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是一本由[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著作，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人》精选点评：
●意识形态互相斗争的时代。"非要我去参加暴动，然后揍一个警察，你才会给我及格吗?"--呵呵!
●学院左群像，主角真的是泥心中的泥心...
●学界小说的里程碑之作，知识分子、校园风云、学术流变、社会思潮、党同伐异，伴随着象牙塔外云谲波诡的世事变迁，无不镌刻着苍茫历史的微缩注解。
●读起来让人感觉很不安
●缺乏洞察力和深层智慧，比较浅薄的白描式作品。如果这整部小说本身不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终极讽刺的话，那么作者的思维就极其肤浅幼稚。或许这整本书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我没怎么读出来这种味道。文字里面的讽刺和洞察太浅薄，让我有点怀疑作者的智商和情商。
●本书是西方“学界小说”的代表之作，记述了六十年代英国一对左派社会学家夫妇在一个学期中的生活，掺杂着学院政治、公民运动以及性解放等等时代元素。也许要读到最后一章，读者才能明白作者以“历史人”为标题的良苦用心。知识分子的苦涩自省与尖酸自嘲，在文字终结后不断回响。
●很有教育意义
●4.5星；颇有有趣、颇为犀利的小说，是对1960/70s那个“革命时代”的一次反思和嘲讽，它塑造了一个失德的知识分子形象，从这面镜子上能照出我们自己身上的某些阴暗之处；作者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科班出身，是石黑一雄的老师，写作很有特点，值得文学爱好者一读，但如果是一般读者还是算了，这种书不太好看，而且太容易被误读
●历史背景下的个人选择，个人选择塑造下的历史...
●唐诺类似走这路线。
《历史人》读后感(一)：可改
不变的时间轮转就带来了1968年。这是激进的一年。这一年里，科克夫妇在他们的岁月里做的自我斗争突然成了每个人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大大地打开了。个人的期望与历史的推进力相一致。五月，当学生在巴黎聚集的时候，似乎所有变革的力量都在跟着他们一起汇合。
《历史人》读后感(二)：当代英国版的《围城》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属于经典，但从世界文学的视野看，它或者应看成是一本模仿得不错的小说。
《围城》的长处在幽默，人物很生动，但也不是没有瑕疵，比如主题欠深刻，结构有失衡处，此外单线叙事，相对简单。
为什么《围城》的魅力如此持久？因为有《儒林外史》的兴味，语言又完全欧化，十分独到。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这种文学样式中国读者接触很少，即“学界小说”。
学界小说是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大宗，因不少小说家蹲在大学里写作，他们没有其他生活经验，只能就近取材，他们对生活思考很深，语言能力也强，在酸子堆中，修炼出一段好锋芒，但格局不大，不太容易被局外人读懂。
本书是标准的学界小说，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院校的思潮涌起与荒唐。主人公霍华德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和妻子在避孕的情况下生下了两个孩子，因为困窘，婚姻一度走到危险边缘，作为出身于高级工人阶级和低级中产阶级家庭的夫妇，他们的天空实在太低。
然而，一场计划外的偷情拯救了他们，偷情者是个古怪的埃及人，居然兴高采烈地向霍华德忏悔，假面撕裂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荣升到了赖活着的阶段。既然婚姻已不完美，那么，只有用社会来修补。霍华德夫妇突然成了疯狂的社交晚会组织者、环保主义者、激进的社会革命家、勾引学生的老淫虫……
因为倒下的自尊，他们突然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游刃有余，成了时代的骄子，而和他们积极入世思路完全相反的亨利，却渐渐被时代所淘汰，当然，这与亨利脑子不太清楚有关，他疯狂地爱上了耕种与绿色食品，结果要么误食毒蘑菇，要么打碎霍华德家的玻璃，差点搞死自己，他那标本一样忠诚的老婆，也与霍华德有了一次偷情的经历。
“没有对立，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自白，霍华德以此为借口，到处制造混乱，为否定而否定，他挑战一个又一个偷情的对象，包括学校里的那个女社会学家，她喜欢勾引与夫人关系不好的先生，这样她就能知道更多的社会问题。最终，霍华德早已不爱的老婆用亨利相同的方式，完成了自戕。
这本小说的幽默异常冷，一旦参透，往往令人难以自持，一群没有生活目标的人在疯狂地制造着意义，最终，生活就变成了偷情、狂欢、再偷情、再狂欢。
本书是标准的学界小说，架构简单，视角单一，语言幽默，故事安排也比较随机，相比于《围城》，本书更英国化，在主题方面，有更深的提炼。但芜蔓处亦不少，比如凯琳妲的出场似乎有点太晚，削弱了这个有趣的人物。
《历史人》读后感(三)：激进与虚无：60年代的美国学院
刊《新京报》
四五十年前，本该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的欧美却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上演着反对资本主义的街头大戏，本该玫瑰芬香的帝国主义心脏却插满了共产国际的红旗。这些让我们似乎看到，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知识分子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宽容时代躬逢其盛，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空间处处洋溢着狂欢。《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解禁，一方面标志着出版审查制度的新突破，一方面也标志着传统伦理束缚的挣脱；披头士的狂潮成为时代解放的标志，引导着新青年文化的先锋运动。这又是一个弗洛伊德的时代。正如王晓渔所言，“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与性汇合而成革命性。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就是描述美国当时校园状况的学界小说。它以社会学家的视角，通过对大学校园里社会精英生活状态的描写，来讽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极端自由行为，展现充斥着激进思潮和享乐主义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变。
《历史人》剧情非常简单，开头与结尾都以两场聚会相呼应，中间穿插一些激进自由主义的校园小情节和颠覆伦理道德的性爱追求，加上人物满嘴社会学词汇和社会学家名字的对话，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所有故事。表面上，主人公似乎为追求社会变革而发表大胆的言论和进行放纵的性爱；实质上，在激进的政治信念背后，在放纵的两性关系之下，在堕落的生活方式之中，大学师生不过是为革命而革命的行尸走肉，自我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断裂与颠覆之下被异化与非人化。从富有激情的对话与激进夺取的生活来看，貌似那一代社会精英在为社会变革进行着激情的革命，但为口号而革命的个体在符号化主义之下，早已丧失了个性的存在，而成为个体消亡的激进表现。在主人公霍华德的家庭聚会中，一向保守的亨利·比尔的自残与一向激进的芭芭拉的自残，殊途同归，在文本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讽，反映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危机与困境。
在传统道德被颠覆、新型价值观尚未建立之时，激进夫妻霍华德与芭芭拉在学术与生活中对社会传统的敌视与对“美丽新世界”的刻意追求，与保守夫妻亨利与麦拉构成了反讽式的对比。在霍华德看来，婚姻不过是“社会为了政治稳定而使本身纯属偶然的关系变得永久化的一种技巧”，而“性关系似乎成了联系彼此最为亲密的纽带”。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走在了一起，“其结果是性冷淡、压抑性歇斯底里和肉体羞耻感的典型性综合病症，最终是肉体上和社会上的自我厌烦”。芭芭拉终于因为厌烦而打破了沉闷的夫妻关系，在她与心理学家何米德兴奋而尖叫的出轨之后，霍华德用何米德的策略引诱朋友妻子，接受者的数量和出轨经历带给他的自信心与社会勇气，让他们的夫妻关系转入契约模式，而后又变成冲突模式。在霍华德与朋友妻子、自己学生的性爱关系中，芭芭拉也从美国坐飞机前往伦敦出轨。而在亨利与麦拉的夫妻生活中，亨利因为无法给予麦拉更多的性爱姿势而被麦拉抛弃，于是选择了自残的方式，以期换回麦拉对自己的爱意。最终的结局给了霍华德等激进革命主义者一个响亮的巴掌，那就是在霍华德的节节胜利之时，曾经宣布“最不恰当的关系之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生活”的芭芭拉因无法摆脱道德理念而陷入无法自拔的不安与绝望。选择了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手段的霍华德，也选择了解体家庭的后果。在最后的聚会中，芭芭拉选择了与亨利一样的自残方式，虽然没有给出任何的结局，但作者讽刺当时社会精英的写作意图达到了。
《历史人》通过家庭生活与校园生活的书写，塑造了“恶人”霍华德，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的革命运动，讽刺了当时的社会精英以恶的力量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观念。同时，通过对霍华德的周围朋友关系刻画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精英为了寻求话语权而颠覆传统的激进自由主义，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因不同社会理念而勾心斗角的文化现象。通过对文化精英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双向书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心理冲突。在那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个体却因追求个性而丧失个性，沦为个性的傀儡，寻求个体力量的社会运动只能走向个体的消亡，现代社会危机之下的个体存在危机可见一斑。
《历史人》读后感(四)：1968：我们干点什么吧！
60年代：反叛的欲望撞击历史的巨幕
我相信，许多我们闻熟能详的经典名著之所以能成为名著并不在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但什么是文学价值，谁又知道呢？），而是它们再现了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比如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乱糟糟的一群人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在美国的东西部东游西逛，你实在在这部小说里找不到阅读的快感，而如果你不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没有他们类似的经历，它也无法引起你的共鸣，这样的书很多，今天我想说的是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因为其特别的时代背景，让我想起它和《在路上》微弱联系。
上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战后（二战）出生的一代人也逐渐长大成人，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经历什么大的社会动荡，而当他们放眼世界，在千里之后还到处有贫穷、饥饿与战火，而他们的政府也许就是这些不幸直接或间接的策划者与幕后推手（比如越战），在他们的身边到处是陈规陋习与腐朽的体制，也同样存在着贫穷、饥饿与不公，于是仿佛在同时，全世界的年青人一起开始造反，马克·科兰斯基在他的《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里这样描述：
“1968年的独特之外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的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在有共产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叛者拒斥绝大多数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造反的矛头指向绝大多数机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
而这正是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开始时的历史背景。
霍华德·科克：一个历史强奸者的隐喻
《历史人》的主人公霍华德·科克--沃特摩斯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虽然不算是战后出生的，但1968年时也刚刚二十来岁，血气方钢，在经历了几年并不刺激的婚姻生活之后，婚姻已经岌岌可危，他在事业是虽然称得上小有成就，但一切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并无出奇之处，而就在这时，1968年来了，于是“他被一种巨大的、暴力的不耐烦所征服。”、“他们（夫妻）生活在光辉与激进的愤怒之中。因为突然的幸福而燃烧，因为突然的憎恨而愤怒。”，1968年不仅挽救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婚姻，而且给了他们新生。于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外部”世界忙碌起来，暂时放弃了相互的斗争与厌倦，甚至因为彼此都有了热爱而相亲相爱起来。
据《历史人》描述，在沃特摩斯大学主人公霍华德·科克以激进而著称，但遍观小说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除了他对他的一个男学生的毫无人情的否定与刁难，除了他对他的顶头上司的蔑视，除了他对一位“种族主义”教授来访的激烈反对，我们实在看不出他的激进在何处，如果他真的有什么称得是激进的，那就是他对女人无止境的欲望，1968年巴黎的学生在城市的围培墙上到处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对霍华德·科克而言，这个口号应该修改为：“越做爱，越想激进，越激进，越想做爱。”，或者对于他来说，激进和做爱是一回事。正如，与霍华德·科克做过露水夫妻的麦拉（他的好朋友亨利·毕梅斯的妻子）尖锐指出的：“这恰恰就是你，霍华德。一个历史的强奸者，将未来刺入每一个你能触及的人。”
不只是麦拉，凡是与霍华德·科克有过肉体关系（他又放过过哪个他遇到的女人呢？）的可爱的女人几乎都对他有清醒的认识，他同校的英语女老师凯琳妲说他：“有些人只是为了跟你上床，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提供救赎，在现实中这是一门完整的课程。”、“你想把我视为己有，来完成那辉煌的历史转型，对此，你感觉你是可以胜任的。”而被他“慈善”过的女学生费利西蒂更是一指见血：“他整天谈论的都是解脱、开放。但是，他自己呢？一个制度化的人，他做的乏味的工作，他那身上的那种乏味的学术风格，而他自以为是那样的平等和平易近人，他还没有进行自身的改变，他是一堆不协调的集合。”，女社会心理学家弗洛拉以学者的眼光看到了他身上的矛盾：“在我看来，你身上证实的似乎是婚姻最主要的补偿是你可以随意通奸。”
在激进中化身为“暴君”的寓言
因为很多的相似性，霍华德·科克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那就是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托马斯自称与100多个女人有肉体上的关系，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亡国之痛，他的不甘被奴役，他对极权体制的极端厌恶与抵制以及他对特丽莎诗意般的爱情。在霍华德·科克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些，1968年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了他壮怀激烈的机会，而就是在他的激进中，他成为“暴君”，他似乎想撑控一切，征服一切，支配一切，无论是对他的妻子、同事、学生、朋友还是性伴，他成为了他曾经激烈反对的“东西”，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是颇具有寓言性质的。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历史人》的卖点之一是学界小说、学术小说、学院小说云云，望文生义，让人不免想到小说里会出现大量的社会学术语与社会学论述，作为一个已经很认真读过此书的读者，我可以先打消那些还来不及读此书读者的顾虑，实际上，你只要懂点马克思、弗洛伊德，懂点近当代历史，此书对你不构成任何的阅读障碍。你唯一需要的是一点点耐心，如果你能忍受得了那些乱糟糟的聚会、那些没完没了的争论、对办公室内的布置不厌其烦的描述、慢腾腾的节奏，那么你就会发现《历史人》里的不少玄机，而不只是男女“房事”。
已刊于《读药》第77期：
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77/wenzhang/detail_2012_06/11/1520943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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