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猜忌》是一本由[英]伊斯特凡?洪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5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贸易的猜忌》精选点评：
●几篇文章相互间关联性不强，而且都挺难理解的
●跳过前言直接进入正文就像在读文献综述，建议先读前言。 民族是和其他群体相对比而产生的概念，而国家可以在一个民族之内出于人口增长，产品剩余，解决内部冲突等原因而自然产生。当一个同质性群体遭遇另一个时，民族借助于国家维持了实体的存在。但现在，国家凌驾于民族之上，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民族。
●这本书由于有大量的引用，阅读门槛较高，如果对大卫休谟和亚丁史密斯的了解不充分，这本书很难读清楚。另外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每一章节读起来不自觉的有种迷失感。
●可能是因为最后一章的背景比较熟，所以觉得最后一章写得格外好。
●这本书对我太难了 政治经济学底子没打好 长期偏爱看历史类的后果 看了一半放弃了 再储备点基础知识再看吧你等我！
●个人能力问题，只吸收了三成，而今才道此前对《道德情操论》误解颇深。（豆阅）
●我为什么会买一本这么难读的书...
●非常富于启发！
●杰作。个体通过社会性发育建立起文明化生活形态而克服了战争状态，国家却无法以同样方式做到，反而把前者释放出的经济力量带入更深的生存焦虑。休谟和斯密努力要克服这个gap，却因为无法在自然法权意义上讨论国际社会而更加困难，只能从经济运行本身来寻找理据。最后一章主题极为重要但目前没看懂。
●翻译的很棒写的很棒我导最喜欢的学者之一可惜英年早逝，而且我看不懂。
《贸易的猜忌》读后感(一)：贸易的猜忌
贸易的猜忌9.2[英]伊斯特凡?洪特 / 2017 / 译林出版社贸易的猜忌 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万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18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标题。 “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贸易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国际竞争；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活动。 洪特(年近六旬)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书名就叫《贸易的猜忌》，由作者于1983至1994年间发表的七篇主题相关的论文汇编而成。洪特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长大一百五十多页的导论，占全书正文部分的近三分之一，导论还提供了“贸易的猜忌”的谱系学。 洪特著作的主体部分围绕着三个高度相关的主题展开叙述。第一部分题为“自然自由与全球竞争”，包含三篇论文，讨论了十八世纪诞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商业社会性)、主要问题(现代商业国家的二元结构及其引发的贸易的猜忌)，以及典型解决思路(由“富国-穷国”之辩所激发，并对后世思想家如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全书第二部分题为“改革与转型的悖论”，同样由三篇论文组成。所谓改革，是指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两项核心议题：财政革命和农业改革。当贸易成为国家事务后，这两项改革由于事关一国在战争中的生死成败，因此也引发了国家政体的重大转型。 本书第三部分只有一篇文章，但长达七十多页。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探讨的不是类似于前述六篇文章那样的政治经济论题，但该文实则进一步深化了贸易的猜忌源自霍布斯式国家猜忌的主旨，并且指明，我们之所以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整个人类—也许永久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的事实。 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洞见是，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丝毫没有关注商业，霍布斯则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此这两位经常被视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的思想家(前现代思想家)，即“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正是休谟才第一个指明了现代性政治的这个根本特征。 不过洪特并没有因为这个判断就把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轻易地打发掉，恰恰相反，在整部以十八世纪为核心阶段的思想史研究中，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和十七世纪的霍布斯出现的频次和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洪特心目中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休谟和斯密。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和霍布斯的国家猜忌一起构成了贸易猜忌后的政治逻辑。 洪特也提出来了重要的批评意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自然法理学范式的产物，而是与共和主义、自然法理学并列的范式，而是正是这一范式才真正有资格获得现代政治学的称号。洪特的另一个批评是，后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与商业现代性之间不仅有批评与紧张，而且也发展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共同促进了使国家边界与市场边界尽量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例如欧盟。 贸易的猜忌既是一种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后霍布斯主义的发展，洪特说“标示出两者之间的分歧与交集，是此项研究的中心任务”。我想，这也是这本书的意义吧。
《贸易的猜忌》读后感(二)：经济能驯服政治吗？
在世界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未像近代以后那么激烈。这固然是因为直至近代贸易城邦和民族国家的诞生，人们才产生了一种世俗化的共同体认同和明确的竞争意识，但更重要的变化是，这种国际竞争本身也呈现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如果说早前一国财富力量的增长往往引起邻邦的垂涎嫉妒而发动掠夺性战争，那么在近代西方，这种嫉妒与猜忌更多的是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表现出来——这乍听起来文明得多，但其实更具压迫性，因为这意味着这种猜忌不是偶发的战争期间才出现，而是贯穿无论和战的所有时期，且动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先发制人地去削弱邻国的经济潜能。史无前例地，经济被政治化了，成为一种对付潜在对手的政治武器，因为在这个时代，经济本身已成为最大的政治。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正如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等人一再证明的，在无国家主权、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互惠而非猜忌，才是社会互动的基础。与之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却是一种有着内在矛盾的意识形态。虽然许多人强调互惠是“资本主义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因为在一个平等自主地交换的市场才能顺利运作，达到事物预定的和谐，而这必然需要互惠互利才行；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资本主义社会却废除了作为社会互动基础的互惠，用彼得·休姆的话说，“只有在盲目迷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互惠才会完全消失，无论其在场如何响亮地得到吹嘘”。资本和政治的逻辑一样，往往寻求的是支配，而非互惠。当这种观念渗透到国际关系中时，便呈现为一种“贸易的猜忌”，寻求确保本国在经济上的优势和支配权——因为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往往会转化为它的政治优势和军事潜力。因此看起来有几分奇怪的是，尽管这种对邻国经济潜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是侵略性的，但他们却常常自认是在做预防性的自卫。
在匈牙利裔英国学者伊斯特凡·洪特看来，这是理解现代政治的一个关键：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说，贸易的猜忌是现代战争和国际对抗的肇因，往往导致帝国主义式的对外经济扩张。在此，经济与政治以复杂的方式紧密联结在一起，经济的运作从未像理想的经济学模型所暗示的那样，能够独立于政治的逻辑。我们当下常见的许多国际政治现象，无论是贸易战、国际反倾销诉讼、经济制裁等等，都起源于17-18世纪西欧的实践。当然，值得补充的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逻辑其实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前的中世纪晚期城邦就已出现，它们为了保持自身的经济优势，无情地剥削和限制自己支配下的农村；但的确，在17世纪之前，贸易从未被视为一项国家事务。然而现在，经济生活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高估的，因此，要理解现代政治，就必须仔细考察“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如他所言，那是一个“比之前远为不安全的世界”，至少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个国家像英国对爱尔兰那样，长期处心积虑地摧毁邻国的贸易和产业，还认为这是必要的经济实践。
虽然英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在当时的西欧把“自由贸易”喊得最响亮，但吊诡的是，他们也同时最无情地执行这种“贸易的猜忌”，因为经济上的成败对他们来说最攸关紧要。就此而言，“贸易的猜忌”一词最早由一个英国人提出，实在也算不得是令人惊讶的事。那是英国学者休谟根据霍布斯“君主和主权者的猜忌”一语仿造出来的，用以描述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即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在17世纪合而为一了。在休谟看来，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但他又认为，将马基雅维利运用到贸易实践中，乃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一种病态联结，把整个世界变成了无休止的商业性战争的大剧场。因为在他看来，贸易和战争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要求互惠，而后者则是必会分出输赢的零和游戏，两者存在二律背反。他倒并不是要求政治彻底退出经济领域，以肃清其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扭曲——那毕竟是不可能的乌托邦——但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深思的问题：最终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还是经济将驯化政治？
不管思想家们如何设想，现实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经济屈从于政治的逻辑。不过，如果仔细辨认，它在欧洲各国又至少生发出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英国，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就专注于提出某种竞争性经济战略，以权衡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生存机会；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政权发展出一种强烈的重商主义战略，以一种官僚命令型经济体制来监管经济，最终是为了在国际政治中确立法国的政治优势；而兴起较晚的德国，则更加关注如何运用政治来保护自身幼稚的产业，直至它获得竞争优势。不难看出，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而言已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至于各国都被迫在一个更加变化无常的竞争环境中处心积虑地确保自身的优势，否则它们或许很快就将面临政治上的麻烦。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此后数百年的国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不同组织形态之间的竞争：如果说英国始终依靠市场的逻辑，那么法国人所设想的乃是通过政治代议制来使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型国家联合起来，那是一种基于政治同质化的国际秩序想像。与英国这种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商业传统不同，在法国这个农业大国中，思想家们惯于将自给自足的封闭商业状态视为一种完美的政治状态——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设想。从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这一点可以看出，这种设想其实更贴近当时欧洲各国的现实，然而它却失败了，这恐怕是因为：基于政治权利的计划、构想与安排，是出于一种静态的国际秩序想像，难以适应动态的国际政治变化。
很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思想家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更具世界眼光。亚当·斯密虽然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对贸易实行政治保护，但他坚决反对像法国重商主义者那样，通过蓄意破坏邻国的经济来使自身获得利益，因为在贸易中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一个贫穷的邻国也意味着你的贸易遭到破坏，他国的损失未必是本国的收益。不过，值得补充的是，这倒未必是英国人有多少利他的高尚冲动，而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相比欧洲大陆各国，英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更高。对于那些妨碍自身竞争力的因素，英国其实表现得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坚决，甚至可以“不顾一切道德和正义的考虑”。
耐人寻味的是，英国的思想家们似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与其说是在构想“本国如何去改变世界格局”，倒不如说是在考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本国的竞争力”，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点上预先承认了这种“大环境”就像市场一样，是动态而不可控的。他们不仅默认这才是“自然状态”，还普遍认为对这一状态的干预、控制的努力才是糟糕而不可取的，那统统都是对市场自由的扭曲。这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恰恰相反，是要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种扭曲，而回归到“自然状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经济学家们何以会提出“无形之手”、“比较优势”、“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等著名理论，且把“规划”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事实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也是基于同样的思想提出来的：整个世界遵守某种自然演化的法则，不需要人为干预，而每一个个体没有绝对的劣势，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构成一个和谐丰富的世界。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认为，这种理念源出中国的“无为而治”，但真的是这样吗？恐怕这倒是与基督教神学的渊源更深：那只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万物秩序。英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想必也与之息息相关：每个个体都有权去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大化，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样一种竞争最终势必涉及到“效率”的问题。国家也不过是国际政治这个大环境下的个体，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在英国人看来，国家的存在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自由与贸易，而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认为是为了更好将公民集合为一个整体力量。
这涉及到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给公民们提供一个可在其中参与自由竞争的框架，使其福祉最大化，还是为了谋求国族这一共同体在世界上的政治优势？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世界上，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入，也许终将会证明英国启蒙思想家的远虑：经济是有可能驯服政治逻辑的。因为正如休谟当年曾说的那样，只有像古埃及那样孤立自足的文明，摧毁邻国财富才是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可行办法；而像这样的国家在如今的世界上已越来越不可能，猜忌邻国同样是在损害自己，这样做已变得没什么必要。那个市场自行运作的图景远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像“人生来平等”一样是一个始终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
这并不是说一个完全互惠的乌托邦已经降临（也许永远不会），但至少，在我们的时代里，“贸易的猜忌”也更新了它的表现形式，有时甚至是在互惠的形式之下行猜忌之实——毕竟各国的状况千差万别，有时看似公平互惠的竞争，对弱国而言却可能是致命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其实可能是一种强者所秉持的保守哲学：它虽然承认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但却认可“各安其分”的现存秩序，就像自然界中物种竞争的结果是老鹰和麻雀占据食物链的不同位置，然而麻雀永远不会进化到老鹰的位置。不过它至少是一种不预设结果的开放性理念，正是这一点更适合现代政治，因为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和交互作用，产生出无数无法预料的非意图后果，在此，它含蓄地驯化了政治：并不是说政治可以不作为，而是说，政治上应当通过干预措施来确保自己不过度干预。也许在这个基础上，最终才可能终结“贸易的猜忌”：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政治，相反，政治努力的目的才应该是经济。
*已刊2017-07-14《第一财经日报》
《贸易的猜忌》读后感(三)：【转】康子兴评《贸易的猜忌》︱商业、历史与现代政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康子兴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6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2211
人类事务中的大革命（mighty revolution）已经发生，那么多蜂拥而起的事件走向了古人期待的反面，这足以令我们怀疑，它们将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大卫·休谟，《论公共自由》在《贸易的猜忌》这部文集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贸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贸易的猜忌》，第2页，以下书中引用只注页码）。因此，尽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开创“新政治科学”上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但洪特仍一反传统论调，认为霍布斯并非“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只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其原因仅在于：“霍布斯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第2页）霍布斯的理论是反商业的纯政治学，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就贸易与现代政治之密切关系而言，现代政治学当为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理论家的头把交椅则应当交给大卫·休谟，以及更系统地阐释休谟之洞见、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亦言之，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线为：是否将经济、商业视为核心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
然而，这个判断必然带来更深的疑惑：如果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是秩序的基础与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那么为何政治理论古今之争的焦点不在人性与政体，却在经济；不在理解政治的方式，却在某一特定的人类生活领域？为何在现代政治中，经济与商业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足以定义自身的边界与形态；古人却要将其排除在政治视域之外？或者说，洪特极力修正霍布斯（甚至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学说史上的地位，赋予休谟、斯密以开创性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他的这一努力？
实际上，洪特的洞见源自休谟和斯密，他在书中频频引用休谟的《论公共自由》 （“Of Civil Liberty”）以及《国富论》第三卷来阐述古今政治的革故鼎新。我们甚至可以说，洪特有意借用休谟与斯密的理论视野，来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与复杂张力，并获得应对现实挑战的理论资源。亦即，他思考、写作的前提是：休谟与斯密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初便敏锐捕捉到，并揭示出其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现代社会之基础在十七世纪奠下，其结构一直稳定地延续到当代世界，其内在精神亦无实质变革。正如洪特所言：“《贸易的猜忌》旨在发掘出十八世纪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那些仍然与二十一世纪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洞见。本书所关注的这段时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首次成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本书避开了中间两个世纪那些很成问题的修正，将读者直接带回十八世纪的智识环境中。政治思想史的最大益处在于能够揭示意见不同所造成的僵局并消除重复性的争论模式。《贸易的猜忌》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它将目光聚焦于今天面临的种种挑战。”（第5页）
所以，我们若要正确理解洪特的论断，我们就需要进入他的视野，关注休谟与斯密的政治历史叙述，尤其是他们对自身时代之独特性的理解。的确，在《贸易的猜忌》中，洪特尤为关注休谟与斯密的“历史意识”。此书由七篇论文构成，但其中两个篇章的主题都是“历史”：第一章讨论“四阶段”论的理论基础，第五章则围绕《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事（“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的政治经济学）展开。此中又以第五章最为关键，因为他对“非自然与倒退”发展次序的解读融合了他对“四阶段”理论的分析，并以之作为比较和对照的基本框架——正是相对于由野蛮到文明，由内而外的“四阶段”的自然次序，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史才是“非自然与倒退的”。所以，我们要想恰切理解洪特的洞见，《贸易的猜忌》第五章尤为关键，《国富论》第三卷、休谟的《论公共自由》亦因此十分重要。
休谟的《论公共自由》为洪特理解现代政治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历史框架。休谟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了洪特的基本判断。比如，商业造就古今政治分野这一核心论点便源出于此。洪特对之反复揣摩，不仅在导论中予以细致剖析，后又在第五章等处反复引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影响了洪特对《国富论》第三卷的解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视之为对休谟命题的注脚。
《论公共自由》篇幅简练，但立意深远：休谟不仅勾勒出理解古今自由的不同方式，指出商业对现代政治的关键作用，也敏锐地看到欧洲历史中正在发生的巨大革命。我们可以将这篇文章解读为政治理论史纲要，也可将其解读为对政治史的简要勾勒。他将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并将政治理论视为现实历史的一个镜像。休谟就好像历史画廊中一位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批评家。他审视着历史画作，看到并总结其精神、风格的变革，进而分析其原因，预测其发展大势。
比如，他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仍然受缚于时代。马基雅维里尤为关注君主政府，但《君主论》中的原理无一不在后世遭到驳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基雅维里思想浅薄，而是因为其学说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着特定的历史现实。“这个政治家犯下了许多错误……皆因其生活在过早的时代，从而不能成为政治真理的好裁判。”（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iberty Fund, 1982, p.89.）世事推移，时代与社会均已发生了巨大改变，商业的巨大力量开始展露，引列强侧目。
上世纪之前，贸易从未成为国家事务；论述政治的古代作家也少有人提及贸易。甚至，尽管它已然引起国务众臣和理想思考者的关注，但意大利人却对之缄口不言。两大海权国家获得的巨大财富、荣耀与军事成就似乎最先向人类阐释了广泛贸易的重要性。（同上，pp. 88-89.）
这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它动摇了古代社会的结构，塑造了新的民情、风俗，甚至“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所以，它也为传统的政体赋予了新的精神、原则与内涵。“尽管所有政府类型都在现代获得了改善，但君主政府似乎获得了朝向完美的最大进步。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称之为文明的君主国（civilized monarchies），他们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尽管这些此前只用来赞美共和国。我们发现，它们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受到秩序、方法与持久性的影响。财产在那里是安全的；工业受到了鼓励；艺术繁荣起来；君主安全地生活在臣民当中，就像父亲生活在孩子当中一样。”（同上，p. 94）商业令绝对君主制变得宽和，甚至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深入发展，对利益的思量终将战胜荣耀与特权，权力滥用会受到治疗，绝对君主制政府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差异将会变得不再明显（同上，p. 95）。
所以，古人确信科学艺术只能在自由政府中变得繁荣，但休谟发现，这一信念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君主制的法国，科学与艺术都发展到堪与任何国家比肩的完美程度（同上，p. 91）。休谟遂将此命题修正为：商业唯有在自由政府中变得繁荣。古人的信念不再适于现代社会，就好像马基雅维里的命题在后世受挫，因为政治理论均有其“历史性”。休谟对命题的修正乃是对社会“革命”的呼应：商业社会兴起，商业成为塑造权力结构、社会风俗的强大力量。自然，商业也可能造就新的腐败，需要政府严加关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业成为国家事务的核心议题；商业也以重新塑造着欧洲的公共自由，将共和精神以风俗和“权力平衡”的方式输入君主国中。
斯密更为系统、细致地阐述了商业塑造欧洲现代自由的历史。因商业而来的社会革命，正是《国富论》第三卷的主题。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陷入普遍的荒芜、野蛮状态。野蛮人征服罗马，也把他们的习俗融入法律。欧洲施行大地产制和农奴制，土地得不到开发，劳动者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生产力普遍低下。不仅如此，欧洲长期实行限嗣继承制，领主众多子女中，只允许一人继承地产。大地产制因此得以固化，避免了因继承产生的土地分裂。因为大地产制，领主在封地享有绝对权力。因此，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欧洲也长期维持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野蛮人摧毁罗马文明，带来政治上的奴役、经济上的贫穷。
由于商业的兴起，这种传统的权力结构逐渐松动，最终瓦解。欧洲在政治上逐渐由奴役走向自由，社会也逐渐由贫穷走向繁荣。斯密将这变化称为“极重要的革命”。在商业尚未发展起来时，领主只能消费地租中较少的部分，其他地租用来豢养门人和附庸。这些人由于在经济上依附于领主，便在政治上效忠于领主，从而构成领主重要的权力资源。商业最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比如荷兰等地。由于法律上的压制，对外贸易最受偏爱；奢侈品贸易因为价值高昂、便于运输，最受推崇。海外奢侈品贸易逐渐带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商业的风气日益深入内陆，并进而影响乡村。当贸易繁荣起来，领主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便会为了昂贵的奢侈品，支付全部土地剩余产物。他购买来精致的工艺品，可完全由自己消费，无需与佃农和家奴共享。为了独享一对钻石纽扣，他不惜支付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同时也舍弃了从中而来的权威。于是，曾经的领主制、大地产制逐渐瓦解，耕作者获得了更大的权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欧洲因此逐渐从野蛮的风俗中复苏，走向自由、文明与繁荣。
这场革命是无意识地、自发产生的，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379页）
现代欧洲重新文明化历史遵循了“非自然与倒退的”次序：对外贸易推动国内贸易，城市带动农村，最终导致整个封建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海权的商业共和国（比如荷兰与英国）取代陆地君主国（比如法国），成为新时代精神的代表。
在很大程度上，洪特将《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事视为斯密对《论公共自由》的注解，并将商业社会与商业共和国的兴起理解为：商业从野蛮人统治和封建暴政下突围，逐渐获得自由立法力量的进程。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贸易之忌”的出现正是这一连续进程的结果。商业不仅塑造了国内的民情与社会结构，也重塑了国际政治体系。“在大型领土国与专业商业政治体之间的劳动分工，从十六世纪晚期开始就被扰乱了。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节节攀升的军费开支压力下，欧洲的主要领土国开始投入到经济权力的竞逐中，努力通过对外贸易产生的盈余来获得霸权优势。一种新型的国际体制应运而生，取代了领土国与体量小但专业化的商业政治体（大部分是商业共和国与城市国家）之间亲密而互补的关系。在这种新型体制中，领土国凭其自身的努力就已成为国际商业主体……用大卫·休谟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在十七世纪，商业首次便成为‘国际事务’。”（349页）
所以，现代世界是一个被商业塑造的世界。国家荣耀、野心与贸易结合起来，海洋和商业成为国家间竞逐争霸的另一个战场。“贸易的猜忌”或重商主义体系虽然注入了商人的贪婪与土地贵族的痴愚，尽管在规范意义上，它应合理地受到“不义”之责；但是，在事实和历史层面，商业和商人绑架了国家，成为了实际的立法者，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尽管近代欧洲的发展遵循着“不自然与倒退的”次序，正是这一次序繁育了重商主义体系的腐败与非理性，然而，它也恰恰体现了商人的力量，以及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与文明社会发展的自然法与自然进程相比，“不自然与倒退的”次序才是真实的历史。正因此，洪特认为，斯密借《国富论》第三卷阐发了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审慎的政治理论，并借机批判重农学派的自然法教条主义，指出其罔顾事实，单凭理论体系塑造社会的危险。“现代早期欧洲君主国早熟的商业发展，对他来说是一个棘手的事实，也是具有极端政治意义的历史事实。诚如斯密之所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不能回避这一事实，或者被教条主义所束缚而反对它。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学会应对过去的历史遗产。”（356页）
《贸易的猜忌》英文版洪特对斯密政治理论的分析具有强烈的史学色彩，所以，在他眼里，《国富论》便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国富论》并不是一部关于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竞争性经济战略的著作。在他的书中，斯密权衡了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求生存的可能机会。”（第8页）亦即，《国富论》以斯密对时代与历史的深刻洞见为基础，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以此观之，《国富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理解为史书，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作品。洪特所谓的政治理论便具有强烈的史学色彩，而非哲学含义。所以，当他说，休谟与斯密才应当是首位现代政治理论家时，他其实是在对现代性作一个历史学的判断：古今的分野正在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理论的变迁不过是历史变迁的映像，古今政治学的分野自当以古今政治史的分野为标准。
然而，当我们细细推敲，当斯密在阐述欧洲历史的“非自然与倒退”次序时，他其实阐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基于道德哲学与神学的“自然智慧”。亦即，《国富论》第三卷不仅仅是一篇历史分析，还是一部极为精彩的自然神学作品。透过这种带有神学色彩的自然历史叙事，斯密亦确立起他的“商业社会哲学”。
就此而言，洪特真正的老师是大卫·休谟，而非亚当·斯密。
《贸易的猜忌》读后感(四)：一个概述和梳理
（李宏图老师“欧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课程作业）
这篇概述整体上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本书导论各节基本对应着正文每一章，对这部分的概述已经涵盖了正文部分的大部分主要观点，因此对正文部分的概述主要着眼于导论部分未能展开而又具有相当意义和价值、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洪特的《贸易的猜忌》主要梳理了18世纪政治经济思想家关于从属于“贸易的猜忌”现象的几个具体议题的讨论，如达文南特的英国经济政策问题、穷国-富国经济命运的问题、战争国债问题、饥荒问题、斯密思想与重农学派思想之关系问题等。由于本书正文部分其实是七篇论文的集结，所以各章之间联系比较隐蔽，尤其是最后一章和主题关系并不大。不过好在在导论的第一部分，洪特给出了“贸易的猜忌”的由来和展开谱系。下文将具体概述本书的重要材料、观点和论证。
休谟的“贸易的猜忌”是霍布斯“君主与主权者的猜忌”的一种变体，它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它的起源、内容和后果。本书先来分析普芬多夫是如何首先将商业的观念加诸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上的，然后考察了休谟和斯密的商业社会政治学的特征及其确切内涵，最后分析法国大革命政治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业已具备政治属性，它开创了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休谟为理解这一划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分析线索和历史线索。
1、“贸易的猜忌”及战争与贸易的逻辑
“贸易的猜忌”意味着政治与经济之间一种“病态的”联结关系。休谟认为贸易和战争的根本逻辑不同，战争必然要求输赢，而贸易却基于互惠原则。“贸易的猜忌”暗示着现代政治中贸易的逻辑屈从于战争的逻辑。休谟、斯密等人想要解释“贸易的猜忌”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如此难以改变。
2、共和主义与自然法理学和国家理性
休谟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贸易开始被视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事务，而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现代政治才真正开始。作为国家事务的贸易表现为了“贸易的猜忌”，这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外推到现代贸易经济之后的产物。因此“贸易的猜忌”可以被视为“经济上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同时，贸易的猜忌也可以被看做是霍布斯式的国家猜忌在贸易上的应用。
18世纪对“贸易的猜忌”的讨论主要存在两个阵营，一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人文主义，公民德性的政治）的，一是自然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方都谴责“贸易的猜忌”，但前者认为贸易的猜忌是道德退化和错误的国家理性的来源，现代商业腐蚀了爱国主义，后者则相反，认为它是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的好战性在商业现代性中的时代误置的残存物。不过，二者之间也发展处了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这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3、必需的政治、国家理性和帝国主义
共和主义支持“必要的政治”，为了共同体的安全可以要求完全无视道德、正义和实定法，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它发展成了“国家理性”观念。贸易的猜忌就是国家理性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自然法理学，也来源于共和主义。“现代”自然法的第一个主要倡导者格劳秀斯同时是一位活跃的共和主义政治家，他将“国家理性”大胆编入法典，将战争转变为一项基本“权利”。他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无限制的贸易追求提供法律辩护，这不是由他的新法律权利说中推导而来，而是因为攻击性地获取财富以利于国家的自我保存，早已深植于共和主义和国家理性学说之中。攫取外部经济资源首先是为了支持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其次是为了共同体的福祉乃至荣耀，后者极富马基雅维里色彩。经济上的国家理性推动了帝国主义的发生。
4、霍布斯的自我保存的非商业政治学
霍布斯发展了格劳秀斯自然法理学的怀疑论基础，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类事务的唯一根本价值，拒绝外部经济扩张的追求。霍布斯反对奢侈、浪费、大型商业冒险活动、无爱国心的逐利行为，他设想了国家安全优于一切私人经济利益的命令性经济，管制商业。他的政治理论避免“极恶”而不是追求“至善”，他的“联合体”、“共生体”国家是一种单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理想模型，因而拒斥了任何形式的自然社会性的政治效能，包括商业互惠所造成的功利主义纽带。与马基雅维里主义使经济从属于帝国扩张的“增长”传统不同，霍布斯的这种代议制人民主权的创新理论可以同现代商业观念结合，并构成了我们现有的现代代议制共和政体。
5、绝对主义、柯尔贝及贸易和战争的协同作用
休谟认为，只有当欧洲的绝对君主国接受了荷兰和英国的挑战，并亲自从事竞争性国际贸易时，欧洲的贸易模式才完成了另一次转型。贸易作为国家理性而被接受，最终反而破坏了国内的权力体系，成为引入公民自由的载体，新型的开明君主国出现了。柯尔贝一方面是重商主义的，他支持商业，其政策是尽其所能对欧洲发动商业战争，同时刺激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谴责商业对政治的有害影响，试图让贸易服从公众利益，使经济成为一项官僚命令型的“国家事务”。
6、路易十四之后的反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新柯尔贝主义
费奈隆反对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这种使商业依附于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主义实验。柯尔贝的加速城镇化政策忽视了农业，鼓励了奢侈，导致国家有颠覆的危险。他理想中的国家萨蓝图利用君主的绝对权力强化农业，削弱奢侈、扩张，军事强大但放弃征服，注重德性。另一些人认为法国的问题不在于奢侈，而在于商业与军国主义、国家理性的腐化关联，欧洲应该促使市场去政治化，通过统一或联盟来促成贸易不受国家对抗、猜忌的影响。
新柯尔贝主义者强调财富的重要性，把军事力量均衡变成经济力量均衡。孟德斯鸠分析罗马帝国的问题，痛斥外部经济增长的共和主义传统，认为现代欧洲国家无需再进行军事竞争，只需要经济增长的目标，商业的广泛发展将带来和平和富有。
7、商业战争与霸权贸易
梅隆比新柯尔贝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以往是对战争的需求推动了贸易的扩大，现在新型商业君主国可能会因为对贸易的需求而导致战争。梅隆提出了国家之间的三种商业模式，一种是不平衡的贸易，类似英国这样的贸易垄断者因为拥有多样化、自给自足的健全经济，可以通过停止贸易来上海其他国家，这时战争被正当化了。第二种是“谷物国”的垄断，它将无法被战胜。第三种是相似的多样化国家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明智的经济政策将促使国家获得竞争性霸权的地位，梅隆推崇这种模式。
孟德斯鸠认为贫困国家能给出更低的商品价格，因此商业霸权总是暂时的。但梅隆认为工具的发明使商业霸权的持续成为可能。机器取代人工，使价格降低，劳动力发生转移而不是失业。
“七年战争”是两场商业战争的结合，尤斯蒂继续了腓特烈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努力，他反对将国家理性延伸到贸易领域，他认为欧洲财富均衡是不可能的，这种观念只能使欧洲比以前更不稳定。他像孟德斯鸠那样认为世界性的贸易垄断也是不可能的。休谟认为欧洲应该维护商业互利关系，终结贸易猜忌，共同繁荣。
1、普芬多夫、斯密及社会性语言和商业
斯密的商业社会观念源于普芬多夫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修订，因此斯密的思想具有后霍布斯主义性质。
斯密的老师哈奇森认为普芬多夫虽然不像霍布斯那样，承认了社会性是人的“自然”状态，但其理论的前提是“自爱”，因此其社会性理论是个骗局，哈奇森本人则认为真正的社会性是一种天然的利他心理。
普芬多夫认为社会性是一种互惠交易机制，它的存在是出于孤立个体的需要。这种通过彼此需要而在家庭之间所创造的联系在他看来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纯粹的”社会，这是对霍布斯主义的一项发展，因为霍布斯否认人具有内在社会性，尽管他承认效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肇因，但社会的形成本质上是基于信念和契约的建构行为；而普芬多夫仍然认为商业意义上的社会性十分重要。这方面的观点被斯密采纳。
2、自由贸易与国家政治的经济限制：重新思考新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普芬多夫的功利主义互惠社会远离，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远途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对全人类是有益的。但导致了“猜忌”的那种贸易却有所不同。当贸易的国家基本自给自足，商业的目的就成为了盈利、增长和享受，出现了竞争性贸易这一新模式。
斯密认为贸易的猜忌是因为军事、国家安全与经济密切相关。斯密肯定了经济对国家实力的作用，但采取的方法却与猜忌的柯尔贝主义政策相反，他支持对贸易实施政治保护。在和平时期拥富有的商业国家作为邻国是有益的，商业应该是联合的纽带，但现实却是不自由的商业造成了仇恨。这种仇恨继承了文艺复兴晚期“国家理性”的竞争性政治学。他认为君主和商人专家制定的政策片面强调了君主和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贸易被国家理性腐化了。这方面的代表就是达文南特和亨利·马丁，在爱尔兰、东印度等贸易问题上，他们对商业持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态度和政策。
3、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富国-穷国”之辩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富国-穷国”论战，主要是关于高工资与低工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抗时各自的机会问题。休谟认为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自然的限制，穷国的低价商品比富国更有竞争力，会抢走富国的生意，因此对全球贸易的垄断是不可能的。工资差异将推动经济发展的全球扩散。在商业国家中，富于不再是优势，低工资、贫穷才是。休谟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模型，预见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认为富裕国家仍可以避免衰退，只要保持灵活的专业化和创新，关键的资源是人力资本。塔克反对休谟，他认为富国可以通过高技术、良好组织、充足资本、引进廉价劳动力在任何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类似于休谟的比较优势模型，通过劳动分工，富国可以同时保证高工资和低价格商品。斯密赞同塔克。类似的，孔狄亚克强调商业互惠的积极影响，认为贸易能把世界从不平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因此军国主义式的贸易猜忌毫无必要。斯密认为休谟的观点反而会助长贸易的猜忌，斯密对休谟问题的回答是“增长”，这带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色彩，鼓励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转向积极进取的竞争性贸易。
集中讨论高度竞争性贸易国家的兴起所引发的现代国家规制型政体的重大转型问题，主要讨论了两项核心议题：财政革命和农业改革。斯密认为国家理性要适应经济现代性的竞争模式，主张废除军事-财政审慎的旧制度的两根支柱——战争现金储备和禁止贵金属出口。他认为国家安全无需囤积货币，需要时可以将商业的收入流和资本储备转化为战争贷款，不过这对于国际贸易环境的自由程度有相当高的需求。后者导致了国债制度的诞生，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前者则早在柯尔贝的政策中就已表现得很明显，也同样产生了很多问题，为此法国重农学派反对柯尔贝主义，要求谷物贸易自由化。斯密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展开了讨论。
1、公债与自愿破产
休谟发现现代商业自毁的可能，投资战时国债的资本家是政治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商业产物，这个新利益集团会为了国债利益无所不为，对政治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休谟建议政府宣布自愿破产，来结束国债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在必要时刻用国家理性否决私人财产权，因为正义并非目的只是手段，社会利益才是目的。斯密、康德都赞成这样的观点。
2、《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
一直以来，欧洲国家对于基本粮食贸易都设置了限制，通过压低粮食价格来避免饥荒，使这方面的贸易服从于“维护公众安宁”。斯密认为这是短视的，造成了“必需的政治”的永久化。他认为饥荒是人为的，解决方案恰恰是要使农产品市场完全自由化，只有最为紧迫时才可以干涉，发生饥荒时生命比财产更重要。而自由化的粮食贸易将避免这种紧迫时刻。斯密处于费奈隆、重农学派与孟德斯鸠等反对者之间的位置，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能够解决包括贫困、失业、饥荒等一切问题，而保证贸易的自由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3、“倒退与非自然次序”的政治经济学
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关系很复杂。他认为重农主义体系包括自然法和政治学两方面。斯密固然支持自由贸易，但他又反对重农学派激进的改革建议，即立即全面引入自由贸易。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原则根源于历史阶段论的自然法，即从狩猎采集到游牧到农业再到商业的“富裕的自然进展”，而斯密虽然认可这种阶段论本身，但不认为欧洲应该将此作为政策指南，因为欧洲的历史发展其实不符合阶段论的构想，反而是一种“倒退的”方式展开的历史。斯密之所以提倡商业的去政治化，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知识适用于经济的局限性，按照理念而不是历史来制定经济政策是极其危险的。
斯密否认孟德斯鸠有关政治力量决定性地塑造了欧洲历史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政治而是商业。欧洲的“倒退式”的发展是由于奢侈品贸易的存在，是商业要求的市场自由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自我毁灭，而它所创造的财富为欧洲带来了安全、秩序和文明。市场不断自由化是欧洲历史的趋势，无需重农学派那种激进的大改革。
1、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历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斯密认为民族仇恨是霍布斯的国家猜忌的后果。不像国内“爱国主义”的良性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很难区分“民族偏见”和“爱国”，爱国变成了对外战争而获得的荣誉。对国家荣耀的追求带有经济成分，对别国经济的妒忌出现了，这就是贸易的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加深了人们对于国家安全的长期忧虑。
斯密提出要用“国家争胜”来替代“猜忌”。争胜是猜忌的积极对应物，争胜者改善自己而猜忌者则妨碍别人。巴特勒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获取优势的手段。斯密的争胜理论还认为，应当乐于看见他国的经济成功，因为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不过，洪特从词源上指出争胜与猜忌之间也许没有本质区别。斯密也意识到了争胜的危险性，“人类之爱”无法抵消“爱国”复杂而强烈的情感，他倡导无恶意的国际经济竞争。
贸易的猜忌和民族主义有关。在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看来，18世纪从17世纪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学说那里继承了民族主义观念。“民族”在斯密那里被用于描述欧洲的困境，如民族猜忌、民族仇恨等，尽管那时还极少使用“主义”作为后缀。
霍布斯使用了“国家”一词来指称“按约建立的国家”、“现代共和国”。这种国家是新型的人民主权，改变民主共和国以适应代表制，也改变现代主权以适应共和国。法定代表是国家机器的灵魂，也就是主权者，这是一个权力让渡的过程，共识一旦形成，主权者一旦出现，就不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共识了，国家意义上的人民只有通过主权者才能存在。
而西耶斯所发明的现代政治概念“民族”，就是对霍布斯国家概念的重述，为了适应法国的文化环境，他用“民族”替代了“国家”。他的“民族”是一个政治产物，他并非欧洲民主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对手雅各宾派则更不是，雅各宾派致力于摧毁现代国家体系，因为法国的危机是国家间全球对抗造成的，是军事失败和贸易猜忌的结果。雅各宾派是彻底的反霍布斯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他们寄希望于拯救自然社会性。因此只能从由自然社会性构建的前政治团体中寻找绝对君主制的替代方案，他们找到了“民族”。赫尔德像斯密一样捍卫民族意识的价值，认为“民族主义”的批评者们固然不错，但忽视了民族感情宝贵的一面。
结果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民族主义革命失败了，民族主义仍然盛行欧洲。西耶斯支持联合体，而雅各宾派拥护共生体。雅各宾派的德性专政的民族主义并不来自爱国主义的政治共识，而是来自共享的种族文化成员资格，这扭曲了赫尔德的设想。国家成员资格的新标准是民族出身和共享的历史、语言，这促成了一个杂交而成的人民主权概念。以爱国为原则，却不可逆转地转变成民族主义。而商业社会性与民族团结之间不相容，在18世纪就是如此，许多思想家都反对经纪人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斯密也是这样。民族主义绑架了反商业的道德理论。
国家的猜忌把爱国变成了民族主义，后来它成了后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理性学说的基石。马志尼就将民族性用作国家理性的同义词。他的新民族性观念要求重新打造欧洲的国家体系，这和市场的性质相反。民族性原则和贸易的猜忌变得密切相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二者的交织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成因。
李斯特对“经济民族主义”做出了经典表述，他认为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了政治的国家维度，他试图发展一门独立于关于个人的经济学之外的关于国家和集体的经济科学。他推崇柯尔贝主义，部分赞同斯密，认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像斯图尔特那样认为自由贸易在理论上确实是最好的政策，但前提是市场和国家协调一致，而斯密不考虑前提的提倡绝对的贸易自由是造成不公正和政治冲突的原因。历史已然将人类分裂为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政治和经济的逻辑之间没有现实的契合，这就必须诉诸政治的（国家的）意志使之扭结，建立一门真正的“政治的”或“国民的”经济科学来对自由贸易进行管理和指导。
第一章 社会性语言与商业：塞缪尔·普芬多夫与“四阶段”论的理论基础
本章的大意在导论部分和本章的开头都已阐明得很清楚，本章认为普芬多夫运用霍布斯的方法来重构了格劳秀斯的法理学，建构了一种商业社会的理论模式，其中使用的“社会性”的假设影响了斯密的理论。
在普芬多夫看来，格劳秀斯的问题在于其理论的不彻底性，尽管他提供了第一个完备的普世性的自然法体系，但在具体工作上格劳秀斯所参考的仍是“更文明化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习俗”。因此普芬多夫借用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加以改造，他在双重含义上运用这个霍布斯的概念。他赞同霍布斯的“自我保存”，但又为其添加了“对社会的本能性倾向”，如此霍布斯的契约式社会就不是唯一的可能。在自然的社会性基础上，普芬多夫还推论了私人财产权和贸易的发生。
第二章 自由贸易与国家政治的经济限制：重新思考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十七世纪，商业成为了“国家事务”，经济开始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政策。首先是君主国的政治野心延伸到了国际商业领域，形成了新的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关系，贸易的猜忌出现了。重农学派认为商业本身固有的自由性质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性，不利于主权统治，因此他们认为作为君主制国家法国应该注重农业。而在当时的英国，商业所造成的盛行的腐败正在威胁英国的政治健康，这体现在诸如战争国债等问题上。达文南特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有关商业对政治的影响。
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达文南特试图将意识形态政治和商业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达文南特意识到财富一方面同贫困对立，一方面也与简朴对立，而他更偏向赞成简朴，因此贸易与最好的生活不相容。不过商业还有另一面考虑，即战争的威胁。为此，达文南特认为商业必须被当做一件国家事务，以保证国家商业的长期繁荣，这就需要解决富国商品的高价格问题，对英国来说只能诉诸东印度贸易。但这里达文南特表现出了一些矛盾，一方面他提倡对贸易自由放任，另一方面又为了保住英国毛纺织品贸易而压低工资和价格。在爱尔兰问题上，他坚决限制爱尔兰的自由贸易以免损害英国的利益。在国债的信用风险问题上，他认为只能忍受。为了长期利益，无情的政策成为了现代政治家德性的一部分。
此外，亨利·马丁看到了国外低价格商品竞争的有益之处，即它促成国内市场的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最终更有益于国家。弗莱彻在苏格兰政治经济问题上认为穷国因其局限而受到的损害远超低工资成本所获的收益，现代商业已经采取了战争的形式，只有形成多重联盟世界才能维持平衡，恢复商业的原貌。由此看来，穷国和富国都在彼此忌惮。
第三章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富国-穷国”之辩
本章在导论部分已经得到了较完整的概括，只是当然讨论了更多人物和细节，比如弗格森、米勒等。本章中的许多细节富有启发性，比如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反思，简单工序的专业化最终造成“乡下的穷人真的比城里的穷人素质更高”，比如米勒关于“文学首先遭殃”、“法国和英格兰文学的衰落预示着它们暗淡的前途……苏格兰的文学正处于它的顶峰”。
第四章 国债狂想曲：大卫·休谟与自愿性国家破产
除了导论中所概括的主要内容之外，本章还细致地阐述了国债问题语境下具体的观点，比如休谟讨论因维持债务而致使国家“暴死”的危险、英国债务问题的由来（不仅是由于应对法国战争的野心，更是由于自身的野心）、博林布鲁克类似的观点、休谟对国债死而复生前景的构想等一系列基于假设的思想实验，这些实验观点得到了斯图尔特、斯密等人的回应。休谟本人在此后也在不断修改甚至改变看法。在国债问题上，自由与权威、经济与政治之间至今仍在危险的斗争状态中。
第五章 亚当·斯密和“非自然与倒退”次序的政治经济学
本章意在通过分析斯密与重农学派的论战来理解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是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学问题来考查政治学的问题。除了导论中所概括的主要内容之外，有关斯密与重农学派的共通之处，本章提到了斯密观点的原创性，这来源于其观念的自然法理学性质。这里斯密对当时许多政策的批判十分深刻，他认为政治家和政策设计者们之所以会犯下通过人为方式阻碍自然规则发挥作用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将“人”视为“某种政治力学的材料”的态度。本章极为细致地呈现了斯密政治和政治经济思想的复杂性。
第六章 《国富论》中的需要与正义
导论部分事实上主要概括了本章的后半部分。本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探讨了商业社会的悖论问题：过去的社会中人人平等但贫穷，而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不平等却富裕。斯密承认了“租金和利润吞没了工资，并且两个上层等级的人民压迫下层人民”，但他仍以两方面的理由来为现代商业社会进行辩护，一方面是一个“拥有巨大产业”的人“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吃得多”，他对必需品的消费并没有影响穷人获得必需品。另一方面是客观上上层等级的“积累”却使分工扩展成为可能，使社会整体财富提高，而穷人的相对获得也许不能提高但绝对值上这个份额会持续增长。此外，还有关于分工情况下“完整人格”问题，斯密认为满足贫困者需要的正义应该优先于公民的德性；斯密批判了斯多葛主义者；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将商业社会的悖论解释为一种非意图后果：穷人的生存需要通过一台由富人盲目贪欲所驱动的机器而得到满足。他驳斥曼德维尔的观点：通过其所能造成的公益来为私人的恶德辩护，斯密认为此类私人活动并非恶德因为它们并未损害他人。这些观点中都存在着极大的张力。
第七章 人类分裂的恒久危机：历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本章事实上和本书的主题关系不大，主要是详实地给出了有关“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概念的一种谱系学。其中涉及到“猜忌”的部分，与其说是“贸易的猜忌”，不如说就是现代国家猜忌。
相比之下，导论部分通过较为详细地讨论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事实上可以作为本章的补充，将民族主义同贸易的猜忌具体联系起来，将贸易的猜忌放置在更为宏大的历史中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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