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典范读后感有感

话题：阿多诺 读后感 

　　《阿多诺》是一本由洛伦茨·耶格尔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3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阿多诺》精选点评：

　　●可能是我读得粗，觉得翻译还好

　　●翻译极烂。

　　●求英文/德文版

　　●拉扯，繁複。譯者我就不再多說了……

　　●认识阿多诺

　　●一个半小时翻过

　　●材料还是蛮新鲜的！翻译问题很大，人名都不尊重通译，甚至许多地方把意思翻译反了，比如，策兰支持反犹主义大屠杀？马克思写青年问题？（是因为“青年”和“犹太人”在德语里很接近吗233）读到了不少八卦，如本雅明得知阿多诺婚礼没有邀请他，暴跳如雷；霍克海默在返回德国后变得极为保守，张口闭口“为了研究所我们还是不要这样说了吧”（马丁·杰也写道，回国后的巨大名望让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大减）颇为有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同情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权威主义人格的访谈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任意解释为权威性人格；阿多诺批判斯特拉文斯基动用许多精神分析病理诊断，甚至勋伯格都非常不赞同（这样的批评看上去的确是以一种精神分析的面具在实行人格攻击）；战后的社会学研究依然坚持精神分析，然而做调查的学生对这些术语一知半解。

　　●翻译的像垃圾，糟蹋了

　　●写得不怎么样，翻得不怎么样。

　　●翻译太差，都2007年了，把波德莱尔还翻译成鲍德莱，克尔凯郭尔翻译成基尔克加特，经常有莫名其妙的译名蹦出来……但有时又是按照通行译名……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译出来的。

　　《阿多诺》读后感(一)：被翻譯糟蹋的書

　　我們的譯者是圖賓根大學的Ph.D.，可是這樣一本書還是翻譯得不忍卒讀。文句沒有行氣不說，到處都是一些匪夷所思的譯名，如“舍恩貝克”（應為“勛貝格”），埃德加·阿倫·波厄（顯然是“愛倫·坡”），哈南·阿倫特（漢娜是通譯），吉德（紀德），卡塔爾戈（迦太基）……卡西勒一會兒變成卡希雷爾，一會兒是卡西勒爾，布萊希特的名字一會兒是貝托爾特，一會兒又是貝托爾德。Sholem一會兒是肖勒姆，一會兒是朔勒姆，貝克特有時候是貝克特，還有的時候被翻譯成“貝凱”……我不知道責任編輯到底在忙什麽。

　　阿多諾在音樂方面造詣是深刻的，但我們的譯者缺乏起碼的音樂知識。勃拉姆斯的h-moll Capriccio中的h-moll被譯成h小調，真令人匪夷所思。

　　還有就是他對一個含義甚遠的Dystopia居然用“地獄”來譯，讓我無話可説。“抗羅宗的倫理學”，很明白的是“新教倫理”……他難道非要重新發明一套並不高明的術語麽？

　　我想這又是一個到了德國沒有好好聽音樂啃豬肘的學者，如此地缺乏通識。

　　《阿多诺》读后感(二)：两难的阿多诺

　　谁是阿多诺？在中国，阿多诺毕竟比不上他的弟子或助手哈贝马斯那么红火。在图书馆闲逛时发现又有几本中国学者研究哈贝马斯的著作上架，耐人寻味的是，名字几乎雷同，只是作者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我拿起这本阿多诺传记翻了一下，一时心软就借回来了。

　　啃完后一上豆瓣，才发现自己的确太心软了，大家都给了很低的评价，原因是译者实在太烂，著名思想家的人名译得太离谱！最不可思议的是说策兰支持反犹太人！至于那段话现在还没读懂：为什么策兰强调阿多诺是个犹太人？这么关键的会晤作者注意到了，可惜我们被译者蒙蔽了……

　　排除译名的技术性问题（毕竟我很熟悉，不算太骚扰，但将荷马译成休谟实在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自己受了多少的误导。感觉这本书写得比较到位，尽管强调是“一部政治传记”，但似乎政治性并不够强。对于阿多诺这个西马大将来说，传记的政治性不可避免，何况是那个动荡的时代？

　　部分因为作者的原因，看完这部传记后进一步加深我对阿多诺的失望。传记作者在开头似乎挺强调阿多诺虽然在青年就才气毕露，但有一个重要的缺点：过于无批判地接受现有的学说和术语。这尤其体现在他批判克尔凯郭尔、胡塞尔等人，从严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样的批判显得过于急促和表面。碰巧阿多诺批评克尔凯郭尔的书也刚翻译成中文了，不知道是译文还是原文艰深，我最终还是看不下去……正如传记所记录的，索勒姆同样对这本书评价不高，尤其在宗教角度上把握得很牵强。

　　吸引我的，与其说是阿多诺的学说，不能说那个时代的混乱和意见。很多人都错误判断希特勒政权的性质和力量，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流亡时的艰难。当然，还有布莱希特对他们的讽刺，这实在是本书的一大看点。透过布莱希特的恶搞，不难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复杂多面：既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敏锐。

　　提到阿多诺，就不能不提本雅明。书中提到本雅明的思想是“对哲学的观察”，阿多诺的思想则是“对哲学的解释”。相对而言，本雅明的观察更显可贵，阿多诺的辩证法则是僵硬得多了。我时常怀疑，像本雅明这样的天才很可能受到西马这个小圈子的限制和不良影响。尽管本雅明现在是因为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等噱头而暴得大名，但我更喜欢神学的本雅明而非世俗的本雅明。他本可以走得更好，就像他的自杀显得如此神秘。当然，宗教的张力同样存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

　　不能不提的另一号人物是海德格尔。晚期阿多诺地位不低，足以跟战后开始复兴的海德格尔对抗。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人认可阿多诺真的读懂了海德格尔，特别是晚期的海德格尔，尽管他们都共同批判技术异化。再一次，阿多诺似乎无法摆脱的僵硬又出现了：“阿多诺使用了源自实践意识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方案，所有的思想都形成于它的相互关系之中。从这个立场来看，会容易对本体论产生初期的怀疑，这一怀疑大概是说，在确定存在的基本结构这个问题上只是浅显的，可事实上是在意识形态上委婉地表达一种错误的秩序。”（第243页）译文大概能读个半懂，我想阿多诺的批判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套：这或许是真理，却也是僵硬的真理。我疑惑的是，既然这一页书说阿多诺讽刺海德格尔是个乡巴佬，为什么传记结尾又说阿多诺是个“山民”，他临终前希望回归大自然？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矛盾，不知道是出在阿多诺、传记作者还是译者的责任之上？

　　如何评价阿多诺的一生？他曾承担过同时代犹太人共同的厄运，最后也遭到激进学生的嘲笑和攻击（我不知道为什么阿多诺会招那样的人当博士生……）。作者提到阿多诺早在3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关于贝多芬的书，一直没有写完，如同《美学理论》或《否定辩证法》。也许，这透露了阿多诺或那一代人的内在困境：“批判理论这一学说就被当作双重意义来理解了：一方面是作为对现存之物的激烈批评，一方面打开了——像瓦尔特本雅明的著述那样——通向思想史的通道，否则它或许早就被湮灭了。如果要说是辩证法，那么就是这儿：阿多诺用奥斯威辛的灾难作为他思想核心的方法，让他的读者和听众有可能去坚持对德国语言、哲学和音乐的热爱。”（第242页）

　　阿多诺是个没当成音乐家的哲学家，虽然他对勋伯格的评价让后者恼火了很久。像韦伯一样，阿多诺作为典型的欧洲之子，当他流亡到英国牛津觉得自己变得弱智，当他流亡到美国哥伦比亚觉得自己变得庸俗。不是“或许我们该返回德国”（阿多诺原话，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而是必须回到德国。无论对悲剧如何反思，对德国如何憎恨，阿多诺总是德国的犹太人。德国人还是犹太人？或许这样的疑问是错误的，也是致命的。我想，这种致命的无意义贯穿到阿多诺的生命尾声：当他面对澎湃的学生运动时，不由自主地保守软弱起来——激进的学生代表批评得过分又在理：一向标榜批判的阿多诺，究竟还是个被体制收编的人——要么不要公开地、煽风点火地批判，要么彻底地、虚无主义地投入到行动之中。在这点上，阿多诺重复了很多哲学家的悲剧：既不懂得保持沉默，也不懂得坚持行动。

　　《阿多诺》读后感(三)：马克思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的诗人与评论家们喜欢引用这句话:“在奥斯威辛后写诗，是残酷的。”其言出自阿多诺。某位七零后诗人在汶川地震时立刻写了一首诗《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毫无新意地将阿多诺的名言篡改了一下（更轻浮的是，此人随后变色龙般又写了一篇混乱的文字《为什么普遍写得这么差》）。更有趣的是，此人被视为七零后的重要诗人与评论家。

　　言归正传，也许许多胡乱引用的人不知道这段话的背景，这句话较完整的上下文语境是：“社会越是彻底，那么思想就越是具体化，它的开始就越是自相矛盾，并试着从自身去摆脱这种具体化。对灾难最外部的了解恐怕有变成废话的危险。文化批评面对着的是文化和野蛮这一辩证法的最后一级：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这也是吞噬着这样的认识，即它说出了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原因。把思想进步假设为自己的一个元素，并在今天准备彻底地吸收它的这种绝对的具体化，是批判性的思想力不能及的，只要它自己没有任何变化。”可以看出这段话并不好懂。德国哲学家的话都不好懂，这道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思想深到我们读不懂的程度，而是德语在上个世纪前半叶页并没有成熟（今天也仍然成熟不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达效果。而康德的三大批判之难懂，一半原因不得不归因为当时德语的粗鄙与言不及意，虽然德国知识分子一向过于自信地以为只有德语才最适合搞哲学。

　　阿多诺的这段话针对的是保罗·策兰，一些中国的中产诗人们动不动就挂在嘴边当香口胶的名字。策兰的名作《死亡赋格》被认为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今天，《死亡赋格曲》已成为为诗歌来表达灭绝政策的重要证据。”耶格尔如是写道。其中策兰在写下这首名作时，父母都为党卫队杀害，他也被抓起来关进了劳改营。而针对阿多诺似是而非的指责，策兰并不客气地在诗集《换气》的一则记录中回击道：“奥斯威辛后不写诗（阿多诺语）：这儿把‘诗歌’想象成什么了？胆敢从夜莺或是鸫的角度，用假设和猜想的方式来观察或报道奥斯威辛，这种人是狂妄之极。”

　　在此，我也愿意借用这句话来回击开头提到的那位下半身诗人。

　　结果是阿多诺不得不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收回了他原来的名言，他说：“经年累月的磨难，就像被折磨者可以大喊大叫那样，有着许多表达的权利；因此，在奥斯威辛后不再写诗的做法可能是错的。”

　　有趣的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还是音乐家。这位原则上的理性主义者，坚决地反对任何非理性传统的大师，生活却是那么的非理性，他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立场，它在对时局的判决上从来就没有正确过，而他的思想，则成为一九六八学生们的精神支柱与理论来源之一。

　　但历史辛辣的讽刺是：在学生运动中，阿多诺成为学生批判的对象。“阿多诺像一个变魔术的学徒，他的号召起了基本力量的作用，但他却不再是这一力量的主人。”耶格尔如此比喻。与他作对、与他所在的法兰克福研究所作对的他的学生克拉尔，被处以监禁，而阿多诺曾做过一个关于他的梦（也许只是个讽刺的编造）：这个好斗的学生像个恶魔坐在他的胸口，手里挥舞着一把刀。“这不是搞恐怖吗？克拉尔先生？”老师问他，学生给的回答好像直接来自于阿多诺自己的理论：“您在拟人化了吧。”

　　更搞笑也更悲哀的还在后面。1969年，他正在做讲座时多名女人涌进大教室分发印有标题“作为机构的阿多诺已死了”的传单，三个穿着皮夹克的女学生围住他，她们四下撒花、表演着哑剧，最后在周围攻人群的起哄中掀起衣服裸露出她们的乳房。讽刺的是，正是阿多诺的著作《启蒙的辩证法》和《最低限底的道德》给了女人们这种“妇女解放”的希望。

　　耶格尔不无嘲讽地写道：“传单中表达的要让他死去的愿望很快要实现了。”没过多久，阿多诺在瑞士的瓦莱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革命总会被革命的私生子所吞噬，左翼总是被左翼的得意门生所“左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阿多诺》读后感(四)：阿多诺：永恒的流亡者

　　在1993年的由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瑞思系列演讲中，著名学者萨义德几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流亡的命题。“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萨义德开门见山的如是说。在他看来，流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远离自己的家园，多年居无定所，更重要是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在描述二十世纪的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流亡的时候，萨义德反复提到了一个人，一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的人物，一个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的人物：阿多诺。萨义德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并称他为“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如果说当时在萨义德的演讲中我们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用一种崇拜的目光盲目的接受这种神圣的论断的话，那么在洛伦茨?耶格尔所著的《阿多诺：一部政治的传记》中，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个对阿多诺高度的评价转化为由阿多诺一生的经历所书写而成的现实情境。阿多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具有高贵的意大利人的血统。它们的家族显赫，人才辈出，热衷交际，喜欢音乐——这最后一点对阿多诺的影响深远，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他以后的哲学学习和流亡生涯。事实上，小时候的阿多诺除了对音乐诗歌感兴趣外似乎还看不到他身上的哲学气质。但是好景不长，当德国在一战中输掉战争的时候，年轻的阿多诺目睹了随后的德国的一系列政治变动，随后开始思考革命和哲学的存在意义。“阿多诺，这位哲学家就像他的所有在战后开始上大学的同时代年轻人一样，遇上的是极浓的政治气氛。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下，人们寻找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洛伦茨在书中是这样描述阿多诺在青年时期如何向学习哲学转变的。因为战争和革命，社会从秩序到混乱，探讨如何才能恢复秩序成了阿多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一点看，当后来的阿多诺投身社会科学研究所，即后来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时候，他的内心同样抱着的是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决心去认同这些的。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哲学基本就可以划分为两个派别：一种哲学派别是把宇宙和秩序作为对象进行冥思玄想；另外一种则是把现实的事件和历史作为对象的进行思考的。如果非要探究阿多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投怀送抱的原因的话，归根结底的可以看作阿多诺是被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家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的所深深折服的。

　　可以说阿多诺一生的流亡情境都是和法兰克福学派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24年的6月22日，但是直到1931年由阿多诺一生的挚友霍克海默接手后，才转向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的社会哲学研究的。他们吸纳了众多领域内的学者，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美学家等等，这也就是说，他们将把目光投向所有与文化相关的领域，投向法律、中产阶级社会、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方面的研究。正是这种与现实经验为依据的转向把法兰克福学派推向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史的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同样是这样的转向也把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以及他的同事们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并最终不得不在法西斯上台后走向流亡美国的道路。

　　萨义德在谈到流亡的时候，曾经说流亡既是一个真实情境，同时也是一个隐喻情境。对阿多诺来说，意识到流亡的真实情境，则是在1933年的夏天，他不但丢掉了工作而且遭到了警察的搜查。而后他的隐喻情境则也随之显现出来，他无法进行他以前的政治和哲学研究，只能通过写音乐评论等这样的与政治无关的方式来缓解他的思考。当这种流亡的真实情境和隐喻情境最终合而为一的时刻，也是他1938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和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事们汇合的时候。正是在美国的那些岁月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印记。他厌恶美国的通俗文化，生活方式上保持低调，对美国的那种哲学方式也十分的冷淡，甚至美国的那种风景都能惹怒他，因为总让他想起他的家乡秀美的风景。这种与美国环境的格格不入不仅时刻提醒他的现实是一个流亡者，而且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隐喻情境中的形而上的流亡者：一个永恒的流亡者。

　　在美国流亡期间，阿多诺写下了他的“伟大杰作”（萨义德语）《道德的最低限度》。在这本伟大的书中，阿多诺也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流亡：“严格来说，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的陈腐的契约为代价。”因此无论回到家乡德国还是居住在外国知识分子都需要面对这种无时无刻不处于流亡的情境，涉及到知识分子的写作的时候，流亡则更为重要，“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了居住之地”。对于一个永恒的流亡者者而言，流亡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模式，即使不能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备一种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离开集体走向边缘，在边缘处远距离的观照和思考中心才可能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警醒的态度，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伟大良心。

　　思郁

　　2007-5-16书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德】洛伦茨?耶格尔著，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