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摘抄

话题：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 读后感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是一本由荣新江（编）著作，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一)：黄文弼致胡适信提到其所获西域文字中有一种出于疏勒东之托和沙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所收一封黄文弼致胡适的长信（第10-14页）提到其所获西域文字中有一种出于疏勒东之托和沙赖，并已托钢和泰男爵研究。原信附有该种文字影片两张，可惜没有收入，否则可以板上钉钉了。不论如何，可见他知道托和沙赖发掘品的文字，应无记忆失误问题。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二)：森安孝夫的论文

　　森安孝夫的《黄文弼发现的〈摩尼教寺院经营令规文书〉》（白玉冬译，《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第136-176页），是其经典作品《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第二章的摘译（森安这次又新作了修订）。森安是日本杰出的语文学家（philologist），他似乎特别喜欢修理“中国突厥学第一人”耿世民，哈哈。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三)：关于“李崇之印”的所谓“新释读”

　　荣新江代前言“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提到：

　　最后，黄文弼先生在今新和县于什加提（玉奇喀特）遗址发现的所谓王莽时期西域都护李崇之印，被朱玉麒“所谓‘李崇之印’考辨”一文所推翻，给出“李忠之印信”的新释读。。。

　　但是，提交于2012年、发表于2013年的朱文明明说过（第323页，脚注20）：

　　此印释读为“李忠之印信”，仅见于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2页。

　　那么，明知道前面已经有人读为“李忠之印信”（虽然没有交代理由），为什么还要称朱文为“新释读”呢？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读后感(四)：庆昭蓉之说大误

　　台湾学者庆昭蓉的《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第290-312页），首次将这四件龟兹语文书全部加以转写和译注（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并推测黄文弼在整理出土物品时，“极可能是出于记忆之误植或登记数据之误认”，误将四件文书的出土地点报告为托库孜撒莱僧坟遗址。其主要理由之一是，黄氏日记只说“发现古物甚多，有经纸数块，长尺许”，未提纸上文字为汉文抑或其他民族的古文字，而在黄氏的用语习惯中，“经纸”不仅用来指汉文和民族文字的佛经写本，甚至包括汉文的官文书。可惜她没有注意到，黄氏《日记》中固然未提纸上文字，但他却在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所作蒙新考古报告中明确说过：“巴楚。。。托和沙赖。。。工作二日，掘获古物两箱，泥像木器为稍多，残纸亦有少许，要皆为印度文书也。”可见，早在1930年，黄文弼已经明确提出托库孜撒莱出土的残纸为“印度文书”，所以绝不存在庆昭蓉所说“单凭1929年9月26日日记，很难推知他在僧坟中发现的‘数块经纸’究竟外观如何”的问题。黄文弼报告曾刊于《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和《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可惜庆昭蓉未能参考。这次《黄文弼研究论集》已经收进这份报告（第15-18、1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