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旧京》读后感精选

《重写旧京》读后感精选

2020-10-21热度:作者:hchj5.com来源:好词好句网

话题:重写旧京 读后感 

  《重写旧京》是一本由季剑青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写旧京》精选点评:

  ●史料、文献是基础。有关书写的部分在书中被零星点到,感觉思路还是史学的,没有王明珂的解构来得彻底。

  ●写得很好,学术程度较重需要认真阅读且笔记,用词精准精彩,十分耐看。

  ●最讨厌北京了,真滴后悔

  ●建筑史、文学史、城市史、文人心态史。

  ●颇多精细体贴之语

  ●本来只想在去北京之前看两本有关老北京的书预热一下 没想到偶遇如此佳作

  ●文学文本上相对于卞之琳和林庚的部分,更喜欢“陶然亭”和“花之寺”的解读。季剑青的文字感觉,一如既往的喜欢。相比于董玥的细致琐碎,季剑青问题指向更为明确,但也始终围绕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记忆的问题,在“回收传统”的旨意上也是接续下来的。

  ●同样是从文学的视角理解空间和社会,这本书的焦点放在了民国北京城里发生的书写实践。借助“现代性”这一概念,作者一方面以空间解读历史,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视野重新阅读空间,引导我们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探索层层累积的考古地层,从而使我们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对于理解空间变迁意义重大。这种时空融汇的解释方式对于民国北京城具有特别的意义。

  ●按需。而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这些“历史与记忆”,使它们不断融入“现代”中国的现代生活之中,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直面各种形态的材料,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是“历史与记忆”本土化思考的范例。

  ●做了笔记 https://medium.com/@omaiga/%E9%87%8D%E5%86%99%E6%97%A7%E4%BA%AC-%E7%AC%94%E8%AE%B0-64e65da3bc8b

  《重写旧京》读后感(一):重写旧京短评:明日之旧京

  我们从晚清遗老对宫苑开放的痛心疾首,旧式文人对京师风雅传统的追怀,革命党人对北京的厌恶,可以看到旧京在不同人群中所象征的不同精神意义。

  北京的美不仅体现在它的金瓦琼楼旧帝乡,还有那些游离于市井烟火和街衢繁华之外的文物遗迹,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不管是汉人和旗人,都共同拼凑起了属于北京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环境。北京像什么,书中有个绝妙的比喻:北京像是“砂锅居”的据说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肉老汤”,有历朝历代历史的沉渣。置身宫苑昌阁外,我们能感受到过去与现在的连接性。而在急剧变动的现代化北京城,断裂感和破碎感主宰了我们的体验。

  如今的仿古建筑以保护和再现古都风貌的名义,市民的日常生活被随意腾挪和裂解,最终只剩下冷冰冰的建筑景观,他不能唤起个人的情感和记忆,不能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发生有机的关联,它属于近在眼前却又无法触及的过去。

  《重写旧京》读后感(二):古都记忆的N重书写

  幸运的我在DIAO计划的抢书大会上居然抢到了这本书,看书名想象的是一本怀旧的散文集,阅读后发现是一本易读的学术著作。

  这本书是阅读邻居本年度最后一场活动的主题书,讨论主题是“敢不敢自称为北京人”。遗憾错过本场活动,隔空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作为出生在北大医院,户籍一直是北京开头,29岁之前没离开北京城超过一个月的人,要是不称自己是北京人恐怕有点矫情,但是我对北京人这个称呼是抗拒的,直到上大学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交流的时候才开始建立对北京的文化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一点一点的爱上这座城。

  本书从几个颇有意思的维度探讨了清朝灭亡至今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定都南京,北京转为北平的大背景下,在城市治理层面挽救从皇城到旧京的没落的努力,以及背后复杂的文化意识。这部分最有趣的是旅游业的萌芽出现,在1920年代就有国内的旅行社和国外合作互接游览团队了,因此也留下了大量旅行指南文本供作者梳理和解读。城市规划这个现代化的概念也经由日本的译介被纳入执政者的视野并展开尝试。

  第二部分,聚焦文人笔下对这座城市的回忆。此节作者回答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像国外对古建筑的保存和传承那么重视。答案就是中国对历史的传承更多是在“故纸堆”上发力,因着历代文人阶层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会不遗余力的考证一个历史遗迹的掌故,并通过一次次的文献转引得以流转,其中也不乏改写。因此建筑本身并不重要,建筑或遗迹上承载的文人风雅和情怀更被珍视。一个好玩儿的例子就是文人笔下的陶然亭,纸上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很多按图索骥的人失望而归。在阅读中明显能够感觉出作者在文本梳理层面的游刃有余。譬如诗人卞之琳的作品在作者的解读中出现了一层层深意,让我都不由得想叫醒古人问问他写下诗歌时是否有这么多情绪和想法。

  第三部分,考证的是北京作为多民族留下印记的城市,不同民族背景的人的视野中的城市记忆。在满清时代,有些满人或旗人纵然出生长大在北京,做为这个城市的他者,却会在落款前加一上曼殊(满族的音译)或长白(满足的发源地)。而到了民国时期,满人或者旗人甚至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化做老北京习俗的表述。这部分作者挖掘到的最有意思的素材是一个曾经给斯诺当过翻译的北京人用英语创作的《吴氏经历:一个北京人的生命周期》,作者通过小吴从小娃长成娃爹的过程展现了老北京的生活画卷,据作者分析他刻意掩盖了自己的旗人身份。

  还有一点贯穿本书的关于梁思成从建筑技巧层面构建中国建筑史的努力和和对北京城变迁的文化解读之间的张力的梳理,两者间的印证与背离才使得关于北京的历史记忆的书写更为立体。

  这是一本占有材料丰富、分析方法严谨、观点有趣的社会科学著作,为了解北京及其背后丰富文化内涵开启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重写旧京》读后感(三):“古都”是现代的产物

  在什刹海边的福叁翻开《重写旧京》——这样的场景设置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窗外是冰面上玩着冰车的大人小孩,景致仿佛旧日京城;不过现在冰场的入场费就要80元/人,似乎在宣告:怀旧是一种需要被消费的情绪。再说了,以前的什刹海边,哪来这些网红咖啡店呢?

  作为一座城市,北京承载的东西太重,受到的关注太多。关于“北京”的文字记述浩如烟海,无论是帝京景物还是城南生活,翻开书页时我们总能阅读到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但从书卷中抬起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北京”——哪怕是被划归为保护片区、文保单位的那些地方,好像都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气息不再相同。至少,我体验到的北京,不再是“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不再是在城墙边看水滩中的小生灵就能让我“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现在的北京好大,从五环到六环,高速路的行驶时间将近一个小时;从住处去单位,不是在地铁里人群推搡,就是在环路上望车兴叹。胡同里停满了汽车,马路中央倒有很多跨越六车道的行人。至于睡在摇篮之中的安适感——对奔忙于大城市喧嚣之中的居民和打卡式踩点旅行的游客来说,更是难以觅得这样的心境了。

  但时至今日,北京仍然是帝国想象的实体呈现,仍有巍峨的宫殿、瑰丽的苑囿、古老的寺庙,像是昔日的余晖迟迟不愿落下,勾起人心底的那份渺远的惆怅。一边是至尊旧地,一边是繁荣新都,这种空间的并置和性质的重叠,也是它始终令人着迷的魔幻现实所在。《重写旧京》一书,关注的是民国时期人们对北京认知的转变过程,描述和分析“旧京”如何转变为“古都”。作者说他的研究更接近观念史和心态史,作为读者的我,接收到的是:过去人们对京城的塑造和讨论,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古都遗迹和内心对这些遗迹的体认的。

  作者通过文本记载观察观念的转变,分别从三个方面叙述这种变化。第一部分关注物质遗存在城市书写中的客体化/符号化过程,第二部分关注“普通”古迹的文人叙述类型,第三部分关注满清旗人在书写中体现出的北京人地方认同。第一部分“从帝京到文化城”中,作者论述了民国初年宫苑的开放在立场各异的人群间激起的不同反应;叙述在北京丧失首都地位后,人们通过文化城市的建构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吸引异域游客的眼光;又讨论西方语境下的城市规划给北京城的平面布局所带来认识层面上新的价值。第二部分“怀古的终结”,作者谈论到中国人对待建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其附在的历史记忆而非物质实体,但他认为在民国时期,存在对古迹的怀古写作逐渐消失,对实体的认知与描述逐渐丰富的过程。第三部分“重述多民族都城史”中,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北京城:作为边境之城的北京,是多民族混居,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非汉族作为统治阶层的都城。清末民族主义的观点使曾经地位高高在上的旗人发展出更重视“地方“而非”民族“的自身表达,不同学人也对这样的”民族“城市与建筑有或轻或重的叙述框架。

  从议题出发组织讨论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即使没有功夫从头到尾读完本书,也可以很快撷取开卷有益的部分。但这样的架构容易导致各项议题之间存在互相重叠的部分,时间线上也来回倒错,有时会让不熟悉民国时期北京历史的读者略感困惑。比如第一部分“城市规划的发明”中,作者谈到北京的平面布局被赋予西方语境下城市规划的内涵,成为帝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第三部分“另一种建筑史”中论及北京在历史长河中作为都城的城市布局,尽管分别要论述的是北京城作为皇权秩序的象征和民族建筑的体现,但两处行文内容不免有所重复。分议题叙述所导致的时间线穿梭问题,也可以通过附录一张北京城历史年表来解决。另外,第二部分中以个例支撑的论述不免让人猜测有举隅支持作者理论的证据的嫌疑。究竟在对京城的文学叙述中是否存在作者所声明的怀古书写的消失和客体化对象的兴起?恐怕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在个人心中有自己的判断。作者还面对一个所有阅读过去的学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是否只能观察到文人/书写者对京城体认的转变?尽管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其历史背景,大多数文本的书写还是相当私人化的一项呈现。

  不过这近乎严苛的要求并无法掩盖此书带给我的理性思考和感性体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北京文化遗产是目的性强化的结果,而非无偏差的旧日京城的留存,所谓的帝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建构和确认的,而如今我们对待这些遗存的态度,正是在两个割裂的时代之间,将平凡的生活背景转变为特殊的博物馆式的存在后,一种“观察对象”的心理。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遗存本体和风貌的保护,我们都和过去之间隔了一层玻璃,它们只是博物馆展厅里被聚光灯打量在展柜里的精品陈列,昔日的存在性质终归难与今日的普通生活发生共振。昔日普通人难以踏足的城市中心,如今再度被规划为首都核心区,要保证安全、优良的政务环境,也要打造文化景观,再现古都规划的杰作。只是时空流转,在微观肌理上,马路被拓宽、街区被更新,大部分建筑的功能都发生着剧烈的转变。毕竟,怀旧只是少数个体偶然出现的情绪,相比之下,进步和发展才是更主要的基调。在被客观的历史所建构的“无情的”都城里,作者用他的温情告诉读者,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仍然可以像史铁生写《我与地坛》那样,借助文学书写的力量在记忆层面保存自己与北京这座城市的联系,这些在一座城市里普通的生活经验和这些经验所触发的情感,仍旧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被现代性认知无限消解的当下,个体经验的记录与表达是我们寻找意义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或许本书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通过书写,寄托他对北京的些许感情吧。

  《重写旧京》读后感(四):城市历史是连绵的

  “古都”不过是对北平这座拥有悠久历史城市的概括性描述,作为一座“帝京旧都“,它的城市物质环境和文化个性乃是中华民族在千年间克服了自然的困难和战火的纷扰,在漫长的历史中构建起来的,其所成就的不尽的人类文化与艺术的涵养,如今又时时给人以熏陶和感动。从这座城市中,看到的是中国古都连绵不断的历史和坚强无畏的生命力。

  1. 北平的“古都文化”——古老与现代之间的吊诡

  此地所论述的文化含义,主要是指物质层面,即北平作为帝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主要包括建筑物、各式古物等。 民国时期,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蠢蠢欲动,部分当局者借用西方现代文化概念,将北平的古物提升到“国宝”地高度,赋予其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来避免日本人的轰炸。但是,在此种语境之下,北平那些古物所代表的“古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符号化和抽象化了。它们内在的历史脉络,以及与所处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被压抑和让位于“国家机器”。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性内在的暴力机制,它以现代国家的名义,宣布自己对这些古物,甚至是北平这座古老城市唯一的占有权和处置权,并以“保家卫国”的名义加以粉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现代化也为北平的古物创造了新生。为挽救因国民政府迁都而造成的萧条局面,北平的当政者提出以发展现代旅游业来振兴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此种理念的指引下,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括便捷的交通和条件优良的旅店被建设起来,以便把北平的古老过去更好地展现在西方游客面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现代旅游业之时,这座古老城市并未完全臣服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幻想,而是主动利用他们的好奇,对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就算放在今天,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抗日这一特殊时期,文化的现代性强势入侵了北平的古都文化,试图建立北平作为文化中心和“国宝”的形象及地位,借以吸引西方国家的关注和介入,以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虽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但是至少证明了,过去的北平可以挽救现代的北平,古老的旧都文化可以作为“纸本”,在其上重新书写现在的北平文化。古老和现代文化交织,显示出了这座城市“活着”的姿态,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人想象中的“现代性”,不同于他们想象中的“真实”。 2. 关于城市规划的思考:《周礼》的虚与实,城市规划的古与今 《周礼·考工记》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起钤、王璧文、以及伊藤忠太,无一不将这句话认为是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表述,并借用这一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古代都城的营建活动,包括元大都、汉长安城、北魏洛阳城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把北平的平面布局起源不断往前追溯,甚至溯源到唐代乃至更早的先秦(虽然现在一般认为北平的平面布局起源于元大都时期),如此一来就意味着,这种平面布局在当时以及超过了作为物质实体的北平城本身,从而获得了一种抽象,乃至超越经验的性质。 但是,这种分析城市布局的思维方式,其实是运用现代城市规划学观念重新阐释古代文献典籍的结果,如此便会存在“误读”的风险。《周礼·考工记》在此之前一直都是放在经学范围内来研究的,很少把它看作是关于都城制度的历史叙述,那么朱启钤等人对其解读的准确性不得不让人思考。 在《周礼·考工记》的光环下,北平的平面布局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传统产物,为世界城市规划学者及建筑家所推崇,这一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尤为兴盛,它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但是,由于城市规划运动和思潮所隐藏的现代性取向,北平城仍旧面临着在新的城市建设中被改造或消失的命运。因此,若要保护北平城,仅仅将其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典范是不够的,其作为客体化的文化遗产及“博物馆式”的存在也是不足以说服当局者的,因此,如何思考其作为盛放现代城市生活的容器才是关键新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回答者是梁思成。他通过“superblock”这一个概念提出,北平城内的主要大道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居住单元,单元内部的居民以步行尺度的胡同与外界相连,并且远离外部交通要道的嘈杂。放到现在来看,这其实正是Clarence Perry提出的“邻里单元”规划思想,在美国、新加坡、以及苏州的工业园区被广泛实践。这一论述的提出表明,北平在帝都时代留下的城市格局依旧具有生命力,它不仅仅只是属于历史的文化遗存。梁思成的贡献在于,他突破了将北平固有的平面布局客体化与博物馆化,通过带入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在过去与现代、文物与世俗日常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让人不禁思考城市规划在北平城发展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回顾以上,源自西方的城市规划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借用城市规划话语来阐释中国古代都城的营造,从而在《周礼》这一经学典籍中发现,或者说,发明了一个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传统,而北平就是这个传统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产物。当现代北平的城市平面布局被追溯到《周礼》描述的王城制度时,就意味着北平的平面布局所体现的规划具有极其稳定的性格,它能够在几千年中抵御时间的侵蚀。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这其实反映出一种赋予帝京这座古老城市以意义和价值的努力。但是,颇具悖论的地方在于,城市规划话语虽然使得北平获得了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这一语境下,城市规划的现代性逻辑却又对北平的生命构成了威胁。梁思成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激活被客体化的城市文化遗存中包含的现代性活力和潜能,让过去能够依旧存活在现今的生活中。 如今,我们依旧在为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和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而努力,而梁思成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思考确实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3. 古建筑的“文本记录”与“实物记录”

  中国人从来不把建筑作为永久纪念物来看待,不求建筑物之坚固长久,这一点在巫鸿老师和李允鉌老师的书中都有相当详细而精彩的论述。西方文化中,芒福德把西方城市“丰富的时间结构特性”视为西方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座西方城市中,人们能看到带有明显时代风格(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等)的不同年代的建筑,它们以其材料的坚固性都保留到了今天。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有意义的不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建筑,而是建筑所代表的建置及其负载的历史记忆。因此,建筑的“古老”并不决定于其物理意义上的年代,而是依托以文字呈现的对建筑所代表的建置的历史记忆。就如牟复礼( F. W. Mote)所说的,中国文明不是存放在建筑的历史里,而是寄寓于文字中。经由流传下来的文字,中国城市的历史始终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单纯记载的工具,它本身就凝结了人们对历史的感受。

  中国拥有悠久的城市书写传统,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建筑等古迹的书写,这一文化习惯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怀古”写作。作者面对城市或城市中某处古迹,追怀该地建置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的流转,对时间的流逝及其带来的变化发出深沉的感喟。如此一来,古迹便被文本化了,被赋予层层累积和不断传递的意义。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传统,那因建筑的颓败或废弃而造成的空缺,在文字的世界中得到了补偿。这些文本记录,保留了这座建筑所有的历史痕迹,保存了这个城市完整的历史记忆,而这是坐落在该地的建筑实物无法告诉我们的。因此,对于中国的古建筑和古都来说,历史信息不是保存在可见的建筑中,而是保存在传承有序层层累积的文献中。纸张就好似一个绳索,其上悬挂了不同年代建筑和城市的历史信息。在一代代作者对同一处建筑和城市的书写中,它们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会一直存留和传承下去,成为北京,以及中国国其他城市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传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却受到现代建筑学强调“实物记录”这一思想的冲击。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受过系统现代学术训练的建筑史家,认为如要考订建筑的真实历史,必须从建筑实物入手,采用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传统文献对名胜的记述自然缺乏准确性,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文献长期以来支配了人们对名胜的印象,更应该受到批判和澄清。如此一来,这里便有一个无须言明的前提,即将名胜古迹从凝结着主观感受的文本记录中,转变为以实物形态显现的客观认知和科学研究的对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建筑史家,开创了通过研究建筑实物来判定建筑年代的新范式,强调对历史建筑的调查、测绘记录和分析,这超越了文献阅读,而成为获取建筑历史信息的主要手段。他们以建筑部件的造型和比例作为类型分析的标尺,在此基础上进行建筑风格的分类和时代的鉴别,由此建立了中国建筑的演变谱系。

  不过,现代建筑史的研究方法将建筑与人的情感联系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客体化的研究对象,与之相比,无论是传统地志对城市古迹的兴废变迁的记述,还是题咏这些古迹的诗歌中体现的思古幽情,都贯穿着连续性的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因而得以传承。恰恰是在中国迈入现代世界之后,这种怀古书写的传统,这种世代传承的历史记忆,开始面临断裂的危险,民国时期现代建筑学家对旧传统的贬斥之辞,正是这一断裂的征兆。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种裂缝已经在遗产研究中得到了织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