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翠是一个狐女，为了报答王太常的救母之恩，她自愿嫁给了王太常的傻儿子元丰。她用计扳倒了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又治好了元丰的痴病，然后飘然而去。她十分顽皮，一点也不顾及少奶奶的身份，她穿着小皮靴踢布球，一脚踢出去数十步远，让傻公子跑着去拾，一次竟然一下子踢到了老公公的脸上。她还和元丰扮戏，扮《霸王别姬》，扮《昭君出塞》，又和婢女一起装扮成尚书和虞候的模样，甚至把元丰扮成皇帝，因此而受到公婆的斥责后，她仍然毫无惧意，“憨佻如故”。小翠做的这些玩耍大概是当时不少青少年都玩过的，应该说是来自生活实际的，但是，这是一个绝美的少妇同她那“绝痴”的丈夫的“戏笑”，这却是现实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作者把现实与幻想中的人物形象融合得竟然如此浑成，不着痕迹，不能不说是大家手笔。

 

    婴宁则是一个由狐母所生、而由鬼母所养的女孩子，其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小翠比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非常喜欢笑(文中写婴宁笑共达二十三处）：在家笑，出门笑，拈花笑．爬树笑，见客笑，甚而举行婚礼时仍然要笑。而且笑得“不能俯仰”，使婚礼无法进行下去。然而，由于她的笑没有掺杂敷衍人、讨好人的世俗因素，纯出于天真，因而“笑处嫣然，狂而不显其媚，人皆乐之”。这里我们来看王子服寻入深山，欲向她表示爱情时的一段妙文：

 

    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梭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日：“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何便是痴？”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日：“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婴宁之天真烂漫简直到了“傻大姐”的地步。实际上，她对王子服之情洞若观火。表面上憨极，带有善意恶作剧的意味，其实则正是要对方把爱情一览无余地倾吐出来。

 

    蒲松龄曾填过一首《山花子》，词中描绘的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十五憨生未解愁，终朝顾影弄娇柔。尽日无个事，笑不休。贪扑蝶儿忘未了、滑苔褪去凤罗钩。背后谁家年少立?好生羞!

 

    这个嬉不知愁的女孩儿也很有点婴宁的味道。但她毕竟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少女，被后生看见，就“好生羞”，自然不能与灵魂未受污染的婴宁相比。婴宁身上体现着高度自然的人性美，是一块未经封建礼教雕琢的天然美玉，是一朵生长在山野间为大自然所哺育的最美的野花。

 

    以上仅是对《聊斋志异》中极少数人物形象的粗浅分析，该书中还有许许多多鲜明生动、极具个性化、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诸如聂小倩、侠女、细候、乔女、绿衣女、云娘、闺秀、五可、陈云栖、辛十四娘、胡四娘等等。

 

    蒲氏生于明末，长于清初，生活于一个社会大动乱时代。就其个人遭遇来讲，是落寞不幸的。他虽然少年得意，但以后科举屡战屡败和做幕宾后，就是长达四十年的塾师生涯。功名不遂，事业无成，寄人篱下，灯昏衾冷，本能的饥渴想望，竞相交织，能不叫人感慨万端?路易斯·鲍威尔认为，在人的心理造念中，最主要的是自我意象的造念。其所写的落寞书生，身居古寺荒园，却春深似海，可人如玉，只不过是一点对社会际遇的反偿，不过是由此得到一点慰籍自尊，以求达到一种心理的自我平衡。是“不得已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粱事业”（天花藏主人语)。当然，蒲氏的情爱心理中，有其落后自私的一面（譬如鼓吹男子中心主义的自由情爱)，但也有其闪光的一面，有对家长意志的反抗，有对封建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冲击，有比较真挚的感情等等。蒲氏的这种自我平衡心理调节，是一种圆融智慧还是高级庸人哲学，是养生之道还是自欺欺人，是幸事还是不幸，我们且不去论它。

 

    总之，一部《聊斋》“化工赋物，人各面目”(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层见叠出，变化不穷”（赵起杲《聊斋志异例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人物画廊，其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无法越逾的文学丰碑。因此，说《聊斋》是文言小说空前绝后的高峰，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