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是一本由杨天宏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018-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故鼎新》精选点评：
●按需。
●上编偏法律，下编偏事件，下编的《北伐前夕中国政治格局及变化取向》 《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生运动》两文可以，所以四星，但感觉见识虽有，但不系统。
●为杨旧文总集，杨的观点和我基本一致，一猛批近年来盲从西方理论，言而无据之本土学者，中近史政治史尚未研究透彻，动不动社会史后现代代主义简直笑话。二，痛感北洋研究之不足，整个研究之占民国研究9%。北洋宪政时代实乃中国之魏玛共和国，蔡元培对北洋批评痛斥到了国民党党奴时代屁都不敢放，并远离所谓激进学生，实为彻底倒退。不谈宪政不知道法律尊严只认枪杆之孙文党奴奴才货色自把法律当手纸，也别怪今日吃毒奶吃狗屎，因为是自己选择的
●“这些年来政治史在文化史、社会史来势汹涌的进攻下退避三舍，溃不成军” 哈哈
●对于民国继承清朝版图的法理性分析欠缺，只见批驳章永乐和高全喜的逊位书为宪法性文件，未见作者给出更有力的说服。甚至在全书不同文中出现对清代对中国现今版图作用相矛盾的评述。
●民国前期法政研究，分析透彻，好看。
●功力很深，对读者还说需要一定的政治学和法理学基础
●论文集，没必要买，对着目录知网找找就行
●哈哈，对曹锟做有罪推论
●高举政治史大旗。《学生亚文化》那篇文章很好看，点出学生们的精英意识。总之每篇文章都挺值得看看的。
《革故鼎新》读后感(一)：笔记
开头和结语提到了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先做几点笔记。
1、重新回顾了百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特征，批判当下近代史研究整体性的缺失和碎片化的现象。有很大的原因是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简单回顾了一下年鉴学派的三段（前两代以马克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为代表，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尤其是侧重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第三代新史学的出现侧重从微观层面考察历史，出现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向。顺便复习了一下年鉴学派出现的历史背景：经济危机，西方政制发展的成熟而转向对社会管理层面的重视）
2、批评当下近代史研究迎合趋新思潮，使政治史限于冷门的境地，而在政治史中又以国共两党史为核心，北洋时期的关注度不够。作者认为一方面政治在近代中国仍是主线，制约影响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思想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政治史在历史研究中处于纲要和统领的地位。忽略政治的影响而单独研究其他历史领域，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另一方面北洋时期的政治和制度建设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奠基和基础作用，需要将影响1924年后民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因素向前推进和重新审视。
3、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革故鼎新》读后感(二)：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的幻灭
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更新时间：2016-06-22 20:45:49
作者： 杨天宏
以维持北洋旧体系的继续存在。其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奉张，陕、甘畀国冯，目的全在于此。不过，这种“均势”只被段祺瑞维持了不到一年。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为号召，不顾段之调停，向奉军发起攻击。以后各派军政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段执政的政治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临近终结。
段祺瑞没能如其所愿，成功整合北洋军政体系，当然也就没能延续临时执政府的命运。这样的政治结局，与皖系实力过早衰退有关。皖系政治上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在袁世凯死后，段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以及讨伐张勋、“再造共和”、继续掌握政权的几年内。1920年，直皖战争败给曹、吴之后，其权势的巅峰期已经过去。第二次直奉战后，段能复出，不是因为具有实力，而是因为奉张与国民军争执不下，拣了个政治便宜；然而依靠权力平衡推出来的政治领袖日子从来都不好过，因为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维系政治统治所需的是实力，而这正是段最为缺乏的。正如时人所言：“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借，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蛰居复出的段氏，已经近乎“手无寸铁”，毫无凭借。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段氏与徐世昌相比，指出他“已人十年东海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要想成为袁世凯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何止段祺瑞，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各派领袖中，没有哪一位具有整合北洋军政体系的能力。如前所述，首先被推举出来建构权势重心的冯国璋，因与皖段关系无法协调，难当此任；接着又有徐世昌、吴佩孚、段祺瑞等粉墨登场。徐世昌属“文治派”，缺乏实力，欲以文驭武，不啻梦呓！吴佩孚一度拥有较强实力，又被认为是北洋嫡系，却因支持曹锟“贿选”丧失政治号召力，复因坚持“武力统一”导致北洋支派离心，加之为反直“三角同盟”战败，已不足膺此重任。曹、吴之后力量相对强大的张作霖与北洋嫡传各派关系较远，就连在北洋中“分属后辈”且新近战败的吴佩孚，也“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从直系分离出来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政治上反复无常，难以自立。至多只能算是北洋旁支的西南各军阀陷于内争，或不具备问鼎中原之实力，或本来就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整个后袁世凯时代，能够为北洋各派公认的权势重心一直没能形成。
个中原因，其实就在吴佩孚蔑视张作霖时所持守的“北洋正统”上。北洋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是一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存在，但在袁世凯之后便已逐渐式微，不可复振。后袁世凯时代此伏彼起的战争及政治上变动不居的局势，更是使曾经对“北洋”抱有希望的国人从心理上厌弃了这一军政集团，而北洋自身亦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不管是直系还是皖系，在整个“北洋”已越来越不为世人看重的情况下，即便被承认为“北洋正统”，亦无号召天下的能力，更何况皖、直、奉、浙及西南、西北各实力派，谁也不承认对方是“正统”。
1922年5月，当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曾作文讨论“北洋正统”。他认为，所谓“北洋正统”在今日已经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已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以史实对此作了论证：清朝就有“北洋正统”，却未能拯救清之覆亡；民国肇建，袁世凯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失败的“帝制”道路；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相互厮杀的“丑剧”。杨氏据此总结道：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陈叔通说吴佩孚的“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可谓切中要害。
三 余论：两种“正统”的角力
正当直、皖军阀在北方为“北洋正统”争斗，谋求以自己为中心来实现统一之时，在地理上属于南方但政治渊源却另有所出的国民党则在思考摆脱连年失败梦魇的途径。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回到国内，依托广东一隅与各方军阀抗争竞雄，打出的旗帜是“护法”，俨然自己是民国“法统”的代表，亦即民国政权正统且合法的继承者，孙中山曾经的“临时大总统”身份似乎也赋予了这种表达以某种历史印证。然而，这一做法无异将国民党与南、北军阀之争型塑为“北洋正统”与“民国法统”之争，这样的论争只是纠缠于是否“合法”而非“合道”，对政治斗争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政治性质的斗争就是要打破既有的法律秩序。更有甚者，由于孙中山力量微弱，无法独力抵抗南、北军阀的军事压迫，遂使出“与敌人的敌人结盟”的手法，先是利用皖、直军阀争为“北洋正统”的矛盾，“护法”抗段；逮至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又与皖、奉结成“三角同盟”，联段反曹。而以曹、吴为领袖的直系军阀在标榜“北洋正统”的同时，亦借用“护法”主张，通过恢复国会使“法统重光”，随后炮制宪法，自立“法统”。这就混淆了南、北之争的政治界限，不仅皖、直军人标榜的北洋“正统”为其自身亵渎，即自恃为“法统”所系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从事“护法”的合道性，亦如同“北洋正统”不被尊重一样，遭到时人质疑。
还在1920年春，杨荫杭便注意到了“护法”已陷人穷途末路的境地，撰文指出：“因北方武人破坏法律，于是乎有‘护法'，用意至善也。然频年护法，频年内乱，人民怨讟，信用丧失于外，而法律破坏如故，北方武人之跋扈如故，则知所谓护法者，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虽爱护法者，亦不能为护法者讳也。不但此也，广西人护法，广东人亦护法。同是护法也，何以一转瞬间，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与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坏，广西人与广东人不能不合力以护之也。试问今之所护，又是何物？”对此，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应当是无言以对。
不过，孙中山与北洋军阀领袖毕竟不同，在经历若干失败之后，毅然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当初孙中山所“护”之“法”为《临时约法》，但正如王世杰、钱端升所指出的那样，该法的制定机关只是南京临时参议院，而该院只能代表多数省份，未能代表全国；更重要的是，该院代表系由各省都督派遣，不是国民选举产生，缺乏民主性[33]4°7。此后反抗“护法”的人，亦常以此为言。可见“护法”的行为可能“合法”却未必“合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孙中山摒弃在“护法”旗帜下利用军阀打军阀而在事实上将自己混同于军阀的路数，接受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建议，致力于自身的改造，与各路军阀划清界限。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实施联俄、容共，致力于“主义”建构，系统阐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用主义建军，用主义统政，用主义整合南方、宣传北方，明确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以党建国”的政治目标。通过这样的努力，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给人以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的深刻印象。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面目暴露之前，这种为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崭新的气象无疑具有相当的政治吸引力。
与此相对照，袁世凯之后裂变出的北、南军阀却始终不愿跳出“北洋正统”窠臼，不知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之后，民心已从看重“北洋”转变为厌弃“北洋”，而无论其标榜“正统”还是被认为“不正统”。“五卅”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着将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声称与军阀划清界限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身上。如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上半年就表达了对于“统一”的强烈企盼，表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鉴于国民党势力逐渐壮大，他致力于研究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开始从心理上接近曾经怀有疑虑的国民党瑏。问题在于，张的认识及心理变化在当时并非特例。胡适认为，1924年以后，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1926年至1927年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瑠。“北洋”面临的遭到民心厌弃且内部又无法整合的衰颓状态，以及国民党自我改造之后呈现出的崭新气象，解释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没有遭 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的原因。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革故鼎新》读后感(三)：重构“北洋政治史”：清廷授权无效、曹锟贿选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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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陆有关民国史的佳作频出，学者们或留意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或关注某一文化现象的前因后果，而很少有人将北洋政府作为研究对象。国内能见到的相关著作，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史料、观点具已陈旧；海外学者陈志让的《军绅政权》、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等，也是新意不再。国内的北洋史研究亟待推陈出新。
任教于四川大学的杨天宏信奉“全部民国史都是政治史”，不仅长期致力于北洋史研究，且常有新见发表。他今年推出的《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是继十年前《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
由于在《革故鼎新》中，作者和编辑都没有说明以上两书的关系，我在此稍作一些补充。首先，这本新书所收文章大多发表于2008年之后，只有《北伐期间的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人问题》等少数几篇，和《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一书内容重合。
其次，作者还将部分旧文进行了整合，如《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三篇，在添加导言和结语后，被合为长文《北伐前夕中国政治格局及变化趋向》，有助于读者贯通思路。
两个经典驳论
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革故鼎新》的内容杂而不乱，主旨颇为鲜明，即还原北洋政府在近代政治转型中的真实面貌。全书内容大致分为三块：
一是对流行观点的辨伪去妄，包括客观评价《清帝退位诏书》的作用、澄清曹锟贿选的传统说法、重估善后会议的影响等；
二是钩沉重要史事，如对北洋时期司法官员处境、争取裁撤“治外法权”的研究；
三是探寻北洋政府的转型意义，作者对民初历次制宪、“北洋正统”存废等，都有独到见解。
在这十几篇文章中，最具学术和思想价值的，应当是《“清帝退位诏书与“五族共和”的构建》和《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两篇。
前者针对的是2011年“辛亥百年”之际，政治学学者高全喜所写的《立宪时刻》。他在书中声称，《清帝退位诏书》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意义，是南北“双方都接受并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发挥了终止暴力、转移主权、授予新政权合法性、维系“五族共和”及边疆领土完整的多重作用。
对于高全喜的这一观点，当年不少人曾撰文批评，其中最有力的还是杨天宏。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从政治学概念着手，辨析了主权和统治权的区别，指出所谓“主权转移”在学理上根本不能成立；随后，他凭借丰富的史料，阐明了两个关键点，一是民国政府建立于清帝退位之前，并不需要清廷“授权”；二是清廷覆亡前，其对边疆的管理已是力不从心，又有什么能力向民国政府移交版图？杨天宏总结说，
“《清帝退位诏书》不过是一道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告别谕旨’而已，并无后来诠释者赋予的那么多深意。”杨天宏将对高全喜等人的辩驳，作为《革故鼎新》正文的开篇，因为正是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才催生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北洋政府。围绕北洋政府，腐败和卖国是被贴的最多的两个标签，其中腐败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曹锟贿选”。事情的经过，陶菊隐、丁中江在他们所著的“史话”中都有详叙，《北洋军阀史》的定论是，
“经过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曹锟终于如愿‘当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世为曹锟辩护的人不是没有，但他们大多是从理解，而非事实层面出发，如关注民国宪政史的学者严泉认为，贿选的发生，
“表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却并未如此行事”。杨天宏则是通过爬梳史料，指出曹锟向每名议员签发的5000元支票，其实有补发历年所欠工资的意味，发放时并未预设条件。后来选举总统，确有至少110名接受了支票的议员，没有投票给曹锟。1924年直系政权倒台，复出的段祺瑞曾严查贿选事件，也未能搜集到有力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在杨天宏看来，曹锟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为议员发薪，只是想凑足参加投票的法定人数，让选举程序一切“合法”。至于议员们选谁并不重要——在当时“直系其实无须拉票，只要能开成选举会，总统就非曹莫属”，自然不必贿选。
在杨天宏看来，“曹锟贿选”的流言广泛传播后，最重要的影响，不是毁掉了曹锟的个人声誉，导致其失败，而是让1923年宪法（“曹锟宪法”）——北洋时期最完善的一部宪法，成为众矢之的，无法施行。《革故鼎新》中有关民初制宪问题的讨论颇多。
图：1927年，曹锟（左一）接受记者采访
系统解读“北洋之败”
作为一名有“野心”的学者，杨天宏不满足于对少数具体问题的澄清或重塑，他还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矫正民国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良倾向，比如过分注重文化史，轻视政治史；又如习惯“碎片化”，不顾“整体史”；再如著作卷轶浩繁，而无“系统性”。《革故鼎新》的绪论和代跋，即是杨天宏针对民国史研究中这些问题，专门撰写的两篇文章。
杨天宏直言，在民国政治史方面，很多基本史实问题尚未解决，学者们就转向西方学界所注重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实在操之过急。他认为，政治史是“解开民国全部历史密藏的钥匙”，而
“一旦选择政治史作为整合全部民国史研究的进路”，有关“历史学‘碎片化’的担忧，或将成为大可不必的杞忧”。因此，杨天宏选择的研究方向就是北洋政治史。
其实，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早已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比如萧功秦教授曾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出克服“碎片化”要靠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一个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从这一问题意识入手，始终以这一问题意识为线索来观察历史，在一以贯之地回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就会形成以这一问题为中心的对于两百年历史的整体的理解，碎片化的倾向也能得到克服。”当然，萧功秦自己就有很好的问题意识。
图：杨天宏教授
在《革故鼎新》中，我们能看到，为克服“碎片化”倾向，杨天宏不仅实践了自己所说的以政治史为纲，也一直保有问题意识。本书内容全部有关政治，研究的是北洋政治史中的重要事件，而所有这些研究，为的都是解释北洋时期的中国走向问题。
举例来说，杨天宏谈《清帝退位诏书》的真实作用，解释的是民国合法性的取得过程；澄清贿选，是要展示北洋“法统”的沦丧；至于各系对“北洋正统”的争夺、各界对善后会议的期盼，以及地方自治、“反帝”等观念的流行，都是导致北洋政府崩溃，并被国民政府取代的关键因素。读者从这几篇文章，即能看出双方的一些胜负缘由。
杨天宏理想中的民国史研究，不仅仅要免于“碎片化”，还要有“系统性”。用他的话说，“一个一以贯之的系统”，必须至少满足“四方面要求：一是内容完备周至，二是学术思想一以贯之，三是建构了能够将多层面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合理位置的逻辑框架，四是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是真正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从《革故鼎新》来看，我想杨天宏有可能是要从民初法统问题入手，重构“系统性”的北洋史研究。
对历史的重构，通常有两条路经，一是通过新发现的史料，如茅海建教授通过翻查清宫未刊档案，重写了有关戊戌变法的一系列事件；二是在常见史料中挖掘新意，如辛德勇教授一再表示，读好“二十四史”等所谓“正史”，同样能有新的发现。
相对来说，杨天宏更接近于后者，使用的虽然主要是报刊、回忆等常见材料，但能写出不同前人的观点。
于治史而言，杨天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对互为敌手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他能一视同仁，不刻意苛责或溢美其中任何一方。在《革故鼎新》里，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情结和袁世凯的私心误国，即都有批评。而很多学者，会有研究谁，就一味说谁好话的倾向。
凭借此相对客观的立场，相信杨天宏未来一定能为北洋政治史留下一部“系统性”著作。
本文原刊于《凤凰周刊》2018年第22期
《革故鼎新》读后感(四)：老邪：杨天宏教授要什么样的整体？ ——《革故鼎新·绪论》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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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历史学家都在专门的历史时段产生的历史学材料中勤劳的摸索，并将这些材料做相互比对，相互联结，或在专门的——甚至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而被今天的人们所规定的——人类历史的某个领域中，比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中，同样进行着勤劳的摸索，意图建立一种现代人可理解的过去了的却是现在的非历史的思想。然而，这种专门的时段与专门的领域并不来自历史本身，而是产生于那种意图解剖历史的现代历史学的需要。就如同生命本身不能仅仅依靠解剖学而获得理解一样，鲜活的历史生成也不能仅仅依靠历史解剖学而获得真正的理解。
这一点质疑，不仅产生于现代历史学著作的带有历史批判高度的阅读者那里，同样的，甚至更为深刻的产生于现代历史学著作的写作者的摸索与写作过程之中。因此，他们会发现，当他们在据说叫做政治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政治活动经常性的围绕着经济问题活动；当他们在经济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文化思想活动又经常性的参与其中；当他们在思想文化活动领域的史料中摸索的时候，似乎政治权力的运行又对思想文化活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有时他们似乎又发现历史上的科技进步似乎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有时候他们似乎又发现天才人物的出现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更为让人难以把捉的是在历史的流变中，各个领域所使用的概念本身以及概念的所指，都在不断的变化生成.总而言之，当他们选择从一个领域进入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的一切领域以及一切变化都朝他们包围过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这个时候，也许会出现那现代历史学领域中的勇敢者，他们或者宣布他们要掌握人类历史的现有的全部坚实史料，从而书写历史；他们或者宣布某一个领域乃是推动历史前进与发展的根本性领域，有着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必须首先注意这个领域的发现与研究。对于第一类的勇敢者，且不说他们在多大的现实可能性上能够掌握全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错误的以为全部的人类历史等于全部历史材料的相加，像把一堆筷子绑在一起似的；而对于第二类的勇敢者，他们似乎是在代替历史本身对历史做了一次轻率的了断。
近来读到一篇文章，是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天宏先生的大作《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的绪论，标题叫做“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如标题所示，杨先生这篇文章就是要强调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根本重要的性质，杨先生说：“民国史研究可以通过走‘以政治史为纲’的路线来整合其他专门史或系列史的研究。”又说：“政治在民国历史中是一个无处不见其身影的存在。”最后说：“能够在研究技术上超过政治史对于其他历史板块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以整合其他历史因素的‘纲’的选择将不得不仍然是政治。”
真正说来，如杨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讲，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接着杨念群教授的话说的。杨念群教授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呼吁重审“政治史”的意义。杨念群教授描述说：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这倒不是说‘政治史’没人研究了，而是其作为方法论支配地位的急剧衰落至为明显。‘政治史’遭此际遇的大背景自然与中国史学界受当代西方理论影响，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有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杨念群教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知识话语霸权制约下的无奈结果，可毕竟也与我们传统的“政治史”缺乏解释能力和叙述魅力不无关系，除了在社会发展趋势的宏观叙事上颇有建树却又不乏机械教条的图解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的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也就是说杨念群教授认为，造成政治史的状况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僵化，一个是西方理论的引进。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乃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谓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说到底是那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总体说明，因而落脚点在于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也就是说，传统政治史对这一段历史的书写乃是一种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阐释。而80年代以来的研究，始终是在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左翼学者将这一过程领会为“去政治化的政治”。寻求这种突破，需要借助各种手段和工具，西方的理论会在这个时候的大规模引进就不再是难于理解的了。同时，正好借助这种工具，顺势将研究推向一种“分”的局面，因而最终造成一种“碎片化”的结果，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心知肚明的。杨念群教授说：
“‘革命’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自己的‘政治史’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仅要超出旧的意识形态，同时，还要反过来将旧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即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即“历史”。那这个时候的研究者，自然就站在了一种更为“客观”的、“不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方面去了。杨天宏先生附和杨奎松先生提出的“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的呼吁，以及这个呼吁本身，都是与杨念群教授寻找到的突破口相一致的。党史本来就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内容和现实政治斗争意义的领域，如果党史本身仅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的历史学研究对象，那么，党史也就没有独立存在意义，因此，在“学科分类”上，也只能——并且自然而然地——作为“真正”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和其他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在一起了。
对于这个核心问题，历史学界显然是有一派共识的。杨天宏先生说：
“碎片化”在一些学者看来可能不成其为问题，王笛教授就曾撰文告诫国内学人不必为此介意。我揣摩他的用意，要解构既有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系统，先使之破碎到“化”的程度或许是一聪明睿智的选择，亦符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但既经解构之后如何重新整合五花八门互不统属的孤立研究领域的工作却应予以高度重视。罗志田教授曾提出从破碎走向系统即“以碎立通”的研究思路，这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在一些正统学者或左翼学者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分”之后，觉得时机差不多了，要重新在历史学领域实现意识形态转变，因而，要从分走向合。这是一种不甘于碎片化的表现。作为我们来说，不必陷于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斗，而是，应该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理解这个进程本身，并且阐发出这个进程本身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恰恰就最能够理解杨天宏先生这篇“绪论”所怀抱的想法：他试图在一个碎片化的现状中，呼吁整体性。杨先生说：
历史学家要想不沦落到只能向宏伟学术工程提供建筑材料的供应商的可悲地步，就应该自己将被人视为建筑材料的历史“碎片”组合成在普遍联系中具有明确位置的完整的学术大厦。但是，杨天宏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现代学术分工体系给予现代历史学的任务，恰恰就只是“提供建筑材料”而已。因而，在杨先生的“呼吁”中，立即就凸显出自相矛盾——他一方面“呼吁”整体，另一方面又仅仅“呼吁”民国史的整体；他一方面“呼吁”整体，实际上又仅仅是他所在的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整体。于是，在面对真正的整体的时候，杨天宏先生以及现代历史学界就退却了。
真正的整体，不可能仅仅在划定的领域内和划定的历史时段内运动。如果民国史本身需要“整体”，那整个中国历史、中国近现当代史、世界历史也需要整体，民国历史显然是包含在这些整体中的环节，而民国史只能在这些更整体的整体中得到真正的说明。就像历史学的通常做法一样：孤立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仅仅作为孤立的事件来获得说明。民国历史的整体说明，只有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如果有这样的视野，我们立即可以回答杨天宏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杨先生问：
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意谓历史研究均包含学者的当代认知。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政治史研究尚能反映当时国人对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那我们今天究竟有没有对于民国政治史的“当代认知”？如果有，其思想和学术水准究竟如何？不知杨天宏先生是否考虑过一个问题，即他所说的“当代认知”包含哪些内容？其他的内容故不必一一列举，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条就是“当代认知”中间，一定包含着一个估价问题，具体到民国历史来说，就是一条：民国历史在当代的认知中间到底是怎样一个分量？它本身重要，还是不重要？这立即又涉及一个估价的标准问题。其实这个标准很简单，就在克罗齐的名言之中，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仅仅简单的理解为对某一段历史，当代人有当代人的理解。同时，也应该把它看做是某一段历史与当代人的现实相关性。如果历史仅仅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就像物理对象、化学对象那样的话，其实，它本身跟当代人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恰恰因为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本身就是在历史当中生存的，而历史的生成本身是不曾中断的。所以，我们才会去关注历史，而历史的漫长，发生了无数的事情，关注谁，不关注谁，这并不是如杨天宏先生所说的那样：
作为客观存在，历史可以包括一切既有……但历史书写不应将一切研究对象等量齐观。从心理学立场审视，历史书写不过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记忆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大小和留下心理痕迹的深浅。我们需要向杨天宏先生发问：所谓的“选择性记忆”到底是谁在做出这种选择呢？当然不会是某一个个人，也不会是某一些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见或者他们的兴趣爱好。如果诉诸心理学，诉诸任意的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实际上并不会产生所谓“当代认知”，只会产生无法获得较为统一的每个个别人的认知的集合。显然杨天宏先生不会认为“当代认知”仅仅是个别人的任意认知。那么，问题依然摆在这里：究竟是谁在选择？答曰：历史本身。如果仅仅把历史看做是外在于当下的人的所谓“客观存在”，那么，学者的确可以根据主观兴趣爱好随意的选择研究谁不研究谁，研究这样而不研究那样，用这种价值判断历史或者用那种价值判断历史。但是，历史终归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客观存在”，而历史研究者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高举于历史生成之上的冷峻的旁观者，人本身就在历史的生成之中，历史学家亦然。因此，事实是：历史本身作为连接起当下和未来的运动着的行规定者规定着人们的“当代认知”，规定着一个时代的学术兴趣和学术取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叫做时代精神，或者当代意识形态状况。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去定位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领会历史的脉络与发展。
而杨天宏先生痛心疾首的民国政治史研究数量少、质量差，只能说明一条：民国政治史在“当代认知”中，不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或者说，它不在“当代认知”的取向上面的突出位置。因此，人们“选择性”的不去重视它，无论个别学者如何去呼吁、去论证它如何的重要，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人们“选择性”的不去重视它，而是它不被当代的人所选择。
同样，真正的整体，也不会被限定在一个特别的学科领域当中运动，它时刻都要越出这个学科。面对这一条的时候，现代历史学就显得惊慌失措。在这个时候，不仅是杨天宏先生，甚至整个现代历史学马上就显得非常的保守，他们马上就会抬出现代学术分工体系的所谓“规范”对那些敢于“越界”发声的人进行攻击，而他们此时此刻的立场就不再是“整体”的立场，而是“分”的立场，他们不允许别人在他们的“地盘”上“说三道四”，因为，据说历史学是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科。前些年，杨奎松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杨奎松先生的文章开篇第一句便是：“文学训练出身的汪晖一直在跨界游走……”杨奎松先生认定了汪晖先生的“游走”是非法的，其批判的逻辑是：专门的学者是不该在自己的领域之外随便“游走”的，因此，汪晖先生不应该在杨奎松先生所在的领域，即他所在的党史学领域随便发言的。其实，这种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彻底分开的做法，具体落实到民国整体史之内，就是杨天宏先生所指责的东西，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既有的民国史研究被条块分割，不成系统。研究北洋时期经济的不研究同期政治，研究北洋时期教育的可以置政治于不顾，至于社会史研究，更好像与从总体上建构了民国“社会”的国家无关。一切专门的研究都没有统摄，而“专门史”的学科设置似乎还给这样的研究状况提供了合理依据。这其实再一次展现了杨天宏先生在理论上矛盾立场：一方面他要求一种整体，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整体；他一方面要把民国历史的整体从碎片化的研究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拒绝在真正的整体上发现民国历史。落实于“呼吁”的论证方面，就立即凸显出论证的乏力与矛盾。杨先生说：
我之所以在呼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时特别强调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为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头十五年是各种制度的发轫期，种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他希望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政治是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政治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是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杨天宏先生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比如，他举了宗教的例子、举了教育的例子、举了经济的例子，其结论是想说：
此外，政治还与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就连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也因系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他时段历史发展中不一定存在的“政治先决”作用在民国历史中却体现得异常明显。从杨天宏先生所举的例子，以及他的结论来看，其实，他并没有讲出比“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这句话更多的东西。因为政治本来就是上层建筑，是集中的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东西，那么，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有什么稀奇的吗？再比如，杨天宏先生举的一个例子：
“二次革命”发生后，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可能再次打乱秩序的孙中山而基本站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一边，亦与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的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有关。经济法规的制定属政治行为，可证民国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这个例子显然是与杨先生举例的出发点相悖的。工商业者普遍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是因为北京政府以立法形式建立经济秩序对其有扶持之效。那么，我们可以反问：袁世凯及北京政府为什么要制定经济法规建立经济秩序呢？其动力何来呢？难道不是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在政府的政治行动上的反应？难道不是北京政府为了获得普遍的政治支持而出台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说：这一大段史实，可证民国经济对于政治的作用。
杨天宏先生一定会反驳说，最关键问题在于“政治先决”，而不是“发生联系”。所谓“政治先决”指的是杨天宏先生自己的“发现”：
中国的现代化属外生、后发类型，过去我们熟悉的那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往往很难适用。例如在民国的制度建构上，就殊难体现本土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新制度一旦引进建构，却能够对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其实，并不是“过去那一整套”理论“很难适用”，而是杨天宏先生没有真正理解“过去那一整套。”民国在制度上的构建，的确是高举于“本土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也的确是在“新制度”引进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的。但是，这种“反作用”并不是杨天宏先生认定的“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意义上的“反作用”。与其说是那种高举于现实之上的各种制度尝试，对于现实起了巨大的“反作用”，不如说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起作用；与其说它们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不如说，它们根本就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恰恰因为当时中国的赤裸裸的现实不会跟着设计出来的制度的变动而变动，于是，立即造成一个后果，即政治制度本身只能“反过来”跟着混乱不堪的现实的变动而变动。与其说这些变来变去的制度起了为以后的历史奠定基础的作用，不如说，恰恰是这些变来变去的高举于现实之上的制度尝试，起了让自己彻底破产的作用，也就起了让那种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就改变国家面貌的想法的彻底破产的作用。而只有那种立足于真正的现实的社会改造与革命，进而改变国家面貌的努力，才成为掌握未来历史趋向的真理。也就是说，通过杨天宏先生所说的“政治先决”，以及这种“政治先决”的各种变动及其彻底破产，反过来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杨天宏先生明明想强调的是整体，但当他不顾现实，而把民国政治作了“先决”的理解后，其实是把民国政治人为的抬高到现实之上，任由它自己在自身完满的抽象逻辑当中运动，比如，他讨论《临时约法》的时候，并不讨论它本身的效力如何，而讨论用“比较宪法学的眼光”如何来审视；不讨论1923年宪法的生命力如何，而讨论它在国体、政体设计上是否“符合民主宪政的原则”。也就是说，杨天宏先生用一个更加脱离现实的抽象的外在标准来审视已经作为经过抽象的上层建筑本身。其结果，无疑的就是民国政治史不仅不会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变成一种彻底外在于历史的抽象，进而把政治与其他的相互关系，变作了政治对其他的指手画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且尴尬的现象呢？论证的乏力与矛盾并不是史实的不确切造成的，而是理论上的矛盾造成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历史生成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历史中的方方面面——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这些东西本身是历史整体中的，他们每一个都是历史整体生成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定要把某一个内容提升为有着根本重要的东西，似乎不将它摆在一个突出位置，历史就没办法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讲法，也讲经济，但是，那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范畴]批判意义上的揭示，和在现代历史学内部的经济史的讲法是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的，这里不做展开。）真正的关键在于整体，我们大可以从无数可能的方面去走进历史——哪怕是从某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走进历史，但是，我们走进历史的目的不是就这一方面阐发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是要通过这一方面的内容的阐发展示历史的整体、历史的全部。杨天宏先生其实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说：
政治史并不是导引民国史研究的惟一路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作用及相互关系的理解，选择其中一种因素，找到其与别的历史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至少在做具体门类的研究时以其他历史因素作为宏观背景，形成一种学术“定位系统”，俾所有历史因子在历史书写中各得其所。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均不失为有价值的研究取向。但是，杨天宏先生又固执的说：
不过以我的理解，能够在研究技术上超过政治史对于其他历史板块起整合作用的因素恐怕并不存在。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以整合其他历史因素的“纲”的选择将不得不仍然是政治。这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至少比没有统合的孤立研究更加接近新史学前期及中期领军人物提倡的“整体史”书写的境地。如果达到了前面那一段话的思想，并不应该导致后面这一段话的出现，然而，它却出现了。杨先生一不小心又退回到那样一种保守的、号称要整体实际上却拒绝整体的立场上去了。作为真正的史家，不管是研究政治史也好，研究经济史也好，研究社会史也好……不管从哪一个方面切入历史研究，重要的是在这些具体的某一方面的书写之中，展示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模样，而不是陷在某一个方面里，同时，不断的论证这一方面如何重要，而一旦掉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中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前面谈到的那种“尴尬的现象”，因为，各执一偏，不见全体，就其一偏而言一偏之重要，本身就会从其本身所由来之处遭到批判——比如，以经济来证明政治的重要，同样就可以反过来通过政治来证明经济的重要。这是必然的。只有跳出这样一种偏狭，在整体上观照，自然可以做到无论谈政治、还是谈经济，或是谈文化……谈什么都可以谈出时代的整体模样。
同样，要展示出一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又会涉及到所有时代，必须去探讨与理解前代与后代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就能够理解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也立即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现代历史学必然不会把《史记》看做是一部它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问题不在于《史记》本身是否考据严谨、是否材料坚实；问题倒在于现代历史学从自我认定的根基上就把自己从历史生成本身中抽离出来，他们本来就只打算做历史的旁观者和材料的堆积者，因此，他们不会有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也不会有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因而现代历史学也就永远写不出《史记》这样的不朽的著作。
现代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越是深入，他们也就越有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冲动，因为，虽然他们主动的把自己与历史切开，但是，历史进程本身并没有将他们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排斥在历史之外，历史材料不可避免的勾连起来的历史整体运动会逼迫他们走出自己的狭小的领域。但是，胆小的现代历史学家，在获得这种原始冲动的时候，又基本上都退却了。就像杨天宏先生一样，雄心勃勃的要用民国政治史统帅整个民国史时，却又自觉的从绪论开篇就宣布自己并“没有做整体史研究的抱负”。
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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