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繁華》是一本由葉文心著作，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出版的360图书，本书定价：140.00元，页数：2010-06-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上海繁華》精选点评：
●层层推进的感觉～当然看到大幅的描写《生活周刊》和邹韬奋很跳戏的感觉、另外过度强调其的重要性吧？～不过其中的很多细节解释了曾学历史时候，单方面的接受历史概念的不足
●可以。
●“他们拥有了共同的大上海，而所伴随的却是一段支离的历史记忆。”
●发掘消费史和共产党史之外的上海，在左与右的革命中以物质为媒介考察新儒学如何对商业和家庭产生影响，或者说新伦理在新物质下对经济的影响。所以全书开章是从明清儒学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谈起，然后是民国开始的商学（这个现代化学科的背后是知识结构的革新）。叶文心将商业公司中的老板和家庭中的父亲相联系比较，于是金权和父权被放上台前，二者之间的迭变又经过诸如城市空间的变化，现代时间的改造等等。不过材料过多，论述不够，正如结尾而言，深入到具体的经验之中，但经验是碎片化的。不过整本书还是有很多启发的～
●在动车上读完了，通读还比较流畅，叙述水平不错，至于论证是否经得起推敲要看注释里的内容了
●许多精彩有趣的小故事，不过看不太到什么具体的论点就是。
●在以叙述技艺展演理论、铺陈史料以及以叙述技巧将缺陷滑翔而过两方面都堪称范本。North-China Herald真是高频错译啊。
●7.5，精英与现代中国课程13，此书聚焦于城市白领们的渴望与沮丧，历史的变局让他们从室内走向街头，零碎故事的生动书写，读者眼前所见的便是一个极具民国味的上海，以中共改革开放后对上海的管理来做一个收尾，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上海所错失数十年机会的感叹。此书的两大问题是资料是否还可以再斟酌？以及很多具体定义还是要仔细解释。
●一直以為九十年代上海學以及舊上海寫作的大熱是這個城市因粗劣發展境遇頹喪而開始向後看的晚年心態，這才發現，歷史和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附庸，正在以書寫回憶的方式為上海的再次現代化尋找舊證，讓社會主義的火紅蓋頭下資本主義的復興不顯得那樣的突兀而難以自圓其說。但是，我們分明感受到這些書寫中埋藏的拒絕與怨恨。
●期望值比较高，读后其实还是略有些失望的（有关自杀的章节）
《上海繁華》读后感(一)：详细目录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 叶文心著，时报文化出版2010
lt;Shanghai Splendor: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43-1949> Wen-hsin Yeh 2007
繁体中文版序
导论
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兴起
古代中国有德行的商人；上海的新商人；商战；商业官僚；市场的声音
第二章 市井与庙堂
商学；商业学校；职业教育；新辞汇；“什么是商店”；国民党的“党化”策略和法律空间；政府证书：一个会计的故事；委员会和政府；政府经济
第三章 都会符号
远观上海；广告和南京路的打造；形象产业；说故事当广告；卖新东西；生产“国货”；观看的政治
第四章 时间和企业
中国银行的重建；培训；生活；家长制；厌倦；新的行动策略；时钟、宿舍和纪律
第五章 大家长与小家庭
读者；生活周刊（一九二五－三三）；拥抱苦难；成功的秘诀；家庭；跨国婚姻：两个故事；爱情和法律；政府；“职业的”或者“进步的”？
第六章 小市民的故事
一桩悲剧；《读书生活》；危难中国；困境；生活和奋斗
第七章：从父权到金权
战时的上海（一九三七－四五）：概貌；战争时期的上海辉煌；战争；回家之路；辞退和穷困；求职者；进入永安；为永安工作；在宏大的建筑；银行业的战争；街头的生命；推行社会公平；从父权到金权；从职员到共产党员
结语：再现风华
金融家；现实中的过去；历史之用；英雄悲剧式的革命
致谢
《上海繁華》读后感(二)：梁文道：抗战使上海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1105/20110514012034.html
梁文道：抗战使上海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
作者：梁文道 文章来源：凤凰网 点击数：114 更新时间：5/14/2011
梁文道：昨天我们在介绍《上海繁华》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到，这本书的作者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的叶文心教授，她就非常关注，上海怎么样一方面创造了，中国现代的商业伦理跟商学知识，还有商业社会里面的形式规则，但是同时又孕育了一种新的工人无产阶级的想法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探索这个线索，昨天我们就说到，我们今天认识到的很多老上海，包括了一种做事的方法，一种在商场里面，在工作单位里面办事的方法，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是一种学徒跟师傅的关系，无论你是做账做会计，还是做才艺，好像每一个年轻人进去，都免不了要成为一个学生，然后要把自己的雇员或者把自己的雇主、老板、上司当做是你的老师，而他跟你之间还保持某种类似家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年底分红这样的想法，就仿佛把利润分给你了，当成是一种家长给你的恩惠，好像是给你压岁钱一样，对不对？这都是一种非常旧式的想法，但是又糅合进了这种新引进来商学的知识跟概念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是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很满意这样的状况呢？绝对不是。就拿我们昨天说到的，非常受到当时很多人艳羡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是中国银行来讲。中国银行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中国银行非常强调喜欢把员工放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宿舍大院里面，这个大院其实与1949年后共产主义政权单位大院有明显相似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单位体制，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因为它满足了双重需求，也就是对社会福利的控制和分配。但是中国银行的历史表明，其实早在大院现在社会主义大院上海出现之前，上海早就已经很多人准备好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这里面你开始看到了第一条的联系。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在上海打工的小白领，或者职业青年，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当社会动荡，经济箫条的时候，这人浮于事的不安感更强，就算很安定的在中国银行里面金饭碗机构里面打工，他也会觉得非常的厌烦，他会觉得自己学了半天，把上级当老师，但是又怎么样呢，到底好像个螺丝钉一样，在一个大机器里面运转，觉得生活跟工作毫无疑义，而且生活中常常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看看当时的大师刘半农他写，“学徒苦学徒苦！学徒进店，为学行贾；主翁不授书算，但曰‘孺子当习勤苦！’”，就是叫大家吃苦。
但吃苦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再看一看一个，中国现在出版史上很著名的任务邹韬奋，他早年创办《生活周刊》，这大家都知道，是早期最重要的精神象征。《生活周刊》一开始始终强调新儒学的修养或者修身，他想告诉他的年轻读者们，假如你工作生活不如意，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改好好修养自己，当你修养越来越好，你迟早会成功的。你看看这仍然是个非常现代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底下的伦理观念，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但是后来慢慢情况转变。一方面越是大家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反感，国民政府越是强调这样的一种态度，反而有很多知识分子越不容易接受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了。你看像邹韬奋他率领的《生活周刊》，跟后来他再创新创办的《读书生活》里面，想讲的故事完全不一样，里面讲了很多很凄惨很悲哀的农村故事，城市小白领的故事，一些因为一家人，觉得自己没办法赚够钱足够生活，在这个上海的大都会里面忙无去路，于是一家三口跳楼自杀的故事。透过描绘这些故事，刊登读者的故事，他要让每一个读者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并不孤独，杂志不断重复的讯息是什么呢？任何单独的个人都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资产阶级那种有朝一日步入小康生活和社会上层的美梦注定失败，对于孤儿寡妇和没有家庭保护的人来说，良好品德和努力工作有用吗，没有一点用，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这些不幸的遭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紧逼，摆在小市民面前唯一可行的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个人，不要再诉诸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大家才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这种不公义的结构，这个不公义的背后，一方是全球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压迫。
这样的一个新的想法出现，本来还不一定足以完全颠覆掉过去的那一套商业社会的伦理，跟公司、员工的家长关系，真正产生破坏力量是抗日战争，为什么呢？抗日战争一来，很多企业固然随着国民政府搬到后方去，但还是有很多留在上海，对不对？留在上海的那些商人，他们想的就是为了要保住这个生意，甚至可以说为了要保住全部公司员工的饭碗跟生机，他必须留下来。而要留下来，就必须要跟日本政府当局，或者南京伪政府当局合作。这样的一个合作就侵蚀了公司高层过去灌输给自己的那种家长的道德权威，在过去总想告诉他的员工，他是个家长，他不只学问比员工好，不只比他们专业，不只比他们有经验，甚至比他们有道德，足以引导跟劝服他们。这些和平年代扮演了老师、模范和供给者家长的角色，到了这时候却全部变成了通敌者，这样的一个抗日战争，彻底洗刷掉了他们道德权威，于是员工也开始慢慢地抛弃了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傅、老家长，而开始自己横向地联系起来，开始追求一种很激进的方法，这个时候真正在抗争抗日战争期间，左翼才找到了它在上海最坚实的一个基础。上海也就成为工人运动，甚至是很多共产主义思潮的温床，那么在这个时候，整个上海，整个里面商业社会的观念，大家的关系整个伦理也就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了。
《上海繁華》读后感(三)：An Overview
da bu liao zhongwen a ca...
How westernization was realized and frustrated on the popular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This book, Shanghai Splendor is not the direct answer. Just as the author, Wen-hsin Yeh, sta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is book is rather a history about the middle class of Shanghai. However,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rise and exist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is one of the main aspects of westernization, or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f one considers Shanghai as the window of China being westernized, then the process of Shanghai’s westernization is at least an outstanding and inspiring example of wester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pters of the book, Yeh outlined how merchants gain gradually got accepted by the society and state through 1840s to 192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 the new discourse of the merchants as the patriotic, professional and autonomic class provided the youth new hope: as long as one can work hard and obtain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he can become prominent and wealthy, and Shanghai was exactly where they will have such chance, in contrary to most part of China, where peasantry and agriculture prevailed. To sum up, westernization was achieved not only in an ideological way, but also in a materialist way. Material civilization such as electric lights, radios, films all changed the way how people lived and thought.
Thus, it becomes understandable that in this new discourse, the bourgeoisie was portrayed as the parents of the family, and the proletariat as the children. In this family, children obeyed the parents, finished their physical and moral tasks, and the parents took care of them. The society was portrayed as a nuclear family, a “western” family.
However, as the Great Depression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economy in Shanghai turned bad, the middle class, who just rose up before long, began to suffer. As a result, the huge gap between ideal discourse of one will get rich and happy as long as he work hard and reality began to be revealed by painful life experience of the employees. Then came the Sino-Japanese War. During the war time, the capitalists were forced by the harsh reality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vader. Plus, they had to fire employees to cut budget, fine them to let them work industriously. The workers, therefore, learnt that their employers were not their parents, but just cruel and ruthless capitalists. As soon as the war was over, the communist-oriented middle class hastily tear down the disguise of the capitalists. Shanghai fell in the hand of communism far before 1949.
Then a question will rise: where did this new discourse took place？ And where did its opposite discourse？ Yeh’s answer is business schools, publications and mainly, mass media. Through the argument in book, Yeh no doubt presented a convincing answer. The Life Magazine, the Reading and Life magazine were sufficient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great impact of the mass media in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e readers of these magazines, the middle class. Plus, Yeh did an excellent job in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In many studies concerning ideology, the authors usually stress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government, or the mass media. But ideology is not a one-way street. Ideology is not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propaganda, bu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Thus, Yeh also stressed on the role of the population in illustrating the “Duzhe Laixin”, the letters of the readers.
《上海繁華》读后感(四)：上海是否真正繁华？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缓慢而深刻的近代化。然而主动近代化和被动西化还是存在着差异，其内部的深层动因并不那么简单。叶文心这本《上海繁华：都市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正是将上海视为“研究近代中国的‘钥匙’”，并通过大量繁复而细密的史料梳理，勾勒出了20世纪上海作为首批开放通商的城市之一，在形成了新的商业文化和新的商人和市民阶层后，通过怎样的内在演化，终于变为一个繁华的国际都市。但是这繁华之下又掩藏着许多政治力量的交锋、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小市民奋斗的艰难……正是这些细碎的悲欢离合，影响着上海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上海繁华是平常人的城市史，这部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
叶文心的外曾祖父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父亲是台湾著名报人叶明勋，母亲是著名作家华严（严停云）。博士师从史华慈教授，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她少时读《史记》、《资治通鉴》、《罗马帝国兴衰史》，受父母亲的影响，书中不仅有严谨的历史论述，也不乏敏锐的新闻视角观察，还有着卓越的文笔，让一个个故事生动起来，跃然纸上。
叶文心笔下的上海，逃离了以往宏大的、偏政治的视角，试图从微观、自下而上的方向来进行考察，这也是史学界近年来被称为新的文化转向的“新文化史”观，不仅注重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1]更是一种对于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目的论的挑战，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普通人，并不是为微观而微观、为文化而文化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坚信，许多历史问题不能仅仅用经济、政治来解决，答案或许藏在文化中。
《上海繁华》一书共七章，叙述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民国时期的上海历史，以时间为主要脉络，串联起三条主线：物质文化兴起、空间重新想象塑造“奇观”合法性以及公司家长制的演变和小市民思想转变。这三条主线隐藏在报刊、杂志、书籍等大量文献线索中，被作者抽丝剥茧，一一道来。
在文中，作者摒弃了“资本主义”的说法，通过引用利亚·格林菲尔德的“经济主义”来说明近代中国人对商业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新商人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牺牲商人利益屈从儒家价值观的桎梏中进行自我解放，获得更多道德合法性，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学兴起、新词汇流行、商业学校职业教育的兴办、文凭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现代商业精神正是通过这一个个环节实现自身的合法性。但是近代化的实现，不能仅限于商业自身的推动，商业是作为一种中间力量，联系着西方世界和市民。在这一城市化的进程中，空间视角得以引入，作者将上海称之为“空间重新被想象的地方”。
叶文心认为，各类空间秩序一旦形成，这个秩序对于其间所将要开展的活动，也常常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规范性。人们一旦进入或使用这个空间，就不得不跟这个规划逻辑进行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对话。这种对话往往是具有文化以及社会意义的。[2]
作者在写作中也非常频繁地运用空间思维以打破已有的对历史的单向认识，使社会文化有序地依附于时空格局之上，形成一种整齐的历史概念。可称为典型的除了书中所强调位于海关大楼顶上的巨大时钟外，就应该是以永安公司为代表的百货公司了。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永安公司所代表的是消费概念上的突破，它重新组合了文化与空间。[3]永安公司正是这样一个典范，它通过创造购物新环境，卖出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奢侈品，通过为妇女创造洁净、私密的购物空间，也解放了妇女的消费权利与消费欲望，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百货公司已经脱离了它本身的结构、概念，体现出了对于整个城市的价值观念和购物理念的构建，也在无形中创造出商业的巨大价值。甚至，通过商品的本土化，还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情感的迎合与利用。因为作者认为，“国家”以及利基于共同情感的“市民”概念大多是城市建构出来的，与现代性一样，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发端于城市的新思想。[4]总而言之，这个空间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即洋人、商品、美女共同构建的消费文化，而这些本是一种被侧目而视的“奇观”。
除此之外，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公司又引发了另外一场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变革，这也是本书另一个主要主线——公司制度下的家长制的构建与解构所带来的城市政治倾向的变化，并通过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单位制进行比较，发现其中隐藏着的历史承接。关于家长制是如何在公司职员中解构的，本书并不认为是阶级的对立带来的改变，相反，正是循着这个儒家道德伦理下的家长制逻辑而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冲击崩溃的。在战争期间，作为家长的公司不仅因为为维持生意屈从于日本侵略者，而且无法为员工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时，在那座“孤岛”之上，社会和平安稳的假象被进一步撕破，银行员工所憧憬的田园生活消失无踪，大量失业青年承受着养家糊口的重压却就业无门，上层人士的声色犬马……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在这座城市失去了他们原来的尊严，正是在悬殊的差距中，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地突显，超出了合理的调控范围。于是，“随着家长的功能丧失，同时出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威权式社会主义政府，其制度化的功能要养活以及保护中国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政府接管了家庭的任务。家庭纽带不是被舍弃，而是被去个人化。”[5]
公司的家长制在个人化层面被解构了，公司的组织方式——单位却顺着政权的更替继续延续。文中写道，中国银行这种自给自足的宿舍大院，与一九四九年后共产主义政权的单位大院有着明显相似处。……需要指出的是，具有集体宿舍和工作分配特征的共产主义进入这个城市时，大部分上海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已经有在类似的集体组织中生活的经验了。[6]
然而，作者仅就经济活动的文化考察来解释上海近代的变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进行政治立场的选择不仅仅考虑的是经济因素。若作者认为小市民因为出于对“公平社会中美好生活期许”的追求而将希望“寄托在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共产党，却将公司里的共产党员与普通市民完全隔离开来进行分析，就较难展现最早的那批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改变。另一方面，作者也考察了《生活周刊》和《读者生活》中那些对于底层贫困人民的悲惨生活，可以明显看出在这座孤岛之上，贫富差距的悬殊，商业文化只能带来表面的光鲜，作者所秉承的经济主义的“本土化”带来了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中国”，这也许就会回到作者在导论中提出的“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上海所拥有的现代化商业文明，足以燃起当时人们对新时代生活的向往，然而在战争、殖民等一系列苦难的威胁下，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和平的生活很快就被打垮。所以，若作为“上海史的上海”，无疑她是成功的，但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她承载着太多的辛酸，对于内地广大的乡村地区而言，她走得还太快，而另一方面，她的消费文化下裹挟的也是政治的斗争，这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同样用新文化史的路径，来进行对政治文化态度的考量。
后记：读完《上海繁华》时，我已坐在时速210公里/小时的高铁上，自北向南驰向上海。这座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兴起的现代都市，被新一代年轻人戏称为“魔都”。相比于100年前，现在的一切可能还不会那么“魔幻”，而在当时，来自农村的人群根本想象不出电车、电话、银行、百货大楼这些代表近代化的符号。
史学的改变不仅仅在于方法的变化，也在于研究者对于世界态度的改变。在近几年对中国近代的研究，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视角，不再盘踞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视角，似乎也不再拘泥于历史风云人物的浮沉梳理，反倒更多地从细微的、平凡的生活中，以文化的路径去剖析近代中国历程。包括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都是不拘于宏大视角，或以空间转移，或仅专一家，整理曾被历史尘埃掩埋了的记忆碎片，还原出一个个不同人物、故事中，而在这些人物、故事里会渐渐勾勒出一个平易近人的中国轮廓。
因此，在小时读历史时，会思考“历史告诉我们什么”，而现在读历史时，会想“已知的历史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不追求多么振聋发聩，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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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兵.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 复旦大学, 2005.p6-p13
[2]叶文心. 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013 (1): 120-123.
[3]叶文心. 从都市“奇观”到“辉煌”景象[N]. 文汇报,2006-06-11010
[4]叶文心.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D].王琴刘润堂译.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2010.p99-100
[5]叶文心.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D].王琴刘润堂译.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2010.p149-215
[6]叶文心.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D].王琴刘润堂译.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2010.p115-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