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是一本由玛丽亚?海默 / 曹诗弟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1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精选点评：
●内容略陈旧，好在诚实
●才读了几页，但是内容和翻译都出乎意料地还不错
●全书由八篇论文组成，讲述了八位调查学者的个人经历和感悟。 可能是由于翻译极差，我并不能从书中提取到实实在在的调查技巧，但对于一个没接触过这方面知识的人来说，还算是不错的背景介绍。 全书成文方式近似讲故事，故事内容颇为有趣，值得一看。
●有启发，只是很多章节没有译，遗憾
●叙述者的身份很重要
●中国作为他者
●看原书目录，觉得最有意思的两篇中文版还给删了……感觉对中国人来说，书里这些不都老生常谈么……还有一篇传播学者写的，谈了一下“只有进入田野，接触当事人，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情况”之类的感想，我晕。
●一本非常无聊的书（看研究方法的书还要有聊?） @2018-05-30 21:30:24
●书不错，就是删减的太多了
●没啥特别的。。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读后感(一)：《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网络评论选摘
c***h
“做社会类的研究推荐看，特别是对于门外汉来说，接手新项目后，不要以为社会学研究就是普通的搞搞调查，主观推测。这本书尤其给了读者很好的指导”
木头0403
“回到历史的现场，需要掌握对田野调查的方法，系统性的了解。”
d古井
“外国人写的论文集，值得一看，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田野调查”
兔子小姐
“虽然内容是不同的外国学者对于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经验总结，但是其中提到的一些应对田野困境的方法、搜集资料的要点等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同样很有启发”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读后感(二)：关于田野调查方法的经验和启发
本书汇编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在中国背景下总结的田野调查方法，讲述了学者们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应对策略，希望吸引中国的学者参与田野调查方法的思考和讨论。全书篇幅不长，将不同学者的研究整合后可分为四个部分：处理田野调查在研究中的角色、如何突破官方中国背景的限制、如何收集和解读数据、讨论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的问题。在八篇文章里散落着四个部分的内容，可见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实践中具有共通性，根据研究设计在实际中调整和选择不同的侧重点。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作为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讲究“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当这种方法渗透到其他学科中，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策略和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学者们都强调要用双脚丈量现实，用嘴巴收集资料。书中的研究多发生在90年代，调查虽受中国官方权力限制，但从“如何写出百分百通过率的项目申请书”到“官方和非官方话语背后的深层寓意”，无不展现了学者们在研究上的“八面玲珑”。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是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讨论。这是田野调查中的普遍难题——如何发现局内人自己的问题，这让我想起社工服务强调的“同理心”，也许，尝试和研究对象先从朋友做起，或许能获得局内人视角吧。
合上全书，脑海中萦绕不去的，是无论哪门学科，无论做何调查，都应该明白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曾经做过关于老年人宗教信仰的访谈，在马路边拦人访谈，效果很不理想，直到找到关键人物支持，才通过他的关系网滚雪球般顺利开展调查。时代在不断进步，九十年代积累的宝贵田野经验可借鉴，但不可盲从，无论是田野调查，亦或其他。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读后感(三)：关系的关系
本书集结了多篇由外国学者而写、针对如何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论文而成，内容包括如何与形色各异的社会阶层展开访谈并解码信息；如何突破官方中国背景的限制探索敏感主题；如何解决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认知差异与矛盾等诸多话题。这些内容对于导演现场调研、收集素材、挖掘故事、研究人物等筹备工作非常实用，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
田野调查属于一种质性研究，研究者往往来到现场（田野），在自然的状态中以作为“代理者”的“个人”，去解构作为“经验的核心”的“自我”（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整体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同于量化分析，更注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交流与互相影响，更关注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和现场情景，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研究态度。“质性研究以描述的方式实现意义的理解。”
《在实地调查中寻找“局内人”的视角：以四川预防拐卖研究为例》一篇尤其精彩，令人联想到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因他人往往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无法切身体味局内人的困境与真实想法，这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局内人的诉求。
这篇论文开始于作者的某次调研困惑：为何在中国农村，会有一些妇女“甘愿”被拐。后来作者反思到原来自己一直是以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上述问题，所以无法理解。若是站在研究对象本身的利益点出发，自然一切说得通了：部分妇女在被拐后生活质量反而比以往得到提升，以至于她们觉得被拐并非一件坏事，并不需要来自官方的“救赎”。所以作者说：“当我们以主流文化的观点和主流媒介渠道来进行’打拐’或’防拐’宣传时，这种差异就应该被考虑到。”
如何在秩序中去寻找主体的位置？当作者有技巧地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与话语中，他了解到在劳务市场上，很多妇女其实受限于她们的教育年限、文化水平以及对信息的获取渠道等因素，无法直接与官方宣传产生共鸣，因此作者总结出，“从被研究者的经历中发现并理解他们已经建立和发展中的知识和策略。”对于作者而言，这些妇女本身即是“他者”，而中国本身又是更深层次的“他者”，或许正是因为身份的差异，作者的研究反而能更为平等地去展开。
类似的思索也体现在香港导演黄真真早期的纪录片中，以及内地学者黄盈盈所著的《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书中对于特殊职业人群，诸如性工作者的田野调查与信息采集也同样地从局内人立场出发，以尊重和真诚的姿态去敬畏每一名调研对象，不论他们在社会舆论中被赋予怎样的偏见。在田野调查中，比起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仁慈与智慧，这一点总结也来自《仁慈和智慧的重要性——现场关系结构的反思》一文。
当然，这并非否认调研技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与人打交道的田野调查中，怎样获取我们想要的信息、如何巧妙地让对方敞开心扉至关重要。除了书中所写之外，我还联系到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以及黄仁宇教授的《关系千万重》，分别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让读者深层次地解读对于人类社会与个体关系。
最后，我认为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艺术创作抑或是人际交往，人们都应该努力尝试将自己置身于局内，更好地去理解他人，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认同，其中的奥妙引人深思。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读后感(四)：我们该如何研究中国
“1979年初，首个由七位美国学者所组成的小组进入中国开展长期学习和研究。……他们不仅仅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也被允许在乡村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学者们兴奋地以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其复兴好像触手可及了”。但这种兴奋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数十年封闭隔离之后的突然开放，加上中国行政部门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预测，促成了这种以随机和偶然为特征，而非以仔细规划为特征的研究风格的发展。”这就是近日出版《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田野调查》)一书的编者曹诗弟和玛丽亚·海默对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研究局限的看法。
我们该如何研究中国，尤其是变迁中须臾不同的中国？是给无论海外，还是本土研究者们提出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同到来的诸多新的现象，让贸贸然进入村落或社区的研究者大呼不解，惊诧地发现，柏油路、瓷砖楼房替代了以往的泥墙茅屋，村庙的菩萨也住起了新房，新的开发政策和新的话语，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过，每一个热爱中国，潜心研究的人们应该知道，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发生了变迁。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以《写文化》为代表的系列反思之作，已将田野调查遭遇的这些现代主义之“后”的问题列上了讨论议程，并试图解决田野中遇到“后现代”困境。学者们纷纷从最基础的方面提出了应对方案，“研究者做田野笔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还运用了可以习得并熟能生巧的技能，”三位人类学家在《如何做田野笔记》(以下简称《田野笔记》)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前提和程序进行了归纳，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身边来了一群充满不满情绪的农民；不一会儿，我们甚至就无法听懂他们谈话中的哪怕是一个词了……当小王把主要短语翻译成普通话之后，我意识到小王不但把当地方言翻译成了标准的中文，而且他还把百姓语言翻译成了干部语言。”田野调查带给中国还是外国研究者的第一道难题，毫无疑问就是语言，而如果我们将语言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后，其中转换过的内容将发生更大的变化。这给田野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阐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信息，我们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甚至全知视角，来呈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视角，掌握应有的记录方法，就不会向一个“年轻”农民问出“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你的祖国和人民负起责任？”这样的问题了。这位田野记录者或许会为他/她的调查对象，提出一个更合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田野笔记的撰写就是研究者将所见所闻写下来的过程，那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而对于一个与研究对象相处不多的国外或国内研究者，更变得“只是将观察到的事实照搬进笔记。”欧博文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充满了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是访谈对象乐于端给我们的。”田野对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倾向于把每一位外来的研究者都判别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社会提供“资源”的潜在对象，于是在研究者看来，访谈对象乐于给他们提供各种信息，唯独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对于熟练的研究者来说，任何信息都不是无“意义的”，为了发现这些意义，我们不但要记下所见所闻，还要通过笔记“呈现场景”。
因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其背后的“剧本”，为我们写作这些剧本的，就是文化。为了呈现这些文化剧本，研究者需要把观察到的“基本场景、背景、物品、人物和行动”细节一一描绘出来。通过这种描写既能帮助观察者了解一个貌似“本不应该”行为的含义，又能通过借助这个场景了解社会行为的逻辑。于是，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的“场景描写”，能帮助研究者了解一个山东农村“十星家庭”的话题：这些“星”跟正在拟定的村庄章程有关，而家庭会因为完成各项任务而获得“星”，比如交税、守法……不让猪跑到别人的地里、孝敬老人等。有了这个场景，我们或许就能理解访谈对象所说的：“年轻姑娘不愿嫁到少于八星的家庭去；干部家庭如果低于八星或九星，就有可能失去位子……”这些谈话的实际意义了。正是这些描写，将费解的“星星”(符号)与婚姻关系、村落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人误解了人类学研究的本意，我们的研究本身不为理论对话，也不为结构理论，而在于“揭示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这也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践前提———只有揭示他者行为的意义，沟通才成为可能。《田野笔记》的作者指出了调查的关键在于“以敏锐的笔触将当地人眼中事物的含义记录下来，然后让那些对这一特定社会生活环境并无了解到广大读者知晓和理解当地人的意义世界。”
《田野调查》的一位作者跟踪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公安部门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合作项目。他转述了对一位被拐妇女的访谈，“她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想带我离开这里。这里比我老家好多了。我可以吃足够的粮食，还不用下地干活，只照顾家里就行了”。这显然与研究者的经验和知识不符，研究者认为“她是被非法卖到这里的，应该被解救，但从她的经验来看，是不是‘非法’拐卖并不重要，她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因此拒绝别人的解救。”尽管这位妇女的生活依然穷困，“但她的理解是只有这种选择才对她更有利。”同时，研究者也从被拐妇女家乡山区的经验获知，“她们在家乡不仅要做所有的家务劳动，还要下地干活，等于双份工。”
研究者并不是为犯罪辩护，却一再提醒我们“局内人”对意义的不同理解。研究者再次援引那位被拐妇女的视角，“原来在老家时，有电灯但没电视……现在家里有电视，”尽管接收质量不好。研究者与“局内人”在谈话中都谈到了电视(这是了解“拐卖”妇女现象的主要渠道)，但“限于受教育年限或文化水平”，影响了双方对“打拐”或“防拐”观点的形成，也决定了对沟通和认识上的差异。
研究日益变迁的中国，与变迁中的世界并无差别，追求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挥舞着发展的旗帜迎面而来，试图迅速改变传统社会多少带有“前现代”气质的文化，可是，这种发展观念，难免用消费主义的大商场、一元现代主义的压路机，将农村或乡土社会变成发展的对立面，忽视了乡土中国本身在现代化面前的能动性以及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连续性。这种状况让我们用田野调查，用民族志文本揭示当地人眼中的意义世界，也让我们更坚定地站在“被发展者”的一边，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帮助他们成为现代性的主体。
版次:GB20 版名:南方阅读 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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