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工地》读后感锦集

话题：大工地 读后感 

　　《大工地》是一本由潘毅 / 卢晖临 / 张慧鹏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工地》精选点评：

　　●可参考

　　●对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分析，劳动力半商品化。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剥削。

　　●看完心塞塞，对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地产资本启发蛮大，最后重拾阶级分析这个是有点左派的感觉，暂不予置评。

　　●说起来明知道是一边倒的结论，还是把自己看得越来越左。

　　●曾经是一看就头痛的一个方向 所以看完了并且有点懂了是个进步，给自己个赞 XD

　　●三星半。重复的内容略多。

　　●contingent labor和半无产阶级化。空间政治，多级分包，不签合同，计时计量，窝工

　　●偏左，编校不精。

　　●着手此类研究，无论书是否有些许片面或者太过肯定，但要对中国这整个社会描写各地区各点面，完全细致也不容易。此类书逐渐出现，跟着时代，让更多人看到和思考各阶层，这是好的一面。

　　●理论部分写得真好呀

　　《大工地》读后感(一)：两个亮点！两个亮点！亮到瞎！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实在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本读物。本来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是在多大做博士的王老板来访的时候送的。一个下午就翻完后，有两个感觉：第一，卖的有点贵，两百来页，卖20多块钱有点坑。第二：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阶级分析的归来！那么在本书应用阶级分析进行研究的内容中，有两个巨大的亮点，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第一，重拾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手段，在两个层面上鼓励了未来的类似研究：1，阶级分析本身所被弱化和片面化的趋势可以被遏制一点点。2，其深度和广度也可以被同样推广到对于性别，性经验，社会实践，叛逆，等等话题上去。

　　仔细说，非常具有价值的，就是其中提到如何应用阶级分析对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这个研究摒弃了幼稚和肤浅的观察性分析，对简单的言语反馈研究和数据统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深层次能调动学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探讨和研究，寻找阶级革命的窗口。但是这本书也交代了困难的地方：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如何才能有阶级自觉和阶级革命同志友谊？这个问题，似乎困扰了很多人，包括新马学派的诸多研究者。但是也不能就因此简单的把这个答案交个葛兰西：所谓Hegemony的控制和谈判。这样，革命就会显得更加无望。另外，结合本书所提，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工事实上还是没有割裂自己与农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他们需要一种农民的身份政治来满足自己与土地的地缘关系的维持。进阶，他们又会被资本作以最大化剥削。榨取最大剩余价值。从而更加离革命遥远。这一点上来看，这本书还是有悲观基调的。

　　第二个亮点：半无产阶级化和半商品化劳动力

　　这个亮点着实让人对国内的社会研究刮目相看。久久也看不到类似有深度和挑战性的理论贡献了。这一点，虽然说并不是充满新意，但是结合建筑工人的生存现状，对资本家和国家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斥责和不满！看完之后让人义愤填膺。好吧，回归正题。半无产阶级化这个归类虽然某种意义上忽略了很多他们自己做的田野反馈，但是从理论层面来说，还是非常有贡献的：其一：解释了建筑工人被不断最大化剥削背后的社会可能性。其二：告知人们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所以能实施于建筑工人身上的结构基础。让进阶研究变得有可能和有立足点。

　　这个半商品化的劳动力的承载者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从实践角度说，这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切入口，所以我说是窗口。如何在这个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更大的调动被剥削者的阶级自觉和意识，成为了下一步革命的重心。当然，回到毛主义的研究当中去：阶级革命其实更多时候需要组织者，先进的工人团体的领导。但是，现在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哪里去找先进的工人领导呢？

　　我虽然在不断夸大这本书对于阶级革命的作用，但是，事实上，这本书还是在某些地方趋于学术性，并非口号性的。好吧。强加与这本书的也就这些，但是不难看出，这本书，在对于中国社会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重新拾起阶级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大工地》读后感(二)：刘易斯和恩格斯相互对峙着的对乡城迁移和城镇化的争论

　　在工业化力量的推动下，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城镇现代工业部门，从而带来了劳动者的自由、增强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随后在城镇工业部门不断扩大及伴随着的城镇化的基础上出现刘易斯转折点。而对这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则看到在城镇部门和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他们被陷入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生产方式的组织结构中，挤压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极端底线，并将以其阶级性的反抗构成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

　　那么，对197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以后的农民工生活的观察，则具有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考察报告相类似的悲悯情怀。如果说18世纪的机器化大生产下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构成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巨大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及相关联着并被资本泡沫化了的建筑业革命的城镇化，使得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房地集团力量扩张的空间，带动着中国产业工人包括建筑业工人的乡城，塑造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基本面貌。

　　而这个过程，是刘易斯所说的由于落后农业部门进入现代城镇工业部门，从而增加了人口的财富积累、发展能力和整个国家经济体的积极发展；还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新兴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被制度剥削，乃至进而在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下，造成了新兴工人阶级的双重剥削和劳动的双重异化，以及出现了中国城镇化过程的半城镇化，和中国新型工人阶级的半无产阶级性，不仅构成了对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历史判断，也构成了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的未来判断。

　　我国的人口乡城迁移，乃至实际上世界不同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乡城迁移，劳动者的迁移行为选择具有着双重性。他们是在城乡的拉力推力间的选择，是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比较中，在城乡两部类之间获得最佳的劳动力配置和福利获取的方式。因此他们受到城市更高的经济就业和福利预期的牵引，以及受到农村资本能力薄弱和生产力提高的推动；另一重关系是，他们仍然继续受到城镇制度和生产组织结构的剥夺，以及受到农村土地制度对人口流动自由的约束。

　　理想的历史过程，应该是在城镇中不断创造更高的经济就业和福利预期的牵引力，不断打破城镇部门对于劳动者发展的生产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剥削；同时，不断增强农村部门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福利供给能力，不断打破农村部门的对人口流动自由的约束，从而形成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积极促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劳动者的发展能力和福利。而不能支持这个理想的历史过程，无论这种力量来自资本的力量、国家的力量、还是社会的力量，都是作为社会变迁的负面阻碍。而只有能够贡献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才是人类历史变迁的积极推动者。

　　然而，在户籍制度等国家制度结构下，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生活处境不仅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阶级处境类似的恶劣，其所受到的剥削更具有国家和资本力量的双重性，也比英国工业革命处境下劳动者受到的资本剥削更加严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的生活福利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面临的限制，不仅和英国工业革命下的工人阶级处境类似的拮据，其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具有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分离，使得劳动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的处境，也比英国工业革命下的劳动者更加困境。

　　倘若如此，工业化和城镇化究竟是否能够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力，还是成为民众福利制约的陷阱，这个刘易斯和恩格斯相互对峙着的争论，又是依靠什么来解答呢？

　　《大工地》读后感(三)：一本十年前容易引起共鸣的书

　　本书的资料、数据和问题都是近十年前的，已经比较早。当下国家的政策、农民工的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地研究追踪。

　　就我本人与深圳一个原“农民工”的聊天，他经历了十年前那一股城市建设热潮的鼓动，到大城市打工。据他描述，有些人凭借自己的“本事”成功在城市安家立业，有些人则回到农村，“响应”近年来的扶贫政策支持与，农村的产业化建设。无疑，他是前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深圳安家了，但更多的人也许已经回到农村。当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拓展到了乡村，大部分乡村的土地已经不再被“荒废”，而是成为了新一轮农村集体化、产业化发展的重点。农村土地的产权问题因此在学界也是争论很大（详见周其仁《城乡中国》与贺雪峰《地权的逻辑》）

城乡中国（修订版）8.7周其仁 / 2017 / 中信出版集团地权的逻辑7.5贺雪峰 / 2010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回到本书，作者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够批判，也符合左派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导致他们“既不归属于城市，又不得不离开农村”。在当时，农民工经营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农业用地）相比起到城市中打工的薪酬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裹挟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文化中，这致使他们不得不抛弃原有的生产资料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但城市建设的蓬勃却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位形成鲜明对比，这背后，作者们认为是国家与市场的共谋。农民工“双重边缘”身份、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缺位与资本的牟利共同造成了“半无产阶级化”的境遇（p66）。

　　但本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大硬伤是对“国家”、“市场”的理解是大而化之的。实际上，现实运作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志整体，其政策是多面向和多层次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有涉及，显示出全书前后对“国家”理解的不一致）但著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显然简化了“国家”，把它想象成了一个具有逐利意愿、为了发展与资本结盟的统一体。

　　身份政治一章探讨了“城市融入”问题，完全可以更加深入地进行民族志挖掘，但最后却以几首诗草草了事。略微失望。

　　在我看来分包劳动体制的探讨是整本书比较有理论价值的部分。层层分包使得资本弹性积累、责任下放与风险转嫁得以可能，上层的房地产资本依赖于包工头进行廉价劳动力的获得，并且转嫁了对工人直接的保险与责任，包工头一跑，工人就难以再寻回拖欠的工资。以至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通过暴力或者非正式的手段维护权利。

　　具体到民族志写作方面，个人认为还是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对农民工道德经验的叙述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述、而且故事叙述是片段化且单面的，缺乏以工人生活史的呈现为核心、对农民工与市场、国家关系的叙述层次。这一点Harvard那一派注重道德经验的学者在写作上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大工地》读后感(四)：读书笔记：阶级视野的回归——《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再生产、身份政治、资本弹性积累、剩余价值、主体体验与异化体验、阶级形成……”对于当下而言，上述词汇不免有些过时，似乎随时会将我们带回建国后跌宕起伏的阶级斗争之中。“忘却阶级斗争、拥抱消费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主旋律。

　　然而，本书将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通过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当然结合了恩格斯和汤普森的相关研究），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将中国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本篇文章实质是读书笔记，将书中主要观点进行简要阐述。

　　革命中心变为资本中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技术，官方开始“拨乱反正”，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对西方的繁荣（尤其美国），社会精英远赴欧美接受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用来设计和推动中国的改革。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受到严厉批判，市场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思潮倏忽从极左转为极右。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世界的革命中心变为了资本中心。

　　民工潮的兴起与向城市空间转移的资本增殖

　　市场化改革由农村开始（此处有个有趣的“阳关道和独木桥”的著名争论），国家政权逐渐从农村退出（如人民公社）。虽然包产到户换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低、农村基层政权涣散等原因，导致农民依附于农业资本、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局面。“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如今农民生活严重依赖市场和货币收入，农地生产获利极薄（甚至入不敷出）。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农业产业模式产出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导致消费需求猛增，去城市打工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是民工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城市化不但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是在为增殖资本寻找出路。当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城市化因其能够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被视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城市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而成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机器。得益于住房体制改革以及信贷政策的支持，地产资本伴随城市的扩展而迅速兴起，与“政府企业化”（State Entrepreneurism）趋势相契合，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半无产阶级化

　　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同时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历史上，无论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的英国，还是代表先进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者后发资本主义的典型——日本和韩国，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整体进行的。劳动力在迁移的同时也将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同时转移到城市中，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对中国农民工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在城市定居受到了双重限制：第一重来自制度层面，户籍制度预先设置了障碍；第二重来自阶级层面，低微的收入使得他们无力承担城市中的生活成本。

　　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生活和繁衍——则只能放在农村老家进行。可以说，对于农民工而言，其阶级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中。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符合资本增殖的内在需要，资本家“更愿意其雇佣工人位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农民工在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主体身份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又进一步遭遇了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削的程度更为严重。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中国，其国家性质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它既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遗产，同时又成为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航者，这使得它的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在面对频繁的劳资冲突中，它必须以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形象出现，另一方面，在实际处理劳动纠纷时，地方政府又因其余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漠视劳动者的权利，暴露出国家阶级属性亲资本的一面。

　　分包劳动体制

　　建筑业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由此无法完全实现机械化，而是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市场化下的分包劳动制的出现是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全部放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弹性积累机制，是资本为了实现灵活积累所采用的一种遮蔽劳动关系的生产体制。通过逐级垫付，建筑工地形成了长长的债务链，从开发商开始欠债，债务逐级下移，最终相当一部分落在直接跟建筑工打交道的一个个小包工头身上。通过借助层层垫付的方式，开发商就逐级卷入了资本，在生产启动的同时也完成了融资。在分包劳动体制之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掩饰了其内在的劳动关系和剩余价值，正如布洛威提到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是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分包劳动体制同时融合了乡村社会关系和工业化社会的资本积累形式，使得今天的建筑工人在事实上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他们的劳动关系却被一层一层地遮蔽，最终陷入到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

　　充满荆棘的自在走向自为之路

　　事实上，建筑工人所感受到的压迫、无奈、愤恨的情感体验，正是由于他们的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他们的情感本质上正是一种阶级情感。然而在现在的中国，阶级语言早被打上极左的标签，阶级主体也因此患上了失语症。建筑工人难以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合适的语言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它们至多是一种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模糊、零碎，并且经常因与乡缘意识的纠结而变得复杂多变。同时，由于农民工生产和家庭生活的分离，没有办法形成工人社区来承载累积斗争力量，也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组织基础，现阶段建筑工人难以以城市为基地开展长久的、大规模的、组织化的抗争，集体行动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式的特征。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之路充满荆棘。

　　《大工地》读后感(五)：社会学视野里的中国经济奇迹

　　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更不等同于社会的和谐。《大工地》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的阴暗面：这种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劳动力的剥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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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5689.8亿元迅速地增长到471564亿元；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三年间，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膨胀了将近八十三倍。具体到各项经济参数来说，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变为35.2亿吨，汽车产量从14.91万辆变为1841.6万辆，发电量从2565.5亿度变为47000.7亿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从355亿元人民币变成36421亿美元；197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只有644元，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这种历史罕见的现象让许多经济学者感到吃惊，他们将其称为“中国奇迹”（China’s Miracle），并为之感到由衷地震惊和佩服。但是在社会学家看来，经济数据的提高却未必能够和真正的社会进步划上等号，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用翔实而生动的资料向读者表明，隐藏在上述数字背后的，原来是无数底层人民的血泪和汗水。

　　《大工地》其实就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在两年前出版的《大工地上：中国农民之歌》，这次似乎只是改了个书名，其他内容一概如旧。该书的第一作者潘毅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早些年以研究珠三角的女工闻名，曾获得社会学领域声誉卓著的米尔斯奖。这部著作是她与卢晖临、张慧鹏合作研究的成果，研究对象是北京的建筑工人。这本薄薄的小书共有六章，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指出建筑工人阶级产生的客观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第三章到第五章描绘建筑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第六章讲述建筑工人阶级的反应和表现。

　　潘毅等人认为，建筑工人阶级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来施行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他们回顾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历程，正确地指出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市场化改革之后，农民可以自由劳动，自由选择到城市打工，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为生，但他们却没有到城市永久居住的合法身份，随时面临被收容遣返的危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人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从1994年到2006年，十多年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10元增长到640元，仅仅增长了400多块钱，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实际增长极为有限。极低的工资标准让工人们不得不拼命加班从而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也让他们不得不忍受血汗工厂和血汗工地上各种非人的待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38-39页）

　　问题在于，为数众多的农民何以愿意接受这种残酷的、非人的剥削呢？假如他们留在农村从事农耕，温饱无论如何会有保障，而且不用像到城市打工那么辛苦，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生身之地，到陌生的城市去谋求发展呢？在《大工地》的三位作者看来，关键是城市消费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起。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观是反拜金主义的；当时被官方和民间视为榜样和偶像的是大庆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解放军战士雷锋、共产党干部焦裕禄、救火学生赖宁等。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官方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减弱，再加上有影响的大众传媒基本上由诸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新一代媒体人把持，原来这些榜样逐渐遭到遗忘甚至解构，拜金主义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风气，被捧为人生赢家的是诸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这样的富豪，或者威尔?史密斯、成龙这样的娱乐明星。其实盖茨、李嘉诚等人完全有资格成为大众的榜样，但问题在于，媒体渲染和大众向往的，并不是他们的天才和勤奋，而是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在这种庸俗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作为现代生活方式和财富的集中地，“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代表着先进，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在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农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怎么样，说明了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日子的好坏要参照城市的标准。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激发起人们的欲望，把农村一代又一代新生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第57-58页。）

　　可惜在城市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国家制度和城市居民的双重歧视。也许城乡双轨制的始作俑者原本并没有恶意，但这种制度在客观上实实在在地伤害了数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大工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概括：“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第71-76页）而雪上加霜的是，尽管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以财富的多寡衡量人生价值高低的当下，这些贫苦的农民工遇到了来自城市居民的总体性歧视。“在城市人的日常语汇中，‘农民工’往往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文明等等的同义词。农民工的身份对于建筑工人的个人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让他背上沉重的污名，彻底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第78页）

　　在《大工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潘毅等人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北京建筑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状态。截至2008年，中国的建筑工人将近四千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四千万人几乎都处在分包劳动体制的囊括之内。所谓的分包劳动体制，就是资方和劳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加入了几个中间层，形成“开发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包工头—带工—建筑工人”的组织架构。分包可以称得上是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最邪恶的劳动体制，《大工地》很好地总结了资方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1、“将管理日常生产和保障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逐级下放，转嫁生产过程中的风险”；2、“避免了单个公司和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3、“掩盖剩余价值和掩盖劳动关系”（第109-114页）。处于这样的劳动关系下，这些建筑工人的惨状可想而知，他们过着的是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住棚屋、吃得很差、经常被欠薪的生活，三位作者不无愤慨地将其称为“21世纪的‘包身工’”（第132页）。

　　在第六章，也就是全书的终结篇，三位作者分析了这些建筑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展望了这个阶级的未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普遍性的欺诈和压迫促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但由于遭到分包劳动体制的割裂，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把自己当成悲惨的孤立个体，尚未觉悟到他们的阶级性。绝大多数建筑工人受过的教育不多，而当今绝大多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又热衷于在微博上充当口惠实不至的意见领袖，部分人甚至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建筑工人有着居高临下的鄙夷，“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自外部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所以他们尚未发现联合的力量，“阶级形成尚处在一个初生的阶段中”（第189页）。

　　如上所述，《大工地》基本上讲清了建筑工人阶级的起源和现状，尽管它的叙事手法显得有些幼稚，部分观点的论证过程也失之于粗疏，但总体而言算得上是一部良好的社会学著作。倘使我们抛开学术上的涵养，单从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来看的话，它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因为普通读者在面临下面这个问题时可能会感到很困惑：既然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奇迹般的增长，诸多民生问题何以会层出不穷，而各种社会冲突又何以会此起彼伏？以“民工维权”为关键词到百度新闻频道上检索，我们能找到的相关新闻多达五万七千两百篇；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民工维权事件，其中影响重大的有潮州古巷、广州增城、温州瑞安等地的骚乱，无不起因于劳资纠纷。现实生活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更不等同于社会的和谐。《大工地》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的阴暗面：这种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劳动力的剥夺之上的。

　　“中国奇迹”实质上是城市的高速发展，这可以从许多经济指标看出来，比如说，从1978年到2011年，粮食产量从30475万吨增长到57121万吨，增幅约为87.4%；棉花从216.7万吨增长到660万吨，增幅约为三倍；相形之下，钢材从2208万吨增长为88258万吨，增幅约为四十倍；化纤从28.46万吨增长到3390万吨，增幅约为一百二十倍。而中国城市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三十余年以如此之高的速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以低廉得近乎盘剥的代价利用了农村的资源。《大工地》非常清楚地指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剥削：数以千万计的建筑工人在城市贡献了他们的劳动力和青春，但城市却没有回馈给他们各种城市工人享有的合理报酬，比如养老金、医保金、住房公积金等等。如果没有农民工做出的这些巨大牺牲，我们很难想象京、沪、穗、深等城市能有如今的面貌。而与繁荣的城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前农村各种衰败的景象：耕地的抛荒、治安的恶化、教育的倒退、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引起的社会问题等等。

　　《大工地》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以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三十余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在这种增长逐渐放慢、开始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迹象时，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客观认识去反省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如潘毅等人在书中归纳的，主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问题在于，这种片面提倡效率优先的经济政策有其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是不计后果地将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再将城市资源向少数组织和阶层集中，以此来创造短时间内的迅猛发展。尽管就经济层面而言，这种政策导向已经成功地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全球次席，但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城乡的发展落差却越来越大，乃至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很强的反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些年频频发生的民工荒现象。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甘愿遭受残酷剥削的供应，而当惯了奴隶主的资方一时不舍得增加合理的薪酬支出，于是曾经让农民工趋之若鹜的岗位如今变得无人问津，这就是所谓民工荒的本质。这种劳动力价格向正常水平靠近的趋势对那些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中小企业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所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近几年兴起了一股工厂倒闭潮，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迹象，但是靠货币超发还勉强维系着一个体面的速度。

　　所幸的是，当局似乎也已察觉到在经济奇迹的外衣下面生长着的这些社会疥疮，最近数年出台不少旨在缩小城乡差异、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但正如潘毅等人在《大工地》中指出的，这些疥疮的病根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只有废除户籍属地管理的制度，实行城乡工人同等待遇的政策，诸多经济学家口中的“中国经济奇迹”才有可能持续下去，并最终转变为真正的奇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只是一场序曲，预示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分化的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