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再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我如自己的生命。

 

  那个吉普赛女人对我说：你的身体在一处，心却在另一处。在神的驱逐下，永不停息地流浪。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我认了命，反正怎么过，都是一生。

 

  汹涌的泪水流出来，胸口象有把锋利的小刀在切割，我觉得喘不过气。

 

  我伸出手，打算像以前一样去摸他的脸，手指触到的却是坚硬冰冷的屏幕。他毫无知觉，依然隔着屏幕微笑注视着我，笑容依旧诱人。

 

  我想起他摔伤后曾被我逼着做过一次全身体检，还有他最后的决绝和放弃，这其中的种种异常，当年我从未往心里去过。

 

  恍惚中拨通程睿敏的电话，挺我报上姓名，他“哦”了一声，随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隔着六千公里的时空和距离，我听到他叹息一样的声音：“那时候我拼命在找你......维也纳音乐大学和格拉茨音乐学院都贴了寻人启事。你到底看到了，可是太晚了......太晚了......”

 

  电话最终从我手中悄悄滑脱，无声地滚落在地摊上。

 

  一周后我收到一个来自国内的包裹，包裹里是妮娜那本熟悉的《圣经》，同时附着程睿敏一封信，信中说最后的日子孙嘉遇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直到去世。

 

  我慢慢地翻开，柔软的羊皮在我的手指下发出细微的轻响。烫金的羊皮封面，因为无数次的摩挲抚摸，褪色磨损得十分厉害，尤其是四个书角，已经破得露出下面的底色，却被人用透明胶带细心地粘补过。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心电感应，我下意识地揭开那些胶带，拆开封底，果然，一张照片轻轻飘落在桌面上。

 

  照片上是二十二岁的我，正靠在一架钢琴上，对着镜头笑得肆无忌惮。

 

  翻到背面，我看到一行黑色的字迹，上面写着：我的女孩，祝你一生平安喜乐！落款是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我满怀伤心离开奥德萨的日子。

 

  世界在我眼前逐渐褪去缤纷的色残，最终变成了黑白两色。

 

  我记起那张被我烧掉的纸条，原来他是想用那些空白告诉我，他能为我做的，只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