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中的革新》读后感锦集

《危急中的革新》读后感锦集

2020-11-10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危机中的变革 读后感 

  《危机中的变革》是一本由萧功秦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68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机中的变革》精选点评:

  ●终于偷空读完,意料之外是本“小书”,没想象中来得详实,不过也因此好读不少。附录的《走向共和》观后感是意外的小惊喜

  ●清流党心中的政治是中古式的伦理政治,而不是以现实效果作为取舍尺度的世俗理性政治。中国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法学院教授的冲突也是如此。

  ●结构与观点都比较清晰,不过具体论证稍显冗赘。

  ●政治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

  ●作为一套阐释新权威主义的书,我对里面的一些史实感到疑惑

  ●第二次读,感受仍深。

  ●有新意

  ●知晓晚清历史真相的新视角!

  ●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清政府亡于不肯替商办铁路公司支付该公司一经理在上海投机股票亏损的300万哈哈。书里提到的土耳其的“基马尔”,原来就是 凯末尔

  《危机中的变革》读后感(一):清王朝的自我困境

  本书清晰的描绘了清王朝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进过程,详细揭示了激进主义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产生原因及历史影响。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给人一种代入感,读书过程中将自我代入,不自觉地丢弃传统的对清王朝腐朽昏庸无能的评价,深入到王朝自身内部去观察历史发展,寻找解决问题的历史方案。另外,作者也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总感觉有些地方有些想当然,举一例而论,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应尽量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而不应该采取孤立太后的政策,因为慈禧太后也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但作者却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即慈禧太后所能允许的改革力度是怎样的?当切实触及到她的实际权力时,改革是否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该书可以再精简一些,有一些东西反复论述,反而影响了阅读的连贯性。总的来说,对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激进主义的演进过程的研究确实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危机中的变革》读后感(二):大厦将倾

  大清朝自南京条约被迫开国, 直至皇祚不永, 仅七十年. 而这短短七十年间, 一则国步艰难, 二则各种思潮各种势力纷至沓来, 风起云涌, 大清朝左支右绌, 终于武昌城下一声炮响, 万劫不复.

  源于天朝的自信和惰性, 在皇朝尚有能力进行变革之时, 北京城中的皇帝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和风险, 更不会有变革的动力. 皇帝们的眼光还是朝向内陆, 认定风险必然来自那遥远的塞外边陲, 而不是天津卫的海面.

  整个鸦片战争, 在大清眼中不过是一场蛮夷扰边. 在当时天朝的词典里, 虽有外交一词, 但其实早忘了外交是怎么一回事, 天朝是世界的中央帝国, 五服之外尽是蛮夷, 何用外交? 遑论外交人才. 占世界陆地面积8%的大清帝国, 拥有世界30%+的人口, 理论上正是傲视全球的庞然大物, 事实上帝国眼中根本没有全球之说, <坤舆万国全图>不知道在紫禁城的哪个角落沉眠. 道光皇帝到战争进行了两年左右, 还不知道英咭唎的位置. 反正蕞尔蛮夷, 非抚即剿可也. 直至战败, 事后总结, 一个是洋夷船坚炮利, 另一个是主和奸臣卖国. 对于快速变革中的西方还是近乎一无所知.

  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帝都陷落, 帝国的面子究竟是找不回来了, 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议程. 20年的宝贵时间浪费殆尽, 内战也搞得国力大伤, 从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二十年时间是多么? 1998年的中国GDP是1978年的6.88倍. 日本中央政府在西南战争中才统一全国政治资源, 不到二十年后就可以一战挫败大清朝.

  反应之所以迟缓, 第一是大清立国已经几二百年. 按照我国固有的兴替率来说, 它已过中年, 正成日薄西山之势. 帝后生长深宫, 对新鲜事物的反应能力都大有可疑. 第二是固有模式发展程度较高, 意识形态领域也接近板结, 难于破局. (正如苏联后期几度想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屡屡受挫, 而当代中国的改革伊始就轻松得多) 这一点与其说是中国的失败, 不如说是长期过于成功. 第三是帝国幅员过于辽阔, 信息亦不畅通, 一次战败被归于偶然因素, 未能形成一个社会广泛层面上的影响. 第四是英法美的现代政治制度文化等与帝国的既有文化相差太远, 不易被当时人所接受. 只能局部学习一些军事技术而已.

  大清朝的改革主要有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和辛丑变法三部分组成. 其中的领导人主要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主要参与者有康梁, 奕, 李鸿章等. 这些人或缺乏改革的动力, 或缺乏政治实践的经历. 因而洋务运动深度不足, 举步维艰; 戊戌变法操之过切, 急中生变; 到了辛丑变法, 则以政府的权威已经近于破产, 推行更加困难, 不久便因大清终结, 被迫交棒于民国. 此间反复, 无形中又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归根结底, 当时清朝缺乏一个有眼光有手腕推动现代化改革的权力集团, 对内对外往往均处置失当, 最终拖得自己的权威也灯枯油尽.

  此外伴随着改革的深化, 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中国本土当时并未具备相对的条件, 故而改革只是最有利于官僚集团, 造成贪墨横行, 而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民众和体制外精英进一步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

  清政府的改革因为来自外来压力, 因而改革动力和危机的深度成正比, 也就是不危险不改革, 改革的时候已经处于危险期, 然后病急乱投医, 造成反复, 结果反而掏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同样因为这些改革并非内生型, 故而先习皮毛, 企图中体西用, 借以维护现有体制, 而没有认识到当时最大的落后恰恰在于体制. 而于教育政治等关键性元素并未重视.

  此外最为不幸的一点恐怕就是, 清末恰处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最为迅速的时代, 正是"千古未有之局面", 技术革命之后的西方可以不断拉大与中国的差距, 而中国内外交困, 复无力追赶.

  纵观在外力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各国, 欲成功必须借重国家权威整合社会资源, 而成功者往往得益于中下层民众自身的改革诉求, 由上层进行统合和引导, 并且抑制利益集团. 单纯的自上向下推动不但见效缓慢, 而且容易使得改革利益被利益集团鲸吞, 民众的不满会进一步增加阻力, 最终导致失败.

  《危机中的变革》读后感(三):艰难变革之路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一成不变。而西方列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后,又依靠科技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历史走到19世纪,在西方列强的持续冲击下,民族危亡,国家危亡。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要求通过变革来谋求国家富强。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正是一部探索清末中国在危机中进行变革之路的学术论著。这一时代的基本背景是危机,这一时代的基本主题是变革。正是因为危机的存在,使变革迫在眉睫。但是,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尝试,变革之路却最终失败,辛亥革命爆发。作者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漫长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分界线。封建时代结束,资本主义时代萌芽,历史在这里断裂。

  这本书为我们清晰地列出了清末现代化进程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开端,是民族危亡的起点。但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却是无所作为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的科技发展导致中国国力衰败。他们认为是奸臣误国,如果坚持重用林则徐,中国不会败。这20年,听不到变革的呼声。

  20年之后,洋务运动兴起。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次初步尝试,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在防务领域仿效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以恢复中国原有的长治久安。这种天真的想法,就好比让一个垂垂老矣的病人手里拿起洋枪洋炮,仿佛就可以和西方列强一决高下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之梦被甲午战争的完败彻底击碎。

  作者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剧变的基本分界线。正因为有了甲午战争,中国败给了昔日我们最瞧不起的倭寇之国日本,丧权辱国,使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形成了一种强烈而亢奋的变革动力,它引导着中国人更为主动地参与体制变革。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由人们的群体性的自觉意识参与的政治变革时代”。由此,戊戌变法走上了历史舞台。然后,戊戌变法由轰轰烈烈开始,由六君子头颅坠地匆匆结束。

  本书为我们仔细分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激进改革心态。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激进心态,是戊戌变法人士的思想通病,从而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些心态具体包括:

  1, 变法人士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愤世情结”。

  2, 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

  3, 认为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或局部的“小变”。

  4, 认为变革与保守势力是“新旧水火不容”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

  5, 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不能不说,当时的戊戌变法人士都是时代的精英,然而,因为对实际国情正确认识的缺乏,对改革主要阻力判断的错误,再加上以上五种激进心态,导致改革派的改革举措大而空,快而乱。康有为甚至对光绪皇帝说,西方经过300年变革国力强盛,日本经过30年变革国家壮大,中国只要变革,3年就可成功。现在看来,这真是不切实际的盲目自大,任何的变革都是在艰难的道路上不停的探索,短短的3年时间,怎么可能成功呢。

  戊戌变法之后,满清权贵保守派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使得变革更为艰难。可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又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满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也尝试进行变革,于是,有了1901年《辛丑变法诏书》的发布,有了1905年立宪运动的崛起。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所谓变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终于,我们听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炮之声。

  变革之路是如此的艰辛,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20年,中国的步伐是如此的艰难。读史使人明智,阅古可以通今。今天,中国也走在变革之路上,在探索中前行还是后退,当局者需要清醒的认识。

  《危机中的变革》读后感(四):被政治浪漫主义裹挟的晚清政改

  政治浪漫主义的危害恰恰在于,它剧烈地瓦解着改革所迫切需要的权威

  适逢辛亥百年,相关书籍铺天盖地,其中,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论文笔、论故事皆算不上生动,我却以为是同类研究里最好的。诚如本书副题“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所示,本书探讨了何以“激进主义”会成为中国转型时期的主旋律,“保守主义”又缘何迅速溃败?自从二十多年前港台学者余英时提出这个问题,知识界广泛讨论,至今影响未绝。萧功秦先生则直指要害:“它(激进主义)的最基本涵义,是从根基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社会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其心理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

  接着,萧功秦先生论述了政治浪漫主义的传统根源。在西方,世俗政权提供政治秩序、宗教机构提供道德秩序,两者相辅相成;但中国缺乏宗教传统,为此,官学化的儒家不得不一身兼两任,同时掌管这两项功能。问题来了。传统秩序的合法性及“神圣性”,需要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来论证和巩固,对外来异质文明的判识,则依赖于“客观求实的世俗化的认识功能”。然而,士大夫无法区分这两种功能,很容易把来自异质文明的挑战,视作关乎本民族道德文化存亡的生死关头,用泛道德化或曰“反世俗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

  这有两个方向,一是走向顽固派,理学名臣倭仁曾以“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由,强烈抵制同文馆的设立,几乎将此等同于“亡天下”。二是走向激进派,其特质,即前述萧功秦先生给出的基本涵义和心理基础。

  政治浪漫主义进入操作层面,后果是灾难性的。托克维尔说过,一个正在改革的专制政权最危险。这是因为,改革需要权威,否则社会失序,势必导向革命;但改革又意味着旧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要转变,期间权威资源的流失在所难免,一旦有重大失误,改革的马车很可能倾覆。针对这一两难局面,萧功秦先生做了精到的表述:“一方面,改革精英集团迫于外部慎重的未危机,不得不加大变革的速度和幅度;另一方面,就传统体制所能容纳的有效变革的程度而言,就改革所受到的限制条件而言,又必须采取渐进的较为平缓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内部政治认同上的分裂和冲突的激化,使改革得以成功。”

  甲午战前,李鸿章等洋务派反对开战,终架不住满朝“清流”一波更甚一波的高调,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遭毁灭性打击。萧功秦先生认为,洋务运动是“世俗理性”在中国政治精英中萌发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经甲午战争而名誉扫地,表明该阶段夭折,传统体制已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朝廷不得不引入将目光投向“体制外人才”。他们有新视野、有强烈的变革冲动,但缺少实际的政治经验。“急剧变动的多事之秋的时代”随即来临,日益激进化成为其典型表征。

  由甲午战争直接刺激发的戊戌变法,就充分体现出政治浪漫主义的激进色彩。甲午后,朝野上下形成了改革的政治共识,所谓“后党”也非顽固派,“慈禧太后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变法派如能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又不明显损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变法是可行的。然而诚如萧功秦先生剖析的,变法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有着“类宗教人格”,“极度缺乏讲求实效的世俗理性”。康有为持“全变论”,认定须“大变”,而非局部小变,且速度要快。他改造孔子,硬塞进去符合变法内容的东西,还把变革和保守对立起来。这些言行,造成了“新旧水火不容”。

  在康有为的撺掇下,尤其是了解到波兰“亡国灭种”的教训后,光绪帝的情绪也明显被政治浪漫主义所左右,于是,一幅令人惊异的激进变革图景出现了——百余天内,光绪帝发布了数十道新政诏令,举凡体制、教育、工业、农业、军事均在改革之列,和帝国的官僚集团对着干,逼使他们转向“后党”,以对抗“帝党”。“新旧之争”呈冰炭之势,最终变法派异想天开地谋划兵变,被一网打尽。慈禧重新掌权,六君子血染法场。

  戊戌变法的失败,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政治威信,促使改良派纷纷转而革命。对此,萧功秦先生援引了严复的评论:“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如今回望,严复是少数几位经得起淘洗的先知。另一个副作用是,宫廷斗争扭曲了当政者的心态,陷入疑惧中的慈禧政治判断力急剧下降,贸然向列强宣战。经“庚子奇变”,拱卫京畿的近代化部队武卫军折损大半,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到扩充,掌控了清廷北方的新军力量。而地方督抚运作的“东南互保”,进一步表明了地方与中央的疏离。

  从太平军到甲午再到庚子年,接二连三的惨败虽由不同的政治势力主导,但每一次都削弱了权威。中央的掌控力日薄西山,改革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更需要审时度势。

  然潮头已盛,再也慢不下来,1902年清廷发布诏书,4年后宣布“预备立宪”,新政开锣。萧功秦先生指出,按当时的情况,取德国和日本的“伪立宪绝对主义”(开明专制)较合适,“它的基本特点是,以国家权威来整合社会资源,并抑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诉求的‘超前扩张’,以此来形成变革初期阶段的政治稳定。”但在弥漫整个时代的气氛中,开明专制派输了,主张立宪应缓行的也输了,胜出的是激进的立宪主张。几年后,随着政治女强人慈禧去世,改革的权威资源损耗殆尽,终至无法收拾的辛亥革命……

  以上只是经我简化的逻辑链条。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萧功秦先生更展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及运用能力,超越了简单的“讲故事”层面,透析历史本质。这才是把握晚清大变局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