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这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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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话题：沙叶新，知识分子，怎么回事，黑色幽默

“我不敢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责任。”沙叶新真诚地说，“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用戏剧的方式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是我的责任。”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改革开放之初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曾引起社会轰动，也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北京专门组织座谈会，讨论这部话剧，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亲自参加。
30多年以后，已经75岁的沙叶新在他的书房“善作剧楼”里回首如烟往事，仍然颇多感慨，“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
沙叶新回忆说，“文革”期间他写过很“左”的戏，“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还有受器重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文艺思想还是非常愚昧的。”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沙叶新才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创作，不再做权力的应声虫。我写的第一部戏《陈毅市长》和第二部戏《假如我是真的》，都是用剧作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沙叶新如是说。
因为话剧更能反映现实和突出现实，上世纪80年代沙叶新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社会关注。但是在他看来，那个时代话剧的成就并不高。“只有剧作家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不为权力写作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直到今天，中国的话剧高峰还没到来呢。”
“不为权力写作”是沙叶新的名言。他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不但写剧本小说，而且写杂文，直面社会现实，抨击丑恶现象，“我现在写作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只对我自己负责”。
“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沙叶新说。《假如我是真的》风波
《财经》：“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其中您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沙叶新：作为一个剧作家，我真正的创作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我最早写出来的是话剧《陈毅市长》。因为两位院长对作品的艺术形式有争论，所以先搁在那儿了，然后就写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有不了解内情的人就说，沙叶新先写了一个揭露的戏，然后又写正面的戏。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写《假如我是真的》呢？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真实案子：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竟然成功地骗了许多人。我看了材料之后，觉得很有戏剧性，就想写。那时候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当时上海有十个剧团，大家都要写。我不喜欢凑热闹，你们都写，我就不写了。后来上面指示统统不让写，大家都不写了。既然你不写，我写。我就躲到无锡闭门创作。最近无锡方面还采访我，让我谈与无锡的缘分，其实就是如何创作这个剧本。因为许多戏剧理论著作里都对《假如我是真的》评价很高，无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事件。
《财经》：《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话剧，上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也写过一个类似的话剧《西望长安》。
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和《西望长安》不一样，《西望长安》的主角伪造将军身份，一些人以为他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而受骗。《假如我是真的》揭露的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人们出于私利而相信骗子。这和上世纪50年代不一样，也更有实际的意义。
《财经》：仔细比较，《西望长安》仍然是歌颂性的，最后有一个大光明的尾巴；《假如我是真的》则富于社会批判性，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控诉“文革”的作品，而是直指社会阴暗面，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那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在被告席上说：“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耐人寻味，因为骗子所提出的质问并不过时。
沙叶新：这个剧本最早名字是《骗子》，根据黄佐临的建议，改成了《假如我是真的》。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假如这个戏里的骗子真的是干部子弟呢？这就会引人深思：中国到底怎么了？这样一说就很敏感。所以《假如我是真的》在当年引起了一场风波。
全国各地都演了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当时观点分裂，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的时候，干部都坐在前排，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拼命鼓掌。一些电影制片厂要求拍摄电影。后来宣传部门突然改变了态度，说这个戏不能演，各地的排演计划全部搁浅。
黄佐临先生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回来告诉我说，这个戏政治局讨论过，争议很大，政治局决定暂时不演。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还打过招呼：《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很有才华，这个戏不是毒草，文代会讨论的是文艺的大方向，不就具体作品表态。来年年初，中国剧协要开一个两三百人的座谈会，专门讨论《假如我是真的》。
《财经》：据说这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是他让胡耀邦亲自主持这个座谈会。座谈会上争论很激烈。作为剧作者，您参加座谈会了吗？
沙叶新：我参加了，座谈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上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贺敬之来劝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说，我好好地写我的剧本，我紧张什么！
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对我极为爱护。他首先鼓励说，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比较“夸张”，我当然知道自己差远了。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他说，“我这不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我说的只是个人意见，个人意见还可以讨论，你们可以有不同的建议。”我不服，坚决不让改。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他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
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因为耀邦同志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说我执行胡耀邦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写了。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在很权威的《文艺报》发表了，“淡”是打了引号的。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70年代后期以来戏剧的大好形势就要逐渐变淡了，变成“淡”季了。结果犯大忌了，后来一些人给我安的罪名就是骂胡耀邦总书记“扯淡”，以此在政治上攻击我。 　　《财经》：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您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剧作家，为什么不怕压力呢？解放以后，许多作家，包括老舍、郭沫若都曾经根据政治形势修改过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