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选读后感摘抄

话题：杜甫诗选 读后感 

　　《杜甫诗选》是一本由莫砺锋 / 童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3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甫诗选》精选点评：

　　●读了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才决定买这本，没想到注释很一般，未见过人之处。

　　●诗圣与我们，是莫师为一场读者见面会拟定的主题，也是他讲座的主题，不长的发言，从多个层面讲述了诗圣与他自己、与他和童师兄、与我们这些当代读者之间的关系。莫老师呼吁人们尊重杜甫，就像西方人爱圣母玛莉亚一样地爱我们的诗圣。如果说讲座中的莫老师是苦口婆心的话，那么，这本诗选就是他和童师兄恭敬聆听、细心回味、用力传播的行为艺术，他们希望将自己的对杜甫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来，呈现给读者。本书以诗选和评注的方式，简明扼要而又不动声色地表达了他们对诗圣的敬意，非常值得读者细细体味。

　　●五十岁以后写的诗还是可以的。

　　●本书很有诚意，很适合初学者打基础。基本上做到了句句出注，解释疑难字词，串讲典故句意。另外莫砺锋老师为每首诗写的评论也很有特色，语言典雅优美，绝无空泛套话，读得出莫老师对杜甫诗歌的深切热爱。评论还引用了一些独到精练的前人诗评，扩展性很好。建议可以一同阅读莫砺锋老师的《杜甫诗歌讲演录》，对几篇经典篇目有很棒的解读。

　　●总体感觉这是一部很有个性的选本。个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鉴评长短不一，短则一两句话，长则上千，《饮中八仙歌》《北征》等诗还吸收了程先生及莫先生本人的研究成果，算是一大亮点；二是撰者“热爱杜甫”之心溢于言表，也毫不避讳，作为一部普及型的选本，读之也温。

　　《杜甫诗选》读后感(一)：白彬彬 ：一部后出转精的杜诗选本——评莫砺锋、童强撰《杜甫诗选》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历来备受读者尊崇。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后世关于杜诗的各种注本十分宏富，“千家注杜”的洋洋大观，是中国文学史上除杜甫之外其他任何诗人都未曾享有的殊荣。诸如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等，都成为古代诗歌注释的典范。现代以来，人们对于杜甫的热爱仍一如既往，陆续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杜诗注本。全集校注如近年来谢思炜教授之《杜甫集校注》，萧涤非、张忠纲二位先生领衔之《杜甫全集校注》等。尤其是后者，其编撰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历经几代学人接力，可谓是新时期杜诗注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杜诗的选注本则首推两部，一部是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另一部是聂石樵、邓魁英先生合作的《杜甫选集》，两部选注本篇幅适中，注释简明扼要，堪称经典的杜诗选本。

　　最近，笔者读到莫砺锋、童强二位教授合撰之《杜甫诗选》，在与《杜甫诗选注》和《杜甫选集》进行仔细对读后认为，这是一部后出转精的杜诗新选本。

　　《杜甫诗选》书影一

　　第一，该选本体例更加完备。与前两种杜诗注本相比，《杜甫诗选》在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评赏部分，更加完备。众所周知，杜诗具有高超的表现艺术，无论是在细节的传神刻画，还是在艺术形式的精心选取等方面都有很多精彩之处，但因受到注释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在《杜甫诗选注》和《杜甫选集》中，这些精彩之处往往只能点到即止，无法详尽分析。而《杜甫诗选》在新增加的评赏部分则可以相对从容地予以展开，从而充分抉发杜诗的魅力。

　　宋代诗人王禹偁尝言“子美集开新世界”，杜甫及杜诗对后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代诗家在构思立意、句法、语词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受到杜诗的沾溉。如杜诗名篇《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二句，就以其“婉转周至，跃然目前”（明人王慎中评语）的艺术效果影响了一代代诗人。《杜甫诗选》在评赏此诗时征引了中唐诗人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北宋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三处受杜诗此句影响的显例，来说明杜诗在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杜甫诗选》书影二

　　第二，该选本注释更加准确。相较于前两种早出的杜诗选本，《杜甫诗选》在注释方面具有后出转精的特点，对于以往注本所注不确之处间有纠正。兹举二例以作说明。第一例，关于《北征》中“狼藉画眉阔”之释义。此处注释涉及当时女子画眉究竟是以细为美还是以阔为美的问题。萧注在引张谔《岐王美人诗》和张籍《倡女词》后，指出“汉和唐，女子画眉都以阔为美”。聂注《杜甫选集》则征引刘绩《霏雪录》和张籍《倡女词》，同样说明“唐代女子以画宽阔的眉为美”。而《杜甫诗选》在注释此处时，除引《霏雪录》中的材料之外，还引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来说明这一问题。白诗中说：“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既明言“青黛点眉眉细长”为“天宝末年时世妆”，这就表明在与杜甫此诗创作差不多同时期的天宝末年（《北征》创作于至德二载）是流行细眉的。笔者认为，《杜甫诗选》此处引用白居易诗句来注释“狼藉画眉阔”，相较于旧注笼统称唐时女子画眉以阔为美，是更准确和接近历史事实的。

　　再举一例，关于《北征》“那无囊中帛”一句中“那”之释义。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对此字未注，聂石樵、邓魁英《杜甫选集》则注为“犹‘奈’”，并以杜证杜，援引杜诗《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中“渐衰那此别，认泪独含情”为例以为证明。然而仔细推敲句意，此处将“那”释为“奈”却明显地于理不通。因为从下文“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两句句意来看，诗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着粉黛、衾裯之类物品的，所以若把“那无囊中帛”解释为“奈无囊中帛”（意谓“无奈行裹空空，并没有绢帛之类的物品”），显然是与下文自相矛盾的。《杜甫诗选》注者此处将“那”释作“岂”，“那无”即“岂无”。当诗人历尽险阻回到家中，看到子女们衣衫褴褛的情状时，他仿佛是在反躬自问:“难道我的囊中没有衣帛吗？”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的举动，这样一来上下文的句意就变得顺畅了。从上下文的句意连贯来看，此处将“那”释作“岂”，显然比释为“奈”更加合理。

　　《杜甫诗选》书影三

　　以上所举的两例当然都是很小的问题，但见微知著，从两个例子足可以看出，《杜甫诗选》作者在作注时的态度是十分谨严的。

　　第三，该选本系年更加科学。对于杜诗之系年，历代注家都十分重视。作为一部后出转精的选本，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出的两种杜诗选本，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推进，《杜甫诗选》在充分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作品进行系年，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更加科学。如关于杜诗名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作年问题，历代注家多根据《旧唐书·韦济传》中“天宝七载，（济）又为河南丞，迁尚书左丞”的记载，将此诗系年定在天宝七载。如仇兆鳌《杜诗详注》即引黄鹤注曰：“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诗云‘主上顷见征’‘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后来注者亦往往沿用这一结论，如萧、聂二选本即持此说。而《杜甫诗选》作者则根据晚出的韦述所撰韦济墓志铭，其中有“天宝七载，转河南尹，兼水路运使，……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的记载，得出此诗应当作与天宝九载或稍后的结论。这是借助后出的墓志铭补足正史记载语焉不详之处后得出的新结论，应当说是可以信从的。

　　《杜甫诗选》书影四

　　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诗选》作者对于杜甫思想的深刻认识。关于杜甫的思想，前人多着眼于从忠君爱国、“人民性”的角度加以论述，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杜诗的思想深度。本书作者之一的莫砺锋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写作《杜甫评传》时就对杜甫的思想有过细致的剖析。在本书导言部分，作者指出杜甫“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理付诸行为，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了儒学的内涵”。在对一些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时，作者也贯穿了这种认识。如《哀王孙》一诗，今人选本大多不选，或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杜甫的仁爱是一种深广博大之爱，本无需区分对象。安史乱起后诗人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落难王孙的关切，都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gt;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07月25日

　　gt;书影四幅是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完整解析

　　《杜甫诗选》读后感(二)：郝润华 王燕飞│献给诗圣的一瓣心香 ——莫砺锋、童强《杜甫诗选》读后

　　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总第137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许多杜诗选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是山东大学《杜甫诗选注》（下文简称《选注》），另一是聂石樵、邓魁英《杜甫选集》（下文简称《选集》）。两部书堪称上世纪以来较有代表性的杜诗选本。最近，笔者有幸奉读到莫砺锋、童强二位先生合撰《杜甫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不仅感受到该书在选注、评赏方面的尝试与突破，更为他们所体现出的对杜甫的深情而心折。因此，借此文谈谈我们的一些体会与感受。

　　一、选诗倾向：律诗七排与月夜情结

　　该书蕴含着较强的选诗特色：

　　第一，从数量上，《选注》共选杜诗144题202首，其中有60首未被《选注》《选集》选入。《诗选》选诗数量相对适当，并选了一些长期不被选家重视的作品，如《火》《哀王孙》《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题郑十八著作丈》等。

　　第二，从诗歌体式上，《诗选》有其选录标准，通过下表，或能略窥一二：

　　从上表可以发现，《诗选》在体式方面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从数量上看，杜甫现存律诗共781首，选114首，比例近15%；古诗现存404首，选102首，比例25%强。《诗选》所选虽数量最多是律诗，但从比例上看，古诗较律诗多。

　　2.从各体式比例而言，七言排律以50%的比例排第一。杜甫共创作8首七言排律，《诗选》选了4首，莫先生近来对杜甫的排律进行过深入研究，《诗选》在选目上应该说体现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三，就内容题材而言，《诗选》有不同的视角，如增加了与“月”有关的诗。如《一百五日夜对月》《初月》《月》“天上秋期近”、《月》“四更山吐月”等。杜甫单独以“月”命名的诗共有5首，而《选本》就选了2首，体现出选家似乎有着浓厚的“月亮情结”。对前代选本选录较多的咏“马”“鹰”诗，《诗选》只选4首，而如《病马》《病橘》《瘦马行》等则不在选录之列，似乎暗合杜甫本人倾向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另外，选了《选注》《诗集》均不选的《青阳峡》等诗，指出杜诗善于刻画奇特之景，对于韩愈《南山》诗具有影响意义。

　　二、评诗：新气象与兴发感动

　　《诗选》的评赏部分特色鲜明，在以下四个方面引人入胜：

　　第一，善于连类，溯源杜诗艺术之源流。

　　《诗选》在评赏杜诗时往往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切入，指出其渊源，探讨其影响，尤其阐明杜诗的独创之功。如解析七律《江村》：

　　古典诗歌的题材选择一向比较严肃，琐细、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较少入诗。东晋陶渊明始有这方面的尝试，到杜甫笔下，日常生活题材才得到大力的开拓，尤其是在成都草堂时期。……琐屑平常而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结合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成为杜诗中的新气象。这种风格倾向对宋诗产生了巨大影响，本诗因此被宋人选入《千家诗》。

　　从陶渊明到杜甫，下及宋代，《诗选》不仅指出了杜甫在题材方面的成就，还指出其对宋人的影响。又如评论五古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诗题作“咏怀”，……正如黄彻所云，此诗是杜甫的“心迹论”。……又被王嗣奭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论”，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

　　“新气象”在该书中时有出现，可见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创新。再如评《乐游园歌》：

　　在文学史上，描写奢华繁盛的场面，向来被当成表露才情的良机。从楚辞的《招魂》，枚乘的《七发》，直到《红楼梦》中的元春省亲，都是显例。五七言诗受体制、篇幅的局限，这方面的杰出作品比较少见。杜甫并不以此见长，但由于他笔力雄劲，对各种情境皆能铺写形容，且生动精警，此诗就是一例。……此句得到刘辰翁、叶燮等评论家的激赏，不为无因。

　　辞赋、小说、诗歌，不同体裁的作品其艺术表现是相通的，而杜诗的特色和成就也在作者的对比评赏中得以展现。

　　又如《羌村三首》其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二句，以其“一字一句，镂出肺肠，……婉转周至，跃然目前”（明人王慎中评）的艺术效果影响了一代代诗人。《诗选》在评赏时征引了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三处受杜诗影响的显例，说明杜诗的巨大影响力。

　　第二，善于吸收，融汇评杜诸家之妙解。

　　评赏部分引用历代评杜妙解，如《初月》诗，旧注认为是讥刺唐肃宗登基不久就受蔽于宦官、后妃。《诗选》未完全否定，但采用浦起龙“存其说于言外可尔”的说法，将此诗理解成隐藏在文本深处的言外之意。较为通融。再如《佳人》一诗，黄鹤说是“杜甫自谓”，仇兆鳌说“实有是人”。《诗选》认为黄生所解最稳妥，“此诗确可解作对一位落难佳人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才会写得如此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但也不难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诗人自身遭逢乱世的身世之感以及立朝忠耿却遭猜忌放逐的牢骚不平，惟其如此，全诗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意味，感人至深”。总之，《诗选》在评赏杜诗时并非独立地就杜诗作出赏析，而是将其置于古典诗歌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指出杜甫独特的诗史地位。

　　第三，善于辨析。比较前说之优劣得失。

　　对前人的代表性注释，《诗选》通过辨析比较，提出意见。如《赠李白》，引用王嗣奭评论“有朋交儆之词”，蒋金式观点“（此诗）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两位古代学者的观点都很有代表性。《诗选》首先驳斥王的观点，再补充蒋的说法，认为：“这首诗虽是赠送李白的，但其中含有明显的自我抒情的成份，不妨说它也是杜甫的自我画像。”显然更进一层。关于杜甫早年形象，一般从《百忧集行》“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得到理解，而《诗选》认为，这首《赠李白》也是杜甫的自画像。可谓得杜之心。再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中对浦起龙的批评：

　　它直书所见，并无寄托，但是诗人对春天的喜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浦起龙曰：“黄四娘自是妓人，用‘戏蝶’、‘娇莺’恰合。”这真是“杀风景”的迂腐之见。其实黄四娘定是草堂附近农家的女主人，杜甫与乡邻相处融洽，故得到她家去观赏春花。……把“黄四娘”写进诗歌，与李白诗中有“汪伦”“荀媪”等村人一样，正是杜甫、李白的过人之处。

　　对于诗歌体式的不同意见，《诗选》也尽量一一列举，细致分析。如《释闷》，王嗣奭认为是七言排律，钱谦益认为是七言古风，浦起龙则认为“此篇可古可排”。原因何在？《诗选》分析道：“从对仗来看，全诗中间四联全都属对精工，符合排律的要求。但从声律而言，则全诗虽有平仄合律之句，但拗句甚多，如第三联出句已拗，对句不但未救，而且拗得更加厉害。此外第二、八、十、十二诸句皆为三平凋，是典型的七古平仄句式。”颇为中肯，为初学者提供了较为确切客观的意见。

　　第四，兴发感动，与诗圣心灵的水乳交融。

　　“兴发感动”，是近几年有学者提出的一个诗学范畴。由于作者对杜甫诗的兴发感动，使《诗选》成为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个选本。

　　作者曾在多部著作中说要给心爱的诗人献上自己的一瓣心香。如：“我热爱杜甫，我很乐意借写评传的机会向这位伟大诗人献上一瓣心香。”又如：“我自幼热爱杜甫。虽然我对李白、杜甫两人从无轩轾之意，但如果让我在古今诗人中选一位最热爱的对象，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杜甫。……我很愿意有新的机会向杜甫献上我的一瓣心香，我也很愿意尝试着用普及读物的方式向广大读者讲述杜甫的一生。”《诗选》导言再次强调：“我们热爱杜甫，我们希望通过编选本书向诗圣献上一瓣心香。一座庙宇可以接纳众多的香客，无论他们是先来还是后到，也无论他们贡献的香火是多还是少，都有资格在神像前顶礼膜拜。”

　　作者对杜甫怀有崇高敬意，是因他和诗人有着“异代情缘”：“记得是70年代的一个初冬，狂暴的北风把我那座知青小屋顶上的茅草刮去了一大半。……我紧紧地裹住被子，喃喃地背诵自幼熟读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背着背着，我仿佛看见一位愁容满面的老人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他用充满仁爱的眼光注视着我。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杜甫，您永远生活在我们普通人中间，您永远是属于我们的诗人！”有时杜甫竟然进入梦中：“有一夜我竟然在梦中见到了杜甫。他清癯，憔悴，愁容满面，就像蒋兆和所画的像，又像是黄庭坚所咏的‘醉里眉攒万国愁’。”杜甫在秦州避难时想念李白，写下《梦李白二首》，其一云：“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其二云：“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诗选》评论道：

　　故人千里入梦，全因思念之深。只有李、杜这样的生死之交，才会有“三夜频梦君”之事。只有杜甫这样的如椽巨笔，才能写出如此深挚的《梦李白二首》。

　　与其说是在纵论古人，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的戚戚之言，也是他一直以来尊重、崇敬、喜欢杜甫的最好注脚。

　　在评析中，也可看到“极具个人特色”的言语。如评《望岳》：“杜甫这个盛唐诗坛的后起之秀，终将突过前人攀上诗国中的顶峰！”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如此伟大的诗人竟有如此悲惨的遭遇，千古读者都会悲愤难平。”评《醉时歌》：“宋人苏舜钦曾借《汉书》下酒，后代读者也借这首杜诗来浮一大白。”评《不见》：“当年意气风发、仗剑出蜀的李白，如今只能以头白还乡为归宿，这真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况且李白次年就在当涂与世长辞，连白首归乡也未能实现。语淡情悲，千古读者读此诗，皆当为李白一大哭！也当为杜甫对李白的款款深情一大哭！”

　　杜甫的歌与哭，笑与泪，欢乐与哀愁，始终牵动着作者的心。当杜甫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写下绝笔诗，黯然离世，《诗选》叹息：“当时的诗人是寂寞的，在他身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也是寂寞的。然而热爱人民的伟大诗人终究会得到人民的热爱，杜甫终于被历史授予‘诗圣’的桂冠。让我们经常倾听诗圣的歌声吧，它激情洋溢，深沉醇厚。它会抚慰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激励我们的前进意志，提升我们的人格境界。作为汉字文本的阅读者是何等幸福，因为我们拥有一部杜诗。”

　　《诗选》评赏部分的语言既凝练又准确，犹如一篇篇精致的美文。如《客至》评语：

　　春水环绕，鸥鸟日来，可见居处之幽僻，也可见主人之恬淡忘机。花径不扫，蓬门常闭，可见人迹罕至，远隔尘嚣。今朝忽然扫径开门，迎候佳客，可见此客定与主人志趣相投。因家贫，故待客之道只是草草杯盘，然而主客相得，无拘无束，乃至呼唤邻翁前来，共饮馀杯。全诗只是写景、叙事，而主、客双方之身影呼之欲出，双方之襟怀亦真切可感，真抒情高手也。黄生评曰：“上四，客至，有空谷足音之喜。下四，留客，见村家真率之情。”

　　前后文水乳交融，自然贴切。又如评《醉时歌》：“此诗写两个失意者的真挚友情。人之常情，成功得意时则豪情万丈，挫折失意则豪气锐减。惟有惨淡失意之时仍不失豪气，方为真豪杰。读此诗，可睹一对真豪杰。”读之使人肃然起敬。

　　拜读此书后，我们以为这是一部蕴含着选家主张、有“暖意和亮色”、有温度、后出转精的优秀杜诗选本。因为作者对杜甫“爱的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所以，能将自己对杜甫的热爱熔铸成一篇篇或长或短的信笺，就像一片片带着馨香的美丽花瓣，将其寄给心爱的诗人，献予诗圣的庙堂。

　　《杜甫诗选》读后感(三)：刘重喜：平淡而山高水深——读《杜甫诗选》

　　本文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重喜根据2019年4月20日下午在“《莫砺锋文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莫老师《文集》卷一扉页有两张莫老师和师母的合影，一张是在羌村，另外一张在郏县苏轼墓前。“尚友”古人，少陵和东坡是莫老师最喜欢的两位诗人。

　　沈德潜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诗人。”莫老师眼中“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有六位：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六位诗人中，莫老师关于杜甫的论著最多，《文集》中收录了《杜甫评传》（卷四）、《杜甫简评》（卷四）、《杜甫诗歌讲演录》（卷五）和《杜甫草堂史话》（卷九），《古典文学论集》（卷三）收录有关于杜甫的论文14篇，也是研究最多的诗人。

　　最近，我将莫老师和童强教授合撰、去年出版的《杜甫诗选》（以下简称《诗选》）认真地读过，认为“评赏”部分（《文集》卷七《杜诗评语》）特色鲜明，学术水准尤高，因此结合《文集》中与杜甫相关的论述，对《诗选》“评赏”部分谈三点粗浅的认识。

　　01

　　“最典型的儒士”

　　这句评语是莫老师在《六位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一文中对杜甫的概括。在《杜甫评传》中，莫老师十分认同清人刘熙载所云“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和钱穆称杜甫为唐代“醇儒”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莫老师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实至名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他永远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杜甫评传》，《文集》卷四）

　　能从一介布衣成为千古圣贤，其中的关要正如明人王嗣奭《杜臆》所评杜甫：“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这在莫老师所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儒学的精髓就是倡导仁爱之心，正如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是一种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情感流动，杜甫对之心领神会。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杜甫在儒学精神指导下写出的典范之作。诗人在床头屋漏、长夜难眠的窘迫境遇中仍能推己及人，仍能想到遭受同样痛苦的天下寒士，并抒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甚至表示“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何等博大的胸怀！一部杜诗，就是杜甫用这种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的庄严心声。

　　由此可见杜甫“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

　　不特如此，莫老师认为杜甫把儒学思想中“推”的伦理逻辑发挥到了极致，更进一步由人推衍及物，包括动物和植物。评《题桃树》：

　　此诗把桃树写得深通人性、有情有义，对乳燕、慈鸦也流露出一片爱心。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可作张子《西铭》读，然却无理气。”

　　《杜甫评传》：“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雨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范畴的体系之中。”（《文集》卷四）正是在这一点上，莫老师认为杜甫对唐代儒学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从当下社会来看，这一点也关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今天上午，葛晓音教授谈到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的特点是“以传带评”，莫老师《杜甫评传》的特点是“以评带传”。我认为《杜甫诗选》可以称得上“以诗带传”，读完《诗选》，一个血肉丰满的“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倍增亲切之感。

《杜甫诗选》，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02

　　“会通唐宋”

　　莫老师2017年在《文学遗产》上表发过了一篇文章：《关于“会通唐宋”的简单思考》，谈到文学史上的“会通”问题：

　　我们的古人早就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我们研究文学史也不能例外。“会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融会贯通”，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学术境界。我虽然赞成把唐、宋两代分为两个文学史阶段，但也认为在各个朝代的文学之间，唐代与宋代是最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观照的。我不反对学者专攻唐代文学或宋代文学，但以“会通”的眼光来对唐、宋两代的文学进行整体观照，肯定会使某些发展脉络或时代特征变得更加清晰。

　　的确，“会通”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涉及到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周易》《史记》《文心雕龙》等古籍中都包含有“会通”思想：要求学者能够汇总左右，融通前后，把握事物发展的脉络。

　　在杜诗学上，将“会通”作为一条注释体例，始于杨伦《杜诗镜铨·凡例》“源流”条：

　　唐子西谓作文当学龙门，作诗当学少陵，则趋向正而可以进退百家矣。故非尽读古今之诗，不足以读杜诗。兹于源流所出，派别所开，均特为标举，洵为诗学津梁，得以尽穷正变。

　　《诗选》一书中贯彻了“尽穷正变”的“会通”思想。如评《一百五日夜对月》：

　　次联（“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虽未对仗，但想象奇特，向称名句。宋人辛弃疾《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便是从杜句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

　　当然，《诗选》指出宋人某句出自杜诗，并不是为了表明杜诗影响后世之大，其评赏杜诗实着眼于“会通唐宋”。如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把“苦热”这样的感受写进诗中，而且写得如此生动，堪称“以丑为美”。这不仅体现出诗人的创作能力，也体现出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琐屑之题材的开掘，这种尝试对宋诗的题材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如评《江村》：

　　古典诗歌的题材选择一向比较严肃，琐细、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较少入诗。东晋陶渊明始有这方面的尝试，到杜甫笔下，日常生活题材才得到大力的开拓，尤其是在成都草堂时期。比如此诗所写的老妻画棋局，稚子敲钓钩，以及偕妻乘艇，稚子索饭，野人送朱樱，秋风破茅屋等都进入诗人的视野，成为绝妙的诗材。琐屑平常而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结合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成为杜诗中的新气象，这种风格倾向对宋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诗因此被宋人选入《千家诗》。

　　苦热、江村，平凡的题材，琐屑的场景，杜甫却开拓出一种平淡、老健的艺术风格，“子美集开诗世界”，这一新的风格正是影响到宋诗的主要特征。程千帆先生曾编有《杜诗会通》一书，选录了许多宋诗，《诗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程先生的影响。

　　程千帆先生《杜诗会通》讲义

　　03

　　“赖自能赋”

　　莫老师认为“赖自能赋”是杜甫成功的“奥秘”。《杜甫诗歌讲演录》第三讲谈到宋人刘辰翁评《述怀》诗“赖自能赋，毫发不失”时说：

　　杜甫这样的诗的最得力之处在哪里？它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为什么他能把遭受兵荒马乱的乱离之人的那种心态、那种遭遇写得“毫发不失”，跟真实的完全一样，而且非常准确？“赖自能赋”奥秘就在于杜甫是用赋的手法来写的。（《文集》卷五）

　　对杜诗“能赋”这一特点的认识，最早是从唐代元稹所云“模写物象”开始的，刘辰翁在评阅杜诗全集时有了新的体悟，清初的李因笃更认识到“赋事写物”不特是盛唐诗人的文学才华所在，杜甫“体物入微”，更为其中的佼佼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杜甫的诗论和诗》一文中也肯定地指出杜甫“赋”的功能特性：“把历代文学中作为‘赋’体任务的‘体物浏亮’，即描写物象的明析、致密的特点，也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并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莫老师在论及“赖自能赋，毫发不失”是杜甫成功的“奥秘”的同时，又将“能赋”与“诗史”结合起来进行论述：

　　这里说的是叙事。为什么杜甫的诗是“诗史”？为什么“安史之乱”前后只有杜甫的诗才为我们记录了那种广阔的动乱的画面，留下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在于他能赋。他不是完全用比兴的手法来写诗的，不像王维、李白那样，他用直接的描写、叙事来凸显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虽然刘辰翁只说了一句话，但其中的意义却很值得后人推敲，而这些地方就是刘辰翁评点的颇见功力之处。他评得好，在他以前，所有谈社诗的人从没有说过这几句杜诗或者整个诗的长处是“自能赋”，这一点是刘辰翁首先谈到的。（《杜甫评传》，《文集》卷四）

　　如评“三吏”、“三别”：

　　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它们深刻、生动、典型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杜甫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三吏”、“三别”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奔向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峰。王嗣奭评“三吏”、“三别”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乱离景象，才能写出这组催人泪下的诗来。中国古代史籍异常丰富，但是多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感少有记录，杜诗却真实而生动地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经历，杜诗享有“诗史”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以刘辰翁所指《述怀》一诗作为杜甫运用“赋”的艺术手法开端的话，那么这一时间节点恰好是杜甫“逢禄山之难”之际，因为“安史之乱”的暴发，杜甫被迫“流离”各地，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毕陈于诗”。“国家不幸诗家幸”，生活的遭遇，不但使杜甫洗净了六朝的绮丽、盛唐的浪漫，笔法也由“比兴”一变而为“赋”，而他的天才又足以能够做到“毫发不失”，若有神助。莫老师认为这正是杜甫成为“诗史”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所在。

　　结 语

　　自宋代以来，杜甫便拥有“诗圣”、“集大成”和“诗史”三顶“桂冠”，莫老师在《杜甫诗选》中对“最典型的儒士”、“会通唐宋”和“赖自能赋”的阐发，正是对应了历代杜甫研究中三个最为重要的概念，并且在与传统对话中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卓识。郭绍虞先生《杜诗镜铨·前言》认为注释包括注、解、评三个方面：“注则重在学，解则重在才，而评则于才学之外，更重在识。”因此，评赏不易，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宋代黄庭坚评杜甫夔州诗云：“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读莫老师《杜甫诗选》也有“平淡而山高水深”之感。

　　《杜甫诗选》读后感(四)：沈扬：从《杜甫评传》到《杜甫诗选》——莫砺锋、童强撰《杜甫诗选》读后

　　一

　　从《评传》到《诗选》

　　作为一部“大家小书”，《杜甫诗选》凝结着莫砺锋教授多年来研习杜诗的点滴心得，同时也是他在经典文化普及道路上的新成果。自2000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后，莫教授在学术研究之余，先后出版了《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说白居易》、《莫砺锋诗话》、《杜甫诗歌讲演录》、《漫话东坡》、《诗意人生》等六种文化普及读物，如果算上九〇年代出版的《杜甫评传》，则杜诗在莫教授的文化普及活动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自读博以来，杜诗便成为莫教授研究的重点对象。他先在导师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精读《左传》、《文选》、杜、苏、黄等文史经典，程千帆先生早年尝对《杜诗镜铨》下过一番功夫，杜诗自然成为课读的重头戏，“在千帆师亲自给我们讲授的课程中，杜诗是一门重点课。”当读杜的心得积累至一定阶段，便转化为学术论文，这也就是刊载于《被开拓的诗世界》中的若干杜诗专论，由于经过长期的积累、思考，并经过导师的反复批改和同门之间的切磋交流，至今读来，其中部分观点和分析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博士论文是一个学者研究的起点，莫教授选择“江西诗派”为博论题目，“杜甫的影响”无疑是论文绕不过的核心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对杜甫形象的感知，加深对其人格精神和诗史地位的理解，为日后《杜甫评传》、《杜诗讲演录》和《杜甫诗选》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承接《杜甫评传》的撰写任务时，学界已经有冯至、朱东润和陈贻焮等前辈学者的三种“杜甫传记”，在此基础上，莫教授根据丛书撰写思想，利用评传以评代传、兼传兼评的特点，不仅深入评骘了杜甫的文学成就，更有侧重地阐明了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评传》中的观点酝酿于二十年前，却对今日《杜甫诗选》的选目和评赏产生了影响。早在撰写《杜甫评传》时，莫教授便流露出对杜甫的偏爱，这种偏好既来源于对老杜人格精神的崇敬，高超的诗学造诣的深切领悟，也源自相似的生命体验所引发的情感共鸣， “我热爱杜甫，我很乐意借写评传的机会向这位伟大的诗人献上一瓣心香…当我尝到生活的艰难时（比如躺在被大风刮去茅草的茅屋里望着满天寒星），更深切地体会到杜甫是一位可亲近的诗人，他的伟大即在于他的平凡之中。” 从杜诗中读出自己的影子，这恐怕是无数经历过苦难岁月的读者的共同体验，它将杜甫从诗圣的神坛拉回平凡的人间， “平凡而伟大”既是二十年间莫教授研究杜甫的心得，也构成了今日《杜甫诗选》的基本思路之一，《诗选》所希望读者看到的正是一个兼具凡俗和超越的杜甫形象；同时，《评传》不惜笔墨，围绕有关杜甫的人生信念、政治理想、忧患意识、仁者情怀等诸多思想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述，其核心线索是杜甫对儒家“仁者”精神的终身实践，虽历穷困，却心兼天下，比起卓越的诗歌造诣，这才是杜甫成圣之路的关键所在，我们从《诗选》对杜诗命意的分析、思想倾向的解读中，依稀可以看到《评传》的影子。《评传》对杜甫的诗学渊源、成就和诗史地位也给予了允洽的评论，对古人评杜的观点多有发挥和补充，其中的部分意见成为《诗选》评赏的依据。

莫砺锋《杜甫评传》（新版）

　　颇为巧合的是，与撰写《评传》的背景相似，“当我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重新编选一本《杜甫诗选》时，有多种杜诗选本早已问世。”据笔者统计，自1956年，冯至编选、浦江清和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问世以来，大陆和香港至少有17种杜诗选本在相继出版[程云青《杜甫诗选讲》（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黄素秋选、虞行辑注《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山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编《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冯江武《杜甫诗选注》（香港万里书店出版社1980年），金启华、陈美林合撰《杜甫诗选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邓魁英、聂石樵合撰《杜甫选集》（上海古籍1986年），倪其心、吴鸥《杜甫诗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梁鉴江《杜甫诗选》（香港三联出版社1998年），吴庚舜等人合撰《杜甫诗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沈文凡《杜甫诗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葛晓音《杜甫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林继中《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张忠纲《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王昭华《杜甫诗选》（黄山书社2007年），谢思炜《杜甫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此书201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更名为《杜甫诗选》），葛景春《杜甫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这些当代选本在体例、宗旨、选目、注释、评赏方面各具特色，它们都服务于古典文化的当代传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和普及工作的指导精神和总体思路的转变。 萧选初版于1979年，是文革后较早的杜诗选本，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评价话语依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多从人民性和历史性的角度展现杜诗的思想内涵和诗史价值；倪选初版于1990年，是被列入古委会“古典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系列首批出版的著作之一，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 倪、吴二人在旧注的基础上对杜诗名篇进行今译，《选译》代表了90年代初，国家文化建设和全面普及工作的新思路；进入新千年以后，葛晓音、林继中、张忠纲三位学人的杜诗选本相继问世，林、张二人同出萧门，但选评的尺度和眼光却不尽相同，张选用力在编年、典故、名物和制度的注释，林选将艺术评点、诗意串讲和典故释证相结合，努力揭示出杜诗在语言、意象、篇章、命意方面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开拓；葛选选目尤精，阐释绵密，她将杜诗置于中国诗史演变历程中，揭示其题材、思理、技巧和章法上的因革和影响，进而评价其诗学造诣和诗史地位，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体现了学术研究对文化普及工作的渗透、引领和提升，代表着文化普及事业的新气象。 学者选杜既延续了古代杜诗选本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最新的杜甫研究动态，然而考虑非专业读者的接受能力，想要兼顾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着实不易。莫砺锋教授研治杜诗有年，同时又具有推广经典文化的实践经验，从而保证了这本《杜甫诗选》的学术品格和文化定位，在参照既往学人的杜诗选本基础上，此书在选目和评赏方面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

莫砺锋、童强《杜甫诗选》

　　二

　　选诗特色

　　通常而论，选目既可以体现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也可以彰显编选者自己的审美好恶，莫《选》的首要特点即它不是一部针对杜诗名篇的再选本，而更多体现了选家的私人趣味，其中有17题、19首诗不见于建国以来的杜诗选本。“我们的选目是从杜甫全集中直接选择的，并未参照或刻意回避其他杜诗选本。…本书所选的193题、255首杜诗，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杜诗代表作。”对比诸家选杜，可以发现莫《选》大大增加了“夔州后诗”的比重。夔州时期既是杜甫在失去依托之后，生活陷入极端窘迫潦倒的困境期，也是他自我回溯，反省时代的内转期，“夔州时期的杜甫不仅在为当时的动乱年代撰写一部诗史，同时也为自身写作一部‘诗史’。”正是在内思外困之中，杜甫的创作也渐趋老成，黄庭坚论之以为 ：“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 ，这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妙境是无数文人心目中的最高典范，对中国诗史的影响至深且远。因此，莫《选》有意识增加夔州后诗的比重，或以此来突显杜诗晚期的艺术成就。 以《火》为例，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是杜甫晚期对诗艺的大胆尝试和创新，为后世体物诗学开示了新的创作门径。浦起龙评之曰：“韩、孟联句，欧、苏禁体诸诗，皆出于此。”莫《选》进一步指出，此诗的特点在于对火势及其影响的铺陈渲染，“直叙其事，直绘其景”，因而显得奇崛新巧，对韩愈《咏雪赠张籍》、《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以及宋代文人的禁体物语诗起到了导夫先路的意义。 再如，杜诗善陈时事，却不拘泥于诗体，古体长篇抑或琐碎短章，都能够成为他记录时代动乱、民生疾苦的载体，“他具有现代职业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关注实事，捕捉热点。”夔州时期，杜诗以绝句记时事，足当“诗史”之誉，却往往为选家所忽略，《三绝句》即属此例。林继中《选评》引萧涤非先生之语，“此组诗为绝句中的‘三吏’‘三别’。”未及展开发明，莫《选》认为，“这三首诗都像民歌体，直陈其事，不求文采”，通过对三章意旨的条分缕析，最后精辟地总结认为：“这是诗人的愤怒控诉，当其大声疾呼之时，岂暇考虑文采？申涵光称‘三首鄙俚板实’杜甫不受此讥。”盖选家不选，以其语言板滞而拙硬，而莫《选》却从思想题材角度为老杜说解。除公认足以代表杜诗造诣的正体外，莫《选》也选录了一批杜诗中的“别调”，并揭示出这类变体的价值，如杜甫的五言律诗通常以工整精炼为正体，而《可惜》一诗则 “通篇语意流转，一气呵成，仿佛是一首率意而成的五言短古。”宋代江西派诗人好以古为律，正得源于老杜的影响。

　　第二，杜诗中不乏“思想陈腐”之作，从现代读者的眼光看，“一饭未曾忘君”也未免迂阔可笑，因此，当代选家对此类作品多所不顾。莫《选》对杜诗中的某些思想倾向予了更加圆融周正的评价，既还原了老杜凡俗窘迫的人生处境，也揭示出他对功名利禄的精神超越。 例如《哀王孙》“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今人多不选录，但莫《选》则认为，无论是同情战乱中的百姓，还是落难的王孙，都是杜甫仁者之心的体现，而“龙种自与常人殊”乃是帝制时代文人的普遍思想，非杜甫之独专，杜甫此诗之可贵处在于，“以小见大，真切生动地展现了长安沦陷后的恐怖气氛” ，在书写时代画卷的同时寄托褒贬，是典型的“诗史”。 又如，投赠诗之难在把握措辞的尺度，稍有不慎便惹阿谀、卑弱之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公认的投赠名篇，另一首《投赠哥舒开府二十韵》则因思想倾向过于“陈腐”而长期受到选家的冷眼。前人对此诗毁誉参半，毁之者对诗人的“谀颂”表示不满，以为气格卑下、辞意庸俗，誉之者如王嗣奭则以为此诗乃“投赠之最工者” 。莫《选》参酌诸说后认为，老杜此诗符合投赠诗的应有之义，不同乃在于杜诗立论严正而不失身份，详略得当，衔接顺畅，艺术上对仗精稳，意脉连贯，转承自如，在五言排律中尤为难得，“五排而能开阖驰骤，纵意所如，在历代诗坛上堪称凤毛麟角。” 这就将杜甫的投赠和势力之辈的干谒请托区别开来，兼能反映杜甫的人格和诗艺。

　　林继中教授认为：“历来注家以‘诗圣’解读杜甫，似未必能得杜诗心。” 莫《选》从杜甫全集中挑选出他们认为的经典可读的作品，有利于全面地反映杜甫人生的诸多面向，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不仅仅是顶着诗圣桂冠的“射雕手”，也是久陷穷愁的寒士，是沉沦下僚、牢骚满腹的参军，和四海飘荡的难民。但杜甫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对苦难和时俗的精神超越，“他以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他以宏伟远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见肘的物质环境，从而将充满苦难的人生提升到诗意盎然的境界。”（莫砺锋《诗意人生》P128）杜甫以诗人的眼光、史家的笔法记录着他的生活及其所属的时代，他对寰宇清一、致君尧舜等崇高理想再三致意。一介寒儒的身份无碍老杜以民胞物与的关怀来心系家国天下，莫《选》所选录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杜甫人生的所有面向，折射出杜甫与动乱时代的曲折关系，也烛照出诗圣的仁爱和诗心。

杜甫行踪示意图（莫砺锋制）

　　三

　　评赏方式

　　刘熙载《诗概》曰：“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任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任所不能曲折，为深。” 杜诗深曲指的是诗歌命意的多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解释的开放性，杜诗常能言人所未言之事，道人所不能道出之意， 论者体验到的“寻不出”和“说不破”既是杜诗的高妙处，也为注释和理解杜诗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它对注者的识鉴取舍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批评家只有对作家揣摩日深，对作品了解日透的情况下，才可能利用精妙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精妙的识见。”（彭玉平《古代诗文评的体性》P19）传统诗文评多运用形象思维，以印象式的感发、鉴赏为主，常常三言两语，点破诗中玄机，这对于专业研究者当然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但对于非专业的读者依然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莫《选》的评赏不拘一格，融汇学术语言和随笔语言，将串讲、引证、点评、鉴赏和考论合而为一，做到了深入浅出的同时，也不失学术水准。

　　首先，胪列众说、折衷己见是莫《选》评赏的重要特点。诗无达诂，从研究者角度出发，围绕杜诗中相关问题展开争论，往往会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但从非专业人员角度论，在确保基本史实、训诂不误的前提下，从诸多争议中，选择一种允当的思路和平实的观点，可能更符合普及推广的初衷。莫《选》既不盲从，也不强解，从杜诗文本和诗人情境出发，或折衷诸说，或补充说明，或发明新意，以客观求是的态度，作通达平易之解词，力求为理解杜甫提供更多的思路。 例如诸家多以《洗兵马》意在歌颂中兴，钱谦益则认为诗旨在讥刺。莫《选》肯定钱说有据，但指出“全诗主旨仍在歌颂而非讽刺，其基调仍是欢欣而不是忧伤”。正因为诗中包含批评和讥刺，所以这首诗“绝非一般意义的歌功颂德之辞，而是一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中兴颂歌”。又如，有关《佳人》的命意历来分歧众多，有黄鹤的“自谓说”和仇兆鳌的“另有其人”说，莫《选》则折衷分歧，赞成清人黄生的意见，“偶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诗” ，这样解诗既考虑了香草美人的写作传统，又兼顾到杜甫的现实情境，较他说更为通达平易，也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莫《选》折衷众说，不作强解，在无法确定孰是孰非的情况下，往往将选择权留给读者，如解《中宵》诗援引黄生、王嗣奭、仇兆鳌三家之解，从句法、章法和意境三个角度揭示出此诗状夜景之高妙，以窥见杜诗的千锤百炼之功。又如历来围绕《花卿》诗的争议集中在“花卿是谁”和“有无讥刺”，莫《选》以杜证杜，排除了胡应麟的“一姓花歌伎”说，而对于诗歌究竟有无讥刺，则未作解词，体现出信而有征、实事求是的学问态度。又如清人施补华从字句论《乾元县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章法变化，莫《选》从用韵、内容以及虚实处理的角度，细读文本，补充其说，为读者理解杜诗章法提供了新的线索。

　　其次，莫《选》善于融汇古人评点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结合考证和细读，揭橥杜诗的高妙深曲之处，评赏张弛有度，深入浅出。 杜甫往往将深曲的用意别寄在高妙的典故、章法和句法之中，如水中著盐，蕴藉丰富，体格多变，却每每浑然无迹，莫《选》常能将古人的印象评点落实为严谨的学术分析，令诗义显豁明白。例如《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后人多不解首句“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与裴迪有何关联，而这又是体现杜甫绾合典故与对象、主题的高妙之处。莫《选》认为：“何逊足迹东海郯，少居郢州，扬州乃是异乡。裴迪为关中人，此时宦游蜀州，乡愁正与何逊同也。此句意谓裴迪诗才如何逊，亦如何逊在他乡咏梅，实与第六句中‘乱乡愁’遥相呼应。”杜甫此诗兼“唱和”与“咏物”二体，“虽无一语涉及梅花的形态，而读者公认其为咏梅绝唱” ，因而致理解的歧义。莫《选》不仅解释清楚了典故与对象和诗意的关联，也揭橥了杜诗用意深曲之处。 又如杜甫好以古为律，纵横跳荡，章法多端，由于诗意转换较快，终令读者费解。如胡应麟论《阁夜》： “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 然究竟如何“雄”、怎样“细”则又未能条分缕析，读者终究无得窥杜诗秘境。莫《选》的评赏几乎是对此诗进行逐词、逐句的解释和串讲，使诗意的起承转合显露无疑，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如颔联为古今名句，莫《选》指出，“霜雪初霁，星辰辉映，但星光倒映在流动的三峡江水中，就动摇不止。这本是自然景象，又何尝不是诗人忧危之心的反映？”这就落实了古今论者以为此句气象雄浑的评价，继而莫《选》总结认为：“此诗是杜甫七律的代表作，它以工整精丽的句式配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古诗章法，极具独创性。” 这就将“浑然无迹”落实为“有迹可循”。莫《选》不仅揭示了词意和句意，更呈现出诗人在词、句、联之间的情思转变，辅以明白晓畅的分析，足令读者豁然开朗。

　　第三，选录同题材之诗，对比阐释，是莫《选》的又一特色。例如选了2首“九日诗”、5首“月诗”和6首“暗夜诗”，这些诗创作于不同时期，因而在命意造语、体式格调上也互不相同，如果结合诗人所处情境来比较阅读，既可见其心迹之转轨，也可以加深对于杜诗驾驭题材和语言能力的领悟。值得注意的是，莫《选》先后选录了8首杜甫思念李白之诗，“杜甫思念李白的诗，本书已经选录了六首，但对此诗仍然无法割爱。”如果将这些诗歌的评赏部分连读，则分明一篇学术随笔，对读之下，读者不仅可以见杜甫对李白的款款深情，亦可感受杜甫抒发情感和驾驭措辞的能力，并借以揣度律诗与古风在处理类似题材时所展现的不同风貌。又如莫《选》先后选入《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两诗，它们是杜甫同一时期、写给严武的两首送别诗，但主题立意却各不相同。一着眼于严武的政治身份，一立意在二人的私人交情，一寄勉辞，一抒离恨，一措辞庄重，一用意曲折，“两诗对照着读，便可悟出同一题目可以有不同写法。”以上分析对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而言，都有启发作用。

　　结 语

　　杜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人在病入膏肓之际，依然流露出对国家战事、百姓生计的担忧。《莫》选对此诗的评赏也颇堪玩味：“让我们经常倾听诗圣的歌声吧，它激情洋溢，深沉醇厚。它会抚慰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激励我们的前进意志，提升我们的人格境界。作为汉字文本的阅读者是何等幸福，因为我们拥有一部杜诗。” 这段文字极富深情，它既是对此诗评赏部分的收尾，也是对“如何阅读杜甫”的启示。在当下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非专业的古典文学爱好者或许没有时间精力通读全部杜诗，这部《杜甫诗选》无疑可以带领他们去感悟杜甫思想的深度和灵魂的高度，将“阅读经典”转化为“经典悦读”，莫《选》希望读者以了解同情的眼光，去理解杜甫的穷困和辛酸，更希望读者以敬畏之心去走进杜甫的世界，去感受他的人格气象和精神魅力。

　　gt;原载《中国诗学》第27辑。为阅读方便，这里省略了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