自网络。弃船中的韦尔斯亲王号，图片来自wiki。注 22：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外海秘密会晤，双方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附带一提的是，罗斯福搭乘的是奥古斯塔重巡洋舰（USS Augusta），原为美国亚洲舰队旗舰，淞沪会战爆发前抵达上海护侨，遭国军战机误认日舰轰炸，幸无人伤亡，之后一枚国军的高射炮弹意外坠落到该舰甲板上，造成在甲板上等着看电影的水手1死17伤。
注 23：原文有误，该舰是在英格兰的伯肯希德（Birkenhead）建造。
轧西居和我临时想出一个变通的方式来消除横跨船身的磁场，在现场制作一个纵向围绕舰身的巨大线圈，然后接上潜艇用的电池以改变舰身的磁场。整个作业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几乎动员所有战舰上的成员下来帮忙。在船坞里看见几百人听从我们的指示行动，而当时我们仅仅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是克难完成的，利用手边既有的工具与材料当下解决问题，而不是事先花个10到15年慢慢规划延误战机。战时的磨练影响了我日后从事情报科技的工作方法，并让我学到即席创作的价值，只要肯接受实务且有创意的年轻人想法，工作效率将会大幅提高。可悲的是，随着战争结束，这种开放的精神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官僚委员会，扼杀了英国的生机。
从1942年起我参与了最早反袖珍潜艇[注24]的侦测系统研发，这个系统在北非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注25]及欧洲西北的两次登陆战中成功的保护了港口。这项研发意外让我参与了企图击沈德国战列舰铁必制号（Tirpitz）行动。当时她停泊挪威北方的奥腾福由尔德（Altenfjord）湾内，可以随时出海威胁英国赖以维生的航运，海军打算使用袖珍潜艇来击沈她[注26]。而德国人已经在该处布署了潜艇侦测系统，这个系统是铺设在海床上的好几扁平电缆圈所组成，用以纪录过往船只的磁通量（Magnetic Flux）。由于工作原理与我们的类似，所以我被要求设法将X型袖珍潜艇消磁，避免潜入海湾时被德国人发现。
注 24：1941年12月，意大利袖珍潜艇潜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重创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骁勇号（HMS Valiant）与伊丽莎白女王号（HMS Queen Elizabeth）。而国军也在60年代引进意大利袖珍潜艇并在台湾组装生产，后因成效不佳而退役。
1941年12月，意大利袖珍潜艇潜入埃及亚历山大港，图片来源网络。疑似骁勇号（HMS Valiant）的船底受损情形，图片来源网络。国军购自意大利CosMoS CE2F特战袖珍潜艇与后方在台湾组装的CosMoS SX-404袖珍潜艇海龙号（编号S-2，目前停放在海军官校内），图片来源网络。注 25：英美两国在1942年11月在北非进行的两栖登陆作战。
注 26：水源行动（Operation Source），1943年英国企图以六艘袖珍潜艇击沈铁必制号，仅重伤该舰，英方损失惨重。
英军袖珍潜艇潜入峡湾，取自Midget Submarine Commander一书。仅X6与X7两艘成功潜入铁必制号旁边安置炸药，X5于途中被击沈，X6与X7亦遭击沈，取自Midget Submarine Commander一书。潜艇消磁的技术要比船舰消磁复杂多了，最终我发现如果直接沿着艇身纵长装上一块电磁铁，再接上适量的电流，将会抵销潜艇通过侦测器时所产生的磁场变化。我还计算出如果能利用太阳磁爆时潜入，被侦测出来的机会将会大幅降低。为了找出太阳磁爆发生的时机，我特地前往位于苏格兰的艾斯克戴尔缪尔天文观测站（Eskdalemuir Observatory），得到他们预测未来可能发生太阳磁爆的期间，并把这些信息呈报给海军作为决策参考。
1944年[注27]，英国X型袖珍潜艇在太阳磁暴的掩护下潜入挪威海湾，靠着他们的勇气，成功地用炸药重创铁必制号战列舰。其中三名成员[注28]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但是如果没有海军部研究实验室的幕后协助，作战根本不可能会成功。
注 27：原文有误，水源行动是发生在1943年，而非1944年。由于袖珍潜艇行动失败，英军于1944年一整年都是采取空中轰炸的方式企图炸沈铁必制号。
注 28：原文有误，其实该次行动只有两名军官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另一名成员是后来参与攻击日本高雄号重巡洋舰（舰名源自京都的高雄山）而获颁的。
尽管务农仍是我的最爱，但到了战争结束时，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目标，我注定是会留在这个圈子了。战后，我参加由查尔斯·波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注29]主持的科学类组的公务人员（Scientific Civil Service）考试，这次考试希望能从战时扩编到数百人的庞大科学队伍当中选出优秀的人才继续为国效力。总分300分的考试中我考出了290分的成绩成为榜首，巴特沃斯向我祝贺。过去那段每晚挑灯苦读的努力没有白费，而巴特沃斯是最大的功臣。
1946年，我的父亲再度回到马可尼公司担任总工程师；同年我也派往皇家海军的服务电子研究实验室（ Services Electronics Research Laboratory，简称SERL）担任高级科学官。往后的几年内，我们父子会因为工作关系而更亲近，但我们彼此都避谈30年代的那段不愉快往事。这种生活一直维持到1949年，直到布朗居特的那通电话，将我带进军情五处的圈子里。
注 29：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政府官员及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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