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是一本由(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睿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误解》精选点评：
●看不懂×3
●很零碎，逻辑让人整理不清，必须重读很久吧。另外想看系列
●仅仅比第一本稍微有头绪了一点点。不过可能就是如译者说的那样吧 这种书是阳春白雪 不是给读惯了下里巴书的我们这种读者评价的。
●关于误解，可以这样，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被爱人抛弃的人，想象一下，比如说在一个阴沉沉的雨夜，你在分手很久之后偶然路过你昔日爱人的家门，你在那个你十分熟悉的木门前停住脚步，按响门铃。想象一下，比如说，门禁里传出了一个声音，问你是谁；想象你像这样答道：“是我。”再想象一下，那个你熟悉到了极点的声音却向你递过一个轻柔的、苍白的回答：“谁？”——这个时候，与其说你的痛苦是由于你感觉到自己已被完全遗忘，还不如说是你意识到自己已被取代——我想，最深层次的误解就是这样的“彼可取而代之”了吧。
●读者中的读者的书。
●很难评价。就其文学性而言，可能会是一部优秀作品，但是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从头到尾一个人絮絮叨叨，对我来说这不叫小说。塞得满满当当的思考和思辨看着直让人注意力涣散，如果节奏控制好一点或许会有改观。（p.s.以上完全为个人观点）
●这本书真是自我矛盾的福音
●可能我的层次不够，对于这种碎片化的描写我倒觉得吃力，很难做到赏鉴和欣赏。
●就像书中最后译者说的：想消遣娱乐打发时光的人，想寻求刺激满足欲望的人，肯定不会喜欢读这样的小说，很不幸我就是这类的人。书中很多东西都需要相当的文化功底和历史背景知识，我本为消遣，何须此折腾。
●我就是属于那种读的半知半解但是还是抓着脑门面容痛苦的读完的那种
《误解》读后感(一)：译者后记：地狱就是被误解（by万之）
《误解》是埃斯普马克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第二部，是整个系列失忆主题的一次变奏。在结构上它和前一部 《失忆》相同，是通过主角“我”在一个固定地点向着“你”滔滔不绝地说话构成的，依然是语言流式的节奏。只不过在《误解》中，这个“我”换成了一家报纸的主编，地点换成了在北欧至今还能见到的男女同浴的桑拿浴室。在蒸腾的热汽中除了“我”和“你”，还有些看不清面目的人物。仅此而已。这很像独幕话剧的场景。
和《失忆》一样，《误解》并没有一般小说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性格丰满的人物，没有供读者可跟随的故事线索和逻辑，或者说其逻辑就是失忆的逻辑：失忆造成了人的思维没有了前后关联，只有感觉的碎片，只有思想的碎片，只有图像的碎片。存在的只是说话声。正如作者写到的，在这个书籍将很快属于过去的时代，“唯一可能的书当然是一本大致像我们的谈话这样发展起来的书，一个你很可能在到达中间并接近结束的时候就与开端失去联系的项目，根本不再理解你最初投入的是什么事情，但它还是一个作品，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从结合处松散而崩溃的时候，它倒可以由某个固执的声音保持下来，倒是由于一种不会背叛你的语言而成为可能，有点悖论的味道。”
在我看来，阅读不同的小说，就如喝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有的人喝茶只为解渴，有的人喝茶是为了品茗。有的人只需要用嘴喝，而有人的需要动用嗅闻观尝各个感官，甚至还要用头脑。想消遣娱乐打发时光的人，想寻求刺激满足欲望的人，肯定不会喜欢读《失忆》或《误解》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不是解渴的大碗茶，也不是一般待客的时茗，而是独家配置需要细细品味的特饮，所以需要品味者本身对茶艺茶道有一定的修养。
换句话说，阅读这样的小说，需要高度的知识性和互文性。比如小说多次提到契科夫的话剧《樱桃园》，读者如果不知道那部剧作，就无法理解小说提到的斧子砍树的意义。再如小说里提到那位弹钢琴的诗人，声称音乐中有自由存在而不用向皇帝交税，这自然是暗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及其诗作《快板》。再如当读者读到“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个女人两次”，请勿以为译者用错了动词“跨入”，因为这是从一个希腊古谚“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条河流两次”演变过来的。
事实上，本文中提到的某些事件，在瑞典文化生活中都是实有其事，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例如有关中国山村的报告自然是指瑞典左派作家缪道尔的报告。再如在某宴会上的争吵，甚至将肉酱倒在对方的身上，本是某位瑞典院士的杰作。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小说本身虽然针对瑞典社会，提到的很多问题在整个世界都可能是有效的。有关对传统和创新的不同态度，有关保守和开放之争，有关信仰和教条，有关权力对于媒体的利用和干涉，而“权力也在误解的天空之下”，作者都有些精彩的文字论说，像散金碎玉分布全篇，也常常让我在翻译中联想到中文语境，这些思想火花能让某些黑暗的角落忽然被照亮。
《误解》的主题就是“地狱就是被误解”（22页），它也互文呼应着萨特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地狱”。这让人联想起多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理解万岁”。任何“万岁”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反证的倒是误解的地狱实际上到处存在，而人们已经无法解脱。
万之
20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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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读后感(二)：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白
《误解》是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7卷长篇的第二卷，今年4月由世纪文睿出品。
小说的线索是“我”拼接记忆的过程，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类似电影的画面感。随着镜头的转向，“我”一个一个地找回了媒体圈、父母的儿子、高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政治学博士这些身份，读者也随之代入。这样的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卡夫卡。“我”似乎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所谓的“我”，无非是一个空荡荡的容器，在瓶口边贴上了媒体圈、父母的儿子、高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政治学博士这些“标签”而已。“我”不是我自己，这些标签才是。
在《误解》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仿佛正在接受着一场拷问，亦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面对着来自检察官和神甫的拷问，作为审判对象的“我”却始终是失语的。旁人的目光仿佛像是《一九八四》中的电幕一般，不断规制着你的行为，这样一套无形的机制，有人将它称为意识形态，有人把它称为话语权力，而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则把它称为“地狱”。貌似是在向萨特的名剧《禁闭》致敬一般，“地狱就是被误解”，埃斯普马克如是说。
来自现世的无助感将我们抛入了这样的二律背反中：当我们与熟人相处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束缚，那种拘谨让我们渴望疏离、渴望孤独；只有和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回自己，可我们的内心却渴望着他人的理解。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身处在茫茫人海中反而显得形单影只。
故事就是从一间充斥着陌生的男男女女的桑拿浴室开始的。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一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呓语，或者说是独白。
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二卷，《误解》简直像是为中国的知识界而写的一般。独白——“我”，不断地澄清着那些误解：基于不同政见或不同立场的误解。反观今天的中国，在思想的领域里似乎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无论何种思潮在主流的媒体中都患上了一种失语症，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新左派还是新儒家，都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循环中，彼此间泾渭分明。埃斯普马克在《误解》中说“在眼下这种实际情况下，在我们这个国家不会有高质量的辩论。”信念是多样的，而“我”的身上则有着不同的声音，似乎在这样一种不得不去“站队”的斗争哲学中，试图坚持某种原则的“我”却时而变成“正儿八经的教条主义者”，时而变成“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作为报社主编，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被当作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的替罪羊，而这些来自外界的误解则把“我”驱赶进了更深的地狱。这是一个不需要作家的时代，报纸也变成了权力的工具，一个处处散发着腐肉气味的社会。“我”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如同先知一般地预言到：
“现在你身上有了和我说话之后的伤疤，这些伤疤会长久地发痒。我会继续在你身上嘟嘟哝哝说个不停，悄悄地对你说话，没有声音，所以你都不会注意你的话改变了颜色，你的脚步也改变了方向。我会让你看到你想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份来自知识分子的独白。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名字，“一个反超人的喜剧”。小说的结尾并不讨喜，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是一出令人绝望的喜剧、一出悲喜交加的荒诞剧。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思考并不是一支孤曲，放入更大的视域内看，他延续的是自歌德以来，西方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他的七卷独立成篇的作品，经由支离破碎的记忆图像，为我们勾画的是生活在这个“失忆的年代”的人们的真实现状：无所凭依的绝望、迷茫与无助。
当存在主义者接过尼采的大纛，宣告要由人来为自己确立价值的时候，谢尔?埃斯普马克将我们推入了地狱的最底层，他说，“在这种地狱色彩的时代里的人物，确实落到了底，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欲望和内在的破碎已经大大具体化了。”
我们是被推入了地狱，可这一次不会由维吉尔带我们走出，不知道在行路的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将是朝思暮想的情人抑或是无尽的迷途。
我们怀揣着恐惧与孤独，无望地托举名为“生活”的巨石上山，沿着那条西绪弗斯走过的道路。
《误解》读后感(三)：离不开的“误解”
继《失忆》之后，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 七卷长篇的第二部《误解》出版了。这仍然是一部不那么好读的作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选择其中的几个关键词来做一番解读——
“我”和“你”
在《误解》中，“我”坐在桑拿浴室里对着蒸汽中的“你”绵绵不绝地讲话，讲着“你”别误解“我”，讲着“地狱就是被误解”，讲着“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对“你”讲话是因为“在这浮动的雾气里可以得到拙朴的信任”。于是“我”对“你”说，“我”是樱桃园里对自己的存在挥舞斧子砍伐的人，“我”有着对公正的热情和渴望，出于这种热情和渴望，“我”为没有公平地分享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贵人物遭遇到的厄运而感到羞愧。“我”是最后的没落贵族，“我”是不公正，但“我”的身上同时存在着矛盾和裂缝，“我”又将斧子挥向自己，“我”追求的是“公正”。又是“我”身上的，直至这个时代身上的矛盾和裂缝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在公众关系中，在“我”和“你”的对话中，误解不断消解又不断产生。只要处在关系中，只要“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误解就不会消失。而只要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不与世界发生联系。所以最初“我”选择信任坐在蒸汽中的“你”，在书的结尾处又觉得“你”背叛了“我”，这种永远浮动、不稳定的关系造就了“我”和“你”。《误解》中的“我”对着“你”讲话，其实也是对着自己讲话，对着这个到处充斥着矛盾和不确定的世界讲话。但希求这个制造和产生矛盾的世界停止对自己的误解，就像缝合自己身上矛盾的裂缝一样，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矛盾的“我”本身就是这个矛盾的世界创造的。所以，停止误解吧，停止争辩吧，停止谩骂吧。因为矛盾本身是不可停止的。矛盾不可停止，因此争论历史、“过去”、“未来”这些从来处于矛盾中的人为划分的时间点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现在”。
“当下”
按照传统的时间观念，“我”已然垂垂老矣，“要是根据这双骨骼粗大静脉曲张的脚来判断，那我就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早已经退休的人。”但“我能感觉到我还是个年轻人，对女人和工作都还充满胃口。”“我”拒绝接受自己的老去，拒绝接受这种时间观，因为这种时间观与“我”的现实感受和现实生存是脱离的，我感受到的是“过去”与“现在”交织的矛盾与冲突，而传统则把过去的大部分抹掉了。由此“现在”高于“过去”，“活人”高于“死者”，这就是德里达所一直抨击的西方哲学延续两千多年的“在场形而上学”传统。“不在场”一直被“在场”所压制。“死者”在“历史”中一直是隐晦的，活人“只给死者适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么多可见性”，而且“只要权力一有更迭，死者的生活就被重新写过。”“我”在絮絮的，看似杂乱无章的诉说中清晰地宣告：“我本人从来不愿意歪曲死者的形象。我本人从来不愿意让他们受到误解地狱的迫害。”“我”作为一个报刊主编，自然认为报纸是最能朝向现实，具有即时性的。
“报纸是世俗的信仰。”
报纸是有选择性的现实的碎片，它无关过去，转瞬即逝，“我”认为在宗教的信仰已经被驱散被剥夺的今天，报纸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位置，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在唯一的神——上帝死了以后，超感性世界被埋葬以后，代表大众趣味取向的大众媒体成了新的神，人们在娱乐性和爆炸性的新闻中获得欢乐，娱神娱己。“我”认为报纸催促迷途的人们走入理性的方向，其实是作为报刊主编的“我”的蛊惑人心，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定是误解吧。报纸指引的方向其实是这个失掉了信仰的时代一个暂时可以忘掉无方向感困惑的迷雾的方向，正如桑拿浴室的水汽，让人获得盲目的欢乐和信任。“我”极力辩解，报纸不是权力操作的玩偶。而在报纸背后实际上也不可能找出一个具体的权力机构来承担这个“罪责”，支配这一切的其实是还在运作的理性的残骸。即使是这样，“我”仍相信报纸还有生命力。虽然报纸在衰落，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当下现实生活的碎片，它可能被当权者控制，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反抗强权的可能性。
《误解》整本书讲的都是“我”在樱桃园里不断砍伐自己的过程，欢乐而痛苦。因为误解，产生了“我”的絮语；但一旦误解消除，“我”便沉寂无声了，“我”的存在也便麻木了。地狱就是被误解，但天堂不能脱离地狱而存在。
《误解》读后感(四)：地狱，即误解
谁没有被误解过？受害者大多愤愤不平。标题套用了萨特那句“他人即地狱”，以囊括《误解》的主题。世纪文睿出品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描绘一个患上失忆症的时代，《误解》是这一病症的第一个后果：我们多多少少生活在对彼此的误解中，而失忆，要为此负责。
如同为整个系列定调的第一部《失忆》，《误解》仍旧是主角“我”对一个不确定的“你”（即读者），滔滔不绝的单向语言流，并无逻辑，惟见碎片。因为和《失忆》的主人公一样，关于周围的七七八八，“我”记得也不怎么清楚。但“我”知道，自己叫约翰?弗莱色，是一家大报的主管，正是这一身份让“我”对误解格外敏感。
妙得很，小说的场景是如今还能在北欧见到的桑拿浴室，一个彼此赤诚相见之所，一个各种社会关系被扯断的地方。在公共浴室洗过澡的人或许有如此体验，在这里，身份等等一切身外之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连形体之美都荡然无存（都一样么）；如果两个同性经常一起去公共浴室沐浴，他们之间隔膜更少，人与人之间，除了精神世界，没有比身体更隐秘的。“你可以在蒸汽里到处瞥见裸露的身体，可以听见人说话又看不见面孔，在这浮动的雾气里可以得到拙朴的信任还有剥掉了伪装的问题，是啊，你可以活在一种大家都谦卑自在近近乎乎的状态，超脱了所有社交时空里的界限。” 浴室里的人说话直截了当，甚至粗野损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开放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最要紧的，这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会向“我”要求什么，“我”也不必刻意隐藏什么。所以，在浴室，“我”，还有其他人，才可能畅所欲言——也只是可能而已。不过，一旦到了衣冠楚楚的外界，连“可能”都没有，误解随时随地扑面而来。
但让人憋屈不过，即使在浴室，误解还是存在，很逗，正是浴室特有的开放性“开放”着这误解：因为“我”撰写的文字，有人咒骂出身高级资产阶级家庭的“我”穿着丝绸衬衣充当革命党人。可事实上，在“我”小时候，“我”所生活的贵族庄园就已如同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日暮穷途，虚有其表，经济拮据，父母教育孩子粗暴无比，“上流阶级”徒留一个概念：天可怜见，“我”怎么没有资格用工人的口吻说话？
无法责备“我”敏感，对误解，“我”可有名副其实的“切肤”之痛。“我”小时候，父亲误以为“我”在偷听他与人商谈投资计划，用皮带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而“我”只不过想从餐桌边十几把椅子中的一把上爬下来、躲起来，好在他的烟草香味中多待一会儿。
经过与父母反复漫长的拉锯战，“我”如愿以偿地用文字作出了“我”对一种共同良知的贡献。但“我”最终怀疑，如果这新良知成为出于善意的安全引导，那么也是基于它同时禁锢和框定了人们的所思所行。结果很明显，随心所欲的言行会因与众人相违招来羞耻。而“我”还有血的教训，孩子往往需要更鲜明的指示才能知道什么是共同准则。母亲的姐妹向她告发了我，结果母亲为了“给点教训”，用剪子剪掉了“我”的一块面颊。“我”不得不活在随处存在的眼睛里，而“这些眼睛里有法律，不对，还有超过法律的东西。”即道德。开放意味着，都可发言，这是法则；未必都需同意，这是道德；道德高于法则。
然而，比切肤之痛更可怖的惩罚是：因误解而被排斥于集体的领域之外。
对“我”而言，人们如何看待“约翰?弗莱色”无关紧要，关键是，如何看待“约翰?弗莱色”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拥护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什么人拥有同样立场，这决定着“我”得将谁当作敌人。
所以，“我”要为自己受到的误解辩解。
不幸，“我”的生活充满悖论，澄清误解？困难重重。“在同一时刻，我既是这个没落的贵族庄园里最后的人物之一，又是一个对着我自己的存在挥舞斧子砍伐的人。”
要辩解，就得找出真实的版本，可真相是怎样的？人们不是已经失忆了吗？难道“我”就能保证“我”给出的一定是真相吗？在失忆流行的年代，谁能保证自己用来组织记忆碎片的模式一定能避免主观性呢？
再说，回忆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本身是充满伤痕的，充满暴力和背叛和失败留下的痕迹……”语言会出卖真相，如其所是地回忆几乎是不可能的。失忆让人们失去了互相被理解的共同框架，也让人们失去了可以使他们更确当地理解文字的共有语境，让词汇的网络成了“最大的最可怕的误解”。沉默或许是避免加剧误解的一种被动方式。可是不说话，就是死亡。
更要命的，“我”还从事着报纸媒体这样的行业。
报纸的生命力就在于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挑战，说得人们出乎意料，否则人们不会真的去看。在世俗共见看来，报纸生存所必需的不断自我更新是“机会主义”。为了内容保持新鲜，“我”不得不因为某个人的观点而对他这个人进行公开抨击，尽管有时“我”对他并无宿怨。为了弥补，“我”私下去信表达自己的敬重之情。而误解就在例如前者未发而后者已去的阴差阳错间发生。
何况，作为一个批评者，“我”自身就必须不断更新，“我”的责任就是要永远年轻。批评者是一个引诱者，“能让人看到他们不曾看到的事物的，能让人接受原来准备拒斥的事物，能让人爱上他们本来都不具备能力理解的事物。”“我”真诚地向读者道出巧语花言，它让“我”品质中的纯洁冒着丢失的危险：浴室中没有人想到“我”文章中的诗意，“我”被降格为一个记者和文化政治家。
希望本应在于报纸。上帝不在了，报纸却在不停说话，它才是最大的引诱者——也是最趁手的工具，如果人们已经忘了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自由表达已经不太为世俗所接纳。
无可奈何莫过于，“我”也意识到，和重构过去相比，当下重要得多，因为“过去其实是一个垮台的独裁者，而他的无家可归的使者也已经背叛了他。”就此而言，《误解》中的“我”与《失忆》中的“我”分道扬镳。“我”非常清楚，死者永远无法为自己声辩，活着的只有当下，活着的人可以随意书写死者的历史，而不顾死者的正义。因此，“我”需要听者，“你听我的时候，我就‘活着’。”活着，话语才有效，辩解才有效。但语言谬误、共识缺席、成见已深，诸如此类，它让“你”无法完全明白“我”的辩解，甚至“我”的话语反而加深误解，以至于“你”最后不愿意听“我”。看上去像是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
《失忆》只是序幕，《误解》真正开始展现埃斯普马克的深邃：失忆是精神的流离失所，它会引起什么后果？只有完整阅读了《失忆的年代》，我们才能彻底理解失忆。
误解，失忆的致命才刚开了个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