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第9版)典范读后感有感

旧事(第9版)典范读后感有感

2020-10-20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新闻(第9版) 读后感 

  《新闻(第9版)》是一本由[美] 兰斯·班尼特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2018-3-1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闻(第9版)》精选点评:

  ●我认为是非常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我也是一个速读主义者。

  ●启发想法

  ●啃了很久,其实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重点:政治如何影响新闻和政治人物如何操纵新闻,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和媒体如何报道新闻,公众对政治和媒体的失望

  ●政治传播领域经典著作,翻译比一些传播学著作流畅太多,案例很详实,浅显易懂。

  ●5000字读书报告打卡。比想象中的更加真实一些。

  ●内容比标题给我所扩展的意涵丰富得多,这点很惊喜。这是一本可以了解美国新闻业存在何种弊病的书,重点落在政治如何影响新闻、新闻如何被政客利用成为泡影、公众出于以上及自身的原因逃离政治及新闻所构成的恶性循环。案例详细,逻辑清晰,好几个细微的点极其有启发,比如关于美国新闻行业惯例对第一修正案精神的伤害、平衡报道沦为教条的现象、媒体所有权的探讨等。最喜欢里面对新闻似乎不言而喻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的常识性反思,如新闻与民主的关系、被构建的新闻自由神话的潜在风险。缺点就是中后半部分有些重复。啊我要好好整理笔记和思路,虽然是落足于美国国情,但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对于本书的主要观点,与其说新闻媒体机构充当了社会政治信息集散地以呈现美国的政治现实与民主境遇,不如说政府与政党以其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花言巧语”与新闻媒体合谋以达到操纵舆论的目的。最启发我的观点在于:新闻媒体真的肩负教化受众的责任么?被新闻媒体奉为圭臬的报道“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却进一步导致了新闻倾向性么?报道新闻时对信源的“平衡”其实在进一步“极化”报道立场么?每个观点,都发人深思。好书。

  ●政治人物、作为产业的媒体、公众民主三者之间的利益纠葛。逻辑不清晰,有些内容重复,不过其中有些观点还是很有洞见,有启发性!

  《新闻(第9版)》读后感(一):幻象之下

  

写在前面:

本书立足于探讨美国政治传播议题,因此以下所写内容均以此为前提。

  本书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的政治传播现状,那就不得不从被笑称“推特治国”的特朗普说起,从竞选到当选总统至今,他一直精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营销,熟练地使用新媒体进行政治鼓动,通过激发民众的非理性来左右选民的态度。在后真相的当下,“感性政治”似乎一面性地挫败“理性政治”。

什么时候人们开始不喜欢看严肃的政治新闻了?

  有学者将新闻种类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两种,硬新闻指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比如说指导性较强的国家政策,而软新闻指的是与人们切身利益并不十分相关的能够增长人们见识的新闻,因此硬新闻一般比软新闻要严肃。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硬新闻与软新闻的界限似乎并没有那么明确了,严肃的新闻也能被包装成软新闻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不再主动去接触政治新闻这一事实,而相应地,人们更喜欢看具有戏剧性和冲突性的新闻,因此,媒体们半推半就地将原本应该严肃的政治新闻包装成具有冲突性的故事片段。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爱看严肃的新闻了?在我看来,这是难以准确追溯的。出生于21世纪的网络原住民们从开始接触政治新闻起,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场场富有冲突的新闻,他们以为,这就是政治新闻。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说泛娱乐化?

  既然严肃的新闻阅读量不高,那么报纸发行量订阅量就会受到冲击。恐怕经济上的压力是最大的了。于是新闻机构开始放弃高品质的新闻,把新闻的焦点放在戏剧化冲突的中心人物上,在新闻上叙述完整事件的版面或时长缩短了,而是只向读者们展示最具有冲突的片段,进一步加剧了碎片化的叙事环境。

破碎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曾经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民主就意味着一种公共生活,公众对民主决策的参与质量取决于人们可以分享的大众传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可以表达个人的想法并且见证这些想法是否能够经得住日常辩论的考验。虽说当下的社交媒体提供了广大用户自由表达的空间,但是社交媒体上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以及社交平台背后的各大资本注定了用户众多的社交媒体无法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

  如果人们不断地使用传播技术在网络空间构建起自己的私人领域,那么去什么地方汇聚并且分享彼此的关切和信息呢?如何形成共识呢?作者坦言,“许多美国人今天更倾向于躲避政治,或是至少希望把政治话题局限在家里,而很少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偏见地参与公开辩论,讨论共同的国家关切。”

  当然,上面的问题及其措施值得生活在电子伊甸园中的我们共同来思考:如何去平衡严肃与娱乐?如何去达到共识?

  2020.3月

  《新闻(第9版)》读后感(二):权利与新闻的恩怨纠葛

  这本书已更新到第九版,毫无疑问将有第十版,会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内容。能更新这么多版的书在我印象中一般多为教科书,可见本书拥有众多读者需求。书的内容主要是讲述媒体新闻与政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作者是政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虽然书中对于媒体的运作、政治对新闻舆论的操弄见解很独到甚至是深刻,但要论实践方面,与中国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全书的结构较为清晰,主要是围绕新闻的三个参与主体来写:公民、政治人物与记者/媒体。前两章是一个概述,介绍美国新闻也得危机与新闻信息的倾向性;第三~六章分别以不同的主体(公民、政治人物、记者、媒体)来讲述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影响;第七章讲述美国新闻为何走到今天的困局;最后一章讲各个主体如何破解当前的新闻危机。

新闻的信任危机与四种倾向性

  美国向来以新闻独立、言论自由著称,民主是其中的核心,可书中认为,这种独立自由已沦为一种“幻象”,民众已经对新闻产生了信任危机,这与新闻的四种倾向性有关: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失序”。

  对于美国新闻来说,成功吸引眼球比新闻事实更重要。记者更倾向于报道政治名人和有影响力、有名气的人物,看重于他们的个人表现;将新闻戏剧化后进行呈现,有利于制造“电视剧般”的情节,更好的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戏剧化直接导致了新闻内容的肤浅,更使内容显得碎片化;新闻对于“正常化”的世界毫无兴趣,对于“失序”、“混乱”却趋之若鹜,所以新闻很注重“权威-失序”的叙事模式。

  我一直对于新闻有某种程度上的偏好,总是想方设法看到不同立场上的看法,但细细想来,新闻能带来什么?我想,能指望的只能是对于事件的基本描述,不应期望更多,因为新闻的“幻象”笼罩了每个人,难有逃脱,我们身处的新闻环境是怎样的?《人类简史》中提到的人类历史由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来,而我想新闻就是将这种“故事”更露骨的体现出来,以达到更为短期的目的。

不同主体视角下的媒体与政治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由于年轻人对新闻和政治更多的是漠不关心,一般不愿意参与政治,更愿意关注的是娱乐,这导致了新闻也不得不屈就,加剧了政治新闻的戏剧化表现,同时公民越来越多发现新闻并不如表面宣传的这样“高尚”,发现真相之后逐渐开始远离政治,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冷漠症”。

  政治人物对于新闻的操控是不遗余力的,里面充斥着各种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的新闻事件,由于大多政治新闻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政府官方,这使得政治人物有条件运用战略传播技巧对新闻报道的事实进行重新塑造,书中反复提到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典型的案例。

  记者按理说是新闻独立自由以及民主的最佳捍卫者,可书中的观点却大相径庭,记者的新闻报道基本会形成模式化,记者即使想要进行另辟蹊径,也会有同行比较和审查的压力告诉他们必须要同行业一致,为了维持新闻产品的稳定供应,记者需要进行程式化的报道,这样一来,行业气氛迫使着个体新闻记者进行模式化的报道。

  美国媒体大多标榜新闻客观、公正、自由,可书中却提出了“客观报道的悖论”,新闻报道规定了“客观”作为职业标准来防止偏见,但美国主流媒体高度依赖政府官员等官方对事实的看法,往往把最权威的那一方观点作为新闻的导向,这种“新闻导向指征”若遇到良性政府运作则并无问题,若政府或政治人物耍弄权术、利用传播技巧达到自身目的,那么新闻报道便容易为错误、偏激的观点宣传,使其成为主流观点。但媒体无法选择,只能遵循“公正、客观”原则,传递政府的看法,一旦想把独立的证据放进新闻中以达成平衡,反而会被指责为有偏见,这就是“客观报道的悖论”,说白了,谁掌握权利,谁即是真相。

  我想,权利与新闻的纠葛,即使是民主,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书中对于政治与新闻方面的运作可谓研究的很深入。在新闻中塑造政治形象的过程,在美国可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可在中国,这其实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中国的新闻是服务于政治,从属于政治,专门干的就是这个活儿,这是中国特色。

  新闻的“幻象”还在于政治人物还可运用巧妙的政治术语来操纵新闻,中外新闻莫不如是,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正在重新掌握“叙事”的主导权,可见在这方面,中国是具有“优势”的。

困境与出路

  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日渐式微,严肃的调查性报道和费时的新闻分析正在消失,新闻都是来自最易获得的消息源,内容不停更新以保证网站门庭若市,新闻越来越多,但内容越来越少。用娱乐化信息代替高质量的新闻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新闻需求,把政治新闻的焦点放在戏剧化冲突的中心人物上,加剧了信息德碎片化,使报道更容易按照“权威—失序”的一般情节操作,糟糕的是,娱乐化、碎片化的信息无助于理解重大新闻,反而使得新闻更容易进行操纵。

  作者对于美国新闻自由神话的描述尤其精彩,在美国,对于新闻自由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和人民的精神象征,这种自由有三个基石:媒体私人(公司)所有制、对政府支持公共广播的普遍抵制、公民与记者一直相信新闻应该保持客观或者政治中立。但这三个基石在作者看来,事实上并不牢靠,但即使如此,新闻业者、政治人物和公民仍然坚信自由新闻的神话,这种神话经久不衰,为何?因为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的神话以及客观报道的指导原则对不同的群体都会有好处:处于权力结构上层的政治人物获得的是权力与控制的切实好处,而处在权力结构下层的公众则可以通过这种神话获得心理慰藉,公众往往是愿意接受上层所描绘的美好愿景,而新闻业者拥护这种神话的好处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职业信誉与社会地位。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神话满足了各方的需求,即使它是不合理的,是幻象,却不会想要戳破。

  作者在最后针对各方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与我来说,作为新闻的消费者,对待新闻的态度其实就两个字:思考。面对新闻很多,内容很少的现实,唯有思考才能独立而不被裹挟。

  整本书读下来,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都在被动接受一个个虚构好的故事,我们也乐意躲进这些“美好的故事”中,如果谁想要走出去,过程也会非常艰辛吧。

  《新闻(第9版)》读后感(三):幻象背后

  美剧《纸牌屋》第一季中,身为国会众议院党鞭的安德伍德与《华盛顿先驱报》记者佐伊·巴恩斯互相利用,佐伊以肉体换取政治情报,提高自己在新闻业的地位;同时,安德伍德通过佐伊的新闻报道来扳倒政治对手,最终成功当选总统。尽管这属于艺术加工过的影视情节,不能与真实情况相提并论,但足可见美国媒体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班尼特写的这本《新闻:幻象的政治》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媒体与政治间的相互作用。他以新闻为侧重主体,重点观察新闻如何受政治环境影响、反过来又是如何作用与政治的。

  一、研究问题及结论

  笔者将全书研究内容概括为一个大背景与三个参与主体。美国新闻界发生了什么?谁来为这种变化负责?这种变化又给谁带来了影响?需要做些什么?

  大背景是当今美国社会新闻与政治大危机。

  21世纪以来,美国新闻机构承受了来自集团老板和投资者的巨大压力。为了维持虚高的利润率,媒体不得不裁减新闻采编人员,越来越多的记者失业、报社破产,一个健全的新闻体制正在瓦解,而民主依赖新闻发声,民众一旦开始对主流新闻的真实性质疑,势必带来一场政治民主危机。

  班尼特认为,这种新闻与政治大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压力。传统新闻行业依靠广告费生存,然而新媒体的出现给广告商提供了更便宜、目标客户更精准的广告投放手段,它抢占了传统媒体的广告利润,新闻行业的商业基础正在坍塌。这也是危机的根源。

  其二,传播方式变革。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是一个传播方式经历数字化、个性化变革的时代。对于数字时代的公民来说,传统信息供应方式已经逐渐失去吸引力。从博客到推特流,再到目击者现场视频,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传播权力从过去的权威媒体下放到个体公民,人人都能成为新闻的发掘者、记录者、发布者。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竞争压力变得前所未有激烈,当它们放弃高质量报道,转而提供廉价甚至不经过查证的虚假的信息以吸引受众、留住利润时,媒体的公信力就开始走下坡路。

  值得一提的是,班尼特并非是一个叹惋传统消逝的悲观主义者,他明确地指出,尽管传统媒体受到多元化信息挑战,公信力已经受到侵蚀,“独立的新闻体制是人们日常可靠地了解当权者所作所为的唯一希望。”新闻对于政治来说,仍然是掌权者与公众交流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三个参与主体分别是公民、政治人物与媒体。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是总述,第二章、第三章均从公民的角度出发,研究公民如何对待从媒体那里获得的政治信息。班尼特指出,政治新闻中所报道的政治形象只是表象,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然而,公众大多却信以为真。但公众的声音目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影响力,应该改变这种状况。第四章研究政治角色如何控制新闻内容。政治人物利用新闻工具,在那些重要的议题上对公众施加影响,使之符合自己的党派观点。第五、六、七章研究媒体的组织流程与新闻的政治经济学,探究媒体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第八章对全书进行总结,探讨三者如何才能为提升公共信息质量作出各自的贡献。三者必须寻求一个平衡点,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对信息进行理性解读;限制金钱流向政治人物,对政治人物的媒体垄断加以约束;新闻从业者要对新闻报道增添更多背景信息,同时让受众参与内容制作分享。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全书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

  在定性分析上,班尼特用到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例如谈到政治通过控制媒体给公众灌输自己的主张时,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布什政府实施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媒体行动,试图把“9·11”袭击与伊拉克联系起来,暗示公众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反对“9·11”恐怖主义的正义战争,且得到国际广泛支持。随后,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给新闻大杂烩更添了作料。新闻中并没有其他反对声音出现,所以战争很快打响了。虽然间或也有报道指责布什政府歪曲事实,但跟萨达姆的雕像在巴格达被推倒的那一幕场景相比,指责政府歪曲事实的报道实在是黯然失色。

  在定量分析上,作者并未主动进行定量研究,而是大量引用其他机构或学者的抽样调查数据或问卷结果。

  三、笔者评判

  作为一个合格的传媒人,必须时刻保持独立冷静的思维。正如班尼特在自序中对读者所提的建议:“最终,下结论的应该是你自己。”读完本书,笔者认同班尼特提出的大部分观点,也对小部分观点存疑。

  其中,尤其欣赏赞同班尼特提出的“新闻公共物品论”。

  以往媒体把新闻看作商品,在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报纸的大幅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高质量的新闻报道,而在商业利润减损时,新闻报道随之质量下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而在班尼特看来,新闻在民主体制下,应该和空气、食品与饮用水一样,成为政府管控的公共物品。这也为从源头解决新闻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政府将“像样的新闻”列入需要管控的公共物品范畴,严格规范新闻报道的质量,同时给予新闻工作者补贴,无论对新闻业本身还是对接收新闻信息的公众,都是一种双赢局面。当然,这种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否则必然促生政党与新闻的勾连。

  除此之外,班尼特还提出一个新奇的观点,即“客观报道的悖论”。

  通常的观点是,为了防止偏见,新闻报道规定了客观的职业标准。然而,在班尼特看来,“恰恰是因为新闻职业标准要求防止偏见,新闻才有了倾向性。”乍一看有些难以接受,但分析美国政治状况,会发现美国主流媒体高度依赖政府官员对事实的看法,往往把某一政治形势中最权威的那一方的观点作为判断和调整新闻导向依据的办法,班尼特将这种报道模式称为“新闻导向指征”。这种模式不能简单评价好坏,如果政府运作良好,能给人民提供多样的政策方案,新闻中就可以听到不同思想的碰撞;如果一方耍弄权术,那么新闻报道便容易为错误、偏激的观点宣传,使其成为主流观点。正是因为主流媒体习惯于遵循公正、客观的报道原则,它只能传递消息源的看法,而不能纠结于详细的解释性报道,记者一旦想把独立的证据放进新闻中以达成平衡,反而会被指责为有偏见。这样一来,现实情况往往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获得了“真相”。

  笔者认为,新闻报道主张立场的公平客观本身没有错误,但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受到政治的限制,这错不在媒体,而在被欲望驱使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制造新闻”。作为媒体人,保持报道本身的客观公正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在报道时,如果实在无法摆脱这种政治的限制,那就尽可能多加提供可信的信源及历史背景,把真相判断权交给公众。

  至于存疑之处,班尼特认为主流媒体不富有对公众进行教育的责任。而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即主流媒体应该负起启迪民智的义务。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将公众描述为愚蠢而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群体,其实过于偏激。如果媒体作出这样的预设,那么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廉价且低俗的信息符合公众需求,并且自作聪明地投其所好,公众长期受此类毒品式信息的浸润,逐渐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媒体又会继续进行这样的信息供给,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公众一定是愚蠢的吗?民主社会的权力主体是全体公民,如果公民愚蠢,那社会如何合理有效运转?民主又如何得到切实保障?随着社会进步,公众的智慧与日俱增,政治参与能力也已经越来越高。主流媒体有义务为公众提供关于民主社会的多方面真实可靠的信息,这种真相的提供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信息是宝贵的资源,它打破了信息的特权垄断,把真相下发给全体公众,等同于赋予了他们独立思考的权力。举个例子,当媒体揭露禁止堕胎法案给某个被强奸致孕的少女带来的痛苦时,公众在对待这个法案的态度上会更加理性,这就是主流媒体的教育义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通过解析美国社会媒体过度娱乐化的现状,批判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媒体不能也不应该放任公众娱乐至死,维持一定规格的严肃的新闻报道,提供沉重的真相,是治疗社会娱乐病的解药。新闻应该启迪民智,并非变本加厉迫害民智。

  四、中国语境

  班尼特的观点放在中国语境下,又是如何?

  笔者认为,有变与不变。

  首先,大背景不变。中国传统媒体与美国媒体面临着相同的危机与困境,即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日渐式微。

  其次,主体不变。同美国一样,支撑中国新闻体系的三个主体仍是公民、媒体与政治人物,尽管其力量分野可能存在区别。

  最后,各主体间交错的关系有变。

  在政治与媒体的关系上,美国是一个两党制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为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政坛上争斗攻讦,新闻成为其党斗的重要武器,如果以一党派人物的言论作为信源,必然使新闻报道具有微妙的政治倾向性,这也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新闻导向指征”;中国是一个一党制国家,至少在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党派纷争,新闻报道并不聚焦于胜败与丑闻,国内政治新闻属于一种高效率的上情下达,但也不是没有一言堂的隐忧。

  在公民与政治的关系上,班尼特认为美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兴趣下降,他称其为“年轻人的公民离散现象”。而在中国,笔者认为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关注度正在上升,公民意识凸显,“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公民以一种更加活泼的方式参与政治议题,积极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性与性别、基本权益等议题也有了更开放的态度。

  在公民与媒体的关系上,班尼特指出美国公众对媒体“冷漠而鄙视”,深受政治控制的新闻挫伤年轻受众热情,导致了公民的犬儒主义。在中国,新媒体发展迅速,公民自身不仅是媒体的受众,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递者。当今公民拥有更高的共情能力,面对媒体报道的天灾人祸,舆论场总能主动站在人性的一边。比较之下,在中国,公民与媒体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五、结语

  读完本书,笔者加深了对美国新闻业和新闻政治关系的理解,书中的绝大部分观点在当今中国社会都能找到印证,且部分观点新颖,让人耳目一新。关注到新闻与政治大危机是仅仅不够的,新闻行业的未来在哪里?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好的新闻体系,使其与政治形成良好有机的联系?这是值得所有新闻人深思探讨的问题。

  《新闻(第9版)》读后感(四):美国新闻与民主幻梦

  《新闻:幻象的政治》读书报告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从兰斯·班尼特的著作《新闻:幻象的政治》出发,在介绍美国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基础之上,概述了美国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剖析了关键的媒介内部实践对于美国民主的影响。在分析完美国媒介与政治的互动之后,结合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关键词: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新闻;公民参与

  《新闻:幻想的政治》是兰斯·班尼特出版的一本有关媒介与政治如何相互影响的政治传播书籍。因为本科期间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兴趣和积累,所以在老师给出的书单中选择了这一本。读完一遍下来发现这本书超出了我对它的预想。我将会在本读书报告中详细介绍原因。

  本书作者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的教授、传播与公民参与中心负责人。这个中心十分有趣,关注传播过程和科技如何提升公民对于社会生活、政治及全球事务的参与度。他的广泛关注公民生活中的媒介与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包括:公民与公众生活理论、媒介与政府关系、全国及跨国传播组织、网络社会的兴起、数字媒体对公共空间的改变等等。班尼特早期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语言、符号主义与意识形态领域,早期的他是一个政治学家,他认为政治就是用有影响力的语言、符号和仪式去激励民众追随领袖、做出牺牲、采取行动。他在研究公民社会活动时受到拉斯韦尔等人的影响,进入传播领域。班尼特的作品包括:《新闻:幻象的政治》《媒介化政治:未来民主中的传播》《统治的危机:美国选举中的媒体、金钱和市场运作》《卷入风暴:海湾战争中的媒体、公众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等。

  本书的第一版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当时正在经历经济滞涨的伤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由里根政府推行,经济领域经历转型阶段。公民对于政治越来越冷漠,参与度越来越低,公民决策出现了越来越保守化的倾向。政治与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明显。媒介层面,大众传媒的如火如荼正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班尼特基于自身的兴趣与美国的社会现实写作了本书。书籍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深受业界和传媒学子好评的经典书籍。由于班尼特理论的适用性和独特性,这本书在出版之时已经经历了九版,从第一版写作时间到第九版期间,美国的民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里根到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再到奥巴马(截止第九版写作时间),美国历任总统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班尼特在总结了历任总统与媒体的互动与拒绝之后,在第九版中增加了很多当下发生的例子,以便更好地分析书中所提到的理论。班尼特对于材料的论述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对于读者来说更有助于理解。

  本书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分为八章,第一二章主要概述了美国新闻业的总体状况,指出政治与媒体是彼此建构的,并根据政治人物、记者和公民等政治主体在新闻的生产和消费的活动不断变化。第三章到第六章以不同的主体为视角阐述了“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包括公民如何解读新闻、记者如何报道新闻、政治角色如何企图影响政治议程、媒体行业基本操作给新闻带来的倾向性还有整个新闻环境对于美国民主的影响等等。第七章从新闻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角度阐释了新闻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寻和美国新闻业现在面临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是怎样影响公共信息的质量的。最后第八章,作者从不同主体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和路径。

  总体来说,本书的结构十分清晰,章节与章节之间相互勾连,读者可以在后续章节中翻回到前序章节寻找解释。例如,“新闻导向指征”(indexing)理论,指的是主流媒体把某一政治形势中最权威、最具实力改变事态结果的那一方的观点作为判断和调整新闻导向依据的做法。这一报道模式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释惑的作用,新闻并不如表面宣称和看起来的那样“独立、公正、客观”,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五章在解释的基础之上将内容连贯起来形成一个体系。

  同时,本书语言平实、流畅,每一章中都有一个案例研究,可以帮助读者消化和理解前文中所提到的内容。事实案例一般都是耳熟能详的例子,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是怎样运用大量的媒体报道将“恐怖分子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成一个公众所信服的现实的。第四章中将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总统任期内与媒体之间“博弈”的活动总结出来,以论证政府是如何试图控制新闻走向以期获得民众支持的。

  综上所述,本书在学理性和易读性方面都做到了很大的兼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物。

  总结了书中所讲的章节内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认为作者对于新闻最大的贡献。以往课堂上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偏向理想模式,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教科书式宣扬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现实脱节。而这本书在论证新闻媒体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剖析了美国新闻业的危机和对美国立国之本“民主”这一概念的冲击,可以想象本书出版之时的振聋发聩。

  我想起之前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交换的时候,在一次有关新闻的研讨会上,密大新院的教授向当时在座的老师、学生和新闻业界从业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还相信新闻所报道的是事实吗?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举手,于是提问者笑着叹了口气说,生产新闻和教学新闻的人都不看新闻、不相信新闻,又有多少民众会相信呢?

  《新闻》这本书中说到,美国新闻的奇怪模式是,新闻要么成为政治人物的宣传工具,要么成为记者向“喂食者”下套的手段。对于美国新闻来说,成功的新闻的重要性超过了事实的重要性。作者在书中赤裸裸地道出了这个惊人的事实,打破了我以往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迷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谁在其中起着操控的作用呢?还是说并没有所谓一方霸权的操控,而是整个行业的自发行为?带着这样对我问题,我读完了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发现记者的新闻报道模式是有迹可循的,不是哪里有故事记者们就去哪里。记者在慢慢积累的从业经验当中,逐渐意识到,即使自己不想进行模式化的报道,也会有同行比较和审查的压力告诉他们必须要同行业一致。为了维持新闻产品的稳定供应,记者需要进行程式化的报道,这样一来,行业气氛规训着个体新闻记者,进一步加剧着模式化的报道。而程序化的报道导致新闻内容的同质化。在高度同质化的新闻产品中,作者分析总结出逐渐凸显出新闻的倾向性,分别是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失序”倾向性。记者倾向于报道政治名人和有影响力有名气的人物,着重于个人的发言和冲突故事。戏剧化的新闻故事情节制造了“真实电视剧”一样的情节,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然而戏剧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新闻内容显得琐碎。[1]戏剧效果的过分强调就会导致有关社会重大问题的严肃报道被忽略,戏剧化的新闻情节比较容易把握,但是会使人们在自以为自己对某个问题有了清楚的认知之后形成一种新闻的幻象,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政治的事实,但其实读者在脑中建构的只是一个建立在媒介拟态环境之上的媒介的政治幻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通过媒体的运作,小布什政府为了创造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大肆在媒体上宣扬萨达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分不开的关系。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小布什却通过媒体运作让媒体报道成为了布什政府兜售战争的促销员,导致仍然有71%的公众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接受民调的时候认为萨达姆与“9·11”恐怖事件有关联。

  引发这种传播学早期“魔弹论”效果的原因有很多。“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情绪之中,美国媒体也陷入了讲述人文主义爱国情绪的故事而不核实信源的幻象之中。美国政府允许记者随军队进入伊拉克战争现场,这对记者们来说具有无法比拟的说服力,政府口中的“重磅新闻”成为记者笔下的事实性文字,但实际上记者却并没有见到真相发生的现场。还有一点是“福克斯效应”。福克斯电视台采用了一种不加批判的方式,大肆渲染民族主义,导致竞争对手害怕失去据说是狂热的爱国主义附身的观众,这样一来,所有媒体在“寒蝉效应”的影响下为了挽留收视率,加入了福克斯的行列。

  从上面伊拉克战争的例子可以看出,媒体报道具有程式化的取向和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从而长期影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实践。当然,这与新闻生产背后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新闻逐渐成为一种商品,从硬新闻转向软新闻,从严肃转向娱乐,更多考虑受众的需求导致新闻越来越表面化和肤浅。从表面上看,新闻频道越来越多,但是新闻的内容却越来越少,缺少深度的分析和解释。曾经,新闻在美国的民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闻所坚持的客观公正被早期新闻从业者奉为圭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了五项基本权利,新闻自由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但是现在这一修正法案正在失去其实际意义,更多的是被用来当做企业拒绝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见证了媒体企业并购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缩减新闻成本开始用最廉价的内容换取最多的收视率和利润,新闻产品越来越廉价。投资人关心短期的收入回报而忽视媒体的长期稳定和新闻的社会责任。新闻消费人群的结构改变也在影响着新闻周边广告的构成。受众逐渐分化和小众媒体的崛起加深了盈利与新闻专业性之间的矛盾。个人化、以消费为中心的新闻实践逐渐侵扰着民主的理念。文明、对公共领域与价值的关心、理解别人 生活与问题的兴趣这三点共识是民主所必需的,在民主体制中,新闻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或是公共资源,但是美国政府管理空气、食品和水却比管理公共信息的积极性要强很多,政府将广播空间让给商业公司,但是却没有对其施加压力履行相应的义务。因为公众害怕公共广播成为政府声音的传声筒,害怕公共资源被政府利用和控制。新闻媒体这样的趋势正在消解人们本可以共享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美国政治的理想模式是人民传递声音给领导者、记者作为监督政府权力的一方将领导者的声音报告给人民。但实际生活中,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并没有起到“把关人”的角色,大部分时间承担着传声筒的角色,生产出来的新闻进一步游说着人民,因为人民相信新闻是独立、公正、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神话承担着民主的需求,也承担着民众的期望,在长期理想与现实的斗争当中扮演者粉饰现实的角色。这样给公民参与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公民发现新闻并不如表面宣传的这样“高尚”,发现真相之后逐渐开始远离政治,形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冷漠症”。政治学家罗伯特·恩特曼指出,大汇媒介介导的民主正面临沦为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危险。[2]这一点同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十分相似。在反思现实之后,公民也试图发起改变现状的运动。自由媒体(Free Press)运动的主张者认为,媒体中的所有内容和用户需要被同等对待,很多大城市中的改革呼吁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共信息,推动“网络中立”。但追求新闻公正和民主的过程定时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作者在本书中关注媒体实践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总体来说,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远在拉扯和斗争的过程。新闻的各方主体都在媒介场域中进行着自己的抵抗与适当妥协。

  班尼特对媒介制度和媒介实践与民主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与普通的新闻和政治教材不同,班尼特在书中的解释十分的现实主义,力图从一个真实的角度对不同主体的活动进行深描。从班尼特的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全民鼓吹的理想概念,它同时嵌入到了美国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美国媒介与政治的互动不断形塑着美国的社会发展状态,新闻自由在现实中也有着不同的变位。对于理想概念的“祛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理论模型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现实做出有益的思考。由于媒介中观层面的实际操作与理想状态的差异,美国的民主自由受到媒介实操的巨大影响,民主的实践并不如西方媒体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所声称的“完美”和“自由”,对于中国学者和公众来说,辩证地意识到美国媒介与政治的优势与弊端,是作为一个在越来越互动和交融的全球化世界的公民应有的媒介素养。

  那么对比中国当下媒介规制,这本书同样有启发意义。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民众不需要对媒体对选举进行动员,媒体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需要满足政府对于其政策的舆论宣传目的,为了确保宣传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始终需要对没寄进行严格的管理,“党管媒体”是中国党政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3]在当前网络媒介改革的环境之下,公共理性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正如学者汪晖所提出的,在今天,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媒体权力也常常是压抑性的机制之一。[4]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发挥着引导舆论的作用,但是小众社交媒体等却占据着大部分的利基市场,这些市场化的媒体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传媒具有表面“去政治化的政治性”。在社交媒体的现实与问题,中外有互通之处。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张也从公民、媒体和管理者的角度分别给出了建议,以期创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公众参与的环境。这些措施和希冀能否实现具有不确定性,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一个高效的社会需要各个主体都需要政治、媒体、公众的互动与配合,这三个主体是互相需要的关系。借鉴美国的经验之后,中国在打通各个阶层各个主体之间的媒介沟通场域中,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 考 文 献

  [1] 传播学大师访谈录[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2] 班尼特. 新闻: 幻象的政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 汪仕凯.不平等的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5):4-31+156.

  [4]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 韦尔伯, 斯拉姆. 报刊的四种理论[M]. 新华出版社, 1980.

  [6] 陈柏峰. 当代传媒的政治性及其法律规制[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7, 23(3): 118-132.

  [7]Tewksbury D, Jones J, Peske M W, et al. The interaction of news and advocate frames: Manipulating audience perceptions of a local public policy issue[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7(4): 804-829.

  [8]Bettcher T M. Evil deceivers and make‐believers: On transphobic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J]. Hypatia, 2007, 22(3): 43-65.

  [1] 班尼特. 新闻: 幻象的政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 班尼特. 新闻: 幻象的政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19.

  [3]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170.

  [4] 汪晖: “后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选择[J]. 文化纵横,2013(01):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