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期间的柏林典范读后感有感

希特勒期间的柏林典范读后感有感

2020-11-24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希特勒时代的柏林 读后感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是一本由让·马哈比尼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3页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007年8月,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精选点评:

  ●原来我看得很磕绊都是翻译得错么orz…………教练我要学法语……

  ●书是好书,翻译太差~

  ●这书的翻译是奇葩

  ●法国人写的

  ●译得太烂!可惜了有意思的内容,全乱作一团了

  ●大一第一学期误打误撞读过的

  ●一本翻译烂到让人无法读下去的书,和《兴登堡自传》简直是姊妹篇。

  ●除了前言以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号称是私人生活的历史,实际上只是视角不同的政治史战争史。引人质疑的说法比比皆是。翻译也像是出自业余之手。

  ●寬容點嘛,翻譯還是個學生。

  ●2010.12.27——2011.01.19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读后感(一):浪费我的人参

  本来还剩下几十页就看完了。。。可是忽然觉得。。。即便耐着性子啃完。。。除了浪费我的人参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嘛。。。我看这本书的初衷也没有办法达到。。。果断送去积尘算了。。。

  :其实也是我自作孽、、、评分这么低、、、书评里大家又众口一词地讨伐翻译、、、我还是执迷不悟=。= 活该=。=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读后感(二):翻译太差

  我怀疑这本书的译者根本没看懂原文,对二战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连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不知道,对冲锋队、党卫队、纳粹、盖世太保、国防军之间的关系也看得一塌糊涂,对卡纳里茨、邓尼茨是什么人也晕头转向。译者自称对人名地名事件和专用名词都是精确到位,但还是让我看得像看《尤利西斯》一样迷糊,经常发现一个本该认识但就是对不上号的人名和地名,有时还会发现一个人在一句话里变成了两个人。这本书的翻译者自称是第一次翻译书,建议首次翻译应该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而不是自己最无知的领域。

  这本书的作者感觉也不是很好,写作方式也有一点毛病,本想写成一段一段画片拚出的波澜长卷,最后却写得像新小说派的小说一样,用意识流手法流过一段段小事,结果整本书像打碎的七宝塔一样,拾不起来。对比那位瑞恩写的《最后一役》,用二手材料拚凑与用一手材料加采访的天地之差,显而易见。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读后感(三):令人发指的翻译

  我买了,我看了,我怒了。

  43: 日本大使已经意识到,继意大利墨索里尼之后,这第一支核心部队预示着未来几年中将形成一支极为精锐的部队,一切决定命运的大胜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降临 (这么硬译您不累吗?)

  50: 他讨厌这个没有雅利安人的国度,却还是信任墨索里尼,是他发明了作为意法西斯标志的荧光棒,明确提出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 (荧光你个头啊,墨索里尼要参加非诚勿扰?法西斯束棒!读过历史吗?)

  51: 墨索里尼的女儿, 即其右膀助手的妻子。。。。。 (右膀助手?右膀左手?左膀右臂!)

  59:注1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它成为德意志的骨干力量,此时德国人已在总人口中占了90%.....(神啊,译者究竟想说什么?哪个总人口?这么穿越,生生把一部历史著作给翻成了乔伊斯或者品钦的小说了)

  66: “阿道夫希特勒军”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分别控制的御用军中的御用军,两军互相监督 。 (我没搞清楚,明明一个军,怎么就可以互相监督了? 更何况这根本不是军,是大名鼎鼎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师!)

  68注2: 自1917年始,苏联只有四任外交部长,分别是:....莫洛托夫,格诺米哥。 ( 格诺米哥是谁的哥?葛罗米柯嘛,到过西柏坡的,书不读,电视也不看?)

  69: 希特勒在军队编制表里看到俾斯麦的幻想,似乎想向他寻求建议。 (我爸是李刚......)

  70: 历史学家....在陶克哈切夫斯基元帅身上花了不少时间.... (陶克你的头啊,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我对译者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直接无语)

  85;空中战斗,后来幸免于难。他拿到铁十字架后....(上面的我都忍了,但忍无可忍的是,把铁十字勋章翻译成铁十字架,这简直.....译者真是学德语的吗?)

  最后来一整段,于诸君共赏译文之奇崛:p73 然后,希特勒看了描述世界恐慌的快件:“英法惊呆了,华沙也为更糟糕的事做好了准备。墨索里尼气得口吐白沫,日本内阁也倒台了。” 元首把两条爱犬布隆迪和布劳恩留在了拜恩州,他更喜欢那条犬呢? 柏林正忙着准备于九月一日向波兰全面开战。 (不光英法惊呆了,我也惊呆了;墨索里尼气得口吐白沫,我想贵导师许钧教授也一定会口吐白沫。抱歉,我真的想说,***狗屁不通)

  以上诸条信手拈来,下面是译后记中最让人发指的部分:“翻译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译者也应随之而动,应在通才的基础上成为专才。此书是我踏上翻译征程时跨出的第一步,完成译稿,掩卷沉思时,激动兴奋之情油然而生....

  译者确实通,狗屁不通之通,译者也确实专,专门翻得让人看不懂之专。还什么“掩卷沉思”,什么“激动兴奋”,我看您有那“沉思”和“兴奋”的功夫,还不如把译稿仔细打磨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弄出这么个千疮百孔的玩意儿,还大言不惭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钧教授”,只怕越感谢,贵导师越不敢当吧!!!

  网上随便荡一下译者的介绍:沈珂,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研究生,已出版译作《希特勒时代的柏林》、《音乐教师和音乐神童》、《领事之子》。

  《领事之子》的译者,豆瓣上显示的是许钧和钱林森。不管谁吧,这年头,不管翻得多烂,水平多臭,书倒是不愁一本一本地出。古人自谦,常说自己的书刻出来祸灾枣梨,这四个字,本书当之无愧也。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读后感(四):又让翻译坑了一回

  我常恨自己不能懂个十门八门的外语。马克思先生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但是很不幸,我人生斗争的兵器库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很多,却偏偏少了这一种,所以,读洋人的书只好依赖翻译。

  我是读着洋人的小说长大的,先是俄苏,后是英法德,再后来是美国和拉丁美洲;文学读够了,轮到历史艺术哲学美学,也都是洋人的多。二十五六岁了,才发现虽然“言必称希腊”,自己的根却没扎牢,于是返回头来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谈论的范围。

  于翻译一道,我虽是门外汉,但毕竟见过猪跑。读的多了,虽然见不到原文,不能肯定翻译的“信”,但译文的“达”、“雅”还算晓得。

  老一辈的翻译家,大多学贯中西,虽然西谚说翻译是原文的叛徒,但译文却并不觉得隔。这多少有点儿像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天衣无缝得让人感觉那老外就是说汉语的。老一辈的翻译家,不仅仅做翻译,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作家、诗人,这样的起点和学养,决定了他们的翻译进得去出得来,让人感到很享受。

  翻译开始出问题,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时候,窗户打开了,很多过去没见过的东西全都涌了进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翻译,其实直接造就了后来的“翻译体”,——说白了,就是怎么看都是汉字,可就是绕来绕去地让人丈二,尤其是行文中再加点儿术语,那就更要命了。

  再再后来,老人儿渐渐走光了,新人一茬接一茬地长起来,翻译一道,算是遇上了荒年。再读洋书,就越来越想丢开了,——无他,别扭耳。

  毛病出在哪里,其实一目了然。现下的翻译家们,懂外语的多,懂汉语的少;当然,他们是否真懂外语,我因为少了一种武器,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的汉语水平一定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尤其是常识的储备不足。

  站着说话不腰疼,评论别人毕竟容易。翻译这行很苦很难,这首先是需要读者和论者体谅的,但体谅归体谅,对现下很多翻译家的粗疏却不能宽宥。翻译这事儿,其实是座桥梁,沟通着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桥梁的质量于是就显得很重要。事关知识,实在大意不得。

  我手头上现在放着一本书——《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因为这是一种“小写的历史”,全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细节,可以做“大历史”的绝佳补充。作者让·马哈比尼是法国的历史学家、作家、记者,他的笔伸进希特勒时代柏林的许多角落,为我们描绘了从大人物到小市民的芸芸众生相。

  我充满期待地翻开这本书,准备以此书作为刚刚读完的那本《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的餐后咖啡。然而,我被此书的翻译兜头浇了一瓢凉水,时下翻译的两个毛病在这本书的翻译中暴露无遗,——汉语差,常识弱。汉语差,于是文字拧巴;常识弱,让人啼笑皆非。书中错讹处俯拾皆是,让人瞠目结舌,不忍卒读,于是,这本薄薄的书,被我用红笔批注得墨迹淋漓。

  如果是一般的书,我可能就原谅它了,因为译后记显示译者是个年轻人,而且译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翻译的难以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但我之所以不愿意原谅这本译著,是因为出版社和译者的导师轻易地就让这样一个粗陋的产品过了关,因为它更像是一份学生的翻译作业而非合格的出版物;而且这本书又是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傅雷”百本图书资助计划的项目之一。我想,傅雷先生地下有知,看见这样一本译著,可能会气得坐起来,提笔重新译一遍。

  据译者的导师在前言中说,这书属于法国阿歇特出版社“日常生活丛书”之一种,他们准备从该丛书中选三十种译介给中国读者。我本来是打算把这三十种买全的,因为这种“小写的历史”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在读过这一种之后,我彻底打消了购买其他二十九种的欲望,——因为我不想再让翻译坑了。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读后感(五):在记事本上写下历史

  “1942年1月1日,一位小姑娘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们跳了整整一夜的舞,心里想着前线获胜的士兵,他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度假。”整座城市都被圣诞树勾勒的分外妖娆,只是大家认为灯火管似乎没有必要。冰天雪地里,有轨电车行驶着,车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所有的夜总会,戏剧院都人满为患,每家每户歌声、笑声不断,甚至街上巡逻的警察也收到精致的小礼物。”

  即便上面这段文字涉及到战争,初读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免在它的出处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即它是拷贝自舒比格、安房直子或别的童话作家笔下,至少,原作也是一部类似《芒果街上的小屋》那样的文学作品,散文或者小说。然而,大跌眼镜的事情往往紧随着确之凿凿的态度。这段干净美妙的文字首现于一部历史著作第 117页,《希特勒时代的柏林》,作者让.马哈比尼,看其姓氏可知这是一段法国人眼中的德国现代史。显而易见,这本关于二战前后德国首都历史的书籍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相同领域的阅读经验范畴,后者以美国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志。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译自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系列,就其叙述视角而论,与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格外相似,都是以某个时期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内的日常生活来重新诠释那段历史;就其对细节的忠诚和挖掘程度,可以跟由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 ·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并论,都是用大量笔墨描述历史细节以期撩开“公共舞台” 的历史天然的无法自我揭开的面纱。这些并非是偶然的撞车事故。

  透过“日常生活”和“细节”这两个关键词,不难发现一些苗头,尽管现在才露出了尖尖角,但已经指明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大方向:历史学家不再偏爱“大人物” 们,大多数“小人物”越来越引发他们的青睐,受到应有的尊重,可以想见,名留史册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你的行为符合某种价值,并被自己或别人的文字或者其它媒介所记载,严谨的史学家也许就会用文字为你砌出一方容身之地,如让.马哈比尼书中的修鞋匠卡尔、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记者乌尔苏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乌尔苏拉的父亲,一位从1933年起再没说过一次“民族主义者”这个词的老人,伴着地窖里昏暗的蜡烛,坐在一张皮扶手椅里读着福楼拜的作品,旁边一架手风琴放在摆拖把的小地毯上。他不听广播,对日夜轰鸣的警报声也充耳不闻。附近的人都来指责他:我们的街区一周发生了1700起火灾,你就不能做点有用的事?他微笑着:“得试着理解一切。”跟在操场上接受S.S黑衣军官训练的小学生们相比,这位读福楼拜拉手风琴的安然的老人俨然就是战时德国的希望和文化的化身。

  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趋势,是高度的真实,这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细节来复原重构。在“公共历史”频频被篡改涂抹至面目全非的境地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珍贵凸显,因其芜杂,难以被某种恶劣的意志所歪曲,也因其芜杂,增加了历史研究的难度,为了获得一个较为接近真相的细节,需要付出常人难以设想的耐心和精力,还必须具备犀利的甄别力。以赛亚.柏林说,从人的扭曲的气质中造不成笔直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说,从历史的扭曲的资料中找不出真实的东西,因此,日常的细节值得深挖。1942年,德军在迪耶普战役中获胜,柏林在为胜利欢呼雀跃,宣传家戈培尔展示了一组照片:一堆堆迪耶普的死尸、一辆辆坦克裸露的骨架、粉碎了的船舰,以此颇具说服力的描绘出一副“欧洲堡垒”刀枪不入的画面。一切都一帆风顺,可《人民观察家报》偏偏发表了逝世通知:”为胜利戴孝,为元首、人民和德意志戴孝,为德国未来而牺牲的英雄们戴孝。“让被蒙蔽的柏林人嗅到了在埃尔阿拉曼惨败的隆美尔的血腥气,细节又一次战胜了说谎的独裁意志。对细节的观察,不得不绕开此书去提以赛亚.柏林,他的记忆力最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报纸名称的轮番更迭的细枝末节堵住了所有歪嘴和尚的嘴。

  此书还有一个文本上的显著特征,就是历史和文学的界线的模糊化。从史料中来,以文学的手法来叙事,最大化的增强了历史书籍的阅读美感,在拿丰富的有说服力的史料来使人折服的同时,还不忘以精致的结构和颇有美感的语言来包装以助一臂之力。许多语言都是非常活泼生动、极具张力的,“一只粉嫩的手,手指张开,摆在一台打字机上——这就是登在昂格里夫另一份纳粹报纸上的事”,用来形容柏林遭受空袭后的惨状;“逃出来的老虎跑着跳着,就像在追赶一只羚羊,其中一只被燃烧弹烧成绿色,一头大象死命地叫着Prost”,这一幕描绘的是发生在动物园里的火灾,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以及乔治. 奥威尔式的隐喻。这是历史和文学界线模糊或者说两者取长补短带来的第一个层面上的优势。自然与作者让.马哈比尼除历史学家外,兼有的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密不可分。有点遗憾的是,让.马哈比尼在著述中仅仅成功的运用了文学语言,并没有借助文学特有的思维从某个新鲜的角度提出创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某种观点。文学思维——新颖的历史观点,这应该是历史和文学界线模糊带来的第二个层面上优势,也是最高级别的。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最不可忽视的缺陷是对注脚的节省,这给对二战德国国内状况不熟悉的读者的阅读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并严重的削弱了作为历史书籍应有的可信度,特别是在文本语言已经全盘文学化的状况下,不少对历史有兴致的读者因其缺乏历史著作应有的无微不至的注脚,将其视作“不可靠”的虚构作品,彼此擦肩而过。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法]让.马哈比尼著,沈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