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是一本由姜鸣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7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读后感(一)：驶向大海的历程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
近日，历史研究者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以下简称《史事编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从第一手原始史料（主要取材于档案文献、奏稿、函札、日记、报刊及老照片等）入手，详细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西方海上入侵，所开展的加强海防建设、创立海军的历史过程。
中国近代社会政局变迁之中的海军史事
中国古代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对外防御从来都是在陆地上，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万里长城。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入侵，没有海军，就无法去海上把他消灭。清政府把防御海上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开始提出海防的概念。在海防建设中，清政府意识到武器军舰的来源是作战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随即开办中国最早的两家大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同时觉得自己造的东西不够先进，又花很多钱进行国际采购，从英国和德国引进了先进的铁甲舰和巡洋舰。还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培养驾驶人才。为了开阔学生的知识和眼界，组织他们到英法留学海军和舰艇制造。最后按照英国标准，改组北洋海军，在威海和旅顺口建造海军基地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开启了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初步发展的艰难历程。
《史事编年》的记述从150多年前的1860年开始，以年月为轴线，系事于日，所系之事不论巨细，皆与海军发展史进程有密切关联，既包括“阿思本舰队”事件、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购买舰船、创建造船工业、兴办新式军事教育及海外留学、建设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队、开辟旅顺口、威海海军基地、开展各种军事训练和对外访问的细节，也包括统治者内部围绕海防和海军建设所开展的讨论、经费筹措，以及醇亲王、李鸿章主持的几次大型检阅活动，更详细记录了日本侵台、朝鲜的历次政变所引发的中国对台湾、朝鲜用兵，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中的海军行动。
通观《史事编年》，一个显著的特色，作者将海军建设置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和政局嬗递变迁之中，从而全景式地展现出中国军事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展现统治阶层对于海防、海军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和具体实施，展现近代中国在几次对外海军作战过程中的详细过程，梳理出晚清海军发展失败的内在原因和20世纪初年重兴海军的曲折脉络。本书与作者另一部近代海军史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史兴衰史》一纵一横，相互映衬，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列。
以时间构筑历史的细节——最全面的中国近代海军史料集
本书1994年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为题首次出版，后来的20多年里，作者积年累月搜寻新资料，逐日逐条增补、修订，尤其注重吸收近年新出版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朝朱批奏折》、《李鸿章全集》等文献中所披露的新资料，独家使用了新近由张佩纶后人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张佩纶函札》、《张佩纶李鸿藻函札》等未刊信函，以及同时代其他日记、年谱、回忆录、清人文集等等，整合吸收了近20年来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全书共计收入3100多天（约占50年的1/6）4千多条史事； 剔除芜杂，补充更富史料价值的珍贵图片，共计160余幅；清季各舰队、船政所有的二三百只新式舰只一览表，据新见档案史料，全面补充、更新技术参数；重新绘制20余幅舰只舰体线式图。编制出2100余条中外人名索引和450余条舰船索引。从军事史的视角来看，对专业研究者乃至广大军迷来说，都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参考资料。
易名后的《史事编年》和旧版《史事日志》相比，不仅新增篇幅一倍以上，内容大幅度扩充，资料全面更新、拓展，更值得重视的是，作品深刻地反映出海军史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近代海军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其中，掌握大量中外史料，以查阅、运用英国外交部、海军部档案和国会文书，对海军史研究有开创之功的王家俭先生，精通世界海军舰船的建造、沿革，“有深度的”海军历史学家马幼垣先生等人的研究，作者非常关注，从中获取营养，得到知识上的拓展和学术精神的提升。譬如，马幼垣强调，“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即深得作者认同。另外，在“E考据时代”异军突起的一支生力军——依靠互联网发动起来的各地军迷，以网络作专业交流的平台，其中的佼佼者陈悦怀着痴迷钻研的热忱，代表了以业余研究者为中坚的学术力量，水准在迅速提高。作者也引以为同道，将他们的成果吸收入本书。
今天，中国海军正在完成历史性的转变，真正走向深蓝，行驶在通向世界的广阔航线上。从8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海军史研究前沿，却以“票友”自谓的作者姜鸣，其全部努力和心愿，集中体现为打开这本新书，一句醒目的题辞：本书献给为发展中国海军和海权不懈努力的人们。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读后感(二)：［转帖］张明扬：甲午前三年，北洋海军就输定了
作为一个晚清海军史的门外汉，我一直有一个很执拗的观点：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不过，我没有半点对北洋海军及李鸿章个人缺乏尊重的意思。事实上，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及海战已经是中国军队中表现最好的一面，日本海军虽然稳操胜券，但好歹双方还有来有往，还打了一场可歌可泣值得复盘的黄海海战，还让国人有“万一打赢了”的幻想。
而大清陆军呢，以硬件而言的武器装备与日军持同一水准，但在陆战中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一开战就是溃不成军，一个惨败接着一个惨败，一场大战役能干掉日军几十人已堪称巅峰之作，最后还以日军轻取威海卫港口而直接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亡。
阅读甲午陆战史料，总会觉得抗战时的国军神勇无比，竟然可以在火力居完全劣势的情况下坚持数日数月方才败去。
可以这么说，甲午陆战甚至缺乏复盘的必要，你怎么可以把很多场日军伤亡数人便击溃清军的重要战斗“重构”成另外的结果？即使穿越几年回去，改变几个变量，可能也就是让日军的战斗常规伤亡多几倍甚至十倍（从几人到几十人）吧。
而北洋海军呢？即使悲观偏激如我，我也只是认为在1894年的战争之年北洋海军已无胜机，如果之前几年清帝国没打错没那么多牌的话，北洋海军是有机会的，不过，只是有机会而已。
那究竟北洋海军最后时间窗口是在哪一年关闭的呢？可以去姜鸣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一书中逐年寻找。
与《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这本姜鸣先生畅销了20多年的招牌著作相比，《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旧版名为《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这本书在大众阅读市场中相对没那么有名，但在近代海军史及甲午海战史爱好者眼中，后一本书的价值至少，不低于第一本。
作为一个浅度爱好者，我在阅读甲午海战史事及各种书籍时，但凡有什么知识类的疑问，我肯定不会去找百度和知乎，而是首选陈悦的《北洋海军舰船志》和姜鸣先生这本编年史。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从1860到1911，《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覆盖了晚清海军的51年，根据姜鸣先生在《秋风宝剑孤臣泪》一书中的提示，我们可以直接打开1891年，看看这一年为何被称作北洋海军的“转折之年”。
1891年的第一天，对北洋海军而言便是惊涛骇浪。1月1日，醇亲王奕譞去世，清帝国最高决策层中从此再没有这样一位真正理解和支持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的人，“李鸿章电令丁汝昌传令各军舰下半旗十日致哀”。
保护伞消失的后续效应很快接踵而至，尽管有些坏消息奕譞生前也未必能拦得住或敢于拦。3月25日，为了颐和园工程已尽心竭力的海军衙门奏称，为了赶工，“工程用款请由新海防捐项下暂行挪垫”。
6月1日，户部尚书翁同龢出于与李鸿章的政见不合，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奏请“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械器暂停两年”。姜鸣在《敢言掣肘怨诸公》一文中写道，“他（翁同龢）绝没有想到，这次停购外洋枪炮，竟会对海军的覆没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几天后（6月17日），李鸿章致函前驻日公使黎庶昌，大加批评户部以一己之利而罔顾国家安危，“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国家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为谋者耶？”
在清帝国内部党同伐异之时，6月底至8月初，北洋海军正雄赳赳气昂昂的跨上访日之路。如果说出行前北洋诸君还是自居为优势一方的话，访日后或许更算得上“色厉内荏”。7月30日，“丁汝昌电李鸿章，称刘步蟾力陈中国海军战斗力远不如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
然而，对中日海军境况一清二楚的李鸿章终究没能够挽回户部的决定，9月10日，奏复户部称“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
就在1891年，李鸿章输给了翁同龢，北洋海军也输给了日本海军。正是从1891年到1894年这几年北洋海军的“空窗期”，日本海军却迎来大肆扩军，“吉野号”、“松岛号”‘“千代田号”等新式主力战舰均购买（建造）于这一时段，不仅军舰吨位数量追上了北洋海军，并且凭借新造之利在航速射速等高端技术指标上实现全面超越。
正如姜鸣所言，“中日海军的力量对比，在1891年，中国还略占上风。但由于停止购舰，使得日本后来居上，短短三年，形势逆转”。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在“1891年”这一节的最后也耐人寻味的写道，“据林乐知《各国新政记》称，本年中国海军占世界第8位，日本占第16位”。似有盛世最后一幕之感。
更别说，也还是在1891年，还发生了一些看起来不起眼但同样影响了1894年的的“小事”。比如，英国因为琅威理受辱事件，拒绝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海军合作自此陷入低谷，北洋海军的军级与训练水平一落千丈。
综观姜鸣的两本海军史著作，及最近接受梨视频采访时所提到的“在舰船以外，日本海军测绘、宣传，甚至饮食的正规程度也大大超越了北洋海军”，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相对训练水平、后勤水平、军纪、士气、士兵文化程度等等植根于制度的软实力全面落后，北洋海军最后底牌就是“硬件”本身。凭借国力与财政实力的体量优势，北洋海军如果不能在舰船硬实力上“碾压”日本的话，这场战争自然毫无胜机。
更刻薄的说是，北洋海军的唯一机会在于，依靠舰船硬实力的领先，浇灭日本海军的开战欲望。只要不开战，李鸿章还可以继续做他的裱糊匠。
偏偏在1891年，北洋海军却提前输掉了最后一张底牌。
但若细究起来，北洋海军硬实力的被赶超，难道不是源于中日政府支持力度这一“软实力”上无法逆转的落后么？你有北洋垫付颐和园，人家有天皇自己掏腰包，你有党同伐异翁同龢，人家有万众一心买大船。
所以，北洋海军曾经真的有过机会么？
来源：http://dajia.qq.com/original/dajiabooks/zmy20171218.html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读后感(三)：姜鸣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的考据与编纂（上海书评）
作者︱郑诗亮 刊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就读之时，姜鸣先生就已在历史系的沈渭滨教授指导下，开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这也成为他三十多年来持续的学术兴趣所在。而最终呈现出的学术成果，即为《龙旗飘扬的舰队 :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与《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两部恰好互补的专著。 前者于2014年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出了“甲午增订版”，而后者则在增补、修订之后，于今年暑期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全新面目问市。而姜鸣的另一学术兴趣：晚清政局及相关人物研究，也与他的近代海军史研究相得益彰，在这次修订当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1 从1994年您出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年是因为怎样的契机，使您想到编写这样一部书的？
姜鸣：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历史起，就按照业师沈渭滨先生的要求，从阅读史料和编撰大事记入手，进行史料的收集整理。1991年，经海军前辈杨志本同志推荐，和裴端、张炜等同志的关心下，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内部印行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同年，我的第一本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使得我对海军史课题的研究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体系。1994年，在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刻，又将该书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为题，经大量增补内容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学术界披露了更多的中外档案文献，我自己也不断阅读奏折、报刊、信札、日记文集和各种视觉照片，比如《光绪朝朱批奏折》、咸丰朝至宣统朝《上谕档》《李鸿章全集》《张佩纶家藏信札》《北洋纪事》，以及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我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
2 您这部《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基于《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做了大量修订、补充，这二十多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研究有了哪些突破和发展，它们又是如何体现在书中的？
姜鸣：采用编年体的大事记展现历史场景，是历史学最传统的表达手段。虽然作者自己并不直接阐述观点，但依靠以年月日记事所形成的历史自身逻辑，产生出强大的说服力。用钱钢的比喻，这是“中国近代海军从毛细血管到骨骼到肌肤艰难发育的史实”，读者通过阅读，对其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波澜，可以了然于胸。
我曾经说过，历史犹如散落在沙滩上的破碎镜子，赶海者不用太费力便能拣到一些残片。在不同的光线下，镜片都折射着熠熠光彩。问题是，当细碎的镜片与石英砂混杂的时候，赶海者能收拢多少残片并在多大程度上复原那面镜子？收集是复原的前提，靠的是勤奋；复原是收集的成果，凭的是智慧。历史虽然难以完全复原的，但沿着时间走廊，把收寻到的残片逐一定位，毕竟能够接近事件的本来面目。现在，本书新版易名《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全书内容增补过半，在1860-1911年五十一年间，共纪事三千一百四十七天，大约占六分之一， 共计事四千四百余条 。就我自己的指导思想而言，就是让破碎的镜子复原得更为完整，也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补得更为翔实丰富。
3 钱钢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所做的序言中说，谈及中国近代的海军发展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人们好谈体制、观念而轻视技术，“中国近代海军史充满了不应被忘却的‘技术’成就”，而您本人也是崇尚实证、关注技术的学者。那么，能否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本新著从哪些方面反映出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过去被我们忽略的技术成就呢？
姜鸣：现代化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还包括大量具体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以及掌握这些技术和装备的人。现代化是一步步走出来，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我在《史事编年》中，记录了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尤其是上层统治者和官员）在观念认知程度上的启蒙和破局，也记录了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的突破。以海军为例，涉及工业——江南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的建设；教育——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现代学堂的创办和新式教育的起步，还有向英法派遣早期留学生；装备更新——造船、购舰枪炮弹药制造；基地建设——大沽、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青岛）的港湾、船坞和防御炮台；编制和薪酬——“三洋海军”还是南北两支的战略策划， 海军衙门的设立和 北洋海军成军，以及官兵的收入待遇；军官和士兵——人才培养和奖惩，训练和晋升；腐败——军官的权利、 陆地居住和盖公馆（房地产）。当然也包括战争——日本侵略台湾、 朝鲜壬午兵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以及最后在辛亥革命中的起义。这样就把海军的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变迁的大格局中观察，使得专题史的研究在岁月这棵大树中展现出枝繁叶茂。
马幼垣先生曾说：“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我在编写本书时，尽量努力地去介绍各类舰船。本书索引显示全书共提及了四百五十余条中外舰船，同时为中国各舰队、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所拥有和建造的所有的百余艘新式舰只编制了技术参数列表。
4 我们知道，您对晚清政局，尤其是张佩纶这一关键人物有强烈兴趣和深入研究，那么，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与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有哪些交叉点？或者换句话说，这两者是如何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呢？
姜鸣：张佩纶对海军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882-1884年。他积极为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出谋划策，先是在总理衙门设立海防股，还推动建立统领全国海防力量的海军衙门。他力主对外抵抗，加强对日本和法国势力的防御。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时，勇于承担责任，到马尾前线指挥防务，这些在二十多年前都不曾被学术界所知晓和关注。张佩纶其实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的少壮派官员，他有眼光、善学习，力图在中枢大员和主持实务的实力派官员中建立起一个操作结构，由此也深深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后来在马江之战中遭受的失败，是清廷外交斗争失败和防务体系自身薄弱的直接结果，他却成为派系倾轧的替罪羊。后人对他不应该报以简单的轻视和嘲笑。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远比日本困难和曲折。这里面，涉及整整几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转变，涉及中国人如何面对西风东来而重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甚至涉及体制的变更，张佩纶只是一个代表人物。其他人，上至皇帝太后亲贵，下至官员士兵书生，都在主动和被动地适应时代的变迁。可以想象，当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次招生，第一次向英法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每个涉事家庭都会有激烈的讨论，因为新的抉择必定会引起子弟的人生不可预测的变迁。以往历史著作的主角常常是少数杰出人物，讲他们先知先觉、忧国忧民，但真实的历史是千百人一起参与创造的。《史事编年》作为一种编年文体，不直接描写具体人物的命运，但我从史料的角度，保留下两千一百多位中外人物，还做成索引，以便研究者、后代家属来寻找和深入研究。我相信，在历史的过程中，每一朵生命之花都有自己的色彩和灿烂。
5 您在书中谈到，自己对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得到了诸多同好友人的帮助，能请您详谈一下吗？如今互联网上兴起了中国近代海军热，也涌现出了一批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年轻人，不知您对他们有没有关注？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是个奇特的领域，一直云集着大量业余爱好者和网络朋友。当年我踏进这个圈子时，学院派的学者戚其章、孙克复、关捷先生主要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后来还认识了王家俭先生。军队研究海军史的，有苏小东等人。此外还有山东威海甲午战争博物院的朋友。把海军史作为军事史的一个门类来研究，在国外很盛行，当年在中国却真的人数稀少。我在专业学者眼里，也算业余人士。但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痛，关心这段历史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建网站、写文章，渐渐就成为强大的生力军。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悦、孙建军、张黎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将业余爱好变为学术专业的，如吉辰读了茅海建教授的博士，现在是高校中新一代的薪火相传者。甚至还有老年爱好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荣休之后，竟全力以赴改行研究海军史，成果斐然。
新一代的研究者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能将中国近代海军放到世界海军发展潮流中研究，包括舰型、火炮、炸药、轮机，也包括海军建设和海战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参与打捞“定远”舰的水下考古。我和他们经常接触，从他们那里接受新的思路和材料，朋友们还为《史事编年》的内容修订，人名、舰名考订提出很好的建议。
最近我在阅读英国最著名的海军战略家朱利安·斯塔福德·科贝特的名著《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科贝特（1854-1922）当年的身份是律师。而本书译者吕贤臣，则是北海舰队的青年军官。真的，海军史研究圈子确实藏龙卧虎、人才辈出。
6 最后，站在甲午战争过去一百二十二年的今天，作为对中国近代海军史事作了如此详尽的爬梳与考证的学者，您如何评价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能够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是晚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被动做出的防御反应。从军事角度来看，它带动军种创新、海防基地建设、近代职业军官队伍的养成，也带动了造船工业、院校教育、西方医学等等变革，从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最大的教训，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清政府缺乏明确的国家战略指导海军战略，似乎建设海军只是抵御来犯之敌，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又缺乏完整应对方略，完全是被动的消极反应。究竟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全然未曾想明白。这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方针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建设新式海军，是其国家“脱亚入欧”、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其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绝非“因为对手有，我也要拥有”这样一种简单理由。所以当朝鲜出现与清政府对峙的机遇时，日本就集中一切力量，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去争取国家战略目标最大化。
二是清政府以及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李鸿章将海军消极地用作海岸防御力量，没有积极出击，寻求主力决战以争取军事主动权和制海权，更多时候还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与最初发展海军所强调的理由恰好相悖。在海军的使用上消极保守，仅仅用作护航兵力。相比日本海军所具有的旺盛求胜意识、保障优良的装备和军械、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差距十分明显。
三是海军中存在的腐败，这个问题目前揭露得比较清晰。福建船政所属舰船在建军初期就存在的管带吃空饷，北洋海军军官在刘公岛违规置地搞房地产出租，都显示出一支军队如无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风气，都会削弱战时克敌制胜的能力。 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放到今天来看，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读后感(四)：近代海军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
作者 | 尚晓岚 刊发于《北京青年报》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开篇有一句题词：“本书献给为发展中国海军和海权不懈努力的人们。”回头去看，姜鸣研究近代海军史有偶然性，或许也有一种下意识的自觉。晚清海军是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一个缩影，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的巨大伤口，注定了近代海军史是一部“痛史”。姜鸣认为，晚清海军以现代化军事改革来带动中国的工业、教育、港口建设、官制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但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对于民族兴亡、现代化进程的自觉关切，意味着近代海军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海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1 海军史和大飞机，一条贯穿的暗线
姜鸣的朋友圈里，除了历史方面的内容，还经常出现国产大飞机的消息。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中航民用航空电子公司的董事，渊源要早得多，犹如“宿命的因缘”——四十年前，他是一名参加中国大飞机的起点“运十”研制的普通工人。
1976年，姜鸣中学毕业，进入5703厂（后更名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技校学习，接受了颇为严格的职业教育。两年后进入总装车间工作，他和师傅一起，亲手为“运十”02架装上了驾驶杆。1980年，他离厂上大学，后来“运十”下马，中国民航工业历经曲折……几十年过去，昔日的技校已经拆除，当年的厂房变成了美术馆。终于，今年5月5日，姜鸣亲眼目睹了C919成功首飞，“往事点点滴滴，宛如就在眼前。我和我的伙伴，是中国民机发展的见证人。”他感慨，也欣喜，5月5日当天就写下文章，“今年四五月间，好戏连连。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利对接，国产航母下水，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29进行了首次地面滑行试验，中国先进制造业正在迸发出井喷的辉煌，向世界展现出巨大的生机和力量。”
“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出自姜鸣笔下，就不大有那种报告文学式的空洞感，而是让人感受到他真挚的关切和自豪。“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是不需要‘灌输’的，希望国家强大、富裕，这是骨子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关注着也参与着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社会上有很多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不是在抱怨。抱怨无助于事情的解决。”他对青阅读记者说。
面向读者的讲座，姜鸣侃侃而谈。其中一讲的题目是“海军是大国兴衰的镜子”，他从刚刚参加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年会谈起，集成电路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商品，“你不投入就要买，你不做这个领域，就永远进不去。”姜鸣说，“中国芯”和“中国心”，都很重要。
从海军史、近代史的研究，到大飞机和“中国芯”，姜鸣的业余爱好和本职工作，或许并非全无关联，有一条暗线将两者贯穿——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他说：“一个个五年计划实际上也是持续不断的工业化过程，是工业化带来了农药、化肥、化学纤维等等，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现在你可以看到，国家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
和现实中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同，姜鸣的历史研究，瞄准的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点——晚清，一个最屈辱、最艰难的时代。
2 近代海军史，不仅是书斋里的学问
70年代末，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很不错的选择，工厂的师傅给姜鸣算过一笔细账，认为他上大学“不划算”，姜鸣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身为上海人，首选自然是复旦，他报了历史系和经济系。两个专业他都喜欢，他说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将历史系写在了前面。作为备选，他也报考了北大，填专业的时候，把两个系的顺序颠倒了一下。
结果是第一志愿录取。1980年，姜鸣迈入复旦的校门，那时的历史系，有周谷城、谭其骧、杨宽诸公坐镇，金重远、朱维铮、姜义华等等还是中青年骨干，而姜鸣很幸运地遇到了教授中国近代史的沈渭滨先生，从大二开始，就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治学之路。
“当时的近代史研究是按照专题来的，比如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等等，大家各吃各的饭。沈老师希望建立一个跨越性的近代军事史体系，纵向的有海军史、陆军史、空军史，横向的是军制、后勤、军事教育等不同领域。”姜鸣记得非常清楚， 1981年11月18日晚，他应沈渭滨先生之邀参加了校内一个学术小组的活动，沈先生建议他选一个方向，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
像很多男孩一样，姜鸣小时候也喜欢军舰、飞机、大炮，收集过舰船图片，做过船模，后来也曾因电影《甲午风云》的“撞沉吉野”而热血沸腾，也许是记忆在瞬间复活了，他选了海军史，此后漫长的研究就源于这个有点偶然的承诺。
师生二人计划用十年时间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海军史专著。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姜鸣一头扎入史料的海洋，开始了细碎而艰辛的耕耘。那时大学的学习气氛浓郁，借阅古籍便利，但没条件复印，获取资料只能手抄。姜鸣至今保存着一份手抄的《北洋海军章程》，是他从图书馆借出，发动班上六位同学用一个晚上抄下来的。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除了上课开会、吃饭睡觉，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图书馆，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离开复旦后，获取史料变得有难度了，姜鸣想办法解决，“一是利用各种资源借，二是有经济能力了就买，三是复印，四是后来可以网上检索了。”
沈渭滨先生给姜鸣定了规矩：“从专题研究入手，先做大事记和资料长编。没有完成大事记和资料长编不写论文，没有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题论文不写专著。”90年代初，姜鸣完成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和《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初稿，两书互为补充。前者是一部编年体史料集，增补了大量的记事和图片之后，即是如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被业内视为研究近代海军史的必备工具书。后者则是严谨厚重的近代海军史专著，多次增订再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即使离校、转行，姜鸣还是实现了和恩师的约定。“沈老师组织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做军事史，到最后完成的，除了一个进入空军院校的同学，就只有我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1860-1911）》的开篇有一句题词：“本书献给为发展中国海军和海权不懈努力的人们。”回头去看，姜鸣研究近代海军史有偶然性，或许也有一种下意识的自觉。晚清海军是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一个缩影，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的巨大伤口，注定了近代海军史是一部“痛史”。姜鸣认为，晚清海军以现代化军事改革来带动中国的工业、教育、港口建设、官制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但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
“研究近代海军史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对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社会的思辨过程。中国近代海军从创建到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使我的心灵震颤不已。”姜鸣说，近代海军史既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课题，同时又包含了许许多多人对中国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的铭记和反抗，以及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对国力增长的渴望。直到今天，也没有哪所高校开设专门的近代海军史的课程，但是它聚集起很多热情的民间研究者，而且出现了水平极高的“专业爱好者”。对于民族兴亡、现代化进程的自觉关切，意味着近代海军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海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千里海疆，百年沧桑。2014年——甲午战争120周年，《龙旗飘扬的舰队》推出“甲午增补本”，姜鸣写了一篇后记。文中写道，站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他不由得想起北洋水师，想起袁保龄修建旅顺口基地在黄金山炮台上写下的对联——
大海澜回，忆从前唐战辽征，往昔英雄垂信史；
高山天作，愿此后镐京丰水，中兴日月丽神州。
3 一个个人从史料中站起来了
1984年，姜鸣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学术道路平坦，将来可以预见，对此他并不满足。“平心而论，我以为自己是个能耐寂寞、能坐冷板凳、能吃苦做学问的人。但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有轰轰烈烈做番事业的雄心，总想多涉猎人生，以使有限的生命更丰富多彩。”一年后，他调离复旦，先在机关工作了七年，90年代去了国企，“一是想直接感受世纪交替之时社会的变化，以加深人生阅历；二是锻炼自己的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
离开高校，意味着历史变成了纯粹的爱好，意味着从学术规则中松绑，但繁忙的工作使姜鸣的研究只能在业余进行。他擅长利用时间，来北京出差，总是抽空去探访晚清的遗迹，气派的园林、破败的故居、消失的风景，他把有些胡同逛得比老北京还熟。他的写作，从学术专著转向历史散文，研究兴趣也过渡到晚清的政局与人物。1996年，他出版了《被调整的目光》，2006年修订为《天公不语对枯棋》，2015年又推出《秋风宝剑孤臣泪》。
这两本散文集，运用丰富的图文史料，钩沉历史细节，实地走访，连缀历史与现实，考证扎实，感怀议论皆见分寸，行文流畅潇洒，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获得了平衡。而且，和史学界比较忽视人物研究不同，姜鸣把注意力放在了“人”上，李鸿章、张佩纶、李鸿藻、张之洞、翁同龢、康有为、严复……晚清的关键人物在他笔下一一登场，新旧嬗变的复杂，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令他感同身受。
采访姜鸣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不爱讲“大道理”，喜欢讲故事，谈起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真的“如数家珍”，津津有味：张佩纶怎样成了李鸿藻和李鸿章的联系人，翁同龢被罢免当天的微妙遭遇以及同一天康有为的行踪，第一代海军军官叶富的早逝与一位叛匪的“逆袭”……一个个历史细节被他的笔挖掘和汇拢。“不是什么洋务派、保守派，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可能在政治观念、学术思想，在趣味上形成一个团体，可能在某个政治问题上走近、结盟，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又敌对。”姜鸣说，“材料看得多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就在你面前站起来了，回过头来，就会理解他的思维逻辑和各种决策。”姜鸣相信，“人际关系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巧妙的润滑剂，有时人与人的交往与重大决策有关。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不关注、不了解，那就只剩了从奏札到奏札的硬邦邦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与人的关系。”
早年阅读的《万历十五年》、《光荣与梦想》是姜鸣心仪的历史著作， “怎样写历史”是他关心的话题。他写过一篇介绍美国畅销历史作家塔奇曼的文章，标题叫“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姜鸣自信每一篇散文都可以改写成论文，事实上《男儿怀抱谁人知——细说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一文（收入《秋风宝剑孤臣泪》），他确实用论文的方式写过一遍，名为《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国内外报刊、旧影像等等，姜鸣加以甄别选用。他有保留地看待当事人的回忆录，认为使用这类文字要慎重。还有，要合理选择研究题目，如果无法看到足够的档案和可靠史料，“花了半辈子去做的学问，可能被一个很简单的材料就推翻了。”
90年代，姜鸣写下《莫谈时事逞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一文，认为“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子虚乌有，是康有为出于政治目的杜撰的。这是他解读史料的心得，之后他就把这个题目丢开了，学界近些年来对康有为的热烈讨论，他并不关心。或许，治学方法、历史视野和现实经验，共同塑造了姜鸣的态度：“后人应当设身处地地理解先人、再现先人，研究他们的思维逻辑、强点和弱点，以及这一切给历史带来的影响；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曲解先人、强奸先人，把他们当作表述自己观念的传声筒。这个观点自然算不得新潮，但真正以此指导学术，说真话，抒真情，不欺世，不欺己，却是很不容易的。”
进大学的时候，姜鸣曾立下志愿，无论生活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放弃历史专业。近四十年过去，他真的做到了。同时，对于在不同阶段从事的每项工作，他也全力投入，毫不含糊。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保有充足的个人空间，两者对于他显然不矛盾。
历史并非一视同仁，它赐予人们不同的礼物：有人获得智慧，有人堕入虚无，有人指点江山，有人寂寞自守，有人激扬奋发，有人怨恨难平……姜鸣收获的是什么呢？从他身上，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清明的理智，务实的精神，或许还有一分对历史进程的感怀：“不见得我的思考就一定对，我也没有方案，我也只是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小人物。我们都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但可能就是大家在一起努力，历史才会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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