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思想》是一本由河西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2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的思想》精选点评：
●前面许倬云等人之访谈尚可一览，后面滥竽之作多出。原以为海外学人应是华人或汉学家，结果尚包括与中国毫无关系之人，且不论学者与作家之差别。故可说主题不明。访谈类书必须慎买！
●这本书也算是百家争鸣了。
●喜欢看聪明有学识的对话
●前半段是很精彩的。后半段改专艺术文学了，不中意。扣分，为了前半段，还是推荐了
●冬天的时候读的，作者知识面好广。
●访谈
●许倬云、杜维明、哈金、梁文道、顾彬等几篇很值得一读，此外作者的专业精神值得敬佩。
●这个人怎么能见到这么多名家
●访谈对象以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为主，从问题的设置和对话的深度中，能看出作者深厚的人文知识基础和阅读积累，对杜维明、徐贲和阿兰·德波顿的访谈尤为让人印象深刻。希望作者能将这个学人访谈继续下去，期待看到更多关于社科各门类知名学人的访谈。
●河西是少见的非常优秀的访谈者啊，自己了解的领域和问问题的深度与角度都很恰到好处，基本不存在“尬问”。其实算是超期待了。
《自由的思想》读后感(一)：自由之思想，关键词海外
看题目：自由的思想，让我觉得是哲学社会科学一类的书，总觉得会深涩难读，所以买了来也一直一搁置在书柜里，昨晚因一口气连续三天读完了小说《巨人的陨落》，想着换个口味的读读，没想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从许倬云到库恩都是很认真读，而且很顺畅，这些名人海外学者的意见确实吸引人，从文学，艺术，儒学，哲学，建筑，电影，体制，宗教，改革，等诸多方面去谈述，也许因为是海外两字特别吸引我，很想了解不在这体制内的学者会如何评判，自由思想，海外应该特别相对国内的环境来说，言论更深刻多元！同时太佩服76年生的作者河西知识之广博！
《自由的思想》读后感(二)：三处
我有自己习惯的一套社会科学的方法：实证，看证据、看材料。材料本身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你有了问题，材料才会现出它特殊的意义。就比方你走进一个屋子，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屋子里的桌子、板凳、柜子对你都没有意义；你走进一个屋子，脑子里有问题，比如要找个东西，哪个箱子里可能有，哪个凳子上不可能有，他们就会显示出他们存在的价值。
有了问题再看材料，但是完全由材料来决定我得问题的答案。每一步验证的过程都是靠材料本身。我不能编造，我不能扭曲。
--许倬云
当今，在某些地方，宗教狂热在形成某种形式的乌托邦。通常而言，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都会让人感到挫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每天这种无聊的生活很压抑，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喜欢做梦的人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去补足他们的生活，去梦想。当这种需求保持在一个私人领域内时，当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形态之中，但当此成为一个集体意识形态时，特别是当其支配了一个政权时，我们不久就将迎来恐怖和暴政。
--诺曼.马内阿 （〈论小丑〉作者）
就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有的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目标。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又要从一个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转型，加大研发和创新产业的投资力度。在这两种冲突之中，中国政府需要平衡来应对压力，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可能会更加明显。
--罗伯特.库恩（〈中国三十年〉〈他改变了中国〉作者）
《自由的思想》读后感(三)：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解
作为一本并不是很厚的访谈录，《自由的思想》这个名字似乎过于庞大。而读罢全书，你也会发现，河西并不打算告诉你到底什么叫做“自由的思想”，整本书中几乎没有谈论这一话题。也许这就是访谈录与专著的不同，没有约翰?密尔《论自由》和J.B.伯里《思想自由史》里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作者与二十个学者看似平淡甚至是索然无味的对话。也许你会认为《自由的思想》这个名字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但我认为，河西只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思想自由的实质。
作者河西的访谈对象都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其中，既有出身于台湾的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有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有曾经引发争议的顾彬，也有撰写《江泽民传》的罗伯特?库恩。对于他们的身份，作者河西刻意强调“海外”二字。虽无明说，但意图可想而知。“海外”自然与“海内”相对，对国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镜鉴。
访谈总是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开始，在了解这些海外学人的生活背景，感受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同时，从他们的“个人记忆”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些熟知的“公共记忆”。任何历史都是叙述的结果，他们的个人记忆准确地还原了从国民党统治，到解放战争，到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
除此之外，他们谈论文学史，鲁迅、张爱玲、王小波；他们谈论阿伦特，现代性与大屠杀；他们谈论儒法国家与资本主义，四书五经和儒学政治；他们谈论公平与正义，广岛原子弹和伊拉克战争；他们谈论战后德国，两德统一和知识分子的内战……每一篇访谈，对读者来说，都是一次思想与文化的碰撞。谈论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他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各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直至针锋相对。
从《论自由》的出版开始，思想自由就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权利，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在密尔看来，思想自由的实质即，允许自由表达并尊重不同的观点；提倡自由而公开地辩论；允许任何观点遭受质疑和批判。
在当今社会，“允许自由表达并尊重不同的观点”尚且不能做到，“思想自由”更无从谈起。在一个极端浮躁的社会舆论环境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交锋常常演变为无休止的谩骂，思想的博弈常常伴随着人身攻击，媒体和公众的围观、站队、评论、戏谑，“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就这样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而“学院知识分子”也不好过。在极其不合理的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更为复杂的是，“他们没有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即使很多人将互联网看作民主讨论的唯一出口，但就目前的情况，互联网中的公共讨论很难等同于慎议民主，因为它始终无法超越自我表达。约翰?斯特莱克指出：“电控空间的文化缺陷是，它把说话的权利提得至高无上，但排除了倾听的责任。”由大众媒体所推动的“虚无主义”，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达到顶峰。
无论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学院知识分子”，似乎都还无法摆脱禁锢，拥抱自由。正如杜维明在访谈中谈到的：“健康的情况应该是：学术的钻研提升知识界的水平，然后为一般文化界创造一些好的氛围；实际的情况却是：庸俗和炒作直接干扰和冲击知识界，使得知识界躁动不安。”
河西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与“海外知识分子”展开的对话，更像是在以一种行动的方式告诉读者，思想自由应该是这个模样。即使许倬云反对胡适的科学主义；即使赵鼎新说西方的人文科学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使哈金认为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即使顾彬的“中国文学垃圾论”招致批评不断……这都不妨碍他们在对话中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一篇访谈，字里行间只有一种娓娓道来之感，绝无剑拔弩张的浮躁气氛，自由思想的魅力，如此彰显。
而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更加迫切的是，学会如何在争吵中保持冷静，学会如何尊重他人的观点。罗素在一篇名为《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解》的文章中给出了答案：“如果你一听到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的观点没有充分的理由，因而别人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观点。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所在圈子不同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我觉得这对削弱狭隘偏见的强烈程度很有好处。”
“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
《自由的思想》读后感(四)：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李文倩
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压力，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所谈情况，针对的是海外的情况。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海外海内，道理是相通的。
而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伪善的胜利是对善的最大伤害，至少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是如此。
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在我看来，这一判断，相当到位。“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
思想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
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河西：《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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