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与怀人》读后感1000字

话题：读书与怀人 读后感 

　　《读书与怀人》是一本由许君远 著 / 眉睫 许乃玲 编著作，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读书与怀人》精选点评：

　　●许君远(现代作家、报人、翻译家)的一些读书杂感、文艺评论、怀念旧人的文章。因《文汇报》发表《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被打为右派。据其女徐乃玲回忆“母亲为躲避红卫兵抄家，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将父亲生前遗留的书稿全部撕成碎片，包括刚刚翻译完的《邓肯自传》”

　　●读书与怀人

　　●相对来说比较主观，感觉一般

　　●乍读也许还可以。

　　●民国时代的资料总让人欲罢不能

　　●那个年代为新闻事业奔波的人。

　　●近代，却似乎比古代还要遥远，不可说的历史只能通过这些文人的点滴叙述拼凑成片段，得知它的二三事！

　　《读书与怀人》读后感(一)：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眉睫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老实说，许君远的名字看过几回，但文章实在陌生。幸好有闲闲书话的新锐学人眉睫整理出版了《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让我们读到许君远先生的吉光片羽。许君远，民国著名报人、作家、翻译家。被陈子善、谢泳等人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读书与怀人，顾名思义，写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事。事实上《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也就是这两方面的文章值得一读。譬如“评《九命奇冤》”、“零星”、“论意境”、“论传纪文学”、“论小说里的人物”诸篇，可以看出作者的学贯中西，尤其是对西洋文学的熟悉令人惊讶。至于怀人文章，写徐志摩、写梁遇春，皆有作者的温情在里面，读来感人至深。许君远经历丰富，见多识广。记录下来的一些枝节细屑，倒是很有意思。譬如他在一篇短文里记录北大当时的教授群，说鲁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他善于诙谐”；说演讲时，“胡适之的谈锋真够锐健，梁漱溟的口才则瞠乎其后”。

　　《读书与怀人》读后感(二)：许君远与王芸生

　　许君远与王芸生

　　3年解放战争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11月5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现已收入《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读书与怀人》读后感(三)：傅国涌：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

　　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

　　傅国涌

　　前些天，听说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会上批评“民国神话”，大意是现在有人把民国大大美化了。大约半年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文，题目好像就叫《怀念民国是一种病》。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正好，许君远先生的女儿许乃玲来信说她父亲1949年出版的《美游心影》要出新版，希望我写篇小文。许君远是《大公报》人，曾是上海版编辑主任，一个在新闻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人，他1928年毕业于北大，先后在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任编辑，1945年他在美国见证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他大半生事业的成就都在民国时代，可以说是典型的民国人。我想到“民国神话”说，我想说，民国不是神话，也没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话，清华不是神话，燕京不是神话，西南联大不是神话，南开、春晖也不是神话，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国立、私立到教会办的学校，那个时代的教育不是神话，教育出来的人更不是神话。那个时代的媒体不是神话，《大公报》不是神话，《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不是神话，那些挺立在动荡乱世中的报人更不是神话，他们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他们是那个时代具体的活的见证。许君远就是当中的一个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叶公超等人的学生，他投身新闻界，尤其多年在《大公报》工作，在胡政之、张季鸾他们的身边，亲身体会过做报人的喜与忧。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今天的许多读者也许连名字都没听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代本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曾写过一个北大系列，回忆北大的师长、同学，北大的生活，真实感人。那时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蒋梦麟在苦苦支撑，老师中有许多学术界的精英，但，“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叹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他说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早就了许多专家学者。”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虽未出洋留学，他实际上已窥见西方文化的真谛，他翻译的文字也清新耐读。他的文字贯通中西，舒缓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风格，是那个激荡时代中保持着内心宁静的一种类型。

　　他进入《大公报》，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能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能识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造成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变得浮躁不安。在乱世外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这本《美游心影》同样处处可以闻见这样的气息。

　　《读书与怀人》读后感(四)：《读书与怀人》：一代民国报人和他的时代

　　裴毅然先生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4月）中，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代际划分，其中以出生于1880年—1894年为“五四一代”，这代人是开风气的一代，代表人物从各种类型上来说有“二周”、李大钊、陈寅恪、胡适、郭沫若、梁漱溟、范文澜等；以出生于1895年—1910年的一代为“后五四一代”，这一批人多数与“五四一代”人有师承关系，是沐浴“五四”思想成熟起来的、对“五四”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最忠实的继承者，代表人物从各种类型上来说有钱穆、傅斯年、王力、胡风、沈从文、巴金、周扬、吴晗、萧乾、钱钟书、费孝通等，这一批人也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五四之子”。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局部有些问题，比如傅斯年，虽然当时是胡适的学生，但却是五四运动“执旗人”，一向被视为“五四一代”；但是基本上符合今天人们对这两代人的普遍看法。

　　如果从其划分，许君远先生（1902-1962，民国著名报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是“后五四一代”，也就是“五四之子”这一代人。从民国报人的代际关系来说，许先生和王芸生（l901-1980）同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主持报社工作的资深编辑。在这些年学界追寻“思想界的失踪者”、寻找“民国报人的传统”的方向驱动之下，越来越多隐入历史尘烟的思想家、老报人被重新介绍到公众视野，许君远先生作为长期被遮蔽的知名民国报人，终于开始逐渐为人所知，重现于中国近代报业史。作为一代民国报人，许先生和曾经与他同时代的张季鸾、胡政之、邵飘萍、孙伏园、王芸生、徐铸成诸先生在后世的影响相比，长期淡漠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甚至很多今天报业的从业人士都对这位前辈知之甚少，年长的人也多是“只闻其名，不见其文”，这种情况值得人们反思。现在经过眉睫的持续收集和整理，在海外和大陆同时出版了许先生的《文集》精编，是为这本《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增补了不少新找到的散佚文章和材料，为读者重温这一位民国老报人的生涯和思想历程、以及为日后许先生的传记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储备。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因为缺少人手，胡政之先生“重金礼聘”从北京把许先生“挖”来，与徐铸成一起主编要闻版，同时兼任国际新闻及副刊《小公园》主编。及至抗战爆发，上海《大公报》停刊，许君远也离开上海，先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重庆美国新闻处翻译等等。直到1946年上海《大公报》复刊，许君远又被请回来担任编辑主任。这是书中所谈到的关于许先生的一段史实。从中可以看到，许先生的报人生涯同别人相比有更值得注意之处，即他在最著名的民营报纸和官方中央一级的报纸都从事过编辑工作。一面是《大公报》的秉笔直书、倡导言论、出版自由的传统浸淫，一面是官方机关报纸的体制和舆论纪律，当年的许先生一定有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体悟和世间感慨。对于当年的经历，他曾在一份上交的“自传”中回忆：“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于是，抗战结束后许先生又回到了《大公报》。

　　现在人们一提到《大公报》，更多的时候想起的是王芸生先生。这位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总编辑，其身世有着太多叫后人感慨体悟之处。根据现存的资料解读，可以说，《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在度尽民族危亡年代的种种劫波之后，依然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大公报》同人当年无分左右，都很难幸免于时代的创伤。例如，许君远先生和徐铸成、萧乾等先生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王芸生先生后来艰难地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对时代有着太多的失望。不管这种命运来的是否相对温和，通过这本书的记述看来，许先生无疑也是这一代报人命运的一种写照。

　　据眉睫的研究，许君远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如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北迁，许先生留在了上海，从此告别了报业工作，转入出版社任编辑。但是如同大多数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那种对时代的不适应感挥之不去。五七年被成功“引蛇出洞”、自供思想、被批判后，他日渐消沉、落寞，沉默了。这种种经历和本能的选择，这一代人何其相似。

　　《文存》中收录有许先生回忆自己走向编辑生涯的文章，他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撝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看这样的回忆，除了普通人面对一种生涯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对时代的总结。如果结合许先生的报人生涯：早年偶然进入报业，在私营大报和官方大报都做过编辑主任，在新时期努力适应社会的要求，……等等，多年之后再来看他当年提意见惹祸的文章（发言稿），人们不难得到这样的认识：首先，以许先生这样的资历，所提的意见都是中肯的，也是切中问题核心的，没有因为对现实失望而丢掉自己的责任感；其次，从文风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的真性情，和他当初“糊里糊涂”进入报业、冷眼审视世道以及早年写稿时表现出的性情如出一辙，几乎没有什么扭曲。人之漫长而跌宕的一生，能最终一以贯之保住自我、保住自己的性情和价值观，即便在今天实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许先生当时所提的意见和谈到的现象，可以作为了解当时我国新闻业真实情况的绝好材料，值得今天研究者的注意。

　　眉睫将许先生看作是“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笔者认为这个评价，当不负许先生平生、不负五四、不负《大公》、不负那一代老报人曾经的精神追求。

　　201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