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精选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精选

2020-11-14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读后感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是一本由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5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精选点评:

  ●没有海德格尔给阿伦特这致命的一伤,我想也不一定能成就阿伦特的传奇!

  ●回应一下底下一条评论中对译者是否有哲学背景的质疑,译者有哲学背景,绝对的。每个懒得仔细内容思考却想秀一下自己看过书的人,就要质疑一下翻译,不如您去多看些书再来说话。否则反映的只是您自己的阅读剂量和知识水平。

  ●在传记、哲学与爱情间游移,宛如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单纯与复杂的矛盾综合。书中的内容大部分是分开叙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各自的经历,对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情感则展示了更为复杂的维度。阿伦特的忠诚,从爱情走向友情,却很难说她彻底放下了牵挂,海德格尔的谎言、怯懦、功利与真诚。他们是灵魂的知己,一瞬的相遇伫立成永恒,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于阿伦特,宛如生命之书被重新书写,对于海德格尔,则是插上了飞翔的双翼。他们的感情相对比较单纯,却比萨特波伏娃更加复杂,在心里留下悠长的余音。

  ●这不是一本简单描写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情故事的书,而是以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爱情为主线,全面展现了德国两代学人在20世纪中的思想演化和命运变迁。正如书的副标题”爱与思的故事“写的那样,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欲关系,而是深层次的思想交流与对话。爱因思而厚重,思因爱而深沉。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

  ●那些无可救药的爱情。

  ●与萨特波伏娃相比,我一直认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更接近爱的本质:无逻辑,甚至反逻辑。

  ●2011-9-12 今天是中秋节。看这本书是非常让人忧伤的,我想作为女人会为阿伦特难过。在那个时代,她的艰难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而那个男人却过于理智了。这也许更成就了阿伦特,我是这么认为的,她也许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最后,她以德报怨。她是真正聪明且成熟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真正拥有“自我”。

  ●完全陷入其中

  ●学术八卦,有意思的

  ●深感凡人与哲学家间爱的方式如此不同. Love makes man blind and is without a mercy, so just let it be.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一):不得不谈的翻译质量问题

  一直认为,翻译是应该对得起原著,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但显然很多人被浮躁的社会风潮影响,把一件严肃的学术活动,当成一种任务和商业来看待,让我很失望和痛恨。本书译者译文算流畅,但不算准确,甚至有些部分还显得比较可笑。译者是否有哲学专业的基础?我表示怀疑。

  众所周知,metaphysics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标题,字面意思是后物理,物理学之后,实际上指的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哲学和逻辑部分,我国翻译早有公论,译为形而上学。而《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译者,根据德语翻译Metaphysik这一术语时,竟然译为“后物理”,这让国内读者怎么参考,翻译应该尊重约定俗成的一些术语译名,Metaphysik是哲学术语,译为形而上学才是最恰当的,也没有歧义,后物理是另一术语,不能胡乱使用。

  另外,假如翻译时遇到一些引用文献已经有中文译本,为国内学者引用、查询方便,也应该尊重这些译本来定译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第108页提到海德格尔的一本代表作《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国内早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译者竟然很是随意地译为《康德和后物理问题》这个翻译太成问题了。

  本书是一本严格的学术之作,而翻译却让人觉得不严肃不准确,译者的《译后记》的最后一段提到了翻译的非功利目的,个人认为这态度应该有,但非功利不等于不负责任,希望译者反思,读者谨慎。学术就该有学术的规范,才能令人尊重,不严谨的做法会损害学术声誉。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二):阅读与思辨: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爱与思的故事谈起

  今天,很高兴与大家相遇在万人咖啡厅。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杯咖啡加一份小点心,亦足以畅叙幽情。在与贵涛讨论这次聚会之初,我就答应他可以在读书活动上献丑做个小发言。之后,才疏学浅和言语木讷的我,不免为自己的这份轻言感到惶恐不安,但又很愿意做这份尝试。其目的在于期冀利用读书聚会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朋友交流一下我的阅读体验和读书心得;最为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大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我想,只有坦诚与畅达的交流,才能使这样的聚会不致流于苍白的形式,才能将因新鲜感而坐在一起的机缘凝练成为历久弥新的厚重友谊。

  下面我打算从最近在读的一本书谈起。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它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副标题——“爱与思的故事”。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足以吸引人的眼球:一个是颠覆了古典哲学的存在基础并开启了现代性批判之门的伟大哲学家,一个是以哲学和政治的双重视野深度探究极权统治之缘起与流变的政治学家;一个是纳粹统治期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民社党党员,一个是曾被投入拘捕营、最终流亡异国的犹太人;一个作为老师,在思想领域矗立了一座丰碑;一个作为学生,究其一生都在破译着她导师的思想。在他们横亘几十年的爱情故事里,充斥着思想的逻各斯和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其间的幸与不幸,对于这两个在思想中安身立命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种难以逃脱的宿命。

  记得几年前读完《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后——是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的故事——我在书中章节末的留白处写到:“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爱,至少在感情上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且历经患难而不渝,令后辈人景仰。”其实,在读完《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本书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两个人在爱情与思想上的地位都是不对等的。在这本书的书写语境中,汉娜?阿伦特是主角;然而可以读出,是马丁?海德格尔在背影里操控着一切。在阿伦特感情和思想的深处,始终有着海德格尔的影子,他像魔术师一样有意无意地存在着、支配着。

  在这里我不想向大家过多地细致描述他们之间的故事,或许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味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是读者、作者以及故事中的人物三方互动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每个时刻的阅读都可以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这里面有思考,有联想,也有回忆。比如在读《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本书时,当作者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将书写的焦距对准阿伦特、海德格尔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我会联想到《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上次的阅读经历中留下来的有关他们的记忆;而当作者以大的笔触描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抉择时,我又会联想到《爱因斯坦恩怨史》这本书,不免去比较同样处在善恶交替的洪流中,作为科学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茨?哈伯与作为思想家的马丁?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所表现出的异同。这样的阅读,并非试图在各种不同的文本之间做细致的探寻,而是习惯于在当下与过去两种不同阅读心境交织中获得自我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的确,对我而言阅读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享受:我希望在阅读中首先获得的是一种充实和宁静。正如我曾在一篇文字中写道的那样“不可否认,阅读首先是一种快乐的感官体验,文字经由眼睛进入大脑后又汩汩溢出的过程可以带来莫大的欣喜和慰藉。”有多少次,我幻想着在抱影无眠的孤灯中或在雨打梨花的黄昏里手握一卷书诵读的场景。那似乎是在阅读,又似乎是在等待。

  但是,对我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一种闲情逸致之中的感官享受;进一步地说,阅读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间接的人生体验。在这里不妨引援何炳棣先生书中的一段话:“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地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大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了我对人的了解和容忍。”我们生在一个和平年代、一个号称和谐的社会里,长在父母与亲友的百般呵护之中,试想,如果没有这些间接的人生体验,我们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罪恶甚至战争?如何做到身处顺境时不懈怠、身陷逆境时不沉沦?如何在这个没有境界的社会中看清自己的格局、守护住自己的理想?

  其实,有一个念想一直萦绕心头:我应该系统地思考和总结一下闲散的阅读到底到给我什么——更确切地说,我试图找到些除了感官享受和间接的人生体验之外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它应该是无形的,却又是如影随形。“阅读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性情和观念,是我做出任何一种选择的潜在动力”——几年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时我没有找出那是一种什么样地具体的影响力。

  今天,如若将阅读赋予我的影响升华为简洁而又深刻的力量,我希望它们是:爱、道德、判断力。

  爱是一种捕捉与自己生命中相似、相感、相知之物或精神的能力。不可否认,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正如雪莱曾说的那样:“我们降临世间.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东西,自我们存在那一刻起,就渴求着与它相似的东西。”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与自己心灵相通之物。在找寻的过程中,爱亦需要自我节制——“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乏偏执的爱导致罪恶和人生悲剧的例证——或对人之爱、或对物之恋,莫不如是。

  道德亦是一种力量。道德首先表现为一种向内的约束力,规定着精神与行动的度——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道德的底线,有时是明确的,有时却是隐晦的。但不管怎样,逾越道德底线的代价都是沉重的,于人于己都是如此。除此之外,道德还表现为一种向外的感染力。道德的感染力并非来自说教、也非来自意识形态的灌输;道德的感染力完全可以做到不动声色、不显山露水仍旧直指人心、令人感化。

  判断力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独立自主的辨别能力;同时,判断力也是立场与格局的支撑力量。判断力不是天生的,但正是这种力量,让爱广博,不致拘囿于儿女之私情;让道德纯真,不致沦为愚夫愚妇的迷思迷信。判断力的获得,需要不断地阅读、不断地积累。对于此,我深信清代大儒戴震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获得渐次地提升。

  但是,作为我们所处社会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难道仅仅一头扎进自己的闲情逸致里获得些自我检点的力量就足够了吗?

  为解答这一问题,请允许我再次回到《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本书。该书以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精神生活为主线,将之置于20世纪标志性事件的背景之中,折射出的是传统颠覆与社会巨变时期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轨迹。在读《阿伦特和海德格尔》这本书时,我常常为阿伦特表现出的勇于担当、捍卫公理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气质所折服。于是也不免思考,处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我们应该怎么做?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来的风云际会造就了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就在这个时代之中,它是无法回避和再次选择的现实。有时,我常会想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此起彼伏的时代,各种想干不相干、乱七八糟的、东方的西方的统统搅合在一起的时代;一个冲劲十足的时代,每个人都似乎奋发有为、疯狂不倦,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我的实现与他人的认可。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急剧扩张和向外发散的时代;迷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为显著的气质之一。

  因此,从大的背景来讲,整个社会需要内在的收敛,需要悉心地修复与守护我们民族的深厚蕴积。时代的气质有待在浴火中重生。然而,整个时代气质之改变,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点滴的贡献。具体而言,我们亟须注重个人的内在修为。要知,没有个体的认真阅读与严肃思辨,整体气质的改变是无以到达的彼岸。或许,这需要我们整代人切实的努力。

  最后,我愿用摘抄来的、我极为喜欢的一段话做为结束语,并与大家分享:

  “怎样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呢?仅仅是内心的虔诚和外表的不卑不亢,就足够了么?要认真阅读,让头脑充实;要自我提升,让生命的意义变得显著;要崇信诚实,让文字如实地表达自我——而这些都是超越了性别的"优越感"的生存共识。”

  (本文是在万人咖啡厅读书聚会活动上的发言)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三):爱与思的故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爱与思的故事: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一

  1924年秋,年轻的柯尼斯堡女孩汉娜·阿伦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拉恩河畔的马堡。他们此行是为了追随一个传言,说在马堡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叫海德格尔,在他那里能够学到真正的哲学,他以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方式讲述思想的魅力,“思想再次复活了;过去的文化宝藏,曾被认为死去的东西,正被要求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事实以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过去被视为老生常谈的那样全然展现出来。”。

  而这一年阿伦特18岁,年轻又求知若渴,羞涩又自主独立,优雅端庄,清秀美丽。她的好朋友约纳斯,曾回忆起遇到阿伦特时的情景:“我是怎样记住这位新来者呢?她害羞、离群,举止非常美丽,眼神孤独,她出乎意料地以一种独特且难以描述的方式站出来。在那里,有才学的聪慧并不罕见,但它在她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此外还伴有一种内在的指引、追求品质的本能、对本质的把握和对奥秘的探查。”

  这样一种品质同样深深吸引着讲台上的海德格尔,此时他35岁,内向沉静,瘦削但看起来很有活力,思的魅力让他神采灼人,两人的相遇似乎正印证了那句“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阿伦特也说过她从这段不可能的爱情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相遇是一切事情的要素和报酬。

  “相遇并了解,时时刻刻都以无所不知和玩世不恭的心态去了解:甚至对最极端的痛苦,一个人也必须心存感激,那确实就是一种劫难,但它是一切事情的要点和报偿”。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初识阿伦特是一次事件性的相遇,像劈裂天空的闪电,迎来了一个新世界的创生,以致多年后海德格尔依然会回想起在课堂上那令他触电的眼神,以及看她走进自己办公室那一刻内心的悸动,“我梦见一个身穿雨衣的少女,她的帽子拉下来遮住那大大的、真实的眼睛,她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羞涩而拘谨,只有简短的答话——然后我的画面转换到这学期的最后一天——我确切地知道了,生活就是历史。”

  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海德格尔递给了阿伦特一封信,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在信中海德格尔试探性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这样,我们彼此的相遇就是一桩值得尊敬的事,我们只是相遇,别无他求。您是我的学生,我是您的老师,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只是因为我们的师生关系。我将不可以拥有你,永远不可以,但您将始终内属于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将因您而获得绽放……

  坠入爱河的哲人生命像是爆发出无限的喜悦,情书一封接着一封,“亲爱的汉娜!我着了魔了。你抚爱的双手和你明媚的额头静静地祈祷,把我护佑到特有的幸福的喜悦中。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他激情四射,爱情为他注入强大的动力,“我疯狂地工作,想到你很快就会回来,我难掩自己的喜悦”。他向她倾诉,安排秘密地约会,浓情蜜意涌向阿伦特,这一切让这位18岁的少女有些惊慌失措,加上海德格尔有家庭、孩子,自己与他的师生关系,与生俱来的敏感孤独,这一切造成了阿伦特内心的分裂,她几乎觉得自己要坠入深渊了。

  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爱给阿伦特带来的影响,在寄给他的一篇名为《阴影》的文章中,阿伦特将内心的恐惧、孤独说给他听,但海德格尔却在回信中告诉她,“这只是一种变形和假象”。很显然,海德格尔缺少对阿伦特年轻而敏感心性的体察,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情人,并且一旦他投入工作,周遭世界的一切都会被无情抛在脑后,以至于阿伦特觉得海德格尔是想故意忘掉她。后世在谈起这段情事时,会有很多人替阿伦特打抱不平,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一书中就为阿伦特的遭遇愤愤不平,她认为海德格尔自私、霸道,而且心计过深,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阿伦特,让后者在这份感情中身心俱伤。

  但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二人的相遇时,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这段时间海德格尔正在酝酿他的《存在与时间》。这份手稿于1926年完成,而阿伦特也是在这一年的冬季学期结束后,便匆匆收拾行囊,结束了在马堡的生活。海德格尔说,没有阿伦特就没有《存在与时间》,对阿伦特的爱欲驱动着哲学家完成了惊世骇俗的作品,但这样一部作品又把作者自己庇护到了思想的世界。“走上这条路,那是要把一切人之为人的东西推向极致,断去一切关指,从创造的角度说,这是我在人所能及的经验中识别出的最壮丽的东西,从具体的境遇来看,也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无杂念的东西。这确实让一个人全心全意去呕心沥血,心无旁骛。”海德格尔的这段辩解对于一个18岁的少女显然有些过于残忍了。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一书中试着揣摩置身这段感情中的体验——

在兴致的起落之间频繁地折腾,在吸引和抵触之间折腾,在忽冷忽热之间折腾,在热切的共生和冷酷的分离之间折腾,这如同正在洗热水澡的人,突然换成了冷水澡,突然又换成了热水浴,总是换来换去,而且突然,不仅让相爱的人受不了,而且这种大起大落对他自己也有隐害。

  阿伦特的离开,情人关系的破裂似乎并未促使海德格尔去反思自己,正如日后他拒绝反思自己的纳粹行为一样。他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认为阿伦特的举动正是她人生转向的一个新阶段,她从此将会获得一个新世界,新的经验、新的人和新的思想目标。对于阿伦特来说,这份不可能的感情让她感到“自己对世界羞涩的温柔已经破碎,她已经被剥夺了如在家中的感受。正如她在一首献给朋友的诗中所言,她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二

  1927年,《存在与时间》震撼出版,其影响迅速扩展,很快成为学术领域的必读文献。海德格尔的事业随之蒸蒸日上,被授予正教授职位,接替尼古拉·哈特曼在马堡大学的教席。1928年海德格尔心心念念的弗莱堡大学的聘书来了,在弗莱堡他成了胡塞尔的接班人。与海德格尔的“平步青云”并行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的甚嚣尘上,作为当时甚有名望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并未像好友雅斯贝尔斯一样与纳粹保持距离,相反积极投身政治。

  纳粹掌权之后,他于1933年4月21日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在5月3日加入了纳粹党。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几乎是按照纳粹党部的指示发布了一系列措施,如禁止犹太学生结社,把有组织的学生社团纳入高校的自主管理范围,效仿柏林进行焚书,关闭犹太学生的联谊场所,引入希特勒礼等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传闻,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禁止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

  海德格尔的转变令他的朋友、学生难以接受,因此许多人跟他断绝了往来。他的学生汉斯·约纳斯将自己老师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哲学的破产”——

有些事是人们无论怎样都无法原谅的,这些事还不只是从人性方面无法原谅。它还是一种哲学的破产。一个哲学家怎么可以染指纳粹这种事。他不可以这样做。作为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居然可以在求索真理的事业中忽视人性,忽视人性品格在生命历程中的提升作用,在趋近真理和求索真理中不是使人性的悲悯心得到张扬,这已经超出了我个人有多失望的问题,这简直就是哲学的彻底失败。

  应该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行径?他对纳粹、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与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的联系?斯坦纳提醒我们要理解海德格尔,需要将其放置在德国1918年所遭受的精神危机中,精神世界一片废墟,整个知识界开始了痛苦而持续性的反省,从1918年开始到1927年,不到9年时间出版了一系列风格极端的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弗朗茨·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斯坦纳看来,这些作品一律表现出一种追求总体性的迫切愿望。“虽然当时的人至多尚处于某一特殊的历史或哲学秩序的起点,但这些作品却试图为所有可行的精神洞见提供整全性的概括。这些作者似乎要用既急迫又冗长的方式在德国文化和帝国霸权坍塌的地方营造起宽敞的词语大厦。”

  在末世的灰烬中,这些作品用一种乌托邦的精神,重新召唤起了人们对失落往昔的追忆和缅怀,海德格尔哲学中经常出现的故土、大地、本真、命运等等概念无不流露这样一种乡愁情结。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揭示了存在的时间性维度,这种时间性赋予了人的存在一种目的性,它使得人的存在成为一个不断追问存在的过程。海德格尔将人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称为“此在”(Dasein)。此在根植于世界之中,为日常生活所忧烦,因而此在的日常是一种沉沦状态,但沉沦也逃避不了向死而生的宿命。人是在向死而生中达到对存在之领悟的,并在领悟中实现对自身之筹划。尽管“常人”、异化是此在的沉沦状态,但这并不是此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良知、召唤、决断中,此在是可以坚决地筹划自身,并承担起他个人和社会的命运。

  在《存在与时间》的最后部分,海德格尔提出了“命运”、“天命”这样的概念,命运属于个人,肩负起自己的命运就是要积极地接受个体的有限性,并要求在有限的选择中做出抉择;天命属于集体,是民族或种族层次上造成的命运。

  斯坦纳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尤其是后面的章节——表露的语言和观点同纳粹思想具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二者都强调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作用,强调手和身体的原初神圣性。推崇一种在实存的纯朴状态中劳动者与工具之间的神秘关系,根植状态、血统关系以及对那些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生息的本真人类的记忆。海德格尔关于“在家状态”的思想,他关于生者和新近逝去的死者的有机连续关系的议论,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合于纳粹对于“血与大地”的推崇。同时,希特勒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城市流氓和寄居在社会外表上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的抨击,与海德格尔对“常人”、技术的现代性和非本真性的动荡不安的状态的批评也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在担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确实是想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海德格尔俨然将自己视作德意志民族的导师,一个将直接参与塑造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领袖。在演讲中他一再提使命感——

回归德国大学之本质的意志,就是回归科学的意志,这种回归科学的意志就是回归德意志民族历史使命、精神使命之意志,德意志民族要在它的国家中对此一使命有高度的自知之明。科学和德意志命运必须尤为休戚相关,必须在这种本质性在场的休戚相关中形成现实的力量。

  象征着独立、自由的大学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了宣传帝国理念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演讲的最后,大学的实践目标被归结为了三点——“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和科学服务”。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海德格尔的行为看作是受纳粹、希特勒的洗脑、鼓动,这完全有愧于一个伟大哲学家的称号。阿伦特就看到,对于海德格尔那一代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有一个心结,即这代人自感责任重大,要肩负起使命,让德意志民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望和挫败中走出来,把德国和欧洲从失去了传统与无精神的现代的泥沼中解脱出来。所以要教育改革,要培育新人,个体要团结在民族意志之下,一洗欧洲虚无主义带来的荒芜。海德格尔力图表明,欧洲民族要名副其实地成为形而上学的民族,必须从当下的历史处境出发,把握住历史赋予自身的机运。

  纳粹的上台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正是这样一个契机,希特勒俨然成了大救星。他重新召唤起了黄金时代的德国精神,并让很多人“从大众时代的混乱中看到了摆脱的契机,从技术控制中逃脱的契机,从德国文化的自行毁灭中浴火重生的契机,从德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没落中起死回生的契机”。尽管海德格尔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依然没有抵住这样的诱惑,也或许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哲学,试图将其转化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行动,一如柏拉图的三次叙古拉之行,海德格尔在辞掉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就已经有同事讥讽他:“君从叙古拉来?”

  三

  相比海德格尔,阿伦特的境况要差的多。在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不得不开启自己的流亡生涯。同样是在1933年,阿伦特逃离了德国,流亡的生涯确也是她政治最为活跃的时期。她先是到了巴黎,为一个帮助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的组织中工作,给反法西斯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此刻的阿伦特,跟海德格尔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1936年,阿伦特遇到了自己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布吕赫的出现对阿伦特影响颇深,正是在他影响下,阿伦特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她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并为自己的思考增加了“革命实践”的感觉。

  1941年,阿伦特夫妇来到了美国,在纽约开启了新的生活。此时的纽约聚集了欧洲哲学、社会学、音乐、文学等各方面的大人物,阿伦特安顿好后便开始了在美国的智识生活。她一方面继续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学术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她与布吕赫的感情日渐笃深,他们就时政、哲学问题展开讨论,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她在报纸上号召建立犹太人军队,加入反希特勒的战斗,参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讨论,正是在这些政治活动中,阿伦特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这也许是在流亡生涯中可以减轻无家可归感的方式吧。

悲痛好似心中乍现的灵光黑暗是穿过夜晚的光芒我们需要点燃苍凉的星星之火以找到回家的路

  1945年开始,阿伦特开始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准备系统地思考“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出极权主义的要素和根源,这些要素和根源在纳粹主义德国和斯大林主义苏联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聚变为极权主义,“这些元素是反犹太人主义、国家的衰变、种族主义和为扩张而从事的扩张以及资本和暴徒之间的联盟”。《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使她声名远扬,但更重要的是,本书不得不让她再次去审视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及他滑向国家社会主义的历程。此后她开始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海德格尔,以期望改变他“纳粹哲学家”的形象。

  1949年,在被剥夺德国公民权十二年之后,阿伦特再次踏上这片令她爱恨交杂的土地。尽管她此行是受犹太关系联盟委托,调查纳粹期间犹太文化资产的流失,但更令激动的似乎是与海德格尔的重逢。1950年2月,阿伦特到达弗莱堡后给海德格尔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弗莱堡。收到信后,海德格尔便急忙感到她所在的酒店。

  阔别重逢,四目相视,一切恍如隔世,两人在酒店促膝长谈。他诉说自己落水狗一样的近况,又谈及自己在1933年的变故,当校长是怎么回事,跟国社党的关系等等,而阿伦特也自然谈起自己的感情、流亡生涯,同时流露出对海德格尔的指责。关于这次重逢,阿伦特在与友人的信中说道,“总体来说,我感到很幸福,总算证实了感情;我始终没有忘怀这段感情,现在看来是对的”。

  重逢既有喜悦,又有失望。经历种种人事变故的阿伦特不再是那个衣袂翩翩的18岁少女,她多少也看到了海德格尔的自私、傲慢、欺骗、不诚实、毫无反思意识。她期待海德格尔在事后能有一个补救姿态,敢于做出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迷思和过失,但遗憾地是,海德格尔只会继续撒谎,瞒天过海,这令阿伦特颇为失望。但正是这样一个如此差劲的情人,却让阿伦特说出这样的话——

心跳的加速让我知道,不承认对你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真正的不可原谅的不诚实,心 跳的加速也告诉我,这是我生命的实现。

  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矛盾而不可理喻,无论对方是好是坏,荣耀也罢,难堪也罢,爱情一旦发生,想忘记总是难上加难。对于阿伦特来说,“为爱情所累,是她人生的重大题目”。英文版《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翻译成德文时改成了《积极生活》(Vita activa),她原本想把书献给海德格尔,但所有的失望让她难以寄出这份献词——

再回到《积极生活》这本书的献词留空了我该怎样题献你亲密知己的人题献给我忠诚与不忠诚的你忠与不忠都是爱的天意

  这份感情阿伦特肯定一直携带着,她在美国一直张罗着海德格尔作品的翻译,与译者讨论,参与校对,她似乎将爱投入到了那个理想的、让思复活的哲学家身上,而与现实中这个人的关系再次渐行渐远。回顾两人的感情经历,阿伦特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她的一生充满传奇,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同样是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阿伦特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象征着历史的英雄,敢于“在行动和言说中见证历史“,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幽暗的历史存续取代了所有行动的意义。在世界之中生存,成了一种沉沦,而非创生。阿伦特从海德格尔的被抛状态引出了自己的同在观,我们始终是与他人的共同生存,并不断地创生,将世界塑造成与他人一起思考、判断、言说、行动的舞台。“正是通过对世界的爱,人才明确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家园感,然后才想着从自己的善恶去照看这个世界”。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读后感(四):爱在路上,永不止息

  也许我们真的并不存在,直到有人目睹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并不能述说,直到有人能理解我们的语言。从本质上看,只有被人爱恋时,我们才真正获得了生命。(《爱情笔记》德波顿)在英国作家德波顿的《爱情笔记》这部实证主义的爱情心理学分析作品里,他这句不怎么实证主义的话,倒是为我所钟爱。

  在人的生命里,很难再有一种存在如爱情一般似乎可以倒映人存在于世的关系,在爱情里,恋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了解对方,甚至被异化,然而对方又是如此的不可捉摸。在这样的过程里,了解对方的同时,也以对方为镜了解自己。在爱情里,与自我相对立的是另一个独立的主体,宛如这个与我们相遇的世界。真爱似乎是命运的产物,也是自由的选择,她见证着生命的残缺与完整,见证着人的存在的不真实感与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命里,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存在,能如此接近人本真的存在于世的关系。

  在这里,我想起了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提到过人的三种自由:主体不做出也无法做出选择的绝对的自由、客体所决定的必然的自由,还有就是真正的自由,从自由走向必然,从必然走向自由。黑格尔评述这种自由时,意味深长的道:

真正的自由唯有在真正的爱情与少数友情中才能找到。

  在进入这个普通的话题前,这一切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宏大与茫然,不过,任何现实里的爱情都是卑微的与平凡的,就是一对恋人间所发生的故事。不过,也并非每一对恋人都有幸沐浴真爱的荣光。在这里,我们想探讨就是关于真爱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个问题非常不好回答。即便从两个月前,反思之后,我自己心里对此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然而却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点。而如今,从《爱情笔记》开始,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拥有一份长久并且美满的爱情,然而对于真爱是什么,它无能为力。接着,我考察了20世纪两对最伟大的恋人:波伏娃与萨特、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希冀能从这两对津津乐道的哲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切入点。而事实上,阅读完毕以后,或许失望的一面会更多一些。这让我怀疑选择哲学家来考察爱情是否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众所周知,大部分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孤独终老,妥妥的单身贵族。而这两对哲学家恋人也并没有将他们深邃的思想投入对爱情的认识中,相反,男性们对待爱情虽然也并非不真诚,但却逃脱不了一种刻入骨髓的轻佻,而女性们选择不同,却都有本质的影响。

  即便如此,以这两对哲学情侣去审视爱情依然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因为不论他们的爱情存在多少瑕疵,至少他们(尤其是萨特与波伏娃,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存疑)是我们所公认的灵魂伴侣,非常接近真爱的存在。他们的爱情都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爱情中展现的问题也为普通人所共有,而他们所共有的一些特点则是真爱不得不具备的一些特征。

  好,下面来开始我们的主题:

  萨特与波伏娃,契约式开放式的爱情,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1929年,年轻的波伏娃,还未完全摆脱宗教圣洁观念的影响,虽然从中学时期开始,她的反抗精神日益突出,经常欺骗虔诚的母亲与对子女秉持资产阶级伦理的父亲,以此在夜晚浪迹酒吧,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难被日常伦理所接受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她也因为经常出入巴黎各色沙龙,独立的人格愈发走向自由,她成为那个时间里巴黎高等师范最为耀眼的女性。不过,因为她早年的经历,造就了她复杂深刻的灵魂。在告别对表亲的纯洁少女情愫以后,

她意识到对一个女人而言,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她,还没有哪个男人能让她托付终身。她写道:“我把爱情说得不可思议,是因为我知道爱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太聪明,太苛刻,太善变,谁也无法完全掌控我。没有人会完完全全地了解我或者爱上我。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而对于花花公子萨特,他早已对这位年轻的女性心驰神往,不过,秉持性开放与多对多爱情观念的他,最初也没有预料到,他会与这位女性纠缠整个下半生。萨特在他的晚年回忆道,他本来习惯性地抛出契约与开放式的爱情观念来试图摆脱波伏娃,就像他曾经也以这样的手段摆脱其他女性一样,却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姑娘接受了。很难说,晚年萨特说这话时带着多少调侃的口吻。

  不过,在经历了共同的复习备考以后,两人深入交流,愈来愈发现彼此的无可替代的吸引力。最终,这份最初在1929年签署的为期两年的契约开始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伟大爱情,也将两人的生命紧紧结合在一起。萨特评价他与波伏娃的关系时,特别钟意两个词:“共生”与“我们”。虽然,将这五十年的情感历程摊开来看,他们两个人很难说在情感、喜好、生活与行动上能够真正如这两个词所说的那般一致,不过萨特所指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精神的最终归属,他们所出版的作品都是两人共同完成。自契约签订以后,两人秉持绝对透明的原则(虽然似乎萨特有时也没有做到),坦诚彼此的偶然爱情、所思所想及一切行动,从此以后,他们所写的手稿都要首先交由彼此批复。而也因此,在外界看来,他们是一体的,思想上的“我们”与“共生”。不过深入去看,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人格。

  契约式开放式的爱情,让萨特与波伏娃除了可以将对方视为自己唯一的灵魂伴侣,以绝对透明原则来维系彼此的忠诚,却也赋予两人多情的灵魂去追逐新的感情的可能。除了两人各自拥有的恋人之外,比如萨特的贵妇情人与波伏娃的美国恋人以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契约签署之初,两人拉进来第三者所形成的奇特关系,他们把它称之为“大家庭”。这种奇特的关系,一直伴随着两个人混乱的感情史,对于他们来说亲密的朋友也是“大家庭”的一员。构建“大家庭”的第一位第三者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女孩,她是波伏娃的学生,波伏娃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少女时的影子,无比怜惜,而这位姑娘也爱上了波伏娃。后来萨特见到了这名少女以后,也疯狂的爱上了她。三人建立起了“大家庭”的雏形,三个人的感情,很难维持一个精巧的平衡,波伏娃为此操碎了心。后来,少女离去,萨特将这份情感倾注在她妹妹上,不过萨特与波伏娃倒是一直支持了这对姐妹一生,他们的关系也并未疏远。

  这种契约式开放式的爱情最初赋予波伏娃以深深的痛苦,她早年也并非不嫉妒萨特的光辉夺目的情人,尤其是在她还未出名的时候。而萨特对俄罗斯女孩的妹妹的深情,让她怀疑这份契约能否走向终点。而这样的怀疑在她与萨特的感情经历中,并不只有一次。而她自己也在寄给她美国作家情人的信中坦言,她在他身上所收获的深情更甚于萨特,只是她无法离开萨特,萨特也无法离开她。

  直至1980年,萨特去世,在病床上向波伏娃深情告白,作为他们感情的完美句号。

  但如果细细了解他们的罗曼史,很难说这是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很多偶然爱情,也闪烁着真正爱情所具有的光泽。他们的爱情很像是将统一的从肉体到灵魂的绝对忠诚的真爱打碎,他们之间所保有的是真爱所必须拥有的核心的一部分:真实(透明)与灵魂伴侣。他们之间处理爱情的方式,更像是对待友情与挚友的方式。偶然爱情作为必不可少的情感补充,以慰藉他们多情的灵魂,也带来深深的伤痛与怀疑。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他们所有爱情里唯一的纤线,因为灵魂的相知与彼此绝对的透明,虽然看上去纤弱但实际不可撼动,而一份份偶然爱情 ,是不断地回应真爱所缺失的深沉的情感,也一次次带来伤痛,也因为需要治愈伤痛而走向新的爱情。

  对于波伏娃与萨特,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有更多的意味,也是直接彰显他们自身存在以及反抗现实的焦点所在。

爱情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这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吸引是有排他性的,这意味着被爱的人是通过和别人比较后才被选中的。但是爱情并非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爱情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一个与社会环境太过融洽的人可能永远不了解爱情。”对波伏娃来说,爱情的突然出现,是对父母、丈夫或是妻子的挑战,是与环境或朋友的对抗。······他们用爱情来挑战整个社会。在情感对抗中,她抓住了只有两个人分享的孤独。她在文中写道,情人们是通过对抗而选择成为“世上唯一的存在”。“如果爱情在开始的时候不是一种复仇,那么它可能就不会暗藏着激烈。复仇的对象可能是一个您忽然摆脱了的社会,或是一个总是将您拒之门外却突然向你敞开大门的阶层。······不过爱情也是一种幸福的征服,那个被爱的人把您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一下子给您打开了这个世界的所钥匙 因为对于相爱的人来说一切都会共同分享。”波伏娃认为,爱情是一种相互间的对抗,是彼此的解放,是一种报复行为,也是为满足一种“暧昧、模糊甚至是无穷尽”的欲望而进行的征服。这是一种力量、一种喜悦、一种自我剖析。

  这样的观点,带有鲜明的生活烙印,也独属于波伏娃,甚至不属于与她相恋的萨特。这也揭示了对于爱情的认识与看法,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体生命本身存在的烙印。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始终如一的忠诚与从爱情走向友情。

  关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恋情,虽然单纯,但也十分复杂。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评价。对于《爱这个世界》为阿伦特纪传的德国作家普林茨来说,这段恋情是清纯少女被功利哲学家诱拐以期能获得动力突破哲学困境的悲剧,在她的传记里,她笔下的阿伦特,在后来的道路上,将对海德格尔的爱情转化为友情,也一生不改其忠诚。但阿伦特的真正伴侣是后来结婚的海因里希。然而面对更多的文字材料,我们也很难肯定,阿伦特最终是否真的放下了曾经的感情,在海德格尔晚年与她的通信中,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阿伦特笔锋下抑制不住的情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单纯的情感经历了很多波折,与后来的海因里希对比时,我们很难为这两位刻入她生命的重要男人排一个顺序。不过,似乎我们从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下一个结论,对于阿伦特来说,海因里希或许给了她一份真正的爱情,而海德格尔很难说彻底付出了真诚。

  少女时的阿伦特是一位天生的哲学家,拥有者不符合年岁的成熟,在她14岁左右的时候,便开始阅读康德的作品。早年,父亲因梅毒去世,而深爱她的爷爷也不久逝去,所幸她拥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为她种下了忠诚的种子,并撑起一方天空为她勇于直面世界的忠诚以坚定的庇护。不过,因为她是犹太人,虽然阿伦特一生都对自己犹太人身份不是有很特殊的感情,然而早年的经历还是留下了阴暗的影子。上大学时,面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她将自己的阴暗、忧郁与恐惧倾注在自传性小说《阴暗》上面(国内没有翻译本真是大失所望)。而与海德格尔的这段感情,则因为她童年对感情的认识而给她的生命留下了无比复杂深刻的影响,宛如生命之书被重新书写。

我始终知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就知道,我的确只能在爱情中生存。但是我恰恰又心怀恐惧,害怕有一天干脆会大失所望,并由此夺走了我的自主性。

  海德格尔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宛如她主动奔向命运的罗网。在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校外毕业以后,她询问她的朋友,哪里有比较有趣的老师与思想。海德格尔在那时已经有了不小名气,她由此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踏上了前往马堡的朝圣之旅。在第一节课上,她就被海德格尔所展现的思想魅力所深深吸引,而年纪近乎比她大一倍的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位一身绿衣的美丽少女,拥有着鹤立鸡群的高贵的优雅的独立的气质。在课下约谈之后,两人都意识到彼此的好感,也慢慢不可抑制的产生了感情。

  对于海德格尔,这段年轻的恋情得以让他的思想重新迸发新的活力,并为创作影响整个20世纪的《存在与时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动力。而这样的婚外恋情,在他后来的一生里还有很多场,据他对妻子的解释所说,他需要“爱欲”以维系思想的不竭动力。

其实他真正狂热追求的是他的哲学和孤独,在这种孤独之中他得以独自一人完善自己的思想。

  而对于阿伦特,海德格尔的影响是本质的,她一方面知道她是婚姻之中的第三者,由此明了他们的恋情只能处于阴暗之中,另一方面,她的精神受到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洗礼,一生都无法摆脱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面对海德格尔后来为纳粹服务的事实,她后来的反思与写作也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回应与反驳。在这样的恋情里,阿伦特献上了爱情的忠诚,而海德格尔则很难完全坦诚,虚伪与谎言从一开始就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之间也有炽热的恋情,但灵魂上很难平等,即使海德格尔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反复强调,她是他灵魂的伴侣,后来海德格尔对阿伦特念念不忘也与此有关。但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这并不是平等的对话与交谈,而是人与神的奉献与恩泽。

你给我指引的那条道路需要我以毕生的时间走下去。她已经下定决心,除了海德格尔不再爱别的人。

  阿伦特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虽然她知道她还会爱着海德格尔,因为她担忧自己会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随着对这段恋情的认识,她决心去摆脱海德格尔的影响,她尝试新的恋情,也维系着对海德格尔的忠诚。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她不得不离开德国,也因为海德格尔的选择,从此分道扬镳直至二战结束。而在她逃亡的途中,她遇上了一位与她携手下半生的伴侣:海因里希。

  她如此评述她新陷入的这段恋情。

当我终于遇到你时,我的恐惧再也没有了······看起来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能够得到两种东西:博大的爱和对自我的个性的认同,我竟然两者都得到了。现在我终于懂得了幸福到底是什么。

  而对于阿伦特,她与海因里希的感情或许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世人往往低估了海因里希对于阿伦特的影响。据经常参与阿伦特在纽约家里举办的沙龙的友人的说法,海因里希和阿伦特像一对挚友,彼此经常辩论,阿伦特的很多观点也是在辩论中磨合形成。而在艾希曼事件发生以后,海因里希也坚定地站在阿伦特身后。可以说,从肉体到灵魂,从情感到思想,海因里希给予阿伦特的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真正平等的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也是一对灵魂伴侣,是知己,是辩友。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能走出她所说的恐惧,迎来新的感情,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应该说,年幼时她母亲培育的忠诚的品质,经过雅斯贝尔斯的加强与熏陶,成为她能走出阴暗,去爱这个世界的一线希望与光明。在居尔拘留所以后,她再次战胜了阴暗与绝望。她生命里的阴暗诞生出另一种东西,或者,应该说是她的努力让她唤醒了生命里的另一样存在。

生命的死亡恐惧和缺欠感是渴望的根源,处于与之相反的另一面的感激,感激得到了生命的这一馈赠——一种人们在痛苦中亲身体验的生命——······是记忆的根源。最终使死亡恐惧得到缓解的不是希望或者欲念,而是记忆和感激。

  到后来,这份光明已然在生命里尽然绽放。这不仅成为她得以支撑与包容艾希曼事件朋友背叛的有力支柱,也成为她一生的注脚。

人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对于真实的忠诚,由此而获得对于真实的爱和对于人被降生到人世的感激。

  在二战以后,她重新聆听海德格尔,在与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既怜惜海德格尔的遭遇,也悲悯他的怯懦与不真诚。她以“狡猾的狐狸跌入猎人的陷阱,却以此为巢穴”来批评海德格尔,却也在最终包容了一切,将此化为忠诚持久的友情,夹杂着对往日回忆的追溯。

友情是一种乡思,它是不可替代的。旧有的情事蕴涵着对被破坏的精神居所的留恋。

  在海因里希去世后,阿伦特十分悲痛,雅斯贝尔斯也已经去世,海德格尔成为她生命最后的支柱。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波伏娃与萨特,哲学家的爱情中间还是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他们所共有的特质是:忠诚。对于阿伦特,忠诚成为一种天性的存在,即便面对海德格尔的谎言与虚伪,年轻的她奋不顾身,年老的她也忠诚的对待这份友情。而波伏娃与萨特,则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必须透明真实,不得隐瞒,这成为守卫他们恋情的最后底线。不过,真正爱情里的忠诚,恰似阿伦特对此的评述,真实、诚恳,这份忠诚的力量诞生于过往,诞生于勇气,诞生于爱情本身。

忠诚:也就是“true”,意味着真实并诚恳。但如果不能忠诚,也就无从真实可言,似乎是这样。因此,如果这种不忠诚并非好像是多么无辜的不忠诚的话,它就极大地滥用了不忠诚;人们谋杀了曾经的真实,又废弃了兑现整个生命的诺言,这是真正的灭绝,因为我们因忠诚而为我们,并只有在忠诚中才是我们的过去的主人······恰恰由于忠诚与真实之间的特殊关联才能保证借助忠诚这一概念化解所有的顽固不化,才能祛除各自的固执己见。忠诚出现了反常,性反常,就有妒心而生。忠诚的对立面并非常规理解的不忠诚——不忠诚更多的是表明一种生命力和生命活力的持续,忠诚的对立面只能是对忠诚的遗忘。这是唯一真实的罪,因为它熄灭了真实,曾真实过的真实。

  这段话里,折射着阿伦特对二战后德国人的反思的认识,也折射着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欲”与海因里希婚外情的理解。从忠诚来说,没有人比阿伦特做的更好。

  对于真正的爱情,忠诚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首要前提,因为真实、诚恳,所以才会忠贞不渝。这样的忠诚有时甚至只是单向的。因为爱情本身很类似于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相遇,彼此在本质上是完全真诚、透明的,人要真正明了自身的存在,必须从自己设计的虚妄中走出来,去直面本真的真诚,去忠诚的对待世界。而对于爱情,所爱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与你相遇的世界的缩影。

  另一个,是灵魂伴侣,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对于他们来说思想上的知己或许发挥了比情感更大的力量,对于阿伦特可能并非如此。但对于萨特与波伏娃,灵魂与思想的知己是他们面对偶然爱情的挑战也依然能够维系绝对主体的爱情的本质条件。这样的特点,或许也相似的导致了,他们都采取一种对待挚友的方式来对待爱情。萨特与波伏娃被外界视为思想上的一体,对于阿伦特,海因里希也是辩论的敌手、战友与思想的知己。

  其实,如果深入他们作为灵魂伴侣的经历来看,他们灵魂的相似度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萨特与波伏娃同是存在主义者。但萨特有一段时期特别倾心于斯大林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波伏娃对此很难理解也多次批评。而波伏娃未来写下《第二性》,成为女权运动的旗手,固然其背后有萨特的支持,然而,就波伏娃写《第二性》而言,很多素材是取自她自己对于萨特感情的体会。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而她与海因里希可以称得上是灵魂伴侣,然而,从哲学思想的背景来说,恐怕阿伦特会与海德格尔更接近一些。这一切也决定了真正的爱情首先必然是挚友,也要延续挚友的思想交流。无独有偶,《爱情笔记》里,德波顿也提到这个看法,虽然出发点不同,他认为随着恋情时间变长,原本走向真诚与深入的交流渐渐停止甚至浮于表面,这一点葬送了很多恋情。

  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个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孤独的,都是无法彻底被人理解的。即使是灵魂伴侣,洒脱的波伏娃也承认她对这段感情的忧虑与怀疑远比萨特更多,很多时候萨特给她带来的痛苦只是单方面的,很难让沉入另一段偶然爱情的萨特理解。这种不理解或许与灵魂的孤独是本质相关的,而灵魂的孤独也决定了每一个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上帝终究是赐给了人类以缓解甚至是治愈这份孤独与不理解的礼物,这就是爱情。情感拥有穿透一切的力量,即使彼此很难理解幽微之处的难言之情,但彼此给予彼此的情感却使彼此拥有了净化阴暗走向光明的力量与勇气。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坦诚,必须真诚,必须忠诚。从这一点上讲,阿伦特比波伏娃更幸运,因为海因里希真正赋予了她一份近乎完整的爱情,以情感去填补只是思想知己灵魂伴侣的爱的苍白。

  两对哲学家所展现的另一个关键是独立、自由与共生、我们。真正的爱情必然是两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的共生,黑格尔所说的真正的自由也是对此的忠告。从这一点上,爱情既促使个人走向更遥远的自由,但也促使爱人走向共生。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对于爱人,人格在爱情中没有消失隐匿,反而被凸显出来。即使两人在世界观上如何的一致,外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体,然而,根本上却是两个独立的人格。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格自我走向了完整,却也是两个人格一同携手构建了同一个完整。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的灵魂天生就是残缺的,她必须要走向完整,而对于真正的爱情,爱人便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救赎。两个残缺的灵魂,诞生了真正的爱情,在爱情中发生的事情不是两个残缺灵魂融合而完整,而是每一个都因为对方与自己走向完整,然而两个灵魂合起来也在走向同一个完整。这里有三个完整,然而它们又是同一的,因为会走向同一个彼岸,然而又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在彼岸又各有坚守,哪怕他们伫立在彼此身旁,却彼此可以坦诚而澄明,互相理解,互相守望,互相深爱。在这个时候,此岸所拥有的一切宛如大树在人间所扎下的深根,紧密的缠绕在一起,无法分离,枝叶伸展向彼岸的星空,却在月光下互相依偎。这样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相遇是类似的,世界也是有生命的,有自我意志的,哪怕只是蒙昧的。存在于世,人与世界同样残缺,走向自由与完整,也是人与世界一同走向自由与完整。

  另一个必然涉及到的问题是波伏娃与萨特提出来的,爱情的统一性与爱人的唯一性。之前对他们感情的评述中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不过这里也想回应一下《爱情笔记》中的一个观点:

因为这爱情宿命论,我们便不用考虑那个不可理解的论断:爱的需要总是先于爱一个特定的人。我们选择的伴侣必定在相遇的人当中,如果给予不同的范围,······那么我爱上的人可能不是克洛艾······我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注定去爱和注定爱上一个特定的人之间的区别。

  如果,按照后文我对此的描述,这里发生的不是爱情,而是喜欢,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真爱有一个前提必然是灵魂伴侣,固然对于灵魂伴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平凡普通的人,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相似的,他们的标准就会非常宽泛。然而,对于自觉以后走向自由的人,每个人都有命运恩赐于她(他)的唯一的道路,相似度就会大大降低,能够真正彼此扶持对方走向自由与完整的人也会变得无比稀少。从这一点上讲,唯有自觉的灵魂,方能拥有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必然是统一的,不只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也是独立与自由的统一,是残缺与完整的统一,还是爱情与爱人的统一。对于真正的爱情,由于理性和语言的局限,我们无法描摹到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真正的爱情,爱人就是爱情唯一的答案,爱情伴随着爱人而诞生,也伴随着爱人而消亡。可能一个人在一生会遇到很多段感情,当他遇到了真正的爱情,他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以往对于爱情所有的认识都变成了眼前所爱的人,她成了爱情本身,爱情也变成了她的模样。

  其实走到这里,还遗留一个关键的问题,真爱是怎么诞生的?她是命运的产物?还是缘分的偶然?是自由的选择?还是必然的归宿?

  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两对恋人,我们似乎可以站在时光之后这样讲,命运的必然或许会更大一些。然而,真的是如此吗?虽然真爱却是世间少有的,但上帝让残缺的灵魂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与真爱擦肩而过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于阿伦特,还是波伏娃,最终她们都找到了灵魂伴侣,并且走向了追寻真爱的道路,但在最初,她们所投入感情的第一位男子并不是她们的归宿。对于阿伦特,海德格尔并不是真爱,而后来,她也爱上了一位年轻学生,近乎爱上一名挚友,和第一任丈夫结婚,最终才认识海因里希,找到一生的归宿。而对于波伏娃,她最早爱上的是她的表亲,后来与萨特相识,最初也只是点头之交,而且爱上了萨特的一位朋友,后来也是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她才最终签订契约,即便如此,在她的后来的感情经历中,也多次对于与萨特的恋情表示怀疑。由此可见,真正的爱情并非童话里一见钟情自此幸福美满,现实中的波折是必由之路,也会如普通人一样怀疑、痛苦。然而,即便对于真正爱情的产生,我们很难有了解,但是也可以寻找到一些东西。

  最初的契合,无论是阿伦特之于海德格尔或者海因里希,还是波伏娃之于萨特,精神的契合、灵魂的相似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就是真爱所必有的灵魂伴侣。并非每一对灵魂的知己最终都能走向真正的爱情,知己决定了彼此必须要付出真诚,爱情的要求比之更高,需要阿伦特所说的忠诚。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欣赏与好感的加深,就走向了喜欢,但这还不是爱情。现实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喜欢时就牵手了,但这个时候爱情还未开始。

  有一句很简单的话,说明了爱与喜欢的区别:

喜欢一个人,就是你和他(她)在一起时会感到快乐,而爱一个人,明知道痛苦,还是想和他(她)在一起。

  爱情产生于牵手以后,在最初的日子里,彼此会继续喜欢时的坦诚,从灵魂到肉体,了解对方更多更真实的维度。在某个时刻,因为某种原因,甚至不需要什么原因,喜欢蜕变为爱。这是爱情真正的降生的时刻。这个时候,爱情的魔力使得之前所有的记忆与情感都从喜欢蜕变为爱。如果能继续忠诚,继续保持真实,继续灵魂深处的交流,或许,这份爱情就是一份真爱了,对方的所有统一起来,无论他(她)有多少不完美与完美,都可以包容,都为他(她)祈祷。在这个时候,执手以来记忆所赋予的情感会成为真正爱情的不竭动力,也成为真爱之树必须扎根的土壤。这一切会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忠诚、交流、包容、爱、记忆,永不止息的轮转。

  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忆发挥的作用并不比最初的契合低多少,记忆赋予了爱以不竭的动力,让缥缈的理想中的爱落到现实,甚至有的时候,这份记忆只是单方面爱的记忆。种子必须要扎根泥土,才能长成大树,而记忆正是爱情唯一的泥土。

  谈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孤独的爱情。对于黑格尔关于真正爱情是真正自由的那句话,当然我们应该可以认为真正的爱情必然诞生于互相相爱的两个人之间。因为真爱是从肉体到灵魂所有的统一。然而,并不意味着孤独的爱情不会是真爱,也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她很可能是残缺的真爱,残缺的真正的自由。

  对于爱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都命运的伟力与自身的渺小,面对另一个灵魂,我们无法捉摸清楚对方的所思所想,我们也无法要求对方会爱上我们。从这一点上讲,我们面对世界与自身的命运,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对方真的是真爱所在呢,真的是那或许唯一的能在茫茫人海里相遇的灵魂伴侣呢。这样的爱情会产生吗?或者只是孤单的喜欢罢了?

  之前提到,爱情需要扎根于记忆,而记忆也可以是一个人孤独去爱的记忆。不过,这恐怕毕竟是极少数的存在,缘何在一瞬的相遇中,就可以洞见对方的灵魂而至死不渝呢。如果,真的可以肯定那就是灵魂伴侣,又同时拥有了一份不朽而鲜活的记忆,孤独的爱就有可能诞生。而且在这样的爱情中,忠诚是绝对的,或许因为很多原因,这份爱只能孤独走向终点,然而,她也不会因为得不到回应而变得苍白。从某种角度讲,支撑起真正爱情的本质的那一部分中,我们的爱都是孤独的,不希冀得到回应,而只需要单纯的付出。而且,对于对方如何回应,或许随着岁月流逝彼此了解,我们会有所认识,然而,这终究是自己无法决定的事情。这是上帝之爱在人间的彰显。在彼此相爱的真爱里,我们既是彼此的镜子,也是镜中的人影。而在孤独的爱里,他(她)会成为一面纯粹的镜子,倒映着世界与爱情所赋予的所有,却一如既往,不改初心。他(她)会真正明了自己所能做的是什么,会明了命运为他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一切不会使他(她)所爱的人走向完满,却也真正救赎了他(她)自己。这是不幸的,也是幸福的。孤独的爱,抽走了真爱里最光辉的那一面,却也因此得到了补偿,以自我燃烧的方式,孤独的残缺的灵魂得以走向自我的圆满。

  到此时,对于爱情,似乎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了。或许,读者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章开头,我会一直强调,爱情像是一面镜子,倒映着人面对自己、世界与命运。人降生于世,除了寻觅自己的道路,也会寻觅自己的伴侣,这是自远古以来传承至今的人类灵魂深处的神话梦呓。现实中的人们,往往只是将这两者简单的区分为事业与家庭,高傲的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精神孤独的君王,不需要爱情。但实际上,人存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只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人与世界,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遇,命运搭建起舞台,世界与人在舞台上起舞。人面对这个世界,并非可以真正单方面主宰什么,或者真正占有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屈从于我们仍未完全认识的自然法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仍有大片的理性无法把握的疆域,当生命终结,彼此分离,我们所占有的一切都成为泡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占有了这个世界的某些存在,那么换个角度来讲,世界完整的占有了我们。

  在这种视域下,我们回首爱情,就会发现她与存在于世的某些相似性。也能明了,黑格尔所说的话的正确性:“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真正的爱情与少数友情中”。即便并非如此,爱情身上也蕴含了人的存在太多本质性的东西,自由与命运,偶然与必然,残缺与完整,精神与肉体。在爱情上,分散的破碎的人重新统一。从这一点上讲,甚至爱情比起自己的道路更完整的能倒映出自己的存在。然而,就人的自由与完整的超越之路来说,自己的道路却是不可替代的本质存在。这是孤独灵魂走向超越的宿命。

  然而,我不禁又想起了基督教创世神话,上帝造人,造出的是一对男女,用肋骨注定他们灵魂与生命的联系,这份联系是本质的。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相爱是他们的宿命,也是神对人永远的恩典,彼此就是对方的救赎,也是灵魂返乡之路的起点与终点。

  对于爱情的认识终究是没有终点的,也很难趋近她最终的真实,寻觅的道路还非常遥远。最后,我们借用波伏娃《爱情的颂歌》结尾的话,来作为最终的结尾:

两个人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呢?没有什么比这更复杂的了:因为现在是冬天;因为现在是夏天;因为劳累过度;因为享乐过度;因为脆弱;因为力量;因为需要安全;因为喜欢冒险;因为绝望;因为希望;因为某人不爱您;因为某人爱您······

  何以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