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近日，我认真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读后给我很大的启发与感悟。钱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古至今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分别在政治组织、人才选拔(考试)制度、经济(赋税)制度以及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读完不难发现钱穆先生对于古代政治制度大致是持以赞扬态度的，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而忽视了传统政治。他认为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到一个较公允的结论。

 

　　一、 皇权与相权

 

　　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朝后，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汉朝是我国第一个建立比较完备制度的朝代。汉朝开始时，皇权与相权分开，但从汉武帝时，“外朝九卿，直接向内廷听受命令。”这里书中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当时皇权与相权分开固然没错，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制度上的不完善及随意改变性因而导致碰到一个能干有雄心、好大喜功的皇帝，则常常侵犯宰相的职权，比如遇到雄才胆略的汉武帝，宰相便退处无权了。

 

　　唐代政府与汉朝不同的是，汉朝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朝则把相权划分为三个机关，又称“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及上书省。可以说，进一步削弱了相权以加强皇权;到了宋朝，宋朝的相权，较唐代进一步抑制，相权中军事、财政和用人三权都被分离，且谏官不再纠绳皇上，而是变成纠绳宰相;从明朝起，没有了宰相，出现了九卿，即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和大理院的整合，直接对皇帝负责;清朝制度几乎全由明朝承袭下来，只做了小的改动，然而钱先生认为，这小的改动实质上完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由皇权、相权的分离向皇权专制的转变，清朝时期，军机处的出现可以说标志了皇权的集中达到了顶峰，这是以往朝代所没有的现象。

 

　　二、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封建社会两千年发展，无非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逐步削弱的趋势。从财政、人事、军事等各方面，中央能够充分根据自己的政见来向地方传达并实施，在地方财政被卡死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办起来很难，因而自然而然最终事情的大权都掌握在中央手中;其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政令不通问题无时不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中央有看似合理英明的政策，地方是否执行或是否按照中央原本的初衷去执行都是个问题，都切实关系到政策的效果，关系到每个老百姓能否从中央的政策中获益。

 

　　钱先生在书的总论中说道，“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件事。”借鉴到当前，对于我们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更好的结合起来，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制度与现实

 

　　在书中，钱先生说到中国传统政治有一大漏洞，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这也可以是说好处，因为可以随机应变，有伸缩余地，然而他的坏处也很多，它为皇帝的任意决定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如唐代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传统政治并不全是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事实是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下的法制往往不一定严格遵守”。这是制度与现实的差别之一。

 

　　其次，读完书后，我还发现中国政治制度的废弛和崩溃并不因为制度本身不合时宜，而是因为执行不力，监督不严，没有人去监督该制度的执行程度，如作者书中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致于不可收拾。”比如唐朝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所致。此乃制度与现实差别之二。

 

　　钱穆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很多思考。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听后答：“行!民主。”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总是经历兴衰治乱，改朝换代的现象，各个朝代都难逃“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在我看来，中国历代政治根本问题乃是权力的来源和制衡问题。

 

　　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统治阶级)在掌握权力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暴力，通过意识形态来神话统治者(即我们常说的“洗脑”)，并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要来取得权力的合法性，从而控制和约束人民，同时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与限制的，因此这必然出现了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那么，如何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统治者要有长远理性，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到，皇帝做好了(长远理性)，事情也做的好，然而皇帝坏了(短视理性)，政治上却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大问题。二是由人民监督政府。即建立和完善监督体系，建立一个平等型政府。毛主席说只有民主才能帮助我们逃出“历史周期律”的魔咒，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最长远的公共理性来取代最狭隘的短视理性。从长远利益看，人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共生共荣的，权利与义务处于对等状态的理性社会，然而，在暴力竞技场上占有优势的人们，却一次次失去建立这一理性社会的机会。

 

　　总之，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的博弈，权力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政权的崩溃是必然。当前，我们推动法治建设，建立法治中国，就是要求依赖民主，通过制约公权力，从而羁束着公权力更好地落实老百姓的合法权利。

 

　　中国政治制度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到今天民主制度的施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的前进方向。最后，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